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学;实质性研究;形式性研究;文化自觉;世界图像
作者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200444）。
一、何谓社会科学的实质性研究
关于何谓社会科学的“实质性研究”，很难从学理上做出精确的界定，本文基于对社会科学作品的阅读和体验经验的反思，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标准。
（一）推进“文化自觉”：“世界图像”的抵达与接通
（二）激活同情共感：读者与研究对象沟通的桥梁
情感主义一方面预设了基本的共同人性，如“怵惕恻隐”等“善”的面向，以及利己主义等“恶”的倾向，使现实中跨越各种边界的相互理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相信不同人群在处理同样的“恶”以建立秩序或达致其他目标时的方式并不必然不约而同，对理想“秩序”的想象也各有抒发，文明及其分殊由此而生，同情共感因此蜕变成局部性的。同时，情感主义基于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一方面强调特定世界图像虽然可能跟有意识的创造相联系，但不可能完全源于理性规划、推理和实践，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意外后果，无以脱离人们的日常关怀和情感取向，因此，求取世界图像的文化自觉若不依赖于同情共感，就难以达到目的；另一方面认为，理性化的社会规则唯有以同情共感为基础方能有效，如亚当·斯密和乔治·米德都强调，若无参与者的道德反思，不“越来越具体地采取他人的态度”，市场就不可能存续。总之，社会科学研究若摒弃研究对象的日常情感和价值，否弃“将心比心”，就无法理解社会及其中的个人。
（三）见微知著：从特殊到普遍，从个体到整体
见微知著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特点，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普遍性何以达成；二是个体与整体的联结，从个体探析特定全体，“迈向全体的个案研究”是这一联结的生动表达。
相比于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以“演绎性规律体系”作为目标，同情共感提供的普遍化机制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当一个研究能够触动同行和读者意识深处的某根神经，产生新奇、启发以及共感时，“主体间性”就发生了，读者和文本之间、以文本为中介的读者和读者之间的共识就出现了，普遍性应运而生。类似现象以不同形式反复发生、扩散和积淀，不言而喻的“共识真理”逐渐奠定，成就作为“转辙器”的“世界图像”。
以特定“世界图像”为中介的“同情共感”则是联结整体与个体的基本方式。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认为整体直接作用于个体，或者说结构直接左右行动，但诠释学取向的社会科学强调每个社会人都是有着特定资格能力的行动者，有自己独特的行动目的和知识，它们影响着他们如何理解整体和结构，如何采取行动策略。换作韦伯的说法，整体作用于个体是个体以“世界图像”为中介来认识整体后采取行动而实现的。由此来理解社会学经典著作，就会发现，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在于它们是从人心的幽微处再现历史的力量，从个别现象出发重建整体的构成和变动，或从整体角度观察一个时代落在一个人身上和心上后表现出的样子。如韦伯通过对新教徒女工的“职业伦理”和富兰克林日记的分析来呈现新教教义同资本主义伦理的关系，涂尔干从个体的自杀行动来彰显社会道德密度的变化，等等。
在上述三个目标中，“同情共感”是另外二者的实现路径。通过这三者来引导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要否定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主义取向，而是说单纯的技术性解释可能导致一些要命的困难：一是很难对文明差异的构成性原因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依据，二是很难对不同文明面对共同难题时采取的完全异质的认知和反应做出充分解释，如世界上不同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认知和应对，三是社会科学可能忽视其根底上的“建构性”，包括其所宣称的“客观性”的“建构性”，故而“悬浮”于某种虚拟的“客观性”之中，限制了自身的生命力。
二、社会学的想象力与实质性研究
实质性研究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目标。但是，社会学比其他社会科学对这一目标应更为自觉，这是由社会学的学科特质决定的，是社会学实践其独特想象力的内在要求。
与很多学科根据研究对象来界定学科性质不同，社会学是通过彰显独特的想象力来自我界定的。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将社会性现象放置在具体社会背景下，从人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探索现象的构成逻辑和形成、变化的动力；但是，社会学不承认存在先验的、铁板一块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结构，而是认为结构是一复数概念，同一或不同时空下的结构之间存有空隙、不同个体所处的结构也千差万别，这为不同性质和程度的个体性/主体性孳生创造了条件；主体性意味着个体拥有援引参照系、做出思考和选择的能力，其主体性因此而得到进一步弘扬。
