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英国的《心灵》（Mind）杂志在1922年第31卷上刊登了一组“三人谈”，论题是“历史学和科学是不同的知识吗？”三位作者分别是柯林武德、A.E.泰勒、F.C.S.希勒。柯林武德着眼于“求同”，针对习以为常的看法——科学追求普遍性而历史学探讨特殊性，认为这种划界方式是一种认识谬误，历史学与科学都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求知过程，而个体兼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泰勒强调要“立异”，认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科学家负责解释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学家还要说出他对事实为何如此发生的理解。希勒更多地倾向于认同柯林武德的观点，希望在上述二者之间做出调和，强调科学和历史学的功能有别，前者面向未来，而后者面向过去，同时彼此之间互有借助。
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我们用简化的方式把以往的答案分为三类：第一，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历史学已有悠久的传统，其独特的价值与功用不需科学的加持也能得到证明；第二，现代历史学吸纳了自然科学的方法，成为有自己特性的一门科学，科学就是它的本质属性；第三，尽管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于历史学，但历史学还有不适用科学方法的对象和内容，因而它终究不同于一般的科学。
历史学走向科学化
及其思想的反弹
不过，这种将历史学提升为一门科学的实践，是否在理论层面经得起推敲，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大问题。这一问题正是史学理论在19世纪的起点。这么说，是否忽略了18世纪理性时代那些思想家们的贡献？其实不然，他们尚未看到历史学在19世纪发生的新变化，所思考的问题方向更多地落在历史的本性而非历史的认识上。如果说，19世纪末《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两书是从正面总结“科学的历史学”的原则与方法，而德罗伊森、狄尔泰则代表的是，在德国学术界内部，对于历史学“科学化”倡导的怀疑和反思。在德罗伊森看来，历史学绝非像孔德所认为的那样，可以将历史事实当作自然事实一样来研究。狄尔泰及其后学沿着德罗伊森的方向，反抗自然科学的霸权，试图开辟自然科学之外的另一块知识领域——文化科学。
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的历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逐步传播到欧洲之外，产生了世界影响。与实践领域相比，历史学在理论层面的自我反思却是步履蹒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柯林武德将科学概念理解为一种系统的理性的知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且各有各的方法。他所致力的目标，就是努力将那些错误引入的自然科学思维从历史学中清除出去。
对元问题的追问
在史学理论领域，观察19世纪后期以来的学术发展，大致可以区分出欧陆和英美两种趋向，就像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习惯使用的观察方式一样。欧陆趋向更加偏重历史学与生活经验的连接，乃至会强调其在现代科学之前更深远的思想根源；英美趋向是在柯林武德之后所开辟出来的研讨方向，更多的是逻辑分析，重心落在如何完善历史知识的可靠性论证。当然，具体学者并不容易归类，比如柯林武德，他虽然是英国思想家，但其思想底色更接近于欧陆趋向。整体而言，相对于18世纪的历史哲学以历史本性为核心，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重心在于发展历史知识的认识论，也就是总结19世纪取得突破的历史学实践经验，后者无论我们称之为兰克史学、科学的历史学，还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典范。因而，现代西方史学理论所提出的一切具体的问题，其前提预设是关于历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某种理解。
如前所述，“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答案可分为三类。德罗伊森以及其他德语学者发展的是第一类答案，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的使命远不止是弄清事实，它还是对人的生存本性的理解途径。换言之，历史学是生命之学。不管你是否愿意称之为科学，它与以自然世界为对象的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二类答案，其中包括两种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将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标准，另一种是像柯林武德那样，将自然科学、历史学均视为科学，而不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持前一种态度的是那些把历史学的使命视为确立事实、发现规律的历史学家，持后一种态度的就是类似于柯林武德这样的批判者。第三类答案，可以将何兆武视为代表，历史学的本性是合二为一的，一半是科学，一半是生命之学。用他的表述方式来说，就是历史有两重性，包括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应的历史学也有两重性，包括理性的与非理性的部分。
对于17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的发展态势，何兆武认为，由笛卡尔开创了一条理性主义的路线（“以脑思维”），自然科学和启蒙运动的成功，进化论与实证主义的胜利，都要归功于它，分析哲学就产生在它的延长线上；由帕斯卡开创了另一条非理性主义（不是反理性）的路线（“以心思维”），到19世纪末形成了对于前者的反弹，生命哲学由此发展而来。如果参照这种思想分野，再来看现代史学理论中的认识分歧，那么，在前者眼中的历史学，理应成为一门科学，而在后者眼中，它应该是生命之学。
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如果我们把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任务规定为严格地、真实地再现过去所发生过的人类经验，那么，作为生命之学的历史学，其使命就是对古往今来的人类生存处境的理解与体悟，进而还应作出自己的选择与评判。二者理应兼容，而不是偏废。但是，就以往的理论研讨来看，后者所得到的重视远不如前者。作为生命之学的历史学，它的根基所在，帕斯卡广为人知的一段话足资说明：“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是一个或几个专门领域的专家，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绝不浪费笔墨，总是要发现新的史料，讲出新的故事，解答悬而未决的难题。历史学的写作，就是历史学家自己站在审判台上，展示他自己心灵的强与弱、善与恶。一个能称得上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们对他/她的期待，就不仅仅是见微知著的史料解读、探幽索微的侦探手段、炫人耳目的书写技巧，还有他/她的人生，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勇气与良知。
以上讨论限于19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大体上可以说，是科学主义的大行其道与反对派的轻吟低鸣。如果我们将传统悠久的中国史学纳入视野，不难发现上述第一类答案，或者说作为生命之学的历史学，在古代中国史学的实践与反思中有颇多可以相互参照的思想材料，或许在未来，这些中国史学的经验可以为史学理论的反思提供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