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从来都对历史上的爱情故事与香艳八卦津津乐道，却很少将“情感”视作一个行为分析和历史分析的基本维度。这背后的原因和脑科学的发展有关。一战以后，脑科学逐渐兴起，科学家开始摆脱“颅相学”的迷信，并运用解剖学和神经学分析人类大脑。目前在学术界受到广泛承认的脑功能区理论来自美国学者麦克林，他将人类大脑分成三个基本层次：爬行脑、哺乳脑和新皮质。
根据科学研究，爬行脑控制人类的本能，哺乳脑掌管情绪，新皮质则负责理智。脑科学的研究证实了“情绪”对于人类行为和活动分析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德国社会学家诺贝尔特埃利亚斯和著名史家赫伊津哈都开始在著作中尝试描绘人类行为与情绪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崛起以来，“情感史”就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显得非常小众。
约翰和阿比盖尔：纯真爱情造就伟大家族
亚当斯家族，从左至右：约翰·亚当斯、昆西·亚当斯、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三世
无人会料想到，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竟溯源于1762年的一场社交聚会。当时，尚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约翰·亚当斯随朋友参加世交史密斯家族的聚会，遇到了一个“娇小而羞赧”的17岁女孩阿比盖尔·史密斯。两人四目相交，年轻女孩清纯而温柔的目光让亚当斯犹如被子弹般击中，内心震颤不已。短暂的聊天让亚当斯惊讶于阿比盖尔竟然懂得这么多的诗歌、文学、哲学和政治。阿比盖尔虽然也算系出名门，但自幼体弱多病。且在当时的性别观念中，女孩毋须接受太多教育。阿比盖尔因此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在母亲的教导下成为了一个“忠实的读者”：母亲教会了她阅读与写作的本领，而她父亲、叔叔和祖父的庞大图书馆则提供了优质的阅读资源。在殖民地时代，阿比盖尔是极难得的自学成才的典范。通过阅读，她接触到了莎士比亚、弥尔顿;通过写作，她影响了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而她的丈夫和孩子又影响了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
阿比盖尔：男权世界中的杰出女性
斯特恩斯指出，情感史研究的一个妙处就在于它可以和既有的研究范式相结合，从而生发出与众不同的新视角。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中刮起了强劲的社会史风潮，“种族、阶级和性别”成为历史学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和分析范畴。现在，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论眼光以今视昔，就会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经典爱情故事中充斥了太多的男性视角。无论是女扮男装的祝英台，或是与法海苦苦缠斗的白娘子，都为自由的爱情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一个男权的世界中，女性的角色被固化，女性的情感被遮蔽，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
阿比盖尔所处的殖民地与革命时代的美国，无疑也是这样的一个男权社会。但她却通过自我的塑造，改变了自己家庭内的小氛围。当时通过爱情与婚姻的手段来实现阶级跨越以及大家族联姻的社会现象广泛存在，而阿比盖尔和亚当斯的结合是少有的因纯粹爱情结合的范例。婚后，阿比盖尔一直扮演着主动的角色，因她所受的教育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她与亚当斯维持着平等的家庭地位，夫妻间也经常就各种家庭、工作和时事交流看法与意见。亚当斯非常尊重妻子的态度与意见，在他当总统后，他还经常向妻子咨询各种国家事务上的意见，被时人嘲讽为“夫人总统”。后世的历史学者也经常开玩笑地将亚当斯称为“妻管严”。或许正如“美国之音”在介绍阿比盖尔的节目中所说，“阿比盖尔·亚当斯更像一位现代女性，虽然她生活在殖民地时代”。
美国第一夫人画像：阿比盖尔·亚当斯
在独立战争前后，亚当斯为了美国革命的事业四处奔忙，特别是他负责的外交事务使得他不得不长途跋涉去欧洲工作。在通讯技术不发达的过去，两人只能通过书信来保持交流。阿比盖尔一直坚持书信的写作，其信件被后世学者编辑成书，成为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更重要的是，这些书信展现了一位18世纪女性美丽独特的心灵与丰富广博的视野：
这封写于1774年8月19日的信件，有着令现代人汗颜的文采、情感与思想。阿比盖尔担心远处在外的丈夫，也担忧尚不明朗的时局。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她一方面要照顾子女，一方面要打理家庭的农事，却仍有心情阅读颇为艰深的《古代历史》，并“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快乐和乐趣”。而据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柯基·罗伯茨描述，与阿比盖尔相比，亚当斯其实更渴望与她的相聚：
