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寂寞的，但并不孤独。北大同学近年来在学术上，颇有些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味道，同班、同门甚至同室不相往来者并非少数。合伙吃饭是常事，合作的学术鲜有。此番本刊同仁及几位编外好友同做“〈读书〉研究”的主题合作正是对此而发。
面对出诸已手的文字，我们不敢奢望什么成果和学术水平，只敢将它看成一次学术拉练，希望以此摸索一下学术史的套路。无论水平怎样，赤膊上阵的快感毕竟比跟在同学身后催稿要多些。如能得到方家的指点，那就更是喜出望外了。
导言：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师力斌
无论有多少漏洞，我都想说，这些分析和研究相当有益，甚至不乏真知灼见。艾佳慧的杂志经济学分析，陈振中的作者群研究，郗戈的形象学讨论，薛刚的“超历史”解读，刘岩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判，黄琪轩、钟城等的政治学观察，高慧芳的黄裳个案描述，李雪简短犀利的社会学剖析，刘念的经济史爬梳，都显示了一干年轻学人的学术活力。虽然不敢说将该杂志一网打尽，但捕捉到的问题无疑深有启发：陈振中敏锐地提出了《读书》中“九叶诗复出”而“朦胧诗缺失”的现象，刘岩发现“后来被视为“新左派”代表的学者曾是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积极倡言者”，李雪归结出“去专业化”现象与“政策建议”取向，艾佳慧揭示的“专业化”带来的市场挑战，薛刚独特的“大学史”“遗忘史”的视角，等等，种种问题与思考期待读者朋友去探察。
一
创刊二十八年的《读书》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书》最直接的贡献，当然是它的学术推广，可视作大学生学术的入门读物，由名人或专家组成的教学方队，水平自不必说。但也因此形成了《读书》与读者之间的“师生”关系，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启蒙姿态。
学术方面的译介更是大张旗鼓。八十年代尤甚，作品，人物，理论，滚滚而来，让人感觉到国门初开时知识界的激动、好奇、迫不急待。先有张隆溪的十一篇“西方文论略览”自83年第4期至84年第3期，一气连载，先后介绍了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十余种批评理论，深入浅出，有相当的规模效应。后有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将丹尼尔·贝尔、霍夫斯塔特、派瑞·米勒、耶鲁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等一并引介，气象也不算小。唐小兵在1986年对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的推介，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那本译自杰氏在北大的演讲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掀起了一股后现代热。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的文化格局转变，译介方面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制度探讨逐渐多于文化阐发，深入思考多于一般介绍。哈贝马斯、韦伯、哈耶克、福柯、德里达等成为理论的座上常客。
第三，《读书》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在推出话题、引起反响方面。
在此一点上，《读书》可谓“思想着的学术”。每期突出一个主题成为编辑思路。八十年代“读书无禁区”的讨论，马恩经典著作的讨论，以及中国近代史、西方现代派、新儒学、自由主义、文化研究、东方学和后殖民主义、年鉴史学派，直至新世纪的市场机制、城乡差别、大学教育、国有企业改革等诸多讨论，都显示出话题设置与社会历史间的紧密关系。“去专业化”（引自李雪《作为〈阳阿〉〈薤露〉的〈读书〉》）也好，“两面受敌的窘境”也好（引自艾佳慧《在“边缘”处感受挑战》），“格局的跛足”也罢（引自黄琪轩等《〈读书〉中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都显示了“天下兴亡，知识分子有责”的关切态度。
二
三
尽管在定位上，《读书》与大众通俗杂志井水不犯河水，但在经营方面却彼此胶着，在文体方面也颇值得反醒。它的立场只是加固了自己的精英色彩而已，而把更多的大众排除在外，在思想传播的层面上，也犯了小众化的老毛病，用贺照田的观点来讲，尽管知识界讲了很多大道理，但最主要的问题是，与大众的脱节[6]。由此反观现代史上的文体革命，梁启超的“新民体”，《新青年》的白话文，赵树理的“群众语言”等，是否可以说，文体不仅是形式，而且是思想？首先是思想？鲁迅当年提出的“无声的中国”的窘境-----广大民众因为不懂文字而失语------是否还值得警惕？
九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消费文化开启了一个与建国三十年不同的文化时代，无论是追求思想文化品位的《读书》，还是面向普通大众的《读者》，抑或是以娱乐为主题的春节联欢晚会，都必须在市场这个基本的框架内生存。同样作为编辑，我完全能够体会到始终伴随着《读书》的资金难问题，编辑部每年都要郑重其事地向读者强调不涨价或提高定价的原因，直至后来发展到不可理喻的地步，由害怕涨价到不得不涨，由向读者解释涨价原因到编辑部预告涨价消息、甚至害怕定数增加的当代杂志怪现象，都说了市场竞争的残酷，让人顿生多收了三五斗的感叹，且看，“一提到这个款字，又说到了我们的痛处，我们对此更不敢有所许诺。不说也罢。”（1991年第2期，敬告读者）。可谓是欲说还休。九一年前后，“停刊”一度成为“读书”的题外话题。这说明一个真理，资金，这个极度资本主义的幽灵，对于任何杂志来说都是不能回避的。而另一家大众杂志〈读者〉的兴盛，恰恰有力地说明了，刊物定位和市场眼光的极度重要性。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中国八十年代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历史结果，不是《读书》的思想着的主体，而是〈读者〉的娱乐着的主体。虽然无奈，却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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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从而在全国青年中引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近一年当中，编辑部收到6万多封信稿。
[2]
[4]旷新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读书》，2002年第9期。
[5]有一套湘版散文译丛，其中卢梭的一再重印，“印数累计有高达近三十万册者”，郭风，1988年第6期。
[6]贺照田提出了当代知识界的几个重要问题，与大众脱节即是其一。参见《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李陀：《另一个八十年代》，《读书》2006第10期。
80年代《读书》与后80年代思潮
——以“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中心
刘岩
以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为代表，新一轮的80年代怀旧热仍延续着一种他者神话的书写，由于具有震惊效果的社会事件在标识终结与开始的年份发生，近三十年的当代史在人们的常识系统中始终被一分为二，80年代与90年代分野的意义似乎丝毫未被“新世纪”的时光冲淡。就思想史而言，这个二项对立的视野强化了一种表现的因果律，思想和文化氛围的转向常被还原为“外部”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思想自身的逻辑及其形塑现实的“物质性”往往被屏蔽不见。作为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前沿”人文杂志，《读书》一个不可替代的意义或许在于它最大程度地凝聚了思想的历史纵深，从而使我们有可能通过爬梳和发掘突破已然平面化的80年代或90年代想象，不仅追索到一些构成今日思潮的发生前提的脉络，而且以多种层面的“越界”将我们仍身处其中的“状况”重新问题化。
[1]朱学勤：《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
