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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30
博主按：
姜般若，是个多姿多彩的人物，但他不是红色，而且还有点黑。所以历史一笔把他抹杀了。但姜般若在中国历史上确是个无法抹掉的人物，因为他热心教育。他在任南开中学学监时，就亲赴北京邀请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先生给南开讲学。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出面将天津伯克利学校买进下改为天津达文学校。解放前夕，他又创办了天津育德学院。不管政治原因如何，大办教育无错。姜般若重视教育、竭尽全力办教育有功，公正的历史应该记住他。
天津民国人物姜般若的传奇人生作者：李沣
姜般若（1889—1964），名更生，以字行，直隶青县兴济镇人。其父为天津怡和斗店资东。1911年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早期赴法勤工俭学，1914—1919年任南开中学学监。为李石曾所赏识，归国后曾在北京中法大学任职。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真理社”，出版《新生命》杂志，在早期社会主义组织建设中，起过穿针引线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曾被捕入狱，坚持教育救国，创办达文学校，参与育德学院的创办和教务。天津洪帮头目，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关系密切，又借机为运往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作战物资保驾护航。在错综复杂、政治险恶的人生际遇中，仍保持了文人的一份善良和真诚，是个充满矛盾的多面人物。
一、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
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组织者，是里昂中法大学的领导人，这三人都和姜般若交往甚多，因此姜般若也就卷入到留法勤工俭学中。
关于姜般若赴法勤工俭学，现流传的资料多是标题性的简介，无具体内容，而且还有矛盾之处。比如网络最多也最为权威的简介是：姜般若，“1911年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1914—1919年任南开中学学监。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为李石曾所赏识。”是说姜般若赴法勤工俭学是1920年，是在任南开学监之后。但专门研究姜般若的尹树鹏在《荣园里的育德学院》一文中却说：“姜般若，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任南开中学学监。”⑴是说姜般若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者，回国后才开始任南开中学学监。从1917年5月，任南开中学学监的姜般若赴京请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来南开演讲之事，可间接证明，尹树鹏的说法更为准确。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
南开中学让姜般若赴京请蔡元培等这些学界、思想界的名流，恐怕除姜是学监之外，更主要的是姜般若与这些名流有交往，有关系，甚至说有面子。因姜与这些名流来往多、关系好，所以把这一重任全交给他。
姜般若与这些名流很有缘分，恐怕缘自留法勤工俭学。如果说姜般若是在1911年任南开中学学监之前留法勤工俭学，或者说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话，姜般若恐怕与这些名流在这期间的活动有关：
因姜般若卷入到了这些留法活动中，所以才与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吴玉章，甚至汪精卫有了交往和缘分，这也就成了他尔后任南开学监赴京请这些名流的得力人选。由此可证，姜般若是最早期的赴法勤工俭学者，他赴法勤工俭学是在（1914---1919）任南开学监之前。
二、无政府主义者姜般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之前，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为活跃的是无政府主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对许多早期中国共党人产生过影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携手合作过。
从理论渊源上说，无政府主义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相合之处，如最终目标基本相同：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公共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此无政府主义成为我国近现代思想的滥觞。如蔡和森所言："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⑶
姜般若是天津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领军人物。
