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舆情环境的变迁与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1
2.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刘祥平：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话语策略13
3.安徽大学管理学院董浩：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策略16
4.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张杰：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探析以长三角地区J市为例24
5.***随州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余洋：
地方政府舆情管理与社会控制研究31
6.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李晓蕙：地方政府政务微博舆情
危机回应策略研究以敦煌阳关林场遭砍伐事件为例40
7.江苏师范大学田子：
短视频时代政府网络舆情引导研究52
8.窦玉英：
反转舆情通报回应策略57
9.河南警察学院杨山林：
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63
10.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陶思奇：
负面网络舆情对商业银行影响机理及应对措施研究70
11.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王劝：
高校辅导员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提高策略研究78
12.江西财经大学谭弘：
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研究84
13.郝悦冰：
高校网络舆情演化机制及应对策略90
14.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柏铨：
关于正确研判和合理应对舆情的新思考94
15.临沂日报报业集团赵成：
关于自媒体舆情特点及应对的几点思考和认识97
16.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朱兴纯：
基层党组织在重大事件舆情疏导中的作用研究102
17.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瑜：基层网安部门网络舆情管控的现状分析与
对策研究以S省Z市网安大队为例107
18.湖北警官学院王欢：
论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回应112
19.武昌首义学院樊国庆：
面向网络舆情的思政教育创新策略120
20.黑龙江讷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学义：
企业党建工作把控引导网络舆情的问题研究124
21.山东农业大学闫璐：
全媒体时代高校负面网络舆情的传播与管理研究129
22.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涛：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影响及引导策略探究134
23.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许婷婷：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工作队伍建设路径探究139
24.吉林体育学院张继元：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情现状及引导策略研究144
25.太原工业学院李霞：
全媒体时代高校学生网络舆情引导策略149
26.长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伍廉松：
全媒体时代涉外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154
27.广东广播电视台杨琨：
融媒体时代舆情应对的新策略163
28.***郑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史玉琴：
社会治理视角下舆情风险防控机制研究169
29.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刘莉：
涉农网络舆情特点及应对分析研究176
30.刘魏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守牢舆情风险底线以《山东人大工作》
杂志社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为例182
31.郑州轻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杨洋洋：
数字舆情的传播趋势、演化机理、治理进路197
34.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白淑英：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情感基因及其治理意义209
35.黄君婷：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的舆情信息工作策略研究以“9·5”
泸定地震为例220
36.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丁柏铨：
网络舆论舆情引导刍议关于引导策略的研究231
37.云南财经大学任琳：
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与治理对策248
38.曹晓慧：
网络舆情事件的多元化应对策略253
39.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宗丽媛：
网络舆情应对研究259
40.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吴菲：
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进展及趋势265
41.河南理工大学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杨卓伟：
我国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进展270
42.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彭知辉：
误导性舆情的社会危害及其应对280
43.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陈俞伶：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涉税舆情应对研究290
44.扬州大学商学院宋文闰：
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296
45.田建立：
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探析301
46.新疆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李厚建：
新媒体时代高校舆情特点及应对策略探析307
47.***邵阳市委党校刘甜甜：
新媒体时代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现实困境和对策研究314
48.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班宇轩：
新媒体时代企业舆情管理问题及策略研究319
49.高雨：
新媒体时代提升包头市高校网络舆情治理能力的研究325
50.刘梦娜：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舆情发展趋势以2022年企业重大舆论
传播为例330
51.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莫晋萱：
新媒体视角下高职院校网络舆情传播特点及应对策略研究334
52.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唐魁玉：
新时代网络舆论生态及其舆情治理341
53.晋中市榆次区烟草专卖局薛永：
新时期烟草专卖舆情管理挑战与对策352
54.胡诚：
医院舆情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356
55.临沂日报报业集团舆情服务中心主任赵成：舆论监督和舆情服务如何
56.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茵：
知网络识舆情善治理368
57.向羽：
中国式网络舆情治理：形成逻辑、问题检视及实践理路369
58.刘杨：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传播特征与舆情危机处置375