[2]崔之元：《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关心公意——卢梭新论》，《天涯》2005年第4期。
[3]王沪宁：《卢梭政治思想的绵延》，《读书》1981年第12期。
[4]张维平伍晓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竞争机制——谈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读书》1986年第12期。
[5]张维平伍晓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谈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读书》1986年第10期。
[6]朱学勤：《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第240页。
[7]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
[8]薛湧：《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读书》1985年第10期。
[9]李遥：《历史进程与伦理构想的冲突——李泽厚两本中国思想史论读后》，《读书》1986年第3期。
[10]林春李银河：《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读书》1980年第11期。
[11]陈鸣树：《中国美学史的先声——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读书》1980年第11期。
[12]参见包遵信：《李卓吾和布鲁诺》（1984年第9期），《鲁滨逊、唐敖与两种文化》（1985年第3期），《徐光启和培根》（1985年第7期），《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金瓶梅>和<十日谈>的比较》（1985年第10期），《康帕内拉和何心隐》（1985年第12期），《山水·人物·时代精神——明清文人画和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比较》（1986年第2期），《传统文化的自我调整——明清之际"文艺复兴"说质疑》（1986年第4期）。
[13]ZhangXudong,ChineseModernismintheEraofReforms,DurhamandLondon:DukeUniversityPress,1997,p.67.
[15]高尔泰：《文化传统与文化意识》，《读书》1986年第6期。
[16]参见薛湧：《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读书》1985年第10期；杜维明金春峰：《儒学传统价值观念与民主》，《读书》1989年第4期；杜维明：《继承五四发展儒学》，《读书》1989年第6期。
[17]甘阳：《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读书》1989年第6期。
[18]张颐武：《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读书》1990年第6期。
薛刚[1]
“本书与其名为见闻录，不如说是自白书。正因为这个缘故，来自往事的片段回忆与出自内心的随想，交替出现，混杂难分。然而，总的说来，在这些厢房、顶楼和附属建筑物之间，还是有内在联系的，至少我这样认为。”——赫尔岑[2]
思想史——“重写”的努力
“新知”的输入仍是九十年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外表上大都没有八十年代常见的以“西学”启“东学”之蒙的味道，而采用较为形式上较为平等的“对话”或“引介”。如汪晖与艾尔曼、李欧梵及沟口雄三的等人的对话，[18]葛兆光与艾尔曼的书评往还，[19]都显示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思想史学科的进步。当然，此时对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一直不乏介绍，到9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颇有尚未成书的研究在《读书》上展示，至少在表面上中西学术开始同步。[20]
上述关于思想史的梳理大都集中于学科进展，但《读书》上还有另外几种思想史的提法，或自居于草根意识，或着眼于民族精神，但引起的共鸣不遑多让。如张承志就宣言“不管精英们多么不喜欢这样说话；——关于个性的命题、关于民族气质的命题，已经愈来愈严肃地被提上了中国思想史的前台。”[24]此处“思想史”三字即与上述各处不同，但也显示了中国思想界的某些特质，恕不赘述。
大学史——“老北大”们的故事
九十年代以来，《读书》刊发了大量关于老北大、老清华、西南联大的文字，既有大量的回忆，也有不少研究成果的摘录。通过不断的重复叙述和有选择的考证，它们基本上重构了民国大学的形象，开始将大学史从革命史和救亡史的叙述框架中独立出来。如陈平原即在《读书》上回应《北京大学校史》的作者时曾认为，“作者们对中国革命史太熟悉了，以致将其研究思路乃至具体结论直接移植到大学史的写作，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25]
十余年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和西南联大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堪称一场世纪末的造神运动。近日何兆武的《上学记》出版，雷颐撰文认为此书道出西南联大传奇的秘密所在，即神似雅典学园的“自由散漫”。[33]谢泳也认为，“联大的和谐是由容忍和民主精神造成的。”[34]和谐、民主、自由、容忍之类的关键词层出不穷，尽数置于西南联大本已夺目的光环内。事实上三校历史虽然不长，但在近代以来风雨飘摇之中难以事事求稳，如北大清华数次驱赶校长，在某些“过来人”看来就是很不宽容，只不过此类史料被《读书》的作者们尽数过滤，我们目前所见的倒都是诸位先人“容忍”的一面。[35]虽然三校是否“自由”颇成疑问，但此类提法不断出现在《读书》中至少体现了时下知识人对老大学的想象。[36]
随着老大学被不断重塑，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的地位也逐渐上升。建构者既有中西学者，也有不那么精英的活跃在“读《读书》”和“读书平台”栏目的读者群。如魏定熙（TimothyB.Weston）认为“蔡元培的胸襟与领导作风是‘北大精神’众多因素中的核心，一点也不夸张。”[37]孟凡茂认为梅贻琦“不仅对清华大学，对我国现代教育的贡献也是永标史册的。”[38]张晓唯说“从一定意义来讲，南开的成功也就是张伯苓个人的成功”[39]。这三位先生的思路和行动也不断被重提，被视为当下大学改革的可能路径。有人提出“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与其频繁地出国考察、取经，不如向蔡元培、梅贻琦学习学习。不知以为然否？”[40]但三人的某些颇有争议之处却无人注意，也可见作者群体的倾向。[41]
“遗忘史”——智者的寂寞
“遗忘”本是人间常态，读书的编者也认为“记忆远远不像遗忘那样绵绵不绝，它总是断断续续，借酒浇愁，或者将现实推向历史，或者将历史拉至现实。”[44]十余年来，《读书》的编者和作者都在不停的做“将历史拉至现实”的工作。
“大历史”——“黄河依旧绕青山”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念在九十年代风行一时，受到公众层面的欢迎和不少人的模仿，但也受到一些职业历史学家的质疑，《读书》在褒贬上均有所涉及，可窥“大历史”接受史之一斑。黄仁宇在《读书》上第一次出场并不是挟裹“大历史”观念而来，而是一篇介于小说和随感之间的《摩天楼下的刍议》，这篇后来收入《地北天南叙古今》的文字在黄先生的诸多宏文中并不特别出彩，只是可能因为刚刚写就便顺手刊出。[54]黄先生在《读书》上发文并不多，[55]反响也不如诸种著作之流行一时，之所以单节分述，部分是因为黄仁宇在《读书》作者群中的特殊地位——他也许是九十年代以来所有《读书》史学作者中著作行销最广的一位。黄先生去世后，《读书》的编辑写了一条消息，称其“不仅以‘大历史’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而且他的著作虽多属学术范畴，却行销于市，一版再版。”[56]粗粗几语，大致勾勒了黄仁宇及其“大历史”的特出之处。
黄先生年轻时正处于中国知识分子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转折中，以书生从戎，颠沛数十年终难以出头，中年之后又在中西学界夹缝中奋斗，一直面临实际的生存压力，所以作者自称，“在各处发表的文字多用‘中国大历史’的名号确有标奇立异的趋向”[57]。葛兆光曾说黄仁宇“好像一切都是矛盾”[58]，正可以看到思想与生命被一个庞大的制度、无情的社会和主流的观念所挤压。
