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发生这种事，我希望大家都一起思考一下，到底谁来负责，不能每次没有钱就伸手向总部去要”。
一开始，他们要求找总负责人——公司的创始人高卫宇一起通话，却被高四海拦住了，“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高卫宇、高四海和高征宇是三兄弟，分别在韦博英语担任公司法人、副总经理和董事总经理的职务，韦博英语的华北片区由高四海负责，华南片区则是高卫宇负责。
高四海提到，在2019年的前8个月里，上海总部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从全国的兄弟学校里抽调了1600万元，为北京公司“输血”，但仍然无济于事，他甚至透露2019年9月韦博英语北京的经营利润不到200万。
当时，北京公司的资金只够交全员社保的，即使宽限到9月30日，高四海也只能松口说可能会筹集一些资金，发放部分工资。
这让已经苦等了2个月的员工无法接受。
而高四海却还想要求被欠薪员工继续守好工作岗位，结果遭到员工的果断拒绝。
我希望整个华北大区，包括北京的区域全体同仁能够齐心协力，攻克难关。而不是说业绩好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的拿公司奖金，但业绩不好的时候，奖金就一分也不能少。我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就不对，但是呢……现在公司经营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应该想想怎样采取理性的方式应对，你们想想吧！
这种典型的老板逻辑显然无法说服被欠薪的员工们。
与之对应的是有韦博员工说“已经有学员威胁自己，再不退款就要泼硫酸了”，另外北京亦庄韦博英语教学点的校长也说9月份该校还收了20个学生，担心如果再不发工资，会导致外教罢工，进而影响教学，最后会导致学生选择退费。
其实有学员6月份提交的退费，也一直没有退下来，按韦博英语的退款流程一般是45天的。
其实到此时，韦博英语的危机还仅限在内部发酵，外部少有端倪。
02国庆假期关店是否有预谋跑路的嫌疑？
9月25日，高四海从上海赶到了北京，处理欠薪危机。
但他给员工们带来的却是坏消息：原本预计9月30日发放的薪资，还要等到10月底。如此一来，欠薪就要到3个月了。
员工们当然不干了，吵吵着要去告他。
结果高四海也是被逼急了，直接对员工说了句：“爱去哪里告随便，爱怎么着怎么着，就是没钱。以后各中心都会关门”。
这句话在3天以后被一名自称为“一个有良心的韦博英语员工”的人写在了公开信里，爆料出来。
在这封公开信中，除了说高四海大放厥词之外，还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是说韦博公司以装修或升级系统的方式告知外界各个中心基本停止运营，并试图让员工拖住会员，到国庆节后，尽量不让问题爆发在节假日。
虽然这只是爆料方的一面之词，但上海地区的韦博英语员工透露他们是在9月30日下午4、5点钟才接到了公司放假7天的消息，而在往年，这个假期他们一般只会休息3天。
另外还有一个少有人注意的消息是，9月17日，韦博英语将旗下做了8年的开心豆业务剥离，“上海韦博开心豆教育培训有限公司”随之更名为“上海世纪开心豆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就在此举变更的一个月前，高卫宇还曾承认“通用英语产品业务有不小下滑，但开心豆、韦博青少年英语和出国考试等业务营业额较过往一年都有不错的增长”。
这也给外界留下了“事发前转移优质资产”的口实，加大了“跑路”的嫌疑。
10月8日一上班，韦博英语上海总部的一大半员工就离职了。北京公司这边在节前讨薪的那批员工也已经不再工作，多个教学中心关闭，之后韦博英语的门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波关门潮，上海、成都、杭州、苏州、天津、常州……
一个成立了21年的英语培训品牌，就这样迅速进入了濒死的边缘。
03韦博英语危机中的众生相
眼看着自己创办21年的品牌遭遇如此大的危机，高卫宇心里的煎熬一定非比寻常。
1998年，当时26岁的高卫宇已经在上海交大毕业并留校工作，但他还是毅然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开启创业之路，创办了韦博英语。
组织过徒步戈壁，喜欢跑马拉松的高卫宇曾经将这两项运动与创业相比，他说：
走戈壁与做企业之间的共同点是坚持正确的方向非常关键。在戈壁走错方向时，跑得再快也没用；我很庆幸选择了英语培训行业，过去十年这个行业经历了高速增长。
他还说要像跑马拉松那样做企业：
“跑马拉松不止可以强健体魄，一些工作的压力可以通过跑步得到排解，也带给我很多职场以外，关乎至人生和事业上的思考。走戈壁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我在最后一天开始的五公里处，每一分钟都想停下来，那是到了极限状态后的身体在不断暗示自己停下来，但如果坚持下去，过了痛苦的那一段后，就会越跑越轻松。做企业，有时也是这样，需要坚持。”
很遗憾的是，这样一位非常强调坚持的企业家，如今却在公司危急存亡之秋的关键时刻，不见了踪影。
