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算上今日我们身边的所有不幸，与其他人比起来，我都有着难以置信的幸运。我很感恩，在如此神奇，如此美妙的土地上活了这么久。如果我还能活着看到孩子们长大，还能继续享受和谐的生命，继续在此间生活，该有多好。但即便这一切都不确定，我都欣然感激命运的安排……我有种感觉，在这里，还有很多未竟的使命，但我们没人知道，如何扛过最后这场、即将到来的最猛烈的飓风……”
1944年底，心情复杂的海森堡给母亲写信。柏林的狂轰滥炸还在继续，而德国的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他准备迎接这场狂风暴雨的洗礼，却不知道，在飓风正式来临之前，暗潮已经涌动。
就在此时，他收到了物理学家谢勒（PaulScherrer）的邀请，希望他到瑞士的苏黎世讲学。他和谢勒算是老相识了，彼此很熟，况且战前谢勒就已经邀请他讲过一次，谁会想到，这次又有什么不同。
可这一次的确没有那么简单。谢勒事实上是被美国中情局特工伯格（MorrisBerg）利用，而后者真正的意图则是趁访学之际刺杀海森堡。谢勒本人极端的反纳粹，之前就多次协助伯格做事，他以为伯格的目的只是探听情报，不会想到是刺杀。
当然，刺杀这样一位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绝非小事，伯格应该是受到了上级的指示。这位上级便是大名鼎鼎的格罗夫斯（LeslieGroves）将军，也是奥本海默电影里那位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总指挥。伯格一早从海森堡给同侪文策尔（GregorWentzel）的信封邮戳上，知道了海森堡的藏身地黑兴根（Hechingen），并通知了格罗夫斯。
曼哈顿计划的军方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左）
图源：维基百科
对纳粹率先造出原子弹的忧虑一直是盟军最大的心病。许多物理学家，尤其是逃离纳粹统治的那些，尤其忧心忡忡。毕竟，核裂变是1938年德国科学家首先发现的，而海森堡和魏茨泽克（CarlFriedrichFreiherrvonWeizscker）等德国专家也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领导者。很多人判断，德国在核武器研发方面可能领先有两年之多。
海森堡深度参与德国的核武器研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早在两年前的1942年，因为实在是担心德国率先造出原子弹，海森堡的两名前同事曾向盟军建议，趁他在当年年底苏黎世讲学之际实施绑架，或者至少当面讯问，“套出”一些有关德国核武器研制进展的信息。
时隔两年之后，同样是在苏黎世，剧本再次上演，结局却可能更为惨烈。
在联邦理工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讲演结束后，晚间，海森堡做客谢勒的私人晚宴，伯格后来回忆称，他那时就坐在海森堡旁边，子弹上了膛，竖起耳朵仔细倾听这位著名人物的言语。而此时的海森堡，似乎对德国的败局颇为伤感：“如果我们赢了这场战争该多好”。
幸运的是，直到晚宴结束，伯格并没有扣动扳机。他是没有机会下手还是临时收到上级指示故取消了计划已不得而知。事后看，可能和大局势的发展有关，海森堡已经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既然事实上德军拥有核武的威胁已不存在，如果选择在此时刺杀这位久负盛名的物理学家，未免节外生枝，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海森堡的危险绝不仅仅来自外部。
不信任
在此番接受谢勒邀请之前，海森堡坚持向其说明，此番公开演讲只讲科学，不涉政治。他的小心不无道理，瑞士虽然是战争的中立国，但处在几个国家中间，间谍如潮水般泛滥，无孔不入。他很担心，即使是这样的学术交流，自己的一举一动很可能被本国情报人员监视。
然而，谨言慎行的他还是被抓住了辫子，起因就是他在谢勒的私人晚宴上说了德国会战败——按照纳粹的法律，谈论战败等同于叛国，会被处死。亲德的间谍把这些话报告给了盖世太保，党卫队随即对海森堡和魏茨泽克（魏茨泽克的妻子曾陪同海森堡去苏黎世演讲）展开了全面调查，并把此事反映给了德国核武器研发项目的总负责，时任帝国研究委员会物理部主任和核物理全权代表的格拉赫（WaltherGerlach）。当着党卫队官员的面，格拉赫表现得大为惊骇，说海森堡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党卫队官员似乎对这一回应很满意，便不再追究，海森堡侥幸逃过一劫。
海森堡曾说，“……在一个集权的国家，很深的不信任是存在的，而且必然存在，即便是在紧密工作的同事之间”。事实上，如此的不被信任已经不是第一次。他应该还清楚的记得，早在他参与原子弹研制之前，攻讦与猜忌就已经肆无忌惮。
