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14日，在彼时革命风起云涌的慕尼黑，一场薄暮时分的雷雨降下，最后一波“西班牙流感”收割了马克斯·韦伯的生命。在临终谵妄之际，他用一副高深莫测的语气说道：“真实就是真理。”
或许，任何一个鲜明刻画的马克斯·韦伯的形象，都不过是好些可能性中的一个。我们要告别一种想法，即关于他和他的生活存在着某个确定的真相。不管人们想要把什么事物视作一个人得以“塑造成形”的原因，是他出生在金牛座还是他的荷尔蒙平衡，是原生家庭的遗传素质敏感性的影响还是特定经历的早期印记，是父母家庭的教育传统还是他所处的学术与政治世界的游戏规则，或者是当时完全巧合的现实起因——所有这一切都密不可分地共同导致了马克斯·韦伯身上尤为突出的一种现实主义和秩序意识，而他巨大、强烈的情感意识和内心憧憬则试图与之抗衡。虽然他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他周围的社会现实，但他毕生都在努力将自己的情感保障建立在思想的规律性上，建立在融入宏大整体的嵌入感上。他对与周围的人建立关系的需求虽如此强烈——这种关系本应建立在相互理解、爱慕与和谐的基础之上，却一再地由于他自己，由于他持续不断的焦虑，由于他永远一触即发的火暴脾气以及他对别人的冲击性影响而无法得到满足。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他自己内心所背负的，并力图呈现给外部世界的那些形象，以及周围的人所描绘的他的各种形象。尽管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和巨大的反差，马克斯·韦伯作为一个人的多重形象主要由两个主题互相联系起来：天才与先知。关于他的举止和他对别人的影响，有很多记载都同时谈到了这两点，例如卡尔·勒维特，他在1917年11月那场题为《以学术为天职》的演讲中亲眼见到了韦伯：我看到，脸色苍白的他就从我跟前步履匆匆地穿过拥挤的大厅，走向讲台［……］他的脸上长满蓬松的胡须，让人想起班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那深沉而炽热的神情。他全程脱稿演讲，而且滔滔不绝［……］给人的印象极为震撼。他的语句浓缩了整个人生的经验与知识，一切都是发自肺腑，经过了最具批判性的知性的深思熟虑，强行穿透了他的人格所赋予他的厚重人性。他提问之尖锐，与他对任何廉价解决方案的弃之不顾相得益彰。他撕碎了希求的所有面纱，但每个人都必然感觉到，这种清明知性的核心就是最深沉的博爱。与文人政治活动家们的无数场革命演说相比，韦伯的言辞犹如一种救赎。
的确，马克斯·韦伯的自我表现和对他人的影响不仅具有预言性，也带有英雄–恶魔性。一些亲身接触过他的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哈布斯堡帝国的最后一任财政大臣约瑟夫·雷德利希曾在给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信中写道：马克斯·韦伯是一个恶魔般的人物，因此他在威廉德国必定失败，而且在［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保罗·］勒贝、［约瑟夫·］维尔特先生的共和国也是如此。马克斯·韦伯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生来就是真正伟大英雄人物的德国学者：他的命运表明，英雄的人生还需要一个理解并赞赏英雄主义的民族。
在他的众多同时代人的记载中，我们发现马克斯·韦伯被认作具有一种天才般的魔力。其中一些人观察到了这个普鲁士德国人身上的极端、过分、无畏、好斗和撕裂的特性，正如埃德加·萨林在罗马和马克斯·韦伯——这位外来武士，是厄运让他流落此地——结伴散步时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是一生都非常崇拜马克斯·韦伯的卡尔·雅斯贝尔斯，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在马克斯·韦伯身上看到了人文科学的伽利略，他有决心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作为科学的可能，并同时发展这种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在他的生命中，我认为我看到了一种无可补救的彻底撕裂。他从未实现生命的统一。一个现代人的悲剧［……］他的撕裂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无法统一起来的人，会让我感到很害怕。
