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舍勒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本文考察了这样一段思想史上的事件：弗洛伊德的德文原著，在被翻译成英文并且冠名为“标准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系统性变化。本文发现，在弗洛伊德标准版英文译文集之中所存在着的翻译问题，不能仅仅从译者的学术主张来解释，而是要将其与精神分析的传播发展共同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去理解。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精神分析的知识理性化的过程。在这个理性化过程中，在弗洛伊德原著中所关心的灵魂问题变成了科学式的心理问题。而最初促成这一变迁的“学科”意识，恰恰是后来在该学科中埋葬精神分析的原因。
关键词：灵魂，心理，知识的理性化
爱者与认识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古老冲突贯穿着整个现代史。
——舍勒，2014:137
在《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结尾处，皮特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曾以精神分析为例来说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旨趣：“社会科学家们目前对于从精神分析而来的理论存在着兴趣。无论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如果他们并不将这些理论视为一种‘科学’的命题，而是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中一种极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实在建构的合法化而加以分析，那么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就会大不一样了。”（Beger&Luckmann,1967:188）虽然本文的研究旨趣并非来自于这一段话，然而如果从这一段话入手来理解精神分析，那么会发现，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社会学理解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在精神分析的世界中，关于“经典”的界定通常并不复杂，指的就是弗洛伊德的作品。而另一方面，当我们具体考察世界范围内弗洛伊德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的载体即其经典文本时，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了。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塑造弗洛伊德形象的，更多要归于其英文译本，而这一译本并非“原著”。
在精神分析的发展历史中，弗洛伊德本人在其德文原著中的形象及其理论，都伴随着弗洛伊德标准版英文译文集的出版而发生了变化。在英文学界，关于这一变迁的研究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文本比较转向了知识社会学的旨趣，并因此而颇具社会理论色彩。在标准版英译文中，除了写作风格的变化之外，在一系列核心概念和案例的翻译过程中，弗洛伊德的原著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分析的理论诉求、弗洛伊德本人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本人通过其原作所呈现出来的形象，都在英译本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弗洛伊德本人对于该译本的变化并非一无所知，然而态度却很暧昧，既表达过对于英文译者的信任，又对精神分析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充满了疑虑。不过，无论弗洛伊德本人的态度如何，精神分析的文本和精神分析的实践本身，都必然要脱离其创立者，而卷入进更大的社会系统与历史趋势之中。在本文看来，弗洛伊德的作品本身，其对译本的暧昧态度，英译者的翻译立场以及精神分析本身的发展，共同构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知识社会学场域。精神分析的“原知识”在其传播变迁过程中的“理性化”是该场域的主要特征。本文并无意于追认某种真正的“原知识”，而是试图通过对于该场域几种纬度之间的变迁与紧张关系的研究发现，对于弗洛伊德的改造，可能是我们理解弗洛伊德及其思想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二十世纪之世纪知识现象的基础。就此而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本身，而非其社会与政治理论，已经具有了社会理论的意涵。
一．从德文到英文：弗洛伊德作品翻译过程中的理性化现象
1.文本作为载体
不过，冠以“标准版（StandardEdition）”之名，并不意味着翻译上的准确。尽管翻译很难有“绝对准确”一说，然而研究者还是发现，以斯特拉齐为主要译者的标准版译文集中的英文作品，与弗洛伊德的德文原文比较起来，发生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改动。与此相应，弗洛伊德本人的形象在从德语世界到英语世界的转变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弗洛伊德的影响力主要是从英文学界扩展到全世界的，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弗洛伊德的通常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经由英文标准版译文集而来。
2.英译本中的理性化现象
总结起来，在其一系列关于弗洛伊德的英文标准版译文集的翻译问题研究中，文本的理性化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概念的理性化