1917年5月，周恩来在为南开《校风》报撰写的一篇社论《本社之责任观》中说：“而彼时主励学会务者为马千里先生，热心政治之人也。佐理者亦均同道，若张信天，若姜更生诸先生皆一时之彦，故所言隐约咸含有政治嗅味。”⑷通过周恩来所言“若姜更生诸先生皆一时之彦”，可知姜般若当时在南开学生中很有影响，周恩来对姜般若也很敬仰。
这期间姜般若的主要活动就是主持“真社”活动和创办《新生命》杂志。
天津真社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从“无政府主义社团名录”得知，它是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姜般若与原南京群社的杨志道、许真风等人在天津组织的，北京实社的黄凌霜也前来参与编辑《新生命》⑻。
张国焘也说：1920年，“当时俄国革命影响更大些。一般学生都讲社会主义，如陈炯明（福建）、温世森、姜般若（天津米店主人）、张东荪（研究系）、戴季淘、胡汉民、李汉俊、李石曾，都出版社会主义杂志。”⑼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姜般若也是个社会主义者。
二、无政府主义者姜般若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络与协调
1961年香港出版的缶斋著的《近五十年政海旧闻录》对此事也有记述：姜般若为吸引南开中学学生，家门口挂出“新文化研究社”招牌，结果维金斯克和杨明斋发现后就“找上门来访问他”。这里的“维金斯克”可能为柏烈伟之误。
刘清扬自己说，她是在姜般若的介绍下，认识了苏联的鲍第威（即柏烈伟），从此开始接触到了列宁的革命思想。⒀
2、姜般若与霍多洛夫
从张国焘“讲稿”反映出来的信息是：陈炯明、温世霖、姜博若、张东荪、戴季陶、胡汉民、李汉俊、李石曾“都出版社会主义杂志”，但苏俄代表认为：“张东荪、陈哲时、姜博若……都不成样子，所以找着我们。”⒁这说明来自苏俄的代表曾着意联络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的编者。1920年月底，有“苏联同志”与李大钊、姜般若和担任《晨报》、《时事新报》驻津特派员的章志、出版过《太平》杂志的尉克水、编辑《南开校风》和《南开思潮》的胡维宪“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⒂此“苏联同志”是谁尚不能确定。但在天津，霍多洛夫确实见过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和《觉悟》的周恩来。刘清扬回忆，柏烈伟曾“介绍一位名哈德洛夫的，他自承认是俄国革命工作者。姜般若介绍我和他们认识之后，也常相往来，我也介绍周恩来同志和他们见过面。”⒃这位“哈德洛夫”就是霍多洛夫。
英国有关档案显示，在布尔什维克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北京大学的李教授和天津一名叫C.H.Wong的中国人分别协助布尔什维克在京津的工作。⒄北大李教授无疑是指李大钊，因为他确实常到天津，帮助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同中国人建立联系。C.H.Wong尚不能确定为何人。在与天津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个人有直接、间接的联系、并接受其指导从事活动的团体中，天津真社无疑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天津真社要员黄凌霜可以算是中国较早与布尔什维克发生接触并为苏俄作宣传的人了。该社首领姜般若是AB建立联系的一个关键人物。姜除了编过《新生命》，主编过月刊《星光》外，1920年10月还在《申报》发表“俄国在华权利之最近趋势”，表明他对俄在华权益处置问题上的主张与苏俄一致。在他的介绍下，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天津觉悟社也同苏俄人士发生了关系。
3、姜般若与李大钊
章志当时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并宣传天津的新文化运动，因此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关系密切，他在《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一文中回忆说：“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即姜般若）家中住，那里还住着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这时，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陈独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大钊）、姜（般若）、山西同志（尉克水）、南开学校的胡维宪同学连同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柏烈伟）家中集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于未然。原来姜先生的行踪是被政府监控着的。于是，他们纷纷离开了天津。”⒅而任武雄的引文与此略有差异，他的引文为：李大钊到姜般若家通知后，“立刻搭车回京。我（章志）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⒆
4、漳州真社与姜般若