“他(亚当斯)每天都给她写信，说‘你一定要过来，一定。没有你在身边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根本没法儿干!你一定要过来!’这些信件变得越来越多而且语气愈发强烈。因为他是如此严重地依赖于阿比盖尔，特别是在决定事务的优先次序以及他该如何做政治决策上。”
1784年，阿比盖尔带着女儿娜比来到了法国和亚当斯团聚。1797年，阿比盖尔成为了总统夫人，并在随后成为了白宫的第一任女主人。
阿比盖尔的女性意识
2008年，HBO出品了一部名为“约翰·亚当斯”的七集迷你电视剧，在IMDB和豆瓣上都获得了9分左右的极佳评价。影片中，著名演员保罗·吉亚玛提将亚当斯这位“圆胖先生”刻画地活灵活现，而另一位知名女演员劳拉·琳妮则将阿比盖尔自强不息的性格与其对亚当斯和子女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展现了许多这个“第一家庭”不为人知的生活侧面，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便是因为亚当斯忙于公务，家中子女的教育主要由阿比盖尔负责。而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阿比盖尔和丈夫有过一些小小的争执：
“如果你抱怨儿子们的教育受到了忽视，那我又该如何去提及我们的女儿们呢她们每天都处在对教育的渴望之中。在对孩子们的教育活动中，我愈发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我真诚地希望可以有一种博雅教育的方案存在，可以对我们的下一代有实实在在的益处。……如果说，拥有英雄、政治家和哲学家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想，我们也应该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这个世界或许会嘲笑我拥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坚信早期教育对于女性的重要性。”
更有趣的是，在革命紧要关头的1776年，阿比盖尔写信给亚当斯，称希望他考虑在新的“美国制度”(特别是宪法)中顾及妇女的发展和利益：
“我猜我们或许将会有一整套新的法律了，我希望，当你们去创造这部法律时，要牢牢记住女性的贡献，而且要比你的先辈们更慷慨地支持她们!不要把无限的权力放在男人们的手中。记住，只要有可能，男人都会变成暴君。如果不能给予女性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我们妇女肯定会酝酿一场反叛，我们是不会受制于一种既无法选择也不能代表我们权利的法律的。”
这段话在英文世界被广泛引用，并被认为是美国妇女解放思想的源头之一。
在阅读史料与论著的过程中，我愈发感觉到甚为惊奇的一点，便是阿比盖尔的头脑与心灵中蕴藏着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她自幼顽强不息的自学精神，表现在她对于时局以及两性关系的判断，也表现在她对奴隶制的痛恨上。在革命时代的建国之父群体中，亚当斯夫妇是几乎唯一一个不拥有奴隶的开国功勋。阿比盖尔明确表示“奴隶制是一种罪恶并且终将危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她曾不顾众人眼光，帮助一个自由黑人学习读写并接受基本的教育。在18世纪一切尚不明朗的氛围中，阿比盖尔预言了美国女性与黑人的平权运动，她甚至根据自身经历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推行以经典人文著作为核心的博雅教育。阿比盖尔不会想到，她的教育改革方案日后成了美国精英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共和母性”的最佳诠释者
1980年，以美国知名女性历史学者玛丽·诺顿和琳达·克尔伯为代表，美国早期妇女史的解释框架得以重构。之前的研究认为，在早期共和国历史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妇女的主要活动被局限在家庭之内，美国革命对妇女也没什么实质上的影响。而诺顿的大作《自由之女：革命时期美国妇女的经历》以及克尔伯的《共和国妇女：革命时期美国的才智与意识形态》则重新描绘了早期妇女史的画卷。
诺顿认为，“革命的平等话语为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提供了语汇，共和主义教育也培养了最初的妇女领导人”。美国革命也是一场女性的革命。而克尔伯则进一步提出了“共和母性”(RepublicanMotherhood)这个概念：“妇女在家庭内也能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通过把共和美德传递给儿子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从“共和母性”的角度出发，阿比盖尔无疑是这个概念的最佳体现。阿比盖尔的自我塑造和努力经营，不仅仅成就了她的丈夫和大儿子这两位美国总统，还奠定了亚当斯家族成功的基石，并进而影响了美国。如今，女权运动方兴未艾，我们更应该认真地去学习和了解不同性别的历史和现状，尊重每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和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仔细听，阿比盖尔的思想仍然在不远处传来回声：记住女性的贡献吧!(Rememberthela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