在贝特海姆看来，该英文版误译的核心在于：标准版译文集中将原著中的灵魂（Seele）一词翻译为了“心灵(mind)”。这一翻译将弗洛伊德机械论化，抽离了Seele概念的深度意涵。贝特海姆认为，在将Seele翻译为mind的过程，实际体现了一种在英文译本中对于弗洛伊德之工作的科学化努力，也就是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及其对于人之行为的影响，以及在这其中所体现出的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思考，转译成为一种抽象化的、去个人的、高度理论化的与机械论的、关于人之心灵的复杂工作。
所以，在弗洛伊德那里，精神分析其实是灵魂分析。在德语中，psychoanalyse，分为两个部分，其中psycho来自于Psyche，在弗洛伊德所熟知的古希腊神话中，塞姬的形象通常是年轻美丽，同时生有翅膀—代表着灵魂或者超越性的性质，同时代表了“美丽、脆弱以及虚空的性质”（Bettelheim，1982：15）。塞姬与艾洛斯（成年丘比特）之间的故事，表达了在从性爱向真正的爱欲式快乐经验提升的过程中，由艾洛斯所代表的美，和由塞姬所代表的灵魂的渴求。Bettelheim认为，这才是弗洛伊德真正想要用爱欲一词所表达的意思。就此而言，精神分析中的精神一词，在弗洛伊德那里其实是灵魂的意思，而分析则是科学化的检查、分析之意。精神分析，其实是对于灵魂的科学理解，探讨灵魂之中不为我们所知的那部分内容的机制及其对我们行动的影响。
患者回答：“Itoccurstome…”
在这一最为典型的问答中，尤其在患者的回答中，所隐藏的前提是，这并非是我自己所想到的，而是It发生在我的脑海中的，这才是Einfall的本意。在“小汉斯”一文中，弗洛伊德更是明确说出了这一精神分析自由联想法的基本与实质逻辑：没有任何精神活动是自由的：
“在精神生活中不存在随意性（Freud,1941:337-338）”。
然而，freeassociation这一翻译尤其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基于理性而产生自由想象的幻觉，而这与弗洛伊德在诊所治疗中的方法论原则背道而驰。
上述这些概念的翻译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从中可以发现，弗洛伊德作品英译本的基本理念在于，将精神分析理性化与专业化。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从早期的译者布里尔(A.A.Brill)到琼斯（ErnstJones）与斯特拉齐（JamesStrachey），普遍采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来翻译精神病学术语。即便是在原文中非专业性的日常词汇，也被翻译成了学术化的语言，以体现其专业性。
总结起来，在系列包括核心概念和日常概念的翻译中，存在着一种典型的特征：体现为专业化和学术化的理性化。
（2）.译文的理性化
上述核心概念的误译特征，与英译本的另外一个典型特征有关：弗洛伊德写作艺术的清除。作为歌德文学奖得主，弗洛伊德是一位技艺高超的作家。他运用最为普通的日常德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作品本身即是出色的德文典范，更像是一种文学作品。但是在英译文中，弗洛伊德变成了一位晦涩难懂的思想家/医学专家。在这一方面，马宏尼总结出了如下几种的“修改”（Mahony,1986,1984,1989）。
首先，这一变化去掉了在弗洛伊德原文中丰富的地方性经验、德国文化传统、犹太人传统以及与现实的关联。以其早期的案例《凯瑟琳娜》为例。在对于这一案例的翻译中，斯特拉齐将患病的女孩卡萨琳娜在与弗洛伊德的交谈中所发出的两次惊叹Jesses，分别翻译成为了Heavens，以及Goodness。这一翻译上的变化去掉了Jesses作为Jesus不洁的变形的意涵；更重要的是，在德语中，Jesses与Julius的发音是相同的，而Julius不仅是凯瑟琳娜现实中的父亲和她所钟爱的哥哥的名字，同时也是后来她的丈夫和她第一个儿子的名字。斯特拉奇的翻译毫无疑问取消了这一感叹在凯瑟琳娜无意识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于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另外，由于原文是弗洛伊德根据自己的记忆所完成的，所以事实上对这一词语的考证，也是理解弗洛伊德的重要线索。
译文中德国文化传统被清除的典型例子是，Psychoanalytictreat这一翻译。弗洛伊德的原文PsychoanalyticheKur本身所蕴涵的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在英译文中消失了（UweHenrikPeters,2001:67）。
其次，这一翻译中去掉了许多弗洛伊德原文中隐藏的性的意涵。仍然以《凯瑟琳娜》为例。凯瑟琳娜在回答弗洛伊德的提问时，说：“当时太暗了，什么也看不到；另外，他们俩人都穿着衣服。哦，要是我知道我对什么感到厌恶就好了！”
这一句的英文译文是：Itwastoodarktoseeanything;besidestheybothofthemhadtheirclotheson.而德文原文为：diewarenjabeideangezogen[inKleidern].Angezogen在德文中的意思包括：穿好衣服的；拉紧的；有吸引力的。弗洛伊德并没有直接表明凯瑟琳娜所见之物，而是在括号里间接注明，这一用法加强了表达上的犹豫，因为“括号”一词在德语中，也有拉紧的意思。原文中这两重性的意涵，在译文中都消失的干干净净了。
第三，系统性的语法修正。这一点属于系统性的修正，不过尤其体现在斯特拉齐对于多拉的两个梦的翻译中。这一问题被多名研究者所注意。我们将原文与英译文相对比：
IneinemHausbrenntesEshatniebeiunseinenwirklichenBrandgegeben,antwortetesiedannaufmeineErkundigung.,erzhlteDora,derVaterstehtvormeinemBettundwecktmichauf.Ichkleidemichschnellan.DieMamawillnochihrSchmuckkstchenretten,derPapasagtaber:Ichwillnicht,daichundmeinebeidenKinderwegendeinesSchmuckkstchensverbrennen.Wireilenherunter,undsowieichdrauenbin,wacheichauf.