学人史——思想资源与文化符号
与胡适同时成为重要思想资源的还有陈寅恪。但由于陈寅恪学问艰涩，故只是作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标本众说纷纭，问学论道的知音反倒不多。反映到《读书》中就是谈人多（谈诗也是在揣摩陈寅恪本身用意），谈学少。此处也不赘述。
[2]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1页。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读书》
[3]在关于“思想史的写法”的问题讨论近十年之后，学术界仍然在讨论“什么是思想史”的问题。参见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页
[5]由中国传统的“盖棺论定”的观念而论，由于当事人大都还在，文革并没不能被看作“历史”，文革研究更多由政治学和社会学来承担，但在《读书》对于文革和八十年代的“回忆”虽然没有提供一种成型的话语体系，但提供了丰富的“现场”资料，并提供了若干叙述的可能
[7]参见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1995年第10期
[8]《编辑室日志》，1992年第6期
[10]罗志田，葛小佳：《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11]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读书》主编汪晖先生个人的因素也应考虑，汪晖先生的治学领域重要组成部分即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并在十余年来发表了大量的思想史论文。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前言第3页。
[12]葛兆光：《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思想史的写法之四》，1998年第6期
[13]葛兆光：《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作者本文是关于《中国方术考》的书评。葛兆光先生在文中指出，“读到李零所著《中国方术考》，接触了更多更新的思想史资料，这种怀疑便由七分达到了十分。”
[14]葛兆光：《置于思想史视野中》，1994年第10期
[15]参见葛兆光：《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1998年第1期；《知识史与思想史》，1998年第2期；《道或终极依据》，1998年第3期；《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1998年第6期
[16]葛兆光：《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1998年第1期
[17]葛兆光：《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思想史的写法之四》，1998年第6期
[18]参见汪晖、艾尔曼：《谁的思想史？》，1994年第2期；沟口雄三、汪晖：《没有中国的中国学》，1994年第4期；李欧梵、汪晖：《什么是“文化研究”？》，1994年第7期；李欧梵、汪晖：《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1994年第8期
[19]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1996年第6期；艾尔曼：《再说考据学》，1997年第2期。
[20]如罗厚立、葛佳渊在九十年代即做了大量同步引介工作。参见《跨世纪的启示：从章太炎到古史辨》（介绍王汎森的《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1991年第10期；《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介绍Praenjit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92年第3期；《市场经济与乡村发展的新诠释》（介绍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第9期
[22]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1996年第5期
[23]戴燕：《乡关何处》，2005年第7期
[24]张承志：《再致先生》，1999年第7期
[25]陈平原：《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2000年第2期
[26]张中行：《闲话北大图书馆》，1990年第4期
[27]资中筠：《清华园里曾读书》，1995年第1期
[28]何炳棣：《史家笔下的早期清华》，2001年第3期
[29]费孝通：《清华人的一代风骚》，1991年11月
[30]钱理群：《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1998年第5期
[31]曾昭奋：《大楼与书桌》，2001年第9期
[32]曾昭奋：《清华园里可读书？》，1994年第7期
[33]何兆武：《上学记》，雷颐：《西南联大传奇的秘密》，《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0期
[34]谢泳：《西南联大的启示》，1994年12月
[35]驱逐校长事参见杨早：《梁实秋：五四运动的局外人》，《触摸历史》，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37]魏定熙：《蔡元培与北大》，1998年第8期
[38]孟凡茂：《生斯长斯吾爱吾庐》，1996年第8期
[39]张晓唯：《无奈的结局》，2004年第9期
[40]张巨成：说《读书》，1995年5月
[42]分别参见1997年第4、5、11期，1998年第1、3、4、5期。
[43]陈平原：《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2000年第2期。
[44]《编辑手记》，2006年第10期。
[45]参见读书高瑞泉：《天下何人还识君》；杨念群：《空余高咏满江山》；章品镇：《涕泪乾坤焉置我？》；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吴方：《万山不许一溪奔》；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1994年第4期
[46]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1995年第9期。
[47]钱文忠：《神州袖手人甲子祭》，1998年第5期。
[48]孙郁：《身后的寂寞》，1996年第5期；夏晓虹：《寂寞身后事》，1996年第6期。
[49]杨念群：《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2000年第8期。杨文刊发时，辜鸿铭热已然退潮。
[50]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1995年第10期
[51]《“失踪者”说》，1996年第2期
[52]钱理群：《民间思想的坚守》，1998年第9期
[53]张志忠：《抗拒遗忘》，1996年第2期
[54]此文曾于1990年9月15日刊于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55]参见黄仁宇：《摩天楼下的刍议》，1991年第3期；《怎样读历史》，1991年第8期；《“持续”与“汇合”—〈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陆版序》，1991年第12期；《研究中国历史到威尼斯？》，1992年第3期；《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93年第8期；《为什么称为大历史》，1994年第11期；《关于“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1997年第6期
[56]《黄仁宇辞世》，2000年第3期
[57]黄仁宇：《为什么称为大历史》，1994年第11期
[58]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2003年第12期
[59]黄仁宇：《怎样读历史》，1991年第8期
[60]傅铿：《超越道德批判》，1993年第2期
[61]张弓：《超越道德的忧虑》，1993年第7期