1919－1920年时的漳州是以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自1919年12月，陈炯明思想上明显地激进化，他积极“进图社会主义之实现”，赞扬列宁等以革命暴力实现理想社会的新潮流。（21）此时南洋及漳州，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真理社异常活跃。漳州真理社的活动，无疑与由天津到漳州的姜般若、章志、尉克水有关。
梁冰弦回忆，约1920年春，在天津的俄共党人布罗威（即柏烈伟）通过闽南教育局职员“冀籍姜某”（即姜般若）向陈炯明进言：“列宁至友V氏（即波塔波夫），将向亚洲诸国推行其革命任务，……请华南有地盘有凭籍的革命集团，接纳他的使命，共图发展。”（22）
5、姜般若是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
李丹阳在一文中说：“这里所渭'以个人身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革命者’，当指那些在中国尚未存在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下，个别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较早与苏俄、共产国际来华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后者的指导、帮助下从事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政党的活动（注：笔者认为，这些人除了上述的李大钊、张太雷外，至少还有黄介民、张墨池、姚作宾、姜般若等，他们分别是“东方共产党”、“支那共产党”以及与之有关系的“真（理）社”的负责人。”（24）
三、北伐与抗日战争时的姜般若
姜般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人脉关系，既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像李大钊、柏廷伟、周恩来、刘清扬，但与他关系最贴、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他的这些师生朋友中，论思想的坚定性、革命的勇敢无畏，他不如周恩来、刘清扬；论社会地位和学术造诣，他不如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纵观姜般若一生，似乎他信守中庸之道，在革命潮流中他不是个领军人物，但又不甘寂寞，他的性格和能力，使他在派别林立、形势千变万化中，始终处于从属、跟随地位，在各种势力交互作用、争斗中，始终扮演一个协调或中间人的角色。但这个人本质上是正直、善良的，所以在学界、政界甚至黑社混迹多年，但基本无大错、大罪。因此，在现有文献资料中，姜般若的名和事，零零碎碎、少之又少，这给对他的研究增添了难度。因此对他后期历史的叙述，只有些片断，无法连贯起来。
1、任职中法大学
很多资料提到：得李石曾尝识，任职中法大学。因姜般若参加了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早期留法勤工俭学的筹备、组织活动，李石曾、吴稚晖于1920年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然后又在法国里昂创办分校。李石曾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吴稚晖为董事、里昂中法大学校长。这期间受李石曾尝识的姜般若在中法大学任职，具体职务和工作经历不清。
2、在天津工余补习学校任教
1921年，在罗章龙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决定在天津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以推动工人运动。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1年9月11日，由校长于树德、教务长安体诚自筹资金并组织领导下，“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在河北区大径路东兴里4段12号正式开学。学校以“普及劳工教育”，使工人“利用工作余暇补习学识”，“促进觉悟”为宗旨，教员由李腾、吕一鸣、姜般若、兰秀山等青年团员和热心劳工运动者担任。所有教师均不领取薪俸，而尽义务。第一期学生共招收40余人，均为恒源纱厂工徒和北站铁路工人。（25）
3、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1930年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先生针对当时中国革命的现状，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临委会成立后，天津的一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有一部分军政人员和下层职员加入到组织中来，负责人为北平法商学院的学生王守先。1935年，王守先派农工党员张祚延来天津开展工作。从1935年到1939年期间，张祚延在天津以法商学院为基地发展组织，先后发展了姜般若等二十余人。“七·七”事变后，组织活动随之转入战时状态。（26）
4、翻译日本人田中忠夫的《华北经济概论》，193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5、姜般若筹办天津达文学校
