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交流日益频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活动逐渐增多，国内企业产品走向世界的愿望越来越迫切，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强。30年来，外语人才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队伍中就包括了一批又一批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外语人才。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技能型，高职高专的外语教学改革经历了从注重“语言知识”培养到注重“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从“单一培养模式”到“复合培养模式”的转变、发展过程。[1]
二、高职高专英专业语教学的发展与改革
在20世纪，受到传统本科院校精英教育的影响，高职高专外语人才培养中过度追求对语言知识的讲解，忽略了语言应用能力的训练，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缺乏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语言技能，无法突显高职教育的特色，在人才市场上缺少了竞争力。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交流活动中角色分工更细，同时受到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理念的影响，“语言+职业能力”的高职学生培养模式越来越明确，人才需求出现“复合型”趋势，语言的学习和训练不能再是单一的技能，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成了需求的主流。
针对如此的变化技能型，高职高专的外语教学及时做出反应。而作为外语教学中最主要的一部分，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更是密切联系实际，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方式调整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培养出一批批适应不同工作岗位的合格的高职高专英语人才。
(1)专业设置多元化
据一项问卷调查显示，目前市场对纯外语人才的需求在逐年下降，“外语+技能型”人才需求比例上升至66%。[1]因此，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办学宗旨的高职院校外语教育迅速调整了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上涵盖了商务英语、应用英语、旅游英语和外语教育四大类。其中应用英语专业方向设置，更是紧跟时展的步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先后出现了空乘方向、IT方向、国际金融方向、物流方向、国际会计方向和会展方向等。
(2)课程开发程序化
上述定位清晰的专业设置，在课程开发上也密切联系相应岗位需求，出现了针对性很强的“职业英语”或“行业英语”。区别于传统的“专业英语”，“行业英语”打破了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课程模式，建立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体系。十分注重语言实践交流能力和运用能力，更强调一个人在现代工作环境下的综合语言能力技能型，为高职学生开发最“职业”的英语，进入职场时可以拿来就用，例如旅游英语、商务英语、医用英语、物流英语、空乘英语、会展英语等。
课程开发过程中，英语教师深入行业一线进行专业调研，对某一职业或岗位(群)进行工作任务分析，形成按工作过程构建项目化课程。突出表现为：用职业技能表述课程目标、将工作任务转化为教学内容、以工作内容为载体设计“学习项目”。[1]
(3)教学方式技能化
结合行业英语的教学，必然要求探索发展出适合培养学生语言英语应用能力的教学方法与手段。近年来，高职英语的教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注重实践的教学方式：如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模拟教学法等，这些教学方式与传统的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法等相结合，获得巨大成功。
其中，高职高专英语教学中精品课程的建设则将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和教学方法的发展有效结合起来。例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从2006年至2008年连续三年分别有三种英语类课程成功申报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包括商务现场口译、商务英语和会展英语。[2]学院充分利用了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针对性地培养了一大批适应市场需求、深受用人单位欢迎的毕业生。
三、公共英语教学的发展探索
在高职高专英语专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公共英语教学同样经历了从本科“压缩型”向培养英语应用能力转变的曲折过程。[1]随着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公共英语的教学任务猛增技能型，教学理念需要不断更新，教学模式和考核模式逐渐转轨，需要努力探索有效的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体系。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多层次教育体系的成熟发展，高职英语脱离了普通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和中等专科学校的公共英语教学体系。在2000年，根据教育部“三教统筹”的部署，制定完成了《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对高职高专英语课程的性质和任务、教学目标、教学要求、语言知识和技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说明，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根据《基本要求》的阐述，要求以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摘要求、分级指导的原则。[3]