59.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国庆：
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的舆情特征及治理研究381
60.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陆风：
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做好三农网络舆情工作387
61.烁宁：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创新路径研究390
62.湖北经济学院郭一鸣：
自媒体舆情澄清公告的市场反应分析以海天味业为例395
大数据时代舆情环境的变迁与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骆正林
当前，我们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确定的世界，也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能够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共享数据，人类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全部纳入到“确定性”的范畴；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加速世界格局的演变，人类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显示出强烈的“不确定性”。舆情是公众对社会环境变化的反映，是社会心理、社会态度的外部表达；人们常形象称其为社会运行状况的体温计，社会心理倾向的风向标。A总书记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1]。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舆情研判、舆情治理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重要工作。要想做好大数据时代的舆情治理，必须先要了解舆情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把握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
一、网络舆情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大数据是“人”和“物”的活动留下的数字痕迹，网络空间储存的是“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数据，因此，网络空间内的原始数据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数字符号。当人类通过机器运算、云计算的方式，探寻到数据集与数据集之间的关联性时，数据就会转化成宝贵的知识和有用的情报。经过运算之后的大数据能够精确定位人和物的位置，能够精准把握社会需求、配置社会资源。今天，大数据技术与新冠疫情相互叠加，它们共同构成了网络舆情产生的时空环境，从而使当前的网络舆情呈现出更加不同的时代特征。
（一）国际社会出现巨大转型，人类未来生活“不确定性”增强
近年，以“中美贸易争端”为表象，西方社会刮起了“逆全球化”歪风，而新冠疫情无疑加大了逆全球化的进程。新冠疫情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冠疫情期，即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世界各国忙于应对病毒、努力减少民众伤亡的阶段；二是后疫情时代，即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复杂的、持续的影响时期。新冠疫情目前在全球还远未得到根本性控制，各国防疫系统稍有松懈，病毒就会卷土重来；与此同时，后疫情时代早已拉开帷幕，疫情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极度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初期，西方世
界以极度高傲、自恋的态度讥讽中国抗疫。然而，病毒是一次有效的飞行体检，疫情的发展很快暴露出西方社会的体制漏洞，触发了西方社会固有的矛盾。欧洲和美国一样没有经受住新冠病毒的考验，新冠让欧洲社会原有矛盾集中爆发，国际贸易低迷暗淡，经济增速放缓下调。欧美遭遇新冠后的经济衰退、社会不安，这加大了整个世界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考验着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
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国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中国人民的抗疫实践为世界创造了抗疫的中国模式。然而，新冠疫情毕竟是人类遭遇到的重大公共危机，我们虽然在抗疫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我们同样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来应对“后疫情时代”。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
国内疫情防控仍有薄弱环节，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居民消费仍受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较多，稳就业压力较大。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防范化解金融等领域风险任务依然艰巨。”[2]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府和人民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化解各种形式的危机，让“不确定的未来”增加更多的确定性，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从容、安全的轨道。
（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替，国家安全面临着诸多的外部压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曾经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跨越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全球流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流频繁。然而，当全球化正在为人类创造很多奇迹的时候，西方社会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提出了所谓“现代化赢家”和“现代化输家”的概念。美国曾经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现在它却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化输家”，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在以所谓的“价值观”为武器，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包围。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逆全球化是西方社会掀起的一股逆流。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替的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诸多外部压力。
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3]面对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政客正在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中国成为美国政客甩锅的对象。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台海危机、边境问题、病毒溯源等，都成了西方舆论战、政治战的
炒作对象。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跌宕，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以维护国家的总体安全。面对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而是以平视的眼光和世界打交道，理性、智慧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坚定捍卫国家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三）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渐趋复杂