1937年，美国人鲍威尔在天津创办了美国神召会伯特利学校。初为小学，设在河北，1937年冬借用十区中合小学原址创建中学部。中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天津，天津的英、法租界被日军包围，成了孤岛。“后鲍威廉因日寇封锁租界，无奈隐退归国。归国前，董事长姜般若由鲍威廉手中将全部校产买下，至1940年改组为私立达文中学。1940年暑假迁到达文波道（今建设路）98号。”
达文中学，严格的称谓应叫达文学校，即天津私立达文学校。因为早期，达文学校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天津私立达文学校从1940年一直存在到1952年。“校长谭冠俊。该校在后方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备案，美国各大学承认其证件。1945年因经费不足，中学部停办，仅存小学。1946年恢复中学部。继任校长李书香、李星原、王俞等。”（27）董事长姜般若，不知姜般若为何公司的董事长。
6、姜般若参加抗日活动曾被拘捕
1937年7月日本侵占天津后，英国工部局根据英总领事的指示，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破坏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英总领事为了讨好日本，立即指示在报纸上明确宣布“禁止任何人在英租界内进行任何政治活动”1938年夏秋间，警务处逮捕了“抗日锄奸团”的重要成员沈栋（耀华中学学生）。其后，警务处又破获了国民党“中统”在天津的地下组织，逮捕了该组织的负责人张庆恩及其同伙马子刚、姜般若等5人。（28）
7、抗日时期，姜般若曾为向根据地运送物资保驾护航
九河下梢天津卫，在热闹、纷杂之中，还隐藏着中共地下党组织开辟的秘密航线，成为向冀中等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传递情报的重要通道。根据地环境艰苦，作战频繁，伤病员很多，致使医药用品特别是西药和手术器械奇缺。为了把药品等物资安全地运往根据地，地下党员争取了把持大红桥码头的天津青帮“双龙头”姜般若，使他在为根据地运送药品等物资方面发挥了作用。（29）
这里讲的是洪帮头目姜般若为天津输往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保驾护航，其实姜般若这样的抗日行动是多方面的，比如也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作战物资运输保驾护航。1938年春，为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在冀东举行工农武装抗日大暴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成为造纸专家、大学教授的杨十三满怀爱国激情，毅然投笔从戎。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家产，典卖了老家的土地，又动员亲朋好友出钱，筹办武器。从禅臣、义利两个洋行买到机枪、望远镜、无线电发报机、地图等武器装备，把自己成都道鹏程里4号的家作为转运站，后利用与天津洪帮头子姜般若的同学关系，通过青洪帮把持的码头和运输线路，冒险从天津运到冀东抗日根据地。（31）
8、参与创办天津育德学院
“七七事变”天津沦陷后，日伪政权极力推行“亡国灭种”的奴化教育。不愿做亡国奴，以教育救国的天津爱国人士，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毅然坚持教育救国。这期间创建的高等院校主要是私立达仁商学院和私立育德学院。张绍祖在《天津沦陷时期教育界的抗日活动》一文中说：“育德学院创办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斩云鹏、孟遂安、崔汉声、姜般若等人联络爱国人士和英国人白劳德，在英租界内组建'天津学院'，后易名为'天津大学’、'育德大学’。设二系和一个专修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勒令停办。”（32）
9、姜般若的文化生活和活动
姜般若学识渊博，精通七国语言，热爱教育，喜欢绘画与武术。因此他在这些领域都曾涉猎，也有很多朋友。
（1）姜般若与阎道生交往频繁，两人常作彻夜长谈。1919年春，阎道生作《访吴稚晖》一诗，记录了与吴稚晖相识的过程，此次相见就是姜般若引见的结果。1930年，严智开创办天津市立美术馆，姜般若邀请阎道生作画，同时还在美术馆为阎道生举办个人画展，帮助他赴东瀛与日人比赛，姜般若对阎道生事业的提升帮助很大。（35）
（2）姜般若与徐悲鸿为挚友
徐悲鸿，早期赴法勤工俭学，后在中法大学任教，这段经历与姜般若同，两人可能为挚友。网上流传一拍卖品，为徐悲鸿给松亭先生信涵，内中有：“月初托友人姜般若先生购得尊着论语正，反复读之如林放陈司败民之千人也，甚于水火之天衣无缝┄┄兹寄奉十万元，请伤人寄论语正一部与南京考试院戴院长亲收。拜谢不尽，敬请道安，徐悲鸿拜启。四月十九日。”可以为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悲鸿曾邀请阎道生赴中央美院执教，其关系也是多年前经姜般若介绍认识的。
四、关于“洪帮头子”姜般若
青红帮组织，红帮建立在先。红帮本名"洪门"，洪门始建于清兵入关、明朝覆灭之后，一些明朝遗老和不甘心受满清统治压迫的民族志士，结成秘密团体，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以朱元璋洪武年代命名"洪门"。洪门仿效梁山泊，以“山”命名，例如太行山、终南山等，史传姜般若就是洪门太行山派。