《基本要求》的出现，从多方面统一了对高职高专公共英语课程教学的认识：
1.对使用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测试等做出明确的说明。尤其是在教学目的和要求上提出了跟具体化的标准，增加了“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的教学目的，将教学要求细分为A、B两级，用“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A、B级”的语言测试方式更规范化地指导语言教学。
2.提出了语言教学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对日常的教学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技能型，其中，下列问题应该时刻成为公共英语教师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1)打好语言基础是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需要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强调打好语言基础和培养语言应用能力并重。
(2)正确处理测试与教学的关系，防止应试教育。
(4)积极引进和使用计算机多媒体、网络技术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改善学校的英语教学条件。组织学生参加丰富的英语课外活动，设法营造良好的语言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3]
为了能够按照《基本要求》的精神更好地完成高职公共英语教学，在实践教学中需要学习高职“行业英语”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公共英语教学的特点技能型，注重探索解决上述疑难问题的办法，对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师和他们具体的实践教学提出更多的要求：
(2)体现“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为此，教师应该有意识地了解学生的语言基础、语言学习能力、专业背景、就业岗位要求等，根据调查研究结果，适时调整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以期真正服务于高职专业教育。
(3)发挥多媒体等现代技术的教学优势。视频、音频、网络等丰富的资源充实了教学素材，直观刺激了学生的听觉、视觉等，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
(4)积极开发针对性较强，适应高职高专教育的公共英语教材，相配套的文字版、多媒体学习课件、电子教案、网络课程等在内的立体化系列材料，为学习者提供立体、互动的学习方式。
对照高职高专英语专业的改革与发展，公共英语课程教学同样经历了很多曲折。同时，公共英语的教学能够从中学习经验，使基础阶段的公共英语教学服务于学生的高职专业学习，突显高职高专教育的特色，满足将来职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刘黛琳.高职高专外语教育发展报告[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2]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网szpt.edu.cn
[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职高专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高职高专教育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网techorg.cn
[关键词]乌灵胶囊；重复经颅磁刺激；认知功能；老年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种发病率高、病程慢、社会负担大的精神疾病，多伴随认知功能改变，尤其在老年人群中，其认知损害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抑郁症目前临床常用的也是临床医生首选的治疗方法是抗抑郁药治疗，但老年患者对西药治疗的耐受性和依从性差，且治疗后很多患者仍残留认知损害。目前抑郁症的病因仍未明确，而抑郁症的认知功能损害较常见，尤其是老年期抑郁障碍，主要影响其执行功能、注意力和记忆能力，对社会功能影响较大。迄今抑郁症的主要治疗方法有西药[如选择性5-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治疗、电休克治疗及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transcranialmagneticstimulation，rTMS）等。各种治疗方法都被证实具有抗抑郁作用，但由于老年群体合并躯体疾病较多、耐受性差等[1]原因使得副作用增加，治疗依从性较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1.2方法
实验组服用乌灵胶囊（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20521，每次0.99g，每天3次，疗程8周）合并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英国Magstim公司生产的rTMS治疗仪，每周一至周五，每天1次，强度采用80%阈值，频率10Hz，部位左前额叶背外侧，脉冲数100，总计8周，40次）。对照组单用安慰剂胶囊（0.99g，每天3次，服用8周）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参数同实验组）。两组均不合并使用其他精神类药物，如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苯二氮类药物等。