物理学家斯塔克
结束1944年底在苏黎世的访学，海森堡得以安全返回德国。如今的首都柏林已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而盟军的轰炸还在一刻不停歇地进行，与此同时苏联军队正稳定西进，眼看兵临城下。（二战期间柏林大部分地区在1943-45年盟军空袭和1945年柏林战役中被摧毁，盟军投掷了67,607吨炸弹，摧毁6,427英亩的建成区，约125,000名平民死亡。）
房屋倒塌、设施毁坏，断水停电，柏林已非久居之地。核项目总负责人格拉赫下令，所有的人员和设施撤离柏林。他们的目的地是西南边陲小镇黑兴根，距离斯图加特以南60公里。
早在一年前，面对盟军的轮番轰炸，时任帝国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的施佩尔（AlbertSpeer）下令，如果空袭之下工作没办法开展，所有的战争研究机构就自行撤离，另寻他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海森堡选择了黑兴根，这个偏僻的西南小镇离他家人所在的乌尔费尔德（Urfeld）不远，而且或许也是更重要的是，靠近西部的盟军势力，远离东部的苏联。到1943年年底时，海森堡领导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三分之一的人员都迁移到了黑兴根。
黑兴根成了德国物理最后的避难所。核裂变的发现者之一哈恩(OttoHahn)在柏林的化学研究所炸毁后也逃到了黑兴根附近的泰尔芬（Taifingen），而魏茨泽克在斯特拉斯堡沦陷前，也已经和家人逃到黑兴根。
到1945年1月，海森堡以及剩余的所里的同事均悉数到达。海森堡本来还打算把在乌尔费尔德的家人也迁过来，但早些到来的同事和他们的家人已经占据了所有的住宿空间，海森堡本人也只能租住在朋友家里，而他千里迢迢从柏林运过来的家具只能堆放在地下室。
在这无比仓促的逃亡途中，海森堡和同事竟然还在准备他们的也许是最后一次的核反应实验，地点就在黑兴根西侧的小镇海格尔洛（Haigerloch）。小镇中心有一座近乎垂直的山崖，山崖之上矗立着教堂，山崖的底部开凿有一个酒窖，为核反应实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隐蔽所。
三月初，海森堡以及同事完成了组装，开启了试验。他们把几百个铀块串成几十串，悬挂起来，就像一串串茶包，然后往池中注入重水，祈祷水注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稳定的链式反应。他们手头倒是有一块镉，设想如果反应失控，可以将其扔进罐中阻止核反应，但其实没人知道，这个办法是不是来得及。但每个人似乎都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誓要在世人面前证明，他们第一次实现了稳定的链式反应。（他们不知道的是，物理学家费米领导的芝加哥1号堆在1942年12月2日已经做了临界试验）但可惜的是，直到所有的重水都注进去了，还是没能达到临界点。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如果超过临界点，引发核爆，他们定会被当场炸死。海森堡很快的计算出，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铀和重水，也许他们还可以从另一个由物理学家迪布纳（KurtDiebner）领导的试验组那里借些，但已经为时过晚。盟军已经在逼近，迪布纳最终于4月8日逃离其试验前哨斯塔蒂尔姆（Stadtilm），与导师格拉赫一起撤退到了慕尼黑。
被囚
1945年的3月底，也就是海森堡最后一次核反应实验失败之际，执行阿尔索斯任务的专家们随着前线部队挺进到了海德堡。通过审讯在那里的物理学家，综合之前所有的情报，如今，他们已经掌握了名单中的所有德国核专家的藏身之处。格罗夫斯发出指示，务必一网打尽。
不过，还有一个困难需要解决。按照2月盟军召开的雅尔塔会议（TheYaltaConference）的约定，除美国、英国、苏联外，法国拥有第四个占领区，而这个区域正好位于西南，这意味着，要擒获这些专家需要进入拟定的法国势力范围。
1945年4月，帕斯（右）在黑兴根
参与阿尔索斯任务的兰斯代尔（JohnLansdale）上校建议，“我们的感觉是，那里的人员和物料都应该抢先在法国之前由美国人截获，如果办不到的话，那就尽可能的完全毁灭。”对整个地区实施空袭或地毯式的轰炸不失为一个策略，但这时的法军实在太过于近了。最终，执行阿尔索斯任务的前线指挥帕斯（BorisTheodorePash）决定，亲自率领一支特别部队实施抓捕。
参考资料：
[1]BeyondUncertainty,Heisenberg,QuantumPhysics,andtheBomb,DavidC.Cassi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