天津位处九河下梢，是水路运输的中转纽带，船舶麇集，生意繁盛，脚码头是青红帮的主要活动地域。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褚玉璞进占天津后，青帮分子开始大肆活动。新任直隶都督褚玉璞委任其青帮师父厉大森为天津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原是山东系青帮头子，来津后广收门徒，如大恶霸袁文会、巴延庆等都拜在厉的徒弟督察分处长白玉生门下。（36）姜般若既然是洪帮头子，应与褚玉璞、厉大森、白玉生有关联，但目前已知的史料中无任何记载。
五、解放前的姜般若
1945年民国元老靳云鹏以“负有抗战历史之学校不宜泯没”为由，再次联络王任远、姜般若等人筹备复校。1947年正式复校，聘陈仙洲为院长，姜般若为院务长。陈仙洲后因事辞职，改聘夏勤为院长，姜般若代理院务，孙科、李烛尘等十余人为校董。学院以教授经济法律为主，分为本科与专科。
1949年天津解放后，育德学院归属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管理，姜般若任院长。设有法律学、财经学、政治学三系和化学工业、农产加工两个专修班。
（完稿于2016年9月5日星期一）
⑴尹树鹏：《荣园里的育德学院》，载2015年7月3日《今晚报》⑵、《360百科·李煜瀛》
⑶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三），第76页。
⑷(周恩来：《本社之责任观》，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242页。)
⑸刘清扬：《对“觉悟社”等问题的解答》，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第230页。)
⑹（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58-1959年版，创办《新生命》的是成立于1918年的“真学会”。1919年10月25日《晨报》的一则通讯说，定于1919年11月1日发刊的《新生命》系“真社”出版。于鹤年发表于《新人》第1卷第4号的《天津的文化运动》提到，《新生命》于1919年8月创刊。陕督陈树藩1919年8月28日密电中所报告的“近日”邮政检出的七种无政府主义印刷品中就包括《新生命》《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33页)。
⑺《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卷第325—327页。[7]）
⑼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载《百年潮》2002年2期。）
⑽、（11）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⑿（刘清扬：前引文。关于“真社”，参见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⒀《刘清扬大事记》网络版。
⒁（《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3-54页。
⒂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的情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8页。
⒃王来棣前引书，第204页。
⒄FO405／233，第107号文件附录。
⒅（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子虚乌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⒆（任武雄：《试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转引自张静如编《李大钊生平史略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1）（参见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上卷所收1919年12月5日“致孙中山函”和同年12月25日发表的“评康戴两君论革命书”。）
（22）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别录》
（23）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
（24）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25）《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2010年3月，第18卷第1期）
（26）《农工党天津市委会历史沿革》，2012、08、17发布。
（27）见：《近代天津教育图志》）
（29）津版《地下航线的传奇》，《每日新报》2015、10、6。
(30)尹树鹏：《大红桥码头》上的抗战故事，天津今晚网，2015、8、30)
（31）《360百科》；《92岁的革命老人杨效昭深情回忆父亲杨十三》，载《河北日报》2005年8月24日。
（32）张绍祖：《天津沦陷时期教育界的抗日活动》，《天津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3）《360百科·靳云鹏》
（34）“20退休李
老师”的博客。
（35）闫伯群：《风云承会》，《天津日报》2016、8、30。
（36）《晚清民初的黑社会帮会头目们》，《浩学历史网》2010、03、26。
(37)参见《红帮老大》３６０问答和千王之王的《天津四霸》。
(38)《清民初时期助纣为虐的黑社会帮会头目们》载：《铁血网》2011、3、29。
（40）杨天波：《图画里民国仨小宅门中的大历史》，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