1.3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治疗前及治疗8周后分别行HAMD评定[4]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cardsortingtest，WCST）。本研究选用中译版的HAMD-17版本进行评定，其中9个条目为0～4分的5级评分；8个条目为0～2分的3级评分[4]。由两位经过培训的经验丰富的临床主治医师在治疗前后分别进行评定。
采用计算机程序进行WCST评定[2-4]，WCST是一种单项神经心理测定方法。它所测查的是根据已往的经验进行分类、概括、工作记忆和认知转移的能力。本测验共设有13个测量指标，本研究记录总应答数、正确反应数、持续错误数、随机错误数和完成分类数来评估执行功能。
对每一治疗节点两组的测试评分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减分率来判断治疗的有效性，通过治疗前后及两组之间的评分比较来判定两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差异及对认知功能的影响。通过治疗8周的HAMD减分率评定疗效，HAMD减分率≥75%为痊愈，50%～
1.4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6.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8周后，实验组临床痊愈17例（28.33%），显效19例（31.67%），有效17例（28.33%），无效7例（11.67%），总有效率为88.33%。对照组临床痊愈15例（25%），显效20例（33.33%），有效14例（23.33%），无效11例（18.33%），总有效率为81.67%。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46，P>0.05）。
2.2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8周后HAMD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8周后HAMD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两组治疗前后WCST测试结果比较
实验组治疗8周后WCST测试中总应答数、持续错误数、完成分类数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8周后总应答数、完成分类数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8周后WCST测试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神经生化学研究发现糖皮质激素升高及5-HT、γ-氨基丁酸（GABA）功能不足在抑郁症认知功能损害中可能起一定作用[1]。神经解剖学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额叶皮质、海马和杏仁核及小脑的血流灌注、体积异常等可能与其认知损害有关[5]。使用西药抗抑郁药物治疗后，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可能会有所改善，但仍然会有轻度损害，特别是记忆和执行功能，使得老年抑郁症发展成进展性痴呆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应重视抑郁症认知功能的治疗，使病程缩短，促进抑郁症状缓解及认知功能恢复更加彻底。
rTMS的作用机制包括：①通过不同频率刺激改变大脑皮层神经兴奋性，双向调节大脑神经兴奋与抑制功能之间的平衡。②增加多巴胺、5-HT、谷氨酸，调节受体的敏感性。③对基因表达的影响。④对脑血流、代谢、内分泌的影响。研究认为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抑郁症的治疗有效率达到80%以上，而对认知功能无损害，联合药物治疗能加强早期疗效，对早期改善症状，增加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有一定的意义，但未能明确对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2-3]。
在中医理论中，老年抑郁症属于“郁症”范畴，《内经》的《灵枢》认为“人忧愁思虑即伤正”“人或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即伤肝也”，认为情志不舒、气郁不伸导致脏腑不和而出现血瘀、气滞、火郁等抑郁症的表现。老年人任脉虚，肝气衰，发病以肝肾渐虚、衰少、髓海不足为病理基础；以思虑过度、心气营血暗耗，或忧郁恼怒、气郁痰迷、阳越于上为病因；以脏腑功能失调、阴阳不交、神志失守、思绪无轨、精神抑郁为病理改变。
乌灵胶囊是以我国珍稀药用真菌乌灵菌经现代生物技术精制而成的纯中药制剂，内含腺苷、多糖、甾醇类及谷氨酸、GABA、色氨酸、赖氨酸等19种氨基酸，还含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多种成分，具有补肾健脑、养心安神等功效[6]。动物研究显示：乌灵胶囊能够提高脑内谷氨酸活性及激活GABA受体从而发挥镇静催眠作用，促进淋巴细胞DNA合成，提高机体免疫力，提高造血功能，发挥抗疲劳作用等[7-9]。临床研究显示，乌灵胶囊具有改善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及各种躯体疾病伴发的抑郁状态的作用，且安全性良好[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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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工智能；英语教育；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一、人工智能的积极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英语教育领域的应用，将对大学英语教学资源、教学模式与大学生二语习得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二）丰富了大学英语的教学方式传统的大学英语授课往往以线下课堂教学方式为主，而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丰富了大学英语单一的教学方式。可利用网络平台，如雨课堂、慕课平台等，开展大学英语线上教学模式或者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使用新的教学模式和不同的教学策略可以提高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进而有助于提高大学生英语习得的效率。