[62]黄仁宇：《“持续”与“汇合”》，1991年第12期
[63]陈乐民：《历史的观念：释“历史的长期合理性”》，1993年第11期
[64]王汎森先生说《万历十五年》之所以文笔与黄先生其他著作不同乃是因为廖沫沙修改过，可能不确，黄先生自称廖为之“挥翰题签”，但具体文字工作沈玉成和傅宗璇先生往还较多
[65]陈乐民：《坐视世界如恒沙》，1993年第1期
[66]林毓生：《平心静气论胡适》，1999年第9期
[67]舒芜：《理论勇气和宽容精神》，1995年第12期
[68]雷颐：《“破”后之“立”》，1990年第6期
[69]钟叔河：《夜读漫抄三则》，1990年第11期
[70]葛佳渊、罗厚立：《大胆的假设》，1997年第3期
[71]陈红民：《智者千虑》，1999年第3期
[72]《人间鲁迅》，1998年第9期
[73]李森：《小议鲁迅与胡适》，1999年第1期
[74]李零：《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后记
[75]李零：《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后记
[76]陈平原：《与〈读书〉结缘》，1999年第4期
[77]孙歌：《求错集》，三联书店，1998年版，前言第5页
[78]葛剑雄：《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页
[79]罗志田，葛小佳：《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80]张鸣：《历史的坏脾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2页
[81]吴思：《擦桌子的“主义”》，2006年第6期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
——《读书》杂志中的马克思形象
郗戈
（北京大学哲学系06级博士生）
内容提要：《读书》的作者们对马克思所做的诠释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变化：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分别被意识形态化、边缘化和知识分子化。目前《读书》中马克思论说的主流是：马克思的形象逐步地被塑造为承载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而这一塑造过程又恰恰是作者们的“自我塑造”过程。《读书》杂志在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和研究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与国内学术界的同步发展，在某些方面——如对马克思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的强调——甚至稍有领先，开一代风气之先。
关键词：《读书》杂志马克思形象公共知识分子自我塑造
中国知识界好谈马克思，谈论的方式也不断地因时而变。而这种流变的具体环节、特定阶段和实际进程又成为映显学术与时代之间深层互动过程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镜像”。因而，梳理和检省《读书》自1979年创刊以来二十七年的马克思论说，实属一项非常有趣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
那么，《读书》作者们二十七年以来究竟是如何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呢？他们究竟给我们描绘了怎样一幅（或多幅）马克思的思想肖像呢？这种思想肖像又在何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群体自画像”呢？
第一阶段的核心人物是：作为“革命导师”和“真理化身”的马克思。应“解放思想”的时代要求，《读书》杂志于1979年创刊之际便围绕着“读书无禁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而在要求“读书解禁”“解放内部书”的呼声中，马克思也相应地被当作绝对意义上的“权威学者”来加以引证和探讨。例如仲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1979年第1期）和《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跋》（1979年第2期）、金海民的《马克思的笔记》（1979年第8期）和《历经沧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私人藏书》（1980年第6期）等，都直接把马克思看作学者的典范、读书人的楷模，或明或暗地要求当时的读者们在阅读、研究和写作方式上向马克思学习。作为“学术楷模”，马克思甚至直接被用来向读者推介好书，例如：王象的《马克思很喜欢的一本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979年第6期）等等，都有以马克思的“绝对认可”为标记向读者推介书籍的用意。
很明显，《读书》作者们主要从“批判性”和“超越性”两个维度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例如，张汝伦的《柏林和乌托邦》（1999年第7期）一文，在否定作为实在形式的乌托邦即“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同时，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功能和崇高理想，认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所高举的“正义”、所开启的“希望”对于人类现实生活具有不可替代、不应削弱的伟大意义。与上述观点类似，张隆溪的《乌托邦：观念与实践》（1998年第12期）把马克思主义置放到柏拉图《理想国》以来的理想主义传统中去理解，凸现其正面建设意义，并且得出结论说：人类仍然需要乌托邦理想主义和超越现实、创造历史的意志。
马克思甚至已经被一些作者看作辨别“公共知识分子”的“试金石”。例如，张汝伦的《良知先于理论》（2002年第10期）一文，就把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蒂撰文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行动理解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它指出，罗蒂在这个极度“崇尚私人物质利益”、“嘲笑理想和热情已成为一种伧俗时尚的今天”，仍然真挚地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带给人类的“希望”和“理想”，因而罗蒂就将自己与束缚在学院体制中的“专家学者”区分开来，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然而，这种对马克思的“塑造”并非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他们把马克思塑造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反过来，这种理想形象又成为塑造他们自己的一种原型。一言以蔽之，在“马克思”形象的重新塑造过程背后进行着的，其实正是团结在《读书》周围的一批作者的“自我塑造”。可以想象，成为马克思式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时承担人文精神、批判意识和理想主义的使命与责任，正是相当一部分《读书》作者们的理想：他们为马克思所描绘的这幅“思想肖像”恰恰就是他们自己的“群体自画像”。而且，最为有趣的是，在《读书》的许多作者们看来，马克思似乎已经不再是“体制”中人，而分明站在了他们即正在进行着自我塑造和自我养成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这边。曾经被当作“意识形态符码”而使用的马克思形象，现在被解构并重新建构出来，成为了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典型！
