上海市区东南角，有一家特殊的医院。病床前面的信息卡，除了个人信息，还写着案由，运输毒品、诈骗、抢劫……毕竟，这里是监狱总医院。
有一些病犯看起来比较特别：身材消瘦，面色偏白，有的面颊深陷、眼圈发黑，像熬了很多大夜，有的掉了好多牙齿，30岁出头看起来像60多岁。他们就是在押的艾滋病罪犯。
既是艾滋病人，又是服刑人员，同时失去自由和健康，他们总把“反正活不出去”挂在嘴上。有的病犯拒绝治疗，会向民警身上吐口水，还会用头撞墙，撞到鲜血直流。怎么和这些“最危险的犯人”打交道？如何让他们重拾生活希望？
治病也治心
参与制作的病犯之一是李明（化名）。当初，30多岁的他是被抬着进来的，看到他的检验报告，邱永生医生被吓了一跳：“CD4+T淋巴细胞每立方毫米只有5个！”CD4细胞+T淋巴细胞是判断艾滋病人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正常成人的CD4+T淋巴细胞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至1600个，小于200个，就会发生各种机会性感染或机会性肿瘤。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
满腿针眼，皮肤溃烂流脓，显示出李明“毒龄”之深。他极度抗拒治疗，还自伤自残，刚进病房就用头使劲撞墙，撞得满头是血。腿上的脓包也被他抠破，整个腿上脓血混杂，血肉模糊，救治与传染风险极大。邱永生和同事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把他抬到病床上，边安抚边清创。清创上药后，李明也没有力气再闹了。
邱永生是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感染科主任，这样的“惊魂时刻”他经历了太多。11月29日，首届上海监狱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在总医院举行，邱永生在发言时说道：“我们的艾滋病区成立于2005年，集中收治有住院需求艾滋病罪犯。他们有的放弃了自己，有时也被家属放弃，但只有我们不能放弃他们。”
“给一个艾滋病罪犯做手术时，因为抵抗力差，他开完刀后伤口一直长不好，我们每天给他换药，整整三个月伤口才愈合。”监狱总医院副院长谢旭峰说，与工作中的辛苦相比，无处不在的职业暴露才更危险。“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血液传播，只要和病人之间没有血液交换，是不会被感染的。所以口罩、面罩、防护服、鞋套、手套、帽子都是医护人员与管教民警必不可少的装备。”
医护人员也会多一个心眼，换药时有人多要一块纱布、一根棉签，护士的脑筋都要转一转，几条纱布可以做成一根绳子，棉签磨尖了也很危险。谢旭峰说：“每一个看似合理的请求都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我们会仔细权衡。”
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风险救治“坏人”呢？
“就医是权利，改造是义务。”谢旭峰说，生命权至高无上，罪行自有法律审判。
但民警也有忍无可忍，咬牙切齿的时候，有民警说：“瘫痪的要把屎把尿，年纪大的要送水送药，但有时尽心尽力给他治病，他给你提各种要求，制造各种矛盾，真的让人很失望很伤心。”但他们也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把这些罪犯管好，不然这个矛盾就会转移给家庭、单位、社会。”
谢旭峰说：“上海监狱的理念是‘把大墙内的人改造好，让大墙外的人生活好’。监狱总医院的管理原则是不抛弃、不放弃、不嫌弃，医务干警肩负着医生和警察两个角色，既有管理教育的责任，也要保障病人的生命健康，还要经常和病犯交流，既治病也治心。”
明天的太阳
“外面的人对艾滋病人能躲则躲，你们却天天过来，好像我就是个普通的病人。”阿恺（化名）喊住了来查房的邱永生，问道：“按理说这个病已经没救了，通过你们的治疗，我能活着走出监狱吗？”
“能！”邱永生给阿恺解释，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艾滋病早已不是不治之症，只要积极配合治疗，注意改善体质，同样能健康的生活。听到这些话，阿恺放下了思想包袱，开始配合治疗，原本连说话都没力气的他，慢慢可以参加正常的改造学习和身体锻炼。