（四）形成了大学生英语习得分析数据库人工智能技术是以大数据为依托，可以跟踪和记录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和课后学习等各种信息数据，进而可形成大学生英语习得数据库。基于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方法，如数据挖掘、关联性分析和回归预测等，可以挖掘大学生英语学习背后的规律特征，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而构建每个学生的英语学习画像，如学生的线上学习状态、课程作业完成情况、测试成绩和学习方式等。可为教师形成可视化的学生个体和班级整体的学情分析报告。因此该数据库有利于教师掌握每位学生的英语学习状态，掌握学生个体差异，为调整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与策略提供支撑。同时，上述数据为大学英语教学与大学生英语习得的研究也提供了数据支撑。
二、人工智能的消极影响
人工智能在大学英语教育领域对教师与学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他们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三）对师生关系的消极影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学英语教学，将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得到弱化。学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很好地收集到自己需要的各种英语学习资源，如在线课程、英语讲座视频和英语文本资料等，甚至可以通过自学的方式完成英语学习任务。但这些将弱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情感，从而隔阂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2016年1月，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学院的教授AshokGoel，借助IBM的Watson人工智能系统创建了一个在线机器人JillWatson，并将其作为课程教学助理。其目的是帮助教师回答学生通过在线论坛提出的大量课程问题。通过几个月的反复调试，JillWatson的回答已经能够达到97%的正确率。现在，机器人助教已经可以直接与学生沟通，不需要真人助教的帮助。这项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使用，解决了AshokGoel教授的助教人数不够，难以及时回答学生提问的困境，增加了学生参与在线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在线学习的留存率。
这只是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小试牛刀。虽然有专家预测在未来十年内不会看到人形机器人替代教师进入课堂，不过地平线报告2016年基础教育版和2107年高等教育版都预测未来五年内人工智能将会在教育行业普及。
教育行业已有的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
Woolf等人在2013年提出了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应努力解决“五大挑战”：①为每一个学习者提供虚拟导师：无处不在地支持用户建模、社会仿真和知识表达的整合。②解决21世纪技能：协助学习者自我定位、自我評估、团队合作等。③交互数据分析：对个人学习、社会环境、学习环境、个人兴趣等大量数据的汇集。④为全球课堂提供机会：增加全球教室的互联性与可访问性。⑤终身学习技术：让学习走出课堂，进入社会。
这些研究，基本上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的每一项技术——自然语言处理、不确定性推理、规划、认知模型、案例推理、机器学习等。“智能导师系统”就是基于这些研究和技术而开发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类似的成熟产品包括Tabtor（hellothinkster.com）、CarnegieLearning（carnegielearning.com）和FrontRow（frontrowed.com）。2014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一项试验发现用智能导师系统的学习者比使用其他教学方法的学习者获得的成绩更高。
人工智能在教育行业的新发展
1.人工智能批改作业
目前，人工智能批改作业已经相当接近真人教师了，除了选择题、填空题外，作文的批改能力已经大幅提高。美国斯坦福大学已经成功开发出一种机器学习程序，能够批改8～10年级的作文。随着图像识别能力的大幅提高，手写答案的识别也接近可能。就连占有美国标准化考试60%市场份额的全球最大教育企业——培生公司也认为，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出现在教室并提供足够可信的评估。据培生公司近期的报告IntelligenceUnleashed推测，人工智能软件所具有的广泛的、定制的反馈能够最终淘汰传统测试。
2.人工智能实现一对一辅导
自适应学习软件已经能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撑。据2011年VanLehn的一项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在某些特定主题和方法上比未经训练的导师更具有效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导师能在学生出错的具体步骤上给予实时干预，而不是就整个问题的答案给予反馈（Corbett&Anderson，2001；Shute，2008）。
自适应学习在拉美地区正在兴起。AndréUrani市政学校的学生使用人工智能软件Geekie观看在线课程（视频和练习）。Geekie为学生提供每一步的实时反馈，并随着学习的进展来传授更为精细的课程内容。