这封信看起来虽然言辞恳切，对公司面临解体的情况和学员们的后续处置做了说明，但对员工们追讨薪资的切身利益诉求没有合理解决，他给出的说法是“如果有HR薪资员工愿意回来为大家计算，我们会把明细数据都记录下来，日后有能力的时候进行补发和补缴”——这或许和空头支票没有什么差别。
而关于信中所说韦博英语曾试图寻求融资来渡过难关，确有其事。据《财经天下》周刊报道，今年8月16日高卫宇曾在内部会议中对员工们说：“公司于近期签署了一份投融资协议，将于10月份到账一笔2亿元的资金。”
但员工们等来的并不是投资，而是又一次失望。
事实上，面对韦博的衰败，另外一群人更加气愤至极，他们就是韦博英语的学员和家长们。
韦博英语的学费少则两三万，多则七到十万，对于任何普通个人或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更何况有韦博英语的销售人员透露，有些学员甚至工资才三四千，他们之所以愿意承担昂贵的学费，目的就是为了多掌握一门技能，升职加薪。
有媒体在调查中发现不少韦博英语的地方门店学员里，有70%甚至更高的学员选择了培训贷的方式支付学费。
很多学员在这次危机中处境尴尬，学费缴了，贷款贷了，结果培训门店却人去楼空，没法上课不说，还得继续还贷款，找谁说理去？
当然是找韦博英语的高管们了。
于是10月8日晚上，一帮学员和学生家长愤怒的将高氏三兄弟中的另外一位高征宇扭送到了派出所，想让他承担责任。
从网友“Co_Co丹”曝出当晚的视频来看，高征宇穿着休闲，两耳带着iPods，手里拿着饮料，多少有点“债多了不愁”的佛系中年人感觉。他在视频中说“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承担责任；承担不了的，我不用承担”，引来旁边家长们的一片质疑。
在《成都商报》的报道中提到，韦博英语成都银石校区原校长透露，自己在9月30日离职时就已经获悉，“华北大区负责人高四海（负责韦博英语北京和成都校区）被控制了，防止他跑路”。
如此看来，高氏三兄弟的现状是：公司法人高卫宇仍不知所踪、公司副总高四海被控制、公司董事总经理高征宇也被扭送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而比他们还惨的是被欠薪多个月的员工，以及损失更惨重，不知何时才能拿到退款的学员们。
另外，在这场危机中收到波及的还有两方，一个是为韦博英语提供外教师资的外包公司，前文已经提到他们已经开始追讨欠款，但希望依然渺茫；另外一个就是一些韦博英语的加盟方。
韦博英语在全国62个城市的150多家门店并非全部直营，也有一部分是加盟模式，并且在当地是以独立法人的形势运作，在这场风波中，他们的门店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当然品牌受损，学员的担忧肯定也是有的）。
10月10日，韦博英语湖南校区，负责人称该校区属于品牌加盟，有独立法人，财务自主管理，因此未受到波及。另外厦门韦博英语的一位老师也表态泉州和福州均正常营业，情况也是因为有独立法人操盘，属于加盟模式。
10月11日，据宁波晚报报道，宁波本地的3家韦博英语教育机构已经决定脱离韦博英语总公司，联合成立独立公司，继续做培训教育。
或许随着韦博英语的危机发展，当这个21年的老品牌受到严重损害时，越来越多的加盟方会选择独立出来或者更名，以保护自己在当地的业务不受影响。
04这场“跑路”闹剧到底该谁负责？
毫无疑问，这场“跑路”闹剧最直接的负责人应该是高氏三兄弟，由于他们的经营不善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其实自从2014年以来，韦博英语也一直在尝试转型，2014年10月他们成立韦博好外教在线教育，进军互联网教育；2017年他们又上线了青少年产品，不断完善业务线。
2015年初，公司董事总经理高征宇还曾经接受了韦博英语内部员工的采访并留下一段视频，高征宇当时就提到了公司需要重新认识续费和转介绍这件事，拿一个指标来衡量的话，就是如果续费和转介绍的比例达不到50%，那就说明经营的方向是有很大问题的。
而高征宇在视频中透露，过去韦博英语的续费和转介绍转化率连20%到30%都很难达到。
可惜，他们的努力还是没有获得外界的充分认可。
2017年《南方周末》曾经撰文披露韦博、英孚等教育培训机构退款难的问题。
韦博《学生入学注册合同》注明三十天内的退款手续费高达6800元。三十天后的退款，“按照韦博中心公示的收费标准协商处理”。2017年2月，乐小梅辞掉工作，跟姐姐回到了贵阳农村。但她和韦博方面的退款谈判还在僵持：原价格30600元的课程，她只上了三节课，几经沟通，对方答应只扣除4200元的违约金。虽然相比早前的9200元违约金少了一半，但对方还是没有给她签订退课合同，还得继续偿还百度钱包的贷款——每月1540元。
但许多培训行业的机构都存在违规操作的现象，像韦博英语这样收费期限少则半年，多则两年的不在少数。
如此一来，即使有个别的培训机构想要缩短贷款周期也会遭到同行的恶意竞争，目前整个英语培训行业的竞争氛围有待进一步提升。
回看韦博英语如今的光景，其员工与学员在短时期内恐怕会继续陷于漩涡中。
对于创业者来说，韦博英语的遭遇说明了在创业过程中必须时刻保持业务增长模式的正常运作，不断优化自身并打造业务壁垒；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教训则是由于当前的会员消费种类繁多，在大额的充值消费时，一定要有风控意识，否则最后为整件事负责的很可能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