斯特拉齐的翻译：Ahousewasonfire.Myfatherwasstandingbesidemybedandwokemeup.Idressedquickly.Motherwantedtostopandsaveherjewel-case;butFathersaid:“Irefusetoletmyselfandmytwochildrenbeburntforthesakeofyourjewel-case.”Wehurrieddownstairs,andassoonasIwasoutsideIwokeup.
中译文：一所房屋里的东西着火了（IneinemHausbrenntes），多拉说，我父亲站立（Stehen）在我的床前（vor）叫醒我。我迅速穿上衣服。妈妈想要（欲求）先去救她的珠宝盒；但是爸爸说：我可不想要（欲求）由于你的珠宝盒，而导致我和我的两个孩子烧死。’我们马上下楼，一旦我出了门，我就醒了。
我们可以发现，从弗洛伊德的德文到斯特拉齐的译本，出现了如下的问题：原文中的现在时被改为了过去进行时；verbrennen的主动语态被改为被动语态；之前（vor）被改为在边上（besides）；将Ichwillnicht（Iwant/desirenot），改为了“我拒绝(Irefuse)”；将多拉对于父母的口语称呼（爸爸妈妈）都改为了正式名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原文中的这些细节，是在与英文译本的对照中，才得以“被凸显”出来的。在鲁宾斯（C.EdwardRobins）看来，通过比较此种译文，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译者对于原文的独特理解（Robins,1991）。也就是说，译者并非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者，而是会将自己的理解带入到译文中。
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是时态的变化。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存在于对多拉之梦的翻译中，在其他案例中也是如此。以狼人案例为例。英译本的改变与多拉案例是一致的：译者将对于狼人之梦的变化从现在进行时改为了过去时（如标准版译文集狼人案例的14-15，28-32,34，38，42-44页及脚注）。在弗洛伊德的工作里，现在时态的是最能充分表达、传递梦之内涵的时态，而过去时，则与译文中的诊所报告行文风格一样，在翻译中随处可见（Mahony,1984:14），将弗洛伊德的写作工作客观化、医学化、科学化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弗洛伊德原文中动态的语法和写作特征，被代之以静态的、结构性的写作手法。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认为，与德文原作相比，英文标准版译文集从核心概念的缺失，到核心概念组的系统古典化，再到写作风格的科学化，几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理性化的弗洛伊德。将原来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意涵的偏近于文学的作品及其彰显出来的作者，改造为一个冷静、客观、科学化与专业化的，干干净净的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科学家的形象。这一改造背后，显然体现了译者的思想。
二．从作者到译者：新的主张
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一英文译本的问题，到底是仅仅由于译者本人的理解和主张，还是要更为复杂一些？标准版译文集的翻译和出版过程，并非斯特拉齐夫妇（JamesStrachey,AlixStrachey）两人之力，该翻译所受到的影响，也显然不止一种。所以考证一下翻译的过程，对于我们理解英译本的问题，应该有所帮助。而且我们会发现，将翻译的问题仅仅归于斯特拉齐夫妇，或者哪怕再加上安娜和恩斯特琼斯，也都并不公平。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这一译本的批评者们，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提出自己的发现。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这个标准版的主编以及主持翻译者斯特拉齐，曾经是弗洛伊德本人的紧密追随者，弗洛伊德表示过对于其工作的信任；而协助其进行英文标准版译文集编辑工作的，是弗洛伊德最为心爱和选定的继承人，他的小女儿安娜弗洛伊德。
译者斯特拉齐夫妇虽然在很多地方都不同意琼斯的翻译，但是最后还是使用了琼斯的术语。这其中，除了斯特拉齐相当于琼斯的学生之外，还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斯特拉齐与琼斯在弗洛伊德的英译本属性方面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其作品应该属于科学范畴，而非人文范畴的工作。所以，采用这种科学化、专业化、学术化的写作风格与概念术语，符合其属性。第二个原因，应该与琼斯在此期间的大量工作有关。从1913年至1923年，琼斯继续翻译，并且引入了一些新的英文术语，如omnipotenceofthoughts,pain(Unlust),egoideal等等，并且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精神分析术语表。“随着1913年DieInternationaleZeitshriftfürrztlichepsychoanalyse创刊号出版，这些术语汇编被称为精神分析最重要术语的‘法典（Codex）’。”（Steiner,2011:239）而负责该法典英文版的，正是琼斯本人。1913年，伦敦精神分析学会成立，1919年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成立，1920年，《国际精神分析期刊》英文版创刊，更成为琼斯垄断英译事业的契机。