早在1984年，本杰明·布卢姆的研究就提出一对一辅导能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模拟一对一辅导，以更好地跟踪、适应和支持个体学习者。这将是人工智能在教育中更高层次的个性化学习应用。例如，比尔·盖茨看好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或个人虚拟导师，能在学生面临挑战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随时随地回答学生的提问；还可以为学生订制学习方案和规划职业发展路径，并引导学生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可以匹配聊天机器人或虚拟导师的面孔和声音来满足学生个人喜好。对比网页界面的自适应学习系统，这才是真正做到了一人一导师。
4.人工智能改进数字出版
教科书等课程材料并非总是完美，传统印刷出版让课程的修订变得过于缓慢。这不仅是生产工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纸质课程材料无法快速获取使用者的反饋来识别缺陷所在。而数字化出版在人工智能的支撑下能彻底改变这一现状。
人工智能可帮助使用者快速识别课程缺陷。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Coursera的提供者已经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当发现大量学生的作业提交了错误的答案时，系统会提示课程材料的缺陷，进而有助于弥补课程的不足。
另一项人工智能在数字化出版的应用是自动化组织和编写教材。这是基于深度学习系统能模仿人类的行为进行读和写。ScottR.Parfitt博士的内容技术公司CTI就依据这项技术帮助教师定制教科书——教师导入教学大纲，CTI的人工智能引擎能自动填充教科书的核心内容。
随着自然用户界面和自然语言处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熟应用，课程材料的数字化出版也会有更新的形态——不再局限于书本或网页的形式，聊天机器人和虚拟导师将成为内容表达的更好的方式。
5.人工智能作为学生
多年的研究表明，教会别人才是更好的学习，即learning-by-teaching。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DanielSchwartz正基于这一理念来开发新的人工智能产品。他联合了多个领域的专家一起开发了人工智能应用——贝蒂的大脑（Betty’sBrain），让学生来教贝蒂学习生物知识。试点研究发现，使用这一方法来学习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成绩更好，且在科学推理上也更胜一筹。
类似的研究和开发还有瑞典隆德大学的TimeElf和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SimStudent，这两个人工智能产品也是基于learning-by-teaching而开发，让学生在教会机器人知识的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另外，人工智能还推动其他教育方法和技术更好实现。如让虚拟现实学习环境更具沉浸感；给学生带来更多动手实践的机会；提供基于丰富学习分析的仿真和游戏化学习场景等。
关键词：人工智能影视教育课堂在场价值观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社会媒介化发展的特殊产物，不仅能够建构起智能媒介化的信息社会，更能深入到传媒研究领域，引导影视传媒研究朝着“互联网+教育”的方向发展。当前影视传媒教育正面临重要的转型阶段，如何通过媒介信息技术调整现有的理论学习模式和教学培养目标，已经成为影视教育进行改革创新的突破口。基于人工智能为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影视教育正致力于从“刀切教育”迈向“精准教育”，从“课堂缺席”转为“课堂在场”，从人才培养模式到教育信息平台搭建，都在不断强化智能教育培养，力求为影视传媒教育的智能化改革和实践提供决策依据。
一、影视教育智能化发展的应用价值
智能化影视传媒研究是教育信息化极为重要的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拓宽了影视传媒教育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在技术手段、渠道搭建、傳媒伦理等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消除数据鸿沟，发挥智能传媒教育技术赋能和知识平权的双重功能。影视传媒研究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性教学，以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为教育目标。教育学者是影视文化传播的驱动者，因个体间存在传播技能、信息储备和交往行为方面的差异，造成影视传媒教育具有严重的知识鸿沟。在影视研究学者步入算法教育的重要阶段，智能教育平台可通过读取人的反馈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调整每一位受教育者的天赋类型。与此同时，教育学者能够充分利用算法技术和人工智能手段，获取定制化的影视资源和学习条件，以技术逻辑引导学习流程，用分析框架提高教学模式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强化教与学的变革场景，激活文化创作的想象力和逻辑性思维，使科技创新在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的引导作用下，从一般的理论教学形成智能媒介化的信息教学模式，从单向传授转变为双向互动的学习教育模式。
2.拓宽学习渠道，推动教育形态从理论课堂到智能媒体教育课堂的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与影视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正引发起一场新的教学革命。从教育手段和学习途径上来看，原有的课堂教学已无法满足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求，大数据催生出的智能化影视教育，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间搭建起新的算法课堂，利用人工神经网络简化理论教学的概念，又通过具有超强运算能力和通讯能力的技术手段协助实践操作。例如，人工智能照相机作为辅助型的教学工具，被运用于智慧课堂的摄影实践教学中，借助云端技术和物联网连接远程数据中心，可以帮助不懂摄影技术的学习新手尽快了解电影拍摄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技能，推动教学场景从应用性教学到智慧型课堂的氛围建构。人工智能与影视教学的跨界融合，成为智能传媒教育进行颠覆式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教育形态正逐渐从智慧课堂过渡到智慧校园，从传统的理论范式过渡到智慧媒体的应用型范式，帮助构建起新的学科话语体系。