根据赫尔曼·格洛克纳的描述，他的密友，与马克斯·韦伯沾亲带故的哲学家保罗·亨泽尔，也为马克斯·韦伯描绘了一个自我分裂的形象：我遇到过三个人，诗意地说，在他们面前，我感受到了某种类似于天才展翅的沙沙声：［保罗·德·］拉加德、［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和马克斯·韦伯。［……］天才在于创造性地概括，而这样一位多才多艺、洞悉一切的人物，简直可以随心所欲并往往以非凡的卓越方式做到这一点；在印刷作品中，未完成和不完全的部分会妨碍阅读，但在个人谈话中，其创造力的瞬时性和连续性就会以压倒的绝对性施展出来。［……］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和一位不安分的世界改良者，作为一位客观的历史研究者和一个热情的行动者，马克斯·韦伯阳刚且太阳刚的（mnnlich-allzumnnlich）双重秉性绝不反感政治狂热（furorpoliticus）。一个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漂泊者，他的头脑是两个时代的战场！
他与生俱来的胆怯和对情感依赖的厌恶，导致他把他的——即使在他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环境中也堪称异常强烈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完全由家族关系决定的圈子上，他一生都在其中活动。尽管马克斯·韦伯在他的中小学时期、大学时代、服兵役期间和不同的职业阶段另外结识了许多人，但他总是与他的父亲、母亲、姨妈、姨父、表兄弟姐妹保持着密切的社会关系。他首先在妹妹克拉拉（“小克莱尔”）的身上学会了如何给予女性真挚情感；随后是他的表妹埃米（“小麦粒”）·鲍姆加滕；他与堂外甥女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结婚——即使是他的婚约，看起来也几乎被他视为一般家族关系的一个子集，而且这种关系的亲密性质对他来说始终相当陌生。他的全部友谊和爱情几乎都是通过家族闸门而获得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他的学术与政治主题。32岁的马克斯·韦伯曾在《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DiesozialenGründedesUntergangsderantikenKultur）一文中写道：一个人只有在家庭的怀抱中才能蓬勃发展。即使他在这段话中所指的，乃是（据称）被禁止组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广大奴隶，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自我陈述。
在感情上，马克斯·韦伯一生中只能够对两位女性亲属——母亲海伦妮·韦伯和妻子玛丽安妮·韦伯——保持一定程度的忠诚。对于没有亲属关系的男性，他从未做到这一点；他所有的友谊，诸如与埃德加·雅费、罗伯特·米歇尔斯、弗里德里希·瑙曼和恩斯特·特勒尔奇的友谊，大多因为他粗暴地终止关系而走向破裂。特别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他的母亲——为他提供了支持和情感庇护，这对于一个藏身于高大躯体内的胆怯孩子来说，是极为必要的。马克斯·韦伯在母亲去世五个月后自己也去世了，这大概并非巧合。
除了母亲，马克斯·韦伯只敢向少数几位女性敞开心扉。因此，关于他的早逝，最强烈的悲叹主要来自女性，当然也不是巧合。我们从他遗孀的崇敬与悼念说起，她为他——也为她自己——创作了堪称鸿篇巨制的养成与发展小说《马克斯·韦伯传》。在这部1926年出版的传记中，她不只是塑造了一个形象，而是创造了一整个形象库，其中，折翅的雄鹰和被逐出王国的男人形象大概最为深入人心。不过他的两个恋人米娜·托布勒和埃尔泽·雅费也很清楚，她们从他身上得到了什么，我们可以从已经提及的引文——关于“海德堡最重要、最优秀的人”以及世界没有了他就变得空空荡荡——知晓答案。
马克斯·韦伯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天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满怀热情地为它倾尽全力。只是，他的“天职”是什么？对他而言，这并非一份瞄准“职业目标”的工作。他的“天职”——作为“使命”——似乎更多的是了解、理解、向自己和他人解释宏大的相互关联。从一位受薪的大学教授的职业立场出发，这样做对马克斯·韦伯来说绝非理所应当。他的自我认知恰恰与这一立场相抵触，正如54岁的他曾向我们发出的呼救：可我是一名学者，而遗憾的是，由于健康原因，我不再是一名教师。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他同一时期在维也纳任教期间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不——我是为笔而生，为演讲场而生，而不是为讲台而生。