斯泰纳通过充分的资料表明了琼斯在这个过程中明确的自然科学取向。亦即琼斯在翻译精神分析时，强化了精神分析的科学属性。在1912年的著作《精神分析论文集(PapersonPsycho-analysis)》的序言中，琼斯明确将精神分析与生理学和生物学相参照，并且提到精神分析率先将“精神的（psychical）”化约为（reduced）身体的（physical），并且因此而认为弗洛伊德的工作与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工作大相径庭。在这一方面，译者布里尔、斯特拉齐等人与琼斯的观点几乎一致。在标准版译文集第一卷的前言中，斯特拉齐明确说明：“我始终参照的典范，是那些受过渊博教育，生于19世纪中期英国科学家的著作。”(SEI,xix)而早在《释梦》一书的首个英文版出版之际，为了强调精神分析的专业合法性，A.A.布里尔已经表明，该书的读者群：‘仅限于医学、哲学、法学和神学领域的专业人士’”（Brill,1913）。
1924年出版的术语汇编，被公认为在当时翻译弗洛伊德唯一的参考资料。所以，当斯特拉齐在1920年代开始着手翻译的时候，在他面前已经确立了一个明确而无法改变的典范风格。
1908年，布里尔向弗洛伊德请求获得后者全部的著作翻译权，弗洛伊德同意了。这让琼斯非常不满（Jones,1961:259）。因为他认为，布里尔既缺乏精神分析的知识，英语也并非布里尔的母语。几年之后，当琼斯向弗洛伊德提出，布里尔实际上并不能胜任这一工作时，弗洛伊德的回答是：“我宁可要一个好朋友，而非一个好译者”，并接着指责琼斯实际上是在嫉妒布里尔（Jones,1961:259）。在1924年，琼斯出版精神分析学术汇编时，得到了来自于弗洛伊德本人和另外一位早期著名英文译者JoanRiviere的协助。在这一阶段，琼斯更加鲜明地提出了要采用古典希腊、拉丁文来帮助翻译的风格。而弗洛伊德并没有明确反对。
皮特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在《知识社会学：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对于知识社会学做如下建构：“‘知识社会学’不仅处理在人类社会中涉及到‘知识’的经验多样性，而且还要处理任何‘知识’体被社会建成为‘实体’的过程。”（Beger&Luckmann,1967:3）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被发展、传播和维续的”，所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是必须要去理解这样一种过程：“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是如何实现的？”（Beger&Luckmann,1967:3）从这一角度来说，仅仅从弗洛伊德或者译者的角度来理解前述系统化的误译，或许只能让我们获得关于精神分析整体变迁历史及其社会学意涵的只鳞片爪而已。
贝特海姆的解读固有其道理。不过，由于他有着鲜明的反对英文译本的立场，而并没有将英译本视为一种知识现象，所以也并没有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为何该英译本迅速获得公认的权威，成为了世界级与世纪级的现象？而在许多关于精神分析发展史的研究中都注意到了如下这一现象：精神分析产生在20世纪所产生的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与其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实践的理性化与“业余精神分析”问题
在其关于知识社会学的论著中，马克斯舍勒（MaxScheler）曾描述过这样一种法则：“精神‘越纯粹’，它对社会和历史产生的能动影响也就越小…只有当人们把某一种‘观念’与一些利益、内驱力以及与集体性内驱力或者与‘各种趋势’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些观念才确实能够间接地获得与得到现实有关的力量或者可能性…”（舍勒，2014：9）从精神分析的传播史来看，舍勒的这一法则颇具总结性。从精神分析知识的具体变迁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其背后，乃是涉及到一般知识的现代性变迁的理性化过程。
虽然斯特拉齐与琼斯都并非美国人，然而其翻译作品真正被大规模使用，与精神分析进入美国并且接受其科学化理性化的历史过程相呼应。这两个过程，都属于弗洛伊德进入到英文世界的历程。
1909年9月份，弗洛伊德在荣格和恩斯特琼斯等人的陪同下，赴美国克拉克大学访问，并以德语发表了五次演讲。如果一定要给弗洛伊德的思想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规定一个起点的话，那么恐怕他自己也会认为，这次演讲堪称标志。不过，弗洛伊德本人的作品真正在英语世界中产生持久的影响力，还要依靠其英文译文作品的出版。不过，这一译本的影响力，要与精神分析本身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美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才真正出现。
在欧洲本土，虽然弗洛伊德本人一直在强调精神分析的高度科学性，并一直希望能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然而无论就他本人来说，还是他的追随者来说，也都同时力图在学理与影响力方面超越医学领域。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是，早期欧洲的多数精神分析从业人员都是不是医学界的专业人士，而且他们的工作也理所当然地扩展到文学、哲学、教育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不过，当精神分析从欧洲传播至美国的时候，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在美国，精神分析几乎完全成为精神医学和神经医学领域的分支学科。医学方面的训练成为了从事精神分析治疗的必修科目。