纵观《读书》二十七年来的马克思言说史，虽然颇为纷繁芜杂，但仍然可以清理出三条主要的脉络——首先，在对马克思思想精髓的理解上，马克思的形象不断被“人道主义化”，而且越来越被赋予了“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维度和意蕴。其次，在对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定位上，马克思的形象被不断地“脱意识形态化”、“学术化”以至“知识分子化”，马克思由“意识形态的学理化身”逐步地被改写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原型”。最后，从马克思哲学研究与其他哲学门类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哲学也由一支独秀的地位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但近期内，又逐步在各种话语同时并存、多元竞争、互相融合的潮流中重获生机。可以说，《读书》杂志在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和研究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与国内学术界的同步发展，在某些方面——如对马克思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的强调——甚至稍有领先，开一代风气之先。
当然，《读书》的马克思论说，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人理解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历程的一个缩影，一个镜像，一个片断。
中国学人对马克思的论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几乎再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够像马克思一样，引起过中国几代仁人志士这么强烈的热爱与憎恨，这么长久的讨论与纷争，这么深刻的反叛与皈依……曾经那个辉煌一时的“马克思神话”确实被打破了，但我们不必为此感伤——因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同时也是一个“当代的马克思”、一个“我们自己的马克思”必将从这毁灭中浴火重生并走向未来！
今天，在这样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吞噬民族认同的时代，一个经济利益、消费体系淹没思想、激情和理想的时代，一个迫切需要社会改革和文化创新的时代，每一位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锻造他们自己的批判意识、崇高理想和人文精神吗？难道不应该在心灵深处拥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克思”吗？
[1]除了个别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零星论述之外。
[2]参见甘阳：《韦伯神话》，载《将错就错》，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44－246页。
[4]孟捷：《“通往奴役之路”？》，《读书》，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期，第33页。
[5]刘擎：《“奇异的沉寂”意味着什么？》，《读书》，1998年第7期，第69页。
[6]林春：《不朽的宣言——纪念<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周年》，《读书》，1998年第10期，第7页。
[7]张旭东：《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读书》1998年第11期，第29页。
[8]索飒、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读书》2002年第6期，第77页。
《读书》中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1]
钟城方力维陈小鼎黄琪轩
一、引言王国维先生讲：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2]政治学作为一个划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学科，也是如此。由于政治科学研究讲科学实证，要求有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以，中国读者大都觉得政治科学不可爱。而政治哲学激扬文字，纵横捭阖，又让人觉得不可信。
而今，由于政治科学的强势，政治哲学在政治学领域被挤压得并没有多大空间。因此，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这个两级格局其实是“跛足”的两级。而这“跛足”的两级，在《读书》上恰好倒置。是政治哲学谈得多而政治科学谈得少。所以，《读书》所追求的是可爱的一面。
二、《读书》中的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4]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5]当然，对政治哲学的探讨和关怀在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特征。
回首这20多年来《读书》走过的政治哲学之路，笔者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与其讲我们是在不断的超越，不如说我们更多的是在对话。正是在这样的对话、理解中，正是这种必要的张力的存在，政治哲学的深远影响才得以逐渐展开。
问题性质
国别研究
比较研究
政治制度
6
5（美国、日本、英国）
1
政治经济
（共24篇）
日本研究
7
西方发达国家
10
5（法国、美国、英国）
5
转型国家
4
2（匈牙利、俄罗斯）
2
全球化
0
现代化研究
12
5（美国、韩国、阿根廷、印尼）
政治发展
（共16篇）
官僚制度、政治过程与腐败研究
3
革命
5（法国、俄国、中国）
民族主义
2（以色列、南斯拉夫）
从统计情况来看，应当说《读书》对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87年《读书》就曾介绍我国建国后第一本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即王沪宁先生的《比较政治分析》[6]，尽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教材更接近于通用政治学教材，但对于当时沉寂30年的政治学界来说无异于有开天辟地之功，直至今天学人仍要回忆王先生一书对打破对政治思维的单一习惯、开拓学界视野的重要意义。
四、《读书》中的国际关系下文将从战争与和平、外交、全球化与区域化、恐怖主义等四大主题进行综述。
如倪乐雄先生的《战争的文化透视》一文往返古今，比照东西，有着深刻的哲理内涵，佳作难得。此文对富勒的《西方军事史》一书做了精彩的解读，见解独到深刻，令人耳目一新。克劳塞维茨视战争为政治的继续，而富勒把战争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自古至今战争一直支配着人类生活”并尤其重视决定性会战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举希腊的发展史为例，认为马拉松之战、撒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会战对欧洲文明的早期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富勒以基督教为例，剖析宗教的兴衰与战争之间的关联。倪先生以此为立足点，对中西的战争文化进行深入的比较，得出较之西方战争的功利主义观（百战百胜为最高境界），汉民族的战争观（不战而屈人之兵）更重视以“民本”为核心的伦理主义取向这一结论。倪先生认为鸣条之战（商伐夏）、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作为东方文明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奠定了华夏政治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倪先生在文末指出应借鉴年鉴学派的历史观，用长时段的视角来剖析战争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唯独如此才能真正地理解文明的兴衰。此文纵横捭阖，笔者为之钦佩。
（二）、在外交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芝琛等，2006年第3期）、“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津上俊哉，2005年第8期）