社会学的想象力从多个方面要求社会学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而采用经验的、条件性的研究方式，不断追问社会现象发生和演变的现实和历史根源。其一，发生在社会中个体或者群体之上的任何现象都可能是社会性现象，必须从其与社会关联的角度分析哪些结构性因素对它有意义，是如何影响和形塑它的，并判断哪些结构性力量的变更可能对现象的构成和运行产生影响。社会学对具体社会条件的强调以及精益求精的追寻和分析，被一些哲学家攻击为相对主义化，譬如列奥施特劳斯对韦伯的批评，但其实，这是古典政治哲学对社会学的误会。古典政治哲学首先建立人类终极美好的样子，然后以之批判现实社会，至于二者之间的距离、现实社会通往理想目标的可能性，则考虑较少。相反，社会学首先是经验性学问，是探寻我们的社会呈现为现实中的样子的具体原因，然后才在特定目标指引下思考和研究社会变革的可能路径及其在未来某个阶段可能的成果；而且，社会学不会消解终极关怀而走向相对主义，但其对终极关怀的讨论不是从目的论而是从社会建构性出发，分析终极目标的社会根源，或者个性化的社会建构如何通过社会传播机制而成为被普遍认同的社会规范。
其二，社会学对社会现象发生、变迁的社会条件的经验性理解，既是整体性的，又是历史性的。“整体性”指影响一种社会现象之形成的因素是多重的，它们之间虽然很难“纲举目张”，但肯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史性”表明，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前无古人地突生的，而一定跟之前的社会现象和条件有千丝万缕或疏或近的联系，历史可能以制度惯性、思维方式以及记忆和认同等方式在暗地里影响着后来人的意识、思维和行动，以及社会现象的性格构成和变动。一个研究虽然难以一次性地把握社会条件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并穷尽其同研究对象的关系，因此自然会有各种畸重畸轻，但不能没有整体性和历史性意识，不能满足于线性的和单一的因果关系界定或“当下主义”（presentism）。对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观照，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人类学是关于文明的研究或将文明研究定义为社会学的本质等提法的初衷。
其三，对社会条件以记忆和认同、思维方式的形式绵延的强调，暗含一个基本观点：构成一个社会整体的各种因素，不全是物质和制度，还有精神和情感，它们也以结构性形式存续。整体与个体的联结方式，除了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强调的个体能动性外，最为重要的是韦伯的“世界图像”这种既作为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又作为沟通或阻碍构成社会的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结构性力量同个体行动关联的“转辙器”功能。一项研究要走出自然主义式的直接决定论和线性因果论，避免“悬浮”状态，必须对研究对象浸润其中的“世界图像”及其构成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一个社会和一种文明，既拥有基础性的“世界图像”，这是不同社会和文明相互区分的根本，其内部又有复杂分化，特别是在全球交往频密背景下，各种“世界图像”不断对话、冲突和再造，既增加了再生产人类共有的“世界图像”的可能性，也强化了不同个人、群体、社会和文明的“世界图像”重构的复杂性。这需要社会学者不仅对“世界图像”的作用机制有明确意识，而且要研究“世界图像”的变动进程及其阶段性后果，在历史主义视野中开展不同“世界图像”的比较研究。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文明研究的学科的当然使命。
这种“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要求与布迪厄的“反身性社会学”相同的是社会学和社会学者都应接受社会学的检验；不同的是后者渴望以此通往某种外部客观性，但对前者而言，客观性并非首要目标，重要的是以社会学者自身的投入来增进研究的实质可靠性，当研究在不同范围的读者之间获得认可，成为他们自我反思的参照时，其普遍意义就出现了，客观性也就水到渠成。
当然，“阅历”不只指个人自然成长过程中积累的“朴素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更何况个人经验是极其有限的。作为社会学者，需要通过调查、阅读、思考以及学者之间的交流来丰富和扩充自身经验，提升理解与己不同的其他现象、情感和价值的能力，才能尽可能地同时跳出“朴素经验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以及布迪厄说的“唯智主义偏见”。
总之，“社会学的想象力”规定了社会学的思维方式，也指明了社会学的学术目标，当自然主义方法在社会学中被推向极致时，社会学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反社会的和反社会学的。
三、更进一步：通往社会学实质性研究的一个尝试
（一）以实质性研究为参照对社会学研究个案的反思