3.重视传媒伦理，推动智能化影视传媒教育价值观和技术性的生成。人工智能是以追求效益为初心的理性工具，在技能研发阶段尚未对伦理规范提出强制要求，技术伦理向来是人工智能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影视传媒教育则是以培养学生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为出发点，重视以道德审美为核心的理性意识。智能化传媒教育将信息技术和影视教学进行结合，使得理性工具得以同理性意识深度融合，人文关怀建立在技术作用之上，这既是培养受教育者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需要，亦是强化人工智能技术伦理的有效途径。人工智能时代，强调智能化影视传媒教育技术性和价值观的生成，与其说是建立在影视教育应用场景上的技术伦理规范，不如说是借信息技术完成对传媒伦理和受教育者价值观的理性建构，让人工智能发展紧密联系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问题，加深技术手段和教育学习的彼此作用，从而获得传媒教学在伦理层面的共识。随着传媒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以内容为载体的影视教学活动意味着要担负起更重要的教学责任，学科研究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必须以注重传媒伦理和技术伦理为教学基础，重新建构现有的伦理道德观念，为人工智能技术注入价值观的活的灵魂。
二、影视教育智能化发展的风险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赋予影视传媒教育极大的应用价值，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潜在的风险问题。
2.智能教育应用场景缺乏思考，其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挖掘。当前，智慧课堂、智慧校园的出现奠定了智能传媒教育的基本雏形，依靠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支撑的智能传媒教育，在平台搭建层面已出现显著性成果，但对应用场景的深度和广度挖掘还存在明显问题。影视教育智能化应当以追求个性化和定制化教育为目标，崇尚的是终身学习的教学理念，不应当将人工智能技术仅局限于传统的教学课堂，除了要从“线下”走向“线上”，还需要考虑到以人机交互为主要形态的教学应用场景，挖掘人工智能教育更多的应用情境和展现方式，从而对影视课堂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价值提供合理的在场性证明。
三、影视教育智能化发展的转型实践
面对智能传媒教育的风险与挑战，影视专业更应当立足于自身的教育发展特色，从人才培养模式、应用场景建设、教育资源整合等方面，推进影视教育智能化发展的转型实践。
1.从“灌输教育”走向“精准教育”，创建新的人才培養模式。智能传媒教育范式的自主性建构，应当立足于对传统教学效率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颠覆。基于当前影视传媒智能化发展在人才培养模式层面的不足，其转型实践需要从受教育者的个性化需求出发，在师生、家长和社会的通力合作下，创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利用碎片化学习完成系统化的学习过程，逐渐从“灌输式教育”走向“精准化教育”。例如，人工智能时代对影视学生的培养更趋向于“以个人为导向的系统化学习”，通过前期对受教育者的大数据整理，对每一位同学的逻辑性、想象力、创造性和沟通能力等进行分析，从影视理论和影视创作两大方向出发对受教育者形成定制化的学生画像，并提供针对性的智慧作业，帮助教师采集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实现规范化的信息管理。可以预见的是，智能传媒时代，“互联网+教育”学习模式的生成，在推动知识平权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价值，成为影视教育智能化追求的重要转型路径。
2.从“课堂缺席”走向“课堂在场”，打造新的传媒教育平台。人工智能不仅要改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样也应当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学习应用场景。过去的影视研究多局限于单一的课堂场景，采用课上理论和课下实践的方式进行授课，完成影视教学的闭环。人工智能时代，影视传媒教育应当调整原有的受教育模式，通过搭建合理的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可以巧妙地将课堂场景与智能技术结合起来，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加多样性的教学应用场景，从而实现成长课堂的“在场共生”。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带动影视制作的推陈出新，通过搭建智慧超媒体系统，将电影屏幕从影院搬到校园，自动生成无穷界面。与此同时，影视传媒的智能化还可以帮助教师自动生成电影梗概，将理论性教学转变为可视化形象，使电影理论同定制化的影像人物之间建立匹配关联，让教育场景从线下逐步延伸到线上，为影视研究提供重要的云服务。
3.从“媒教分离”走向“共建合作”，实现产研学的自主对接。影视教育智能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理论与实践的融和，帮助构建起传媒教育和传媒业界的良性生态关系。传媒教育智能化也可以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学习效率和工作效率，通过优化教育资源，带动影视内容的高质量生产、影视人才的高质量创作。因此，从“媒教分离”走向“共建合作”，引导产研学的自主对接也成为了影视教育智能化转型实践的有效探索。未来的影视传媒发展，能够抓取海量资源建构独立的影像景观模型，为机器人参加艺考创造可能性，并且也可以紧抓电影内容的智能化生产，从前期的电影脚本自动化写作到后期的虚拟演员个性化定制，系统均可以对剧本创作、电影拍摄等课程进行精准化评估，从中筛选出符合影视公司要求的作品，进入后续的市场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