既然马克斯·韦伯由于外在条件既做不成“老爷”，也当不了“绅士”，那么他至少是一个尼采所说的，不需要财产而更需要勇气和无情的“超人”（übermensch）吗？从表面上看，马克斯·韦伯一再地试图满足一种尼采式反叛所应具备的英雄资格。因此，他在这些诱人的意图之间踟蹰不前，有一点军官，有少许绅士，还有与尼采式超人不了了之的暧昧。然后他还在市民和资产者之间反复摇摆不定。
在对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进行社会学定位时，马克斯·韦伯这个人是不讲情面的。这种（自我）定位不单单着眼于人们在社会领域中的地位，它同样也着眼于人们在代际传承中的定位，30岁的他曾试图用本书开篇引述过的那段关于在政治上亦步亦趋的命运和诅咒的话来明确无误地指出这一点。
马克斯·韦伯于1864年出生在一个家族体系中，在这里，对基督教的分析研究是以生活实践和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进行的。他的父亲，成功的职业政治家老马克斯·韦伯，可被视为具有国教性质的新教的典型代表，他逐步向当时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解放靠拢。信念坚定的普鲁士王室市政委员会官员老马克斯·韦伯总是充满疑虑地认为，一切宗教虔信都近似于伪善。而对马克斯·韦伯的母亲海伦妮·韦伯而言——她出身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胡格诺派新教徒的自由环境——那种意在用基督教来对各类事件做出解释的日常争夺，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安慰。作为长子的马克斯·韦伯就在（父母）两极之间的这种令他耳濡目染的紧张关系中长大成人：他14岁受坚信礼；29岁在教堂结婚；他终身都是巴登大公国合一教会的会员。尽管如此，在他的一生中，马克斯·韦伯与“他的”教会的关系始终极为紧张。即使是在旅行途中和在学术事业中，他这个人也会一再地前去寻找宗教虔信得到践行的征兆，在他留驻奉行天主教的意大利期间，在他游历盛行清教和犹太教的美国的旅途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一个主题一再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对宗教没有共鸣。人们通常会以一种有些过于轻松的语气使用这个惯用语——无论它是否涉及马克斯·韦伯。它听起来就像有人在说，他就是不爱运动，不懂数学，或是在任意某个领域没有天赋。语气的轻松掩饰了混杂在马克斯·韦伯这一自我诊断中的深切痛苦。他于1909年2月19日写给基尔的同行费迪南德·滕尼斯的一封信无比清晰地记录了这种痛苦，在信中，他一方面重温了这个语言上的隐喻，另一方面又从宗教角度揭示了他从这个隐喻中感受到的残缺性：因为我虽然对宗教绝对“没有共鸣”，既没有需求也没有能力在自己心中建立任何宗教性质的精神“建筑”——那根本行不通，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对它拒不接受。但经过仔细检查，我发现自己既非反宗教亦非不信教。在这方面，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瘸子、一个残废，其内心的命运，就是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接受这一点，以免沉溺于浪漫的骗局，但［……］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一座能够在某些地方抽出新枝的树桩，无法假扮成一棵完整的树。这种态度带来了很多后果。
这种态度具体带来了哪些后果，其中细节可能只有马克斯·韦伯自己知道。至少，埃尔泽·雅费也许是那个唯一得以窥视他内心最深处情感世界的人。我们要用他在1919年2月1日的信中向他的挚爱表明心迹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的叙述：当你回想你所知道的关于我的许多事情——不可理解的是，就我而言，由于（自己安排的）命运，在伟大女神［暗指女神阿佛洛狄忒］——你就是其女儿——的玫瑰之路上的各座宏伟神庙和祭坛之间，已经打入了异常牢固的栅栏和障碍；而且，不计其数的破碎神像（和偶像）、半途而废的生活道路、被遗弃的破旧住宅——我在其中寻找庇护所，却没有找到——积聚成巨大的瓦砾堆，越垒越高，让一切东西寸步难行，也断绝了全部的展望和视野［……］而且，我曾经给你写过的所有那些感受，又给那一扇已被埋没的大门插上了一根特殊的铁门闩，如此一来，任何一个展望，任何一个——我们说：表白过的——愿望都不会到达彼岸。
现在，马克斯·韦伯——普鲁士人、思想家和恋母之子——已经抵达彼岸。他已没有足够的动力继续活下去，或许，他也没有足够的意志继续战斗下去了。
《韦伯传：思与意志》，[德]迪尔克·克斯勒著，高星璐、黄自勤译，阎克文审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