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社会学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研究，都积累了一批批经典成果，对后续研究起着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但是，社会学的研究如何继续前行，如何跳出形式性有余而实质性不足的困境？需要我们对这些成果不仅进行系统学习，而且要以新的标准开展批评和检讨。检讨的目的不是否弃其价值，而是在既有基础上拓展新的学术空间。
（二）通往联结经验与“世界图像”的实质性研究：以“家”为例
那么，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建立经验和历史现象同其所处社会乃至整个文明的“世界图像”的内在联系？甚至，如何界定中国文明既独特又能展开文明比较的“世界图像”呢？作者无力做出一般性的准确回答，这里尝试以例证方式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思路。
表达“世界图像”的概念非常之多，如“国民性”“民情”“深层结构”等。中国人对该议题的探索自中西发生碰撞时就开始了，但大多数的文明比较只在现象层面展开，20世纪上半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才真正触动中西文明的一般性“世界图像”差异的脉搏。遗憾的是，虽然“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学界被频繁使用以致滥用，但直到吴飞和周飞舟从丧服制度对“差序格局”做重新解读，提出者赋予其联结经验现象与中国社会的深层“世界图像”的价值才得以凸显。当代最为接近中国人的一般性“世界图像”的实质内容的表述，当是杨国枢等学者的“泛家族主义”说，但其具体解释还是稍显形式化。
（三）以“家”为方法推进实质性研究的一个尝试
以“家”为方法来反观前文关于“制度与生活”和“收粮”分析之局限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现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打开社会学实质性研究的新局面。
四、社会学教育的反思与实质性研究的重启
社会学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更为严重。由于在本科阶段就单独设置专业，社会学同其他学科的联系被过早割断；本科生导师制被理解为引导学生早日进入科研领域，而忘记了基础知识和学养的培养，把尚不拥有社会学的整体印象的学生拽到某一研究方向和论题；在学术竞争中，学者们在学科内部兴起一波又一波“圈地运动”：“许多人误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当作研究问题或分析传统，在村庄做研究就以为自己做的都是乡村研究，在工厂做研究就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劳工研究，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就以为自己关心的理论问题是所谓的‘农民工问题’”。每种研究方向都局限于自己的文献、问题意识、概念、理论甚至论述方式，每个分支学科都给自己规定了独占性“经典”，即使不得不面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经典作家，也至多是从他们的作品中翻检出一两个概念或命题作为分析工具或自我正名的依据，更多分支学科干脆只拥抱“枝叶文献”，甚至把最新最时尚的论文作为学术训练的全部；不同研究方法之间充斥提防之心，任何对话企图都被预先贴上“心怀不轨”的标签；“正统”二字在许多社会学者的观念中牢不可破，任何跳出既有论题、领域和方法的尝试都有被斥为“不务正业”之可能。
社会学研究和教育的故步自封和偏狭，给实质性研究带来了严重困扰。
首先是理论素养的缺失。社会学在其起点上就是一门具有强烈理论取向的学科，理论素养决定了问题意识确立、材料遴选和组织即怎么“讲”故事，而且，经典理论本身扎根于深厚和广大的文明和思想土壤，是养成和扩张从业者的想象力、经验感和“可沟通性”不可或缺的资源。缺损理论素养，一则可能催生“理论的焦虑”，即饥渴地寻找理论给自己的“研究”“穿衣戴帽”；二则学术创新裹足不前，今天很多研究者在丰富的历史、田野和数字资料面前问题意识的贫乏、论述逻辑的单一，都因此而生；三是在朴素经验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之间的游移不决；四是社会关怀的表面化而对深层次重大议题的无感。
在学科专业化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社会学如何回归实质性研究？其实药方就蕴含在诊断中，下文只就与阅读经典有关的关键点做些补充。
结论和讨论
最后必须重申的是，实质性研究不是否定形式性论述，而是批判脱离实质关怀和根基的形式性论述以及这一取向已成“正统共识”（orthodoxconsensus）的现象，为改变这一现象，它渴望在形式性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实质性研究也非否定社会科学对普遍规则和规律的追求，而是认为只有在实质层面进行研究和比较所形成的普遍规律或规则才有价值。实质性研究不是只宣扬基于事实的经验性研究而否定规范性讨论即应然性诉求，而是认为社会学首先是经验性研究，在清晰把握一种文明一个社会一个人从何而来、如何来、其根本的民情即“世界图像”以及其他结构性特征是什么之前，就申张其应向何处去，虽然不是没有实质价值，但肯定是不负责任的；反过来，在经验研究之后若不放置适切的社会期待，学术活动也会沦为犬儒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