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这一理论缘起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由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西方认为这是民主、自由的胜利，所以才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甚嚣尘上，颇为流行。但安德森指出其有悖于历史事实如两次世界大战等。
攻击性现实主义：此派代表人物为米尔森（Mearsheimer又译为米尔斯海默）。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系统论述了大国对权力最大化的追求，因为只有权力最大化才能确保安全。作者认为米尔森客观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权力属性，虽然残酷但真实，关键是如何走出这一困境。
这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可谓集中展示了当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全貌，由此可知西方对全球化的研究进展对我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作者与中国学者展开了关于全球化的讨论，集中关于中国应当如何看待目前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颇为引人深思。
在《秩序还是失序——阿明和他对全球化的看法》一文中，作者在介绍了阿明对全球化的看法，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思考。阿明是“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落后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致，主张“脱钩”理论，独立发展。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借助外资取得发展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自主权。这与以拉美经验为基础的“依附论”有一定的出入，阿明以此为着眼点阐述了目前全球化处于失序的状态。目前的全球化并没有完善的配套制度、不能包含亚、非、拉的发展、公平严重缺失等。全球化仅仅只是西方的全球化，是新一轮全方位的垄断。作者立足亚洲经验，认识到包括阿明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已把中国和东亚看作第三世界的例外，呼吁中国学者不仅要从效率这一资本主义规则来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更要从正义、公平及相互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以引导中国的平稳发展。
那么美国学者是如何看待恐怖主义的，《读书》刊发了乔姆斯基的《恐怖主义、全球化与美国》一文。乔姆是美国著名的左派学者，其观点独立、内涵深邃。在此访谈中，作者明确的提出了国家恐怖主义这一说法，从此意义上，认为美国是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强权政治本身，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引起了伊斯兰底层人民深刻的不满，滋生了恐怖主义的土壤。作者认为用以武力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只能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世界将永无安宁，呼吁美国转变思维，调整内外政策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反美问题。
首先是着意于阅读政治学中比较“人文化”的文献[12]。中国知识分子还比较强烈地保留了韦伯所说的人文教育传统[13]。这一传统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政治学文献比较“可爱”，可读。
[1]本文是集体写作的产物，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黄琪轩负责召集并主要负责文中引论与余论部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钟城主要负责政治哲学部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方力维主要负责比较政治学部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陈小鼎主要负责国际关系部分。最后由黄琪轩整理全文。此外，在成文过程中，感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冯明亮、刘娟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李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刘伟伟的宝贵意见。
[2]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5]参见甘阳、刘小枫：《政治哲学的兴起》，《南方周末》2006年1月12日，此文是作者为华夏出版社“政治哲学文库”丛书所写的总序。
[6]陈奎德：《政治文化与比较政治学》，《读书》，1987年第6期。
[7]1985年11月《现代过程中的政治发展》；1987年3月《现代化理论与霍氏改革史观》；1988年7月《探索政治现代化道路》；1989年2月《抛弃乌托邦》；1989年5月《亨廷顿与他的强大政府论》；1989年6月《民主与权威》1990年4月《现代化的四个不等式》；1991年5月《现代化为什么受挫》；1999年10月《苏哈托的宿命》；2000年10月《韩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考察》；2002年5月《阿根廷危机的思考》；2003年7月《阿根廷危机与制度性不信任》
[8]刘擎、麦康勉：《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权者的抵抗》，《读书》，1999年6月。
[9]1981年第3期《谈谈卢森堡的〈俄国革命〉》；1981年第10期《近二十年来欧美的辛亥革命研究》；1989年第7期《法国大革命的神话与现实》、《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尝试》；1992年第6期《卢梭二题》；1994年第5期《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
[10]陈家琪：《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读书》，1994年第5期。
[12]《读书》政治学类所涉及的文献。对行为主义以前和后行为主义时期的文献都有涉及。但是比较缺乏行为主义时期的文献。
[13]参见：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如《读书》中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主流文献涉及并不多。反而更多的是置疑西方主流文献三位一体的（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政治民主化）比较政治学模式。同时对国际关系中，沃尔滋开创的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的突出领导地位也没有顾及。相反，对国际关系的评述常常是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以后的国际关系现状的置疑，隐隐地在提供不同的选择路径，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会让国际关系有更和谐的前景。对于主流视角的了解，参见Wiarda,HowardJ，Comparativepolitics:criticalconceptsinpoliticalscience，NewYork:Routledge,2005.以及Waltz,Kenneth，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RandomHouse,c1979.
[15]参见Polanyi,Karl,Thegreat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Press,1957.