虽然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发展并非铁板一块，内部也存在着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烈分歧，不过，以科学化面貌出现的美国精神分析实践的理性化还是成为了一个必须要加以回应的重大问题(扎列茨基，2013,；施瓦茨，2015；斯蒂芬A.米切尔与玛格丽特J.布莱克，2007)。这是一种精神分析适应现代化趋势，变为专业化理性化的科学的过程，而该过程正与英译本中所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当精神分析要在美国专业化的精神病理学机构中安身之时，就不仅仅涉及到其理念的传播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何为精神分析的问题了。作为这一问题的表现，外行人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年会里，该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以布里尔为代表的美国纽约代表团拒绝接受无医学资格者进入精神分析领域。尽管这并非美国学界的唯一态度，然而却仍然代表了美国文化对于精神分析的典型回应。
不过，从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观点来看，这一跨文化的科学式挑战对于弗洛伊德的真正威胁恐怕并不仅仅在于治疗方式和界定何为精神分析的问题。而是在基本理念方面与精神分析背道而驰了。当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被视为教条知识而在学校中加以传授时，这一关于灵魂的认识与自我认识，基本也就失去了活力。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贝特海姆说，美国的精神分析，实际上已经完全忽略了Psyche，或者说灵魂的问题。
事实上，为了促进精神分析的发展，弗洛伊德本人也愿意支持建立稳定、合法和专业的机构。所以，似乎贝特海姆对于斯特拉齐的批评，有稍嫌不公，因为这一转变并非斯特拉齐本人的意愿。甚至在未受到英译本的影响的地方，“灵魂”一词似乎也在消失。1967年，在由JeanLaplanche与J.-B.Pontalis所出版的《精神分析词典》中，也并没有收录seele这个概念。
欧洲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协会，尤其以伦敦为典型，与美国并不相同。这一不同主要体现在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区别。伦敦精神分析学会受弗洛伊德影响极大，且本身也充斥着各种秉承着克里斯玛精神或者愿意成为这种人的会员。而无论对于治疗的观点如何，美国各地的精神分析协会却要“朴实”得多。但是无论这一差异如何明显，在理性化的时代洪潮下，欧洲和美国的精神分析日益医学化，也就是日益专业化、职业化。在精神分析迅猛发展的美国，这一趋势显得尤其突出。1925年，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制定了一个新制度，要求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必须具备医学学位。弗洛伊德立刻表示反对。不过他的反对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以业余精神分析为主题，发表了一份专题论文集，其中绝大多数作者都反对弗洛伊德。
在这件事情上，弗洛伊德的态度非常明确。1926年，由于另外一个事件，弗洛伊德迅速写就并发表了著名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TheQuestionofLayAnalysis）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甚至讨论了精神分析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恩斯特-琼斯与萨克斯明确表示，他们担心弗洛伊德的论述会激怒美国人，并导致他们会退出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所以这一部分在出版时被删除。
本书写作的基本背景，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一位杰出然而却并没有医学背景的分析师西奥多瑞克（TheodorReik），被他的一位患者指控违反了奥地利法律中关于禁止“江湖术士”（quackery）行医的条款。瑞克在被起诉后，弗洛伊德本人立刻积极帮助他。本书的发表是对于这一指控的回应之一。不过，本书的发表当然并不会仅仅被视为针对瑞克的遭遇，而是对于更广泛范围内争论的一个回应。在1938年去世之前，弗洛伊德还曾经就这一主题宣称：“我从未放弃过这些观点，而且现在我比之前更为坚信它们。”（PFL,15，281）
在这部著作里，弗洛伊德区別了大学系科意义上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区别。弗洛伊德认为，主要的区别在于，精神分析所处理的是灵魂生活（Seelenleben）问题。关于灵魂生活的问题，乃是关于意义的问题，它并不能通过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来获得。这一点与韦伯在《以科学为业》中的判断如出一辙。进而，弗洛伊德说，他想要研究的是灵魂机能的问题（seelischenApparats,Freud,WG,14:221）。
值得注意的是看，在本书中，弗洛伊德有如下一段关于“我（Ich）”与“它（Es）”这两个术语的解释：