（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新挑战，国际传播需要更新话语和理念
2013年9月3日—13日，A主席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四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7日上午，A主席受邀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在这次演讲中A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此后“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到实质性的推动阶段。“一带一路”借助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依托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致力于建设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当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时，国际上出现了一股以西方媒体主导的负面舆情。一些西方媒体不断炒作“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围绕能
（五）新冠疫情与社会转型叠加，社会治理需要更多的机制创新
和社会矛盾，党和国家将会创新更多的治理机制，通过程序正义和依法治国来化解社会问题。
（六）社会主要矛盾出现新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新期待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一个信息化时代，人们在网络空间内的意见表达，以及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的互动，构成了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舆情。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对网络舆情对治国理政产生的重大影响力，中国社会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这样才能在舆情引导和国家发展中把握更多的主动权。
（一）传统媒体话语阵地被蚕食，网络舆情进入“互联网的下半场”
传统媒体曾经是舆情引导的主阵地。传统媒体具有国有身份，媒体领导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因此传统媒体的舆论传播路径是清晰的，传播效果是可控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舆情逐渐向网络空间转移。当年传统媒体占据着舆情主战场，网络舆情只是作为一种新现象，在舆情场域中处于“客场”地位。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社交媒体
（二）意识形态的斗争异常激烈，国内舆情与国际舆情时常交织
选，国内网友围绕美国大选也出现了相当大的裂痕。因此，我国网络管理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通过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筑牢意识形态的篱笆。
（三）危机事件成为舆情风暴眼，危机处理需强化政府形象管理
结果导致公众情绪的反弹，舆情更加汹涌。
（四）舆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反智谣言严重挤兑事实的真相
社交媒体的发展让信息传播进入到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太关心事件的真实情况，而是依据自己的感情来选择所谓的“事实”。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媒体、权力和资本往往能够定义真相，因此，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人们感觉生活在一个相对确定的世界；在网络特别发达的信息时代，每个人都自认为能够获得、寻找或鉴别信息，此时真相却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远。在重大舆情事件中，人们更加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和信仰，这就导致观点、判断总是超越于事实。后真相时代网民的情绪过剩，社会要提防某些人做“情绪生意”，通过把民众带入情绪的死胡同，剥夺一般公众的视力与脑力，将他们转化成生意场上的“韭菜”。
对待谣言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让它“见光死”，即允许公众对谣言进行充分讨论，利用群体的力量撕破谣言的假面具。真相不是某种权力的认定，它是人群的一种认知的结果；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和传播，这种声音变成谣言的可能性就较大。真相是战胜谣言的最锐利的武器，只要我们建立起信息公开制度，为各种声音提供必要的传播渠道，相信真相最终必然战胜谣言。整个社会要协同努力，让信息走大路，谣言没有路；而不是让谣言走大路，真相走小路，最终导致真相走进死胡同。中国社会是一个成熟、开放的社会，相信中国人民有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谣言治理是一个全社会协同的过程，依法治理只是治标，信息公开才是治本。在舆情治理过程中，既要对民谣进行处罚也要对官谣绝不留情，不能让造谣者收割人民的智商税，不能让“低级红”“高级黑”抹黑党和政府的形象。
（五）政府时常成为舆情的焦点，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亟待提高
元就跑”的新闻。在媒介化时代，领导干部要懂媒体政治、形象政治，在公众场合要敢讲真话，有真性情，不能浸泡在文件话语、政治话语中，思维板结凝固，用宏大叙事碾压弱小的蝼蚁。
（六）公众知情权表达权被放大，社会问题容易浅表化、情绪化
社会公众是没有经过传媒教育的普通人，他们的自我把关意识比较弱，因此社交媒体上有更多的情绪化的舆情，经常会出现社会偏见、舆论暴力、群众司法等现象。网络舆情最容易出现仇富仇官的情绪，网民对财富和权力有着很深的社会偏见。迈尔斯认为，偏见（Prejudice）的本质是“对一个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负性的预先判断”；奥尔波特认为，偏见是“基于错误和顽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恶感”。[7]李普曼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受到刻板印象
（stereotypes）的影响，“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8]“成见具有如此自负的性质，只要她的成见得不到满足，她甚至不能接受人类的兄弟情谊和上帝的权威”。[9]因此，在很多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中，网民首先会想到事件是否和权、钱牵连，一旦有点蛛丝马迹，舆情立即向仇富仇官的方向发展。“猜疑干部履历和提拔程序，质疑领导承诺和事件调查结论，逢官必疑，甚至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10]理性合法的质疑，有助于监督官员言行，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不分青红皂白的跟风式怀疑，听风就是雨的造谣传谣，甚至采取非制度化的行动，就不仅会恶化社会舆情环境，还可能伤害公共秩序。“严肃的批评文字需要的是功力、积累，还必须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否则根本就登不上大雅之堂；而微博，尤其是名人微博，刺激
社交媒体和后真相的叠加，也使舆情事件变得复杂多变，更多的人愿意通过舆情来维权，这就导致热点事件中社会阶层大撕裂，数字空间内戾气聚集。
（七）智能算法硬化了信息茧房，数字空间内公民隐私屡受侵犯
大数据既是技术现象，也是社会现象。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虚实结合的世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被传感器记录下来，我们的每一个位置都能够被GPS定位。物联网、传感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射频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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