“阳阿”“薤露”的尴尬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文选·宋玉〈对楚王问〉》
作者
出处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列访谈（一）》
陆学艺、温铁军
2003年第7期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列访谈（二）》
蔡昉、王晓毅
2003年第10期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列访谈（三）》
崔传义、白南生
2003年第11期
在对陆学艺的访谈中，他描述了中国农民工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指出到2002年，离土离乡的农民已经高达9460万。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但却始终缺乏工人身份、缺乏和城市市民同等的报酬和待遇。并主张改变目前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各项制度设置，特别是户籍制度。温铁军则介绍了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的原因和背景，指出在新时期的劳资关系中，农民工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蔡昉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要将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王晓毅则针锋相对，他质疑市场化是否有那么大的力量，并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要在农村为农民留下一块土地作为保障。崔传义主张破除歧视性的就业政策，保护农民工的权益。白南生认为城市化是个必然的趋势，政府应该帮助农民完成这个转型。
纵观上面三次访谈中六位学者的言论可以发现以下特点：一，这些研究都是政策性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为政策制定建言。第二，六位学者的背景有所不同，但从他们的发言中并不能看出明确的差异。换句话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策顾问们的观点很难反映他们的学科积累。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在当前的出版物中，仅就社会学学科而言，的确成了“阳阿”、“薤露”。它的发行量也许远高于学术刊物，但却必然低于流行报纸和杂志。仅从发行量而言，也许我们尚可保持乐观；但是虑及《读书》的初衷和雄心，虑及《读书》所想具有的对于历史的影响力，我们实难乐观。
不知《读书》是否考虑从“阳阿”、“薤露”中突围？倘能如此，本文便还有些微的意义。
[2]座谈会：《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1985年第12期。
[3]江小平：《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学问题〉》1987年第8期；《布迪厄一席谈》，1997年第10期。
[4]赵一凡：《福柯的话语理论》，1994年第5期。
[1]《访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80年第8期；费孝通：《我看人看我》，1983年第3期。
[2]《重读〈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83年第11期。
[3]费孝通《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1986年第10期。
[4]金克木：《记〈菊与刀〉》1981年第6期。
[5]张子毅：《费孝通〈生育制度〉评述》，1982年第10期；费孝通：《谈〈生育制度〉的日译本》，1984年第10期。
[6]费孝通：《〈盘村瑶族〉序》，1983年第11期。
[7]丁学良：《贝尔《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新版序》，1986年第10期。
[8]胡鞍钢等：《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讨论》，2005年第1期；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2000年第5期。
[9]李昌平：《我的困惑——“三农”寻思录之一》，2002年第7期；《出路何在——“三农”寻思录之二》，2002年第8期；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2001年第10期；《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2004年第5期；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2001年第1期。林光彬：《社会等级制度与“三农”问题》，2002年第2期。
[10]郑也夫：《住房社会学断想》，1996年第12期；《明补与暗补──住房社会学断想之二》，1997年第5期。
[11]刘武俊：《户籍制度改革不宜缓行》，2001年第12期；董沐旸，《取消户口，农民就会蜂拥而入吗？》2001年第12期。
[12]杨寅：《政府机构改革与公共行政观念》，2000年第10期。
[13]罗赤：《透视城中村》，2001年第9期。
[14]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2003年第10期；《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列访谈》（一）（二）（三），2003年7、10、11期；温铁军：《农民工问题和新时期的劳资关系》，2003年第7期；《农民工问题要从根上治——访陆学艺》，2003年第7期。
[15]贺雪峰：《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2006年第8期。
[16]姚德年：《我眼中的农民负担》，2001年第6期。
[17]张鸣：《爬上妙峰山看村民自治》，2001年第11期。
[1]吴毅：《农地征用中基层政府的角色》，2004年第7期；贺达水：《日本的农地制度》，2004年第9期；温铁军：《农地制度安排与交易成本》，2004年第9期；李昌平：《慎言农村土地私有化》，2003年第6期。
[2]张晓山：《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2003年第9期。
“以学术介入生活”
刘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05级硕士
在一个温暖冬阳下的午后，我合上了2006年11月的《读书》。这些天，翻看着27年《读书》，27年的光阴就这样在我手指尖似乎不经意的滑过，一瞬间恍惚，有一种事易时移、岁月易老的感觉。诚如师力斌所言，一本小小的《读书》，似乎平淡的27年，却在不经意或者其实是经意的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这27年的心灵史。
时期
所占比例
主题侧重
I
1979-1983
7~8
3.7%
启蒙
II
1983-1989
14~15
7%
III
1990-1994
8~9
4%
现实关怀
IV
1995-2006
26~27
12.5%
I.1979~1983：“解放思想，重读经典”
II．1983~1989：“西学启蒙，反思求真”
梁小民在85年第一期开始了其连续三期的西方经济学述评，这可说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一个框架性的描述。其开篇的《经济学的开放》是反映当时经济学人面对西方的复杂情状的一个绝佳文本。该文先是勾画了当时的背景——“七十年代末以后，我国经济上开始实行开放政策，就经济科学说，这一开放必然产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必要。”，而后在系统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后，作者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并没有改变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其以现象代替本质的手法，也并没有放弃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正是我们应从整体上对它加以否定的根本原因。”当初整个中国经济学界初初面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时的基调清晰的展现在眼前。
III.1990~1994：“作别启蒙，重新定位”
IV.1995~至今：“经济热潮，社会变革”
[2]以每期18篇计算的大致数字
三代人同时面对文学
陈振中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摘要：面对80年代的《读书》，本文从分析该刊的三个主要作者群体出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共同面对现当代文学的80年代里，第一代人与后两代人早已暗暗存有分歧。《读书》表面上出现了三种主流的音调，但是实际上其中的文学图景是各自孤立的板块式结构，这种结构也成为了80年代之后的《读书》分裂和困境的源头。
关键词：《读书》作者群体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歧
一、从作者群体说起