“你可能会抗议我们使用如此简单的代词来描述我们的这两种（构成灵魂机能的）系统（instanzen）或领域(Provinzen)，而没有给它们取上个像模像样的希腊名字。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要与日常大众的思维模式打交道，愿意使其中的概念服务于科学的(Wissenschaftlich)目的，而非拒斥它们…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们必须要让患者懂得我们的理论。患者们经常会非常聪慧，然而有时也目不识丁。非个人化的‘它’立刻就能够与普通人的某些特定表达形式联系在一起。”（GW,14:222;PFL,15：295）
从这段话来看，弗洛伊德并不同意琼斯/斯特拉齐的策略。虽然瑞克最终胜诉，然而在更大范围内，弗洛伊德对于美国人的抗议似乎并未产生效果。
关于灵魂的深度心理学，与一般的心理学不同。弗洛伊德承认，由于精神分析总是涉及到性，而患者和一般人往往会认为，只有真正的持照医生才有资格与患者谈论其性的问题。然而弗洛伊德辩论说，在精神分析中，性的问题实际上要追溯回患者儿童期的性问题，然而这方面的知识并不能从当时的医学院学到。而且与此同时，关于文明史与神话学的问题，同样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知识并无法由医学院的专业训练所提供。
至于在精神分析阵营中许多支持专业化的成员，弗洛伊德认为，他们的观点来自于他们所承受的强大压力，他们希望能够以此而换来对于精神分析的“专业/职业（profession）”的承认。然而在真正的治疗实践中，一名有着医学背景的分析师，其反应和行为往往与普通人并无两样，然而如上所述，却与精神分析实践的要求相去甚远。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即便从现实的角度来思考，要求精神分析师具有医学背景，或者要求他们参与医学院的培训，也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在分析中，一名分析师所需要的知识体系，是医学院的教育完全不能够提供的：
“分析性指导所需要知识体系与医学院教育相去甚远，也是医生在其实践中并不会涉及到的：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与文学研究…在医学院中所教的大量内容，对于其目的来说毫无意义。”（Freud,PFL,15,1986:349）
所以弗洛伊德的态度是，精神分析实践需要特殊而严格的训练（而且他及其追随者们也在各地的精神分析协会中施行了这种训练），然而这一训练却无法经由医学院的学习而得来。
在这个意义上，治疗只是它的各种应用中的一种而已，“未来将会表明，这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Freud,PFL,15,1986:351）。所以，仅仅因为这一种小小的治疗应用涉及到了医学，就因此而将其“囚禁”在医学院的体系下并牺牲了所有其他的应用，其实是错误的。
在本书的后记中，弗洛伊德自述心声，说虽然自己是由于谋生的要求而进入了医学界，然而却自认从来都并非一个真正的医生。对于他来说，精神分析因其研究主题而要求有着与涂尔干对社会学类似的出发点：“精神分析的唯一主题是人类的灵魂进程（seelischenVorgngedesMenchen），只有在人类中才能研究此种学问。出于某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患有官能症的人类比起正常的人类能够提供更多赋予指导意义的材料，这些材料也更易于为我们所接受到。”（PFL,15,359;GW,14:291）
然而，弗洛伊德的主张并未引起太多的共鸣。他本人及其著作与思想也很快遭遇到了另外一场巨大的历史变迁：法西斯主义对于犹太人及精神分析的迫害。希特勒于1933年1月31日当选德国总理。当年5月10日，弗洛伊德的著作在柏林被公开焚毁。当年10月，精神分析被视为犹太科学，而遭受攻击，并被莱比锡心理学大会取缔。弗洛伊德的作品开始被封禁。1930年代，亦即在弗洛伊德晚年，精神分析遭遇到了毁灭性的危机。由于大部分精神分析家都是犹太人，所以这一毁灭的危机是在身体与知识的两个层面上同时出现的。虽然弗洛伊德最后选择了伦敦作为避难地点，然而大半精神分析师还是去了美国。所以无论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如何对美国文化及精神分析的美国化冷嘲热讽，美国似乎已经成为了保存精神分析火种的最佳地域，尽管这一火种需要付出“异化”的代价。
四．爱与认识：知识理性化的现代性意涵
然而我们也并不是说，英译本有着无法抵消的“原罪”。如果将英译本所产生的变化视为一种现代性现象，我们反而可以深入探讨该英译本具有的更大社会与政治背景，因为这一英译本，同时也是在英语世界中被最广泛使用的文本。
所以，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所提出来的认识理论，其变迁过程本身已经体现出了现代性的意涵。
不过，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作为一种“文明的进程”，其意义不仅仅停留在韦伯、曼海姆等人对于科学化的讨论（韦伯，1998；曼海姆：2007），如曼海姆对于心理学的批评，即心理学的现代化使得人们失去了“处理思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说明了它为什么没有为生存着的人类提供其日常生活的立足点”（曼海姆，2007:49）。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致分析。
首先，英文译文中拉丁文的普遍使用并非没有意义。一方面，弗洛伊德使用拉丁文常常有其内在意义。在《释梦》一书的结尾，弗洛伊德那句著名的判断“DieTraumdeutungaberistdieViaregiazurKenntnisdesUnbewutenimSeelenleben.”。在英文译本中成为了：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istheroyalroadtoaknowledgeoftheunconsciousactivitiesofthemind.原文中的拉丁文Viaregia并没有被保留，而是被翻译成了royalroad。然而这个概念在弗洛伊德那里有着明显的基于欧洲历史与弗洛伊德生命史的自我认同的意义（Sherwin-White,2003）。在英译本的改动下，这一概念的使用就与弗洛伊德本人的历史及主体性几乎没有关系了。