阿恺曾经做过记者，当过编导，会弹琴、能写歌，创业做生意也很成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子”。在入狱体检中，他被查出为HIV病毒携带者。因为赌球和吸毒，昔日的天之骄子堕落入人生的谷底，朋友远离、妻离子散、父母垂泪，阿恺一度患上了重度抑郁。
阿恺答应了，他拾起创作的纸笔，记录下服刑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悟，也成为康馨园的常客。在为世界艾滋病日而作的歌曲《新生地平线》中，他唱道：“我们心中充满力量，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在迷茫中找到方向，用爱去传递正能量，迷途知返重新做人。”
康馨园里会定期开展太极、诗歌、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一系列康复训练活动和艺术矫治项目，帮助艾滋病罪犯改善不良情绪、纠正思想偏差、积极服刑改造，重树生活信心。很多以贩养吸的“瘾君子”、私生活不洁的诈骗犯、抗拒治疗的“顽固犯”都在这里重新找到生命的方向。
伊丽莎白（化名）是一名泰国籍女犯，入院初期，她每天都很恐惧，“我闭上眼就是发病时全身溃烂的模样，还能听见丧钟，看到死神在我床边，根本睡不着觉，担心一睡不醒，也担心被世界抛弃”。于是她留下遗言，两次采取了极端行为，都被总医院的民警将她拉了回来。
“得了艾滋病，就像海边的堤坝没有了，潮水随时随地可能冲进来，常人不在乎的小病，都有可能让他们致命。”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民警谢红霞说。
有人出去，有人进来。新来的病犯在经历震惊、恐慌、暴怒后，也不得不接受事实，在治疗、发病、再治疗中反复。
一次握手，让伊丽莎白记住了一位身材娇小的女民警。第一次谈话时，就很自然地握住了她的手，那是一双没有防护措施的手，让她感觉到自己是被世界接纳的，世界还是有温度的。后来她知道，这个民警的名字是红霞。
“每天都要查体、询问病情、静脉注射、抽血化验、手术操作，每次都是‘零距离’接触。在这些操作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会产生难以预计的后果，但对病犯来说，我们是她们生命最后的稻草。”谢红霞说，民警会给病犯科普，让他们正视病情，虽然艾滋病至今依然无法被治愈，可已经从绝症走向了可控慢性病。
这种坚持感染了伊丽莎白，虽然语言不通，但她开始信任这些民警，并写下感谢信：“重新看到太阳后，我还是觉得活着最好。非常感谢中国警方给予我的无私关怀和帮助，我感受到了中国法律的温度，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警察ok！”
李明的心结在于对母亲的仇视，他对邱永生说：“我妈亲手把我送进了监狱，不就是想让我死吗？我本来就是晚期，全身烂掉她才满意。”他不反思自己贩毒和屡次盗窃、扰民的错，却一味怪罪母亲，为了尽早结束生命，甚至还拒绝吃药。李明的CD4+指数跌至低谷，监狱总医院下发了病危通知书。
经过批准，李明的母亲前来探望，老人哭着对奄奄一息的儿子说：“刑期只有十几年，跟自己较劲，你的命都熬不了这么久，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医生、心理咨询师、社会帮教志愿者也及时介入，在住院的5年中，他逐渐打开心门，一步步走出了泥沼。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李明这样的幸运，被家属放弃的艾滋病罪犯不在少数。民警见过晚期病人在床上呻吟，想见亲人最后一面，但对方不肯来，甚至对民警说，“送进监狱就归你们管了，和我没关系，万一被传染了，不是拉我陪葬吗？”生命最后一刻，陪在病犯身边的，只有监狱医护人员和主管民警。
李明即将出狱，他说自己之后会在母亲的陪伴下，继续积极治疗。他给监狱总医院写了感谢信，感谢民警对自己的挽救和再造，“我会好好生活，奉公守法，活一天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