我的这个划分受到了洪子诚和许纪霖的启发[3]，但在他们的类似划分的基础上也有所调整。我在这里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他们初次“发言”的时期，同时适当兼及其人的知识背景、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面对历史的态度之不同、文风之差别。当然，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在其中再作适当的分疏。例如，刘再复和陈平原在知识背景和发言姿态上就有明显差别，但是考虑到他们都是在80年代初次提出他们的代表性观点，从这个角度出发，还是将他们归入一个群体。
二、两种“异曲同工”的追忆
九叶诗人在80年代出土之后的这一系列行动，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争一席之地。当然，九叶诗人在当代是在继续生长当中的。不能说他们在新时期的创作一无可观，只是当他们过度沉湎于对过去的时代的追忆当中时，我们这个越来越快的时代也就开始慢慢地将他们抛弃在后面了。
三、面对历史的“暗河”
与九叶诗人的欢欣鼓舞略有不同的是，更年轻的两代人所体现的却是更加自信豪迈的气度。在面对历史和今天的态度上，他们其实可以简约归并为一类人。
散文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金克木等人在那里继续着30年代周作人的风格写作那些学者散文时，他们对于当前的散文创作一律是不加置评的。他们不停的重复自己和对当代继续生长的其他被压抑的散文类型的忽视，同样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
在第三代作者群体的逐渐占据版面和第一代作者的逐渐退出版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读书》的作者群体在无形中发生着巨大的分化。正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分化其实正是其后的学术界出现分裂和陷入困境的预兆和契机之一。
体现在《读书》中的80年代的嬗变，迄今为止，其实都不能为大家所完全理解。面对历史，我们其实都是那几个摸索大象身躯的瞎子。
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的回旋。80年代的文学在接受前人的指引的同时，再一次重头做起，以致于现在我们又出现了与前人类似的困境。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单纯归罪于任何一方都是不负责任的轻率之论。倒是，更应该值得指出的，是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急迫的以西方为标杆的现代化渴望。这种深层的思想潮流背景其实在暗地里指引了一切，包括80至90年代的《读书》作者群体的分裂，以及由此导致《读书》风格的渐变。
2006年12月初写定于北大
[1]参见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八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编者的话》，《读书》1979年第1期，第152页。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六章第三节《作家的分化与重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收入《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4]唐湜：《一叶诗谈·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这些论文包括：袁可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二）》，连续刊于《读书》1984年第10期第11期；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中国新诗》，1985年第5期，第102－109页；袁可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来由、发展与趋向》，1985年第6期，第69－76页；王佐良连续刊载于《读书》1987年第1期至第10期的《读诗随笔》（之一至之十）。
[7]参见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376页。
[8]参见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余峥《九叶诗派综论》，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唐湜《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蒋登科《九叶诗人论稿》，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是个例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1]周作人：《〈杂拌儿〉跋》，《永日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2]唐湜：《一叶诗谈·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读书》中的黄裳
高慧芳
（北京大学中文系04级硕士生）
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主要侧重点是整理和出版前十七年、甚至前五十年的研究成果，填补研究空白。编撰的书籍也以原始资料为主，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等。在文学史观念上，宏观文学史的讨论正在热烈的进行着。此时，研究者们一方面潜心整理过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深入挖掘，撰写新的著作。
“题跋”和“集部”的讨论，也与当时文学界正日益兴盛起来的文学史问题的讨论，以及古典研究资料整理工作相联系的。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正蓄势待发，许多学者都准备大干一番，这时候，古典功底的培养和加强就自然被提上日程。黄裳结合自己的经验，将重要的问题简明扼要地进行阐释，为古典文学的普及和推广而铺路。他将“题跋”概括地分为两大类：学术性与文学性，并以文史结合的方式来说明问题。他从宋人的题跋小文开始追溯题跋的写作史，并举出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黄庭坚。在进行知识普及的同时，黄裳不忘记自己藏书家的身份和优势，将自己搜集到的精美题跋列出十余例与读者共享，提醒读者题跋的重要性和艺术什么价值所在。
黄裳还直接在文中提议，“现在，组织起更多的人力，有领导有步骤地深入到更深更广的领域中，发掘、分析、整理出新鲜而有质量的史料，制成索引，编作长编，这样的时机的确是已经来到了。这将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从苍白无力状态下解放出来。”[2]这些话题，与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最新进展都保持了同步。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等大规模资料考证著作的问世，反映了古典文学学术界在这个方面的探索和成就。
通过这种对比分析，作者很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看法，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也不论他们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这个时期黄裳所谈论的话题，与《读书》和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都是紧密结合的，或从历史中寻找例证，或从传统中汲取精神资源，对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推动现实研究的发展。
作者在《书缘》中则是流露出对于古书的怀恋和对于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叹息。他认为同是一本李杜诗，把铅印本与旧刻本放在一起，自然会显出差异来，读时的心境感受会是完全两样的。有时得到一册禁书，不免要想到它历劫仅存的不平常命运，从而更平添几分珍惜之情。这样，每一本书好像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无论新知旧雨，在藏书者看来，其间都有一段书缘。“把这书缘记下来的就是书跋或书话，而这正是我所爱读的文字。”“听说《书文化大观》就要付印，读了它的目录，知道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著作，只可惜今天市上已不再见线装书的影子，即使增长了见识也没有机会付诸实践了。”[4]
作者已经不再是知识普及者的姿态，而是一位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坚持自己的“书缘”的知识分子姿态，不管是清高还是独立，总之，已经不是这个社会文化中的普及者和号召者的角色，学者已经退回到自己的书斋，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延续自己的“书缘”。
[1]黄裳：《谈“集部”》，《读书》1980年第1期。
[2]黄裳：《谈“集部”》。
[3]黄裳：《书的故事》，《读书》1979年第2期。
[4]黄裳：《书缘》，《读书》199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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