其次，著名的弗洛伊德传记作家彼得盖伊（PeterGay）在其《感官的教育》一书中曾经做过如下精妙的总结“敏锐的历史学家不止一次地指出，维多利亚女王不属于维多利亚人；同样，弗洛伊德也不属于弗洛伊德学派：他们不对围绕他们的名字所编织起来的神话负责”（盖伊，2015：4）。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正如弗洛伊德发现性欲的问题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机制一样，弗洛伊德文本的遭遇和其思想的变迁同时也表现了对于欲望的压抑和掩饰。它首先使得理解弗洛伊德成为一种必须用力才能深入的工作。其次，这一现象本身也成为了可以供我们探究的主题。正如弗洛伊德文本中的拉丁词语“在他自己和被禁止的冲动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空间”（盖伊，2015：11）一样，英译本在全世界与弗洛伊德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空间。或者我们可以说得更为直白一点：正如在弗洛伊德那里，梦在欲望和现实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空间一样，英译本也成为了弗洛伊德的梦。
在《性经验史》一书中，福柯开篇即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阶层”的道德特征。福柯说，在这一时代，“性被小心谨慎地圈禁起来；它被移回到了加重。核心家庭将其保管起来，吸收进入繁殖这一严肃的功能之中。”（Foucault,1978:3）福柯认为，在现代性进程中，性的历史首先是一种压抑增加的编年史。在这个过程中，“或许弗洛伊德增进了一点我们关于性的知识”（Foucault,1978:5）。然而，这一努力却仍要受制于重重的“疑虑”和“保护”。福柯甚至大胆地批评弗洛伊德的工作也并不彻底：“在弗洛伊德的躺椅和言语（discourse）之间的那些最安全和最隐秘的空间之中的话语，不过是床底之间的那些呢喃耳语的另一个版本罢了。”（Foucault,1978:5）
在20世纪，弗洛伊德的工作首先是一种现代人收获的经验。这种经验改变了我们同时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愉悦、自我理解，同时又增加了我们关于自身的焦虑；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又被我们所拒绝或压抑。这意味着即便有了弗洛伊德，那么弗洛伊德的经验也很难为我们所接受。正如福柯所说，“如果自古典时代以来，压抑确实一直都是位于权力、知识以及性之间的基本关联，那么我们就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从中挣脱出来，获得自由…因为真理最为微弱的光芒，也是受制于政治的…”（Foucault,1978:5）英译本自然是这一压抑的表现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弗洛伊德本人也曾表现出这个方面的趋势。所以福柯才以极端决绝的态度说，“我们要弃绝弗洛伊德那保守精神分析的规范化功能…以及由性的‘科学’所确保的一切整合效果与性学那很难说是含混暧昧的实践。”（Foucault,1978:5）
所以，从通俗流畅的德文文本，到作为一种科学化知识、可以进入课本、被加以传授和学习、用来作为专业知识而加以使用的英文文本，这一过程可以说是遁入现代性知识的一个典范。
理解这一点并不那么困难。我们不需要将这两个文本的差别强调地那么大。正如盖伊所说的那样，尽管历史学家和精神分析家们常常会指出，人类的观念、语言、行动比起普通人所见到的更为丰富和有深度。然而，这往往并不能使得事情的真相与其表现截然相反：“充满悖论的是，事情既不是它们表面看来的那样，但同时又是它们表面上看来的那样”（盖伊，2015：13）。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弗洛伊德的英文译本与德文原著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英译本的改变，更像是弗洛伊德的割礼概念的意思：表面上看来并未产生实质的影响，却带有极强的仪式性和象征性意义。在进行了割礼之后的英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取代了德文版的地位，我们今天所获得弗洛伊德的影响，大部分来自于英文版而非德文版。这一状态又恰如弗洛伊德笔下对于权威/父权的描述：儿子坐在了父亲的位置上，取代了父亲。
第三，这一变化同时还与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变迁相对应。美国历史社会学家伊利扎列茨基（EliZaretsky）在其《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中提出，“在现代西方世界，出现过两个货真价实的内省（introspection）故事：一个是加尔文主义，一个是弗洛伊德主义。”（扎列茨基2013:3）扎列茨基在本书中以对于加尔文主义偏韦伯式的分析为基础，讲述了经典精神分析的变迁历史。在这其中，精神分析的美国化及其在全球意义上的通俗文化中的形象，被扎列茨基讲成了一个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的历史命运。精神分析本身注定要脱离弗洛伊德的克里斯玛气质的光环。那么，在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的界定之外，精神分析会成为什么？扎列茨基发现，无论不同的人群怎么看，精神分析在现代历史进程中要想获得合法性，最终只能依赖于两种渠道：新兴的精神病治疗与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大学中的医学院）。而这两个方面都要隶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现代理性历史进程，并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出更为狭隘和苛刻的形态。
此外，盖伊还将弗洛伊德主义与福特主义相提并论，都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机制而加以分析，并认为他们在美国的会合乃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必然之事。在盖伊的笔下，福特主义已经是韦伯式现代理性主义的具体体现，而精神分析则完美契合进了这一历史性进程，并且处于核心地位：
“精神分析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培养了个体性。一方面，它为走进内心世界铺平了道路，展示了原初过程思维（primary-processthinking），没有这一点，理性化就要永远停留在外部世界，与人类的内心世界无缘。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稳定的一部分，帮着把私人生活和性融入规划和秩序之网。”（盖伊，2013:198）
盖伊的工作当然没有受到英译本的影响，而是直指精神分析的实质，并且认为在这一方面，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那里与韦伯笔下的加尔文主义者有着共同的特征：关心灵魂处于何种状态。（盖伊，2013:21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变迁才有其意义。在今天，美国大学中的心理学系，已经普遍基本上放弃了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与讲授。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其“不科学”。不过这一历史性结果的最初起源，却是将其视为一种“科学”。斯特拉齐夫妇操刀，琼斯监制的这份标准版译文集，本意要将弗洛伊德塑造成一个干干净净的，穿着白大褂的，以主客二分法来看待患者和病情的现代医生的形象，然而最终却正好走向了反面。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说，存在着一种弗洛伊德的形象，这种形象主要来自于弗洛伊德在英文世界中的传播。然而这种形象是有问题的，其根节点在于翻译。然而如果进一步追根溯源，将这一社会机制的作用放置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前述使得这一误译得以成形的历史背景，仍然是弗洛姆最早提出来的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资本主义核心家庭（Fromm,1932）。换句话说，本来是对于此种维多利亚式道德家庭通过提出挑战而加以深入理解的弗洛伊德，最终在其英文译本中被归入到了此类文化之中。所以，英文译本的改造更像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对于人的身体的纪律性作用。例如更加符合某种现代学科设置的科学化思维模式。通过将其变成某种专业，而降低其原创性、全面性和文化性。换言之，弗洛伊德本人的作品及其形象在这一翻译过程中—英文版弗洛伊德的生产过程中—被压抑了。而这一对于弗洛伊德的压抑符合资本主义及其道德文化的整体压抑性——尽管在被改造以后，弗洛伊德的理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仍然桀骜不驯，甚至依然对于此种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最后，我们还可以将这种英文版本中的理性（学科、科学）化、资本主义化视为是一种拉康式的婴儿对于其母体的分离。通过隔断与其母体的原初认同，新的文本被抛入（纯粹）语言的领域，亦即真正为大众所熟知的英文语言领域，进入符号界（symbolicorder）。一方面，该文本可以真正为人所接受亦即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意义亦即与母体的隐秘关联，意义只能通过差异来显现，德文原本的意义只能经由英文本的翻译问题而显现。而另一方面，这一被接受的代价也是明显的，就是本文讨论的主题及改造，或者说阉割。这一改造可以看做是某种弗洛伊德式的阉割。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两个版本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弗洛伊德的必不可少的文本。不仅如此，这两个文本的差异，更是我们在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上理解现代社会的“实在”（Beger&Luckmann,1967）变迁的入手点。
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中，分析师在从事工作之前，必须要先经历深度的自我分析，或者是被分析，以确保“毫无偏见得接收分析材料”（Freud,PFL.,15,1986:320）。然而这一“科学化”的获取中立知识的方式，逐渐被形式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科学建制所取代。弗洛伊德文本中那种浸透着情感的语言文字，变成了冷冰冰的理性化术语。精神分析实践也是如此。理性化开始从实践转移到理论本身。精神分析最终从关于灵魂的自我省察之术，转变为学科化与专业化考察他人病态心理的专业理性知识。这是从灵魂到心理的基本变迁故事。在这个变迁过程中，传播者们最初想要将其放置进科学领域中，专业化并职业化。然而时过境迁，众所周知，后来在心理学领域中淘汰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理由，恰恰是它不够科学。最初改造它的借口，最终也成为了埋葬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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