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云南省楚雄市市长赵万祥因涉嫌受贿被批捕……梳理近期接连“落马”的官员，一个尖锐的共性问题再次进入舆论视野——怎么又是一名“带病提拔”的官？
据媒体报道，倪发科在担任六安市委书记的近十年里，就曾收受某矿业集团“超过了普通刑事的贿赂”，但仍于2008年升任安徽省副省长；赵万祥在担任大姚县县长一职时，就出过一些经济问题，却“没有下文”，直到近期才被提起。
这似乎是一个惯常套路：某个贪官“落马”后，公众才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
为何“带病提拔”的贪官能一路畅通无阻？
六成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
所谓“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但未能发现，仍然加以提拔和重用。
成克杰、陈良宇、刘志军、刘铁男……在近年“落马”的贪官身上，“带病提拔”现象似乎如影随形。
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直观印象：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更触目惊心：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72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近八成曾得到职务上的晋升。
其中，晋升幅度较大的如陈良宇，从厅局级干部成长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何闽旭则由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提拔为安徽省副省长。
“‘带病提拔’的危害很显然：‘带病’官员在某个岗位上，这个岗位就处在权力行使的危险状态。”林喆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比如某个因‘买官’而提拔的市委书记，往往任用同样存在问题的官员，甚至将一地官场搅得一团糟，以致出现窝案、串案，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最大的危害是破坏法治。官员的提拔任职都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官员选拔的具体条件得不到遵守，法治的大厦就岌岌可危。”杨建顺说。
畅通无阻原因何在
令人费解的是，“带病提拔”的贪官在事发以前，往往仕途坦阔、一路“绿灯”。
受访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四点：制度执行不到位、利益团体牵涉、“一把手”意志作祟和贪官自身较强的隐蔽性。
“但关键在于执行。”杨建顺说，“‘带病提拔’现象依然不断曝光，说明具体的地方肯定有实施不到的环节。”
但林喆认为，现实选任、提拔官员过程中，很难避免利益牵涉。“可以说，利益是这些‘带病’官员能获得提拔的重要原因之一。”她说，“现在有一部分官员‘拉帮结派’，结成某种利益团体。一些上级领导要保证自己亲近的人上来，不管他是否有问题。比如一个领导班子中，三个常委都是我推荐的，以后贯彻我提出的决议就比较方便，这就是一种利益牵扯。”
制度反腐专家任建明认为，官员“带病提拔”之所以屡禁难绝，还因为“党管干部”变成了一种“伯乐相马”式的干部任用制度，“一把手”意志过于明显。
今年5月刚刚“落马”的原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经历，或许具有某种代表性。
据媒体报道，2006年年初，在发改委副部级干部考核工作中，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对其批评普遍集中于工作作风方面，但在再次考核并未进行的情况下，2006年年底，刘铁男仍被任命为发改委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彼时，东北办的官员听闻，发改委领导给出的理由是：刘铁男已改正了那些缺点。
像刘铁男这种被发现了问题后，依然“升官”的例子不在少数。
林喆表示，有一些领导推荐官员时，喜欢起用能干“大事业”、“敢闯”的“开拓型”干部，对于干部的廉洁情况并不十分在意。甚至有的明知一些干部在廉洁方面有问题，却认为是小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谓“宁要贪官，不要庸吏”。
“当然，还有一部分官员善于伪装，‘演技高超’，贪污腐败行为不被发觉，反而获得提拔。”林喆提示，“这暴露了官员提拔、考核机制的制度性缺陷：提拔干部的程序，很多时候变成了‘走程序’。”
以任前公示抵御“长官意志”
“带病提拔”贪官的潘多拉盒子，能关上吗？
提及“带病提拔”现象的根本原因，林喆认为，是提拔官员的公示环节存在问题。“究其根本，是透明度不够，所以发现不了问题。”
“提拔前的公示不够彻底：除了要公示谁提拔到什么职位，还必须点出他的背景，包括家庭背景、推荐人、同他竞争的又有谁、提拔他的理由、过去有什么业绩，等等。但是这些我们都做不到。包括在做民意测试的时候，最后的得票情况都不公布，这是致命缺陷。”她说。
林喆建议，整治“带病提拔”贪官，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前发现”那些“有病”的干部，因此，任前监督、考核是关键环节。
“要实现干部管理信息和监督信息的对称化，要把与干部公职有关的一切信息都纳入政府监管范围。”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亦如此建议。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对下级党委（党组）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时，应当定期进行集中检查，必要时进行抽查。
林喆介绍，对官员考核比较有效的制度有两项，一是财产申报制度，二是年终考核制度。“在公示后，任何明显高于应有收入数额的财产都会引发猜疑，任何明显瞒报或虚报收入的申报资料都有可能遭到知情人的举报。在阳光下，权力的运行过程没有暗箱和阴影，隐瞒和虚报没有立足之地，这也是令腐败分子最感害怕的环节。”但她提示，若缺乏审核环节和公示环节，无论申报还是考核，其真实性和准确性都难以保证，两项制度就容易沦为“一纸空文”。
“此外，还要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对发生‘带病提拔’、‘戴罪提拔’问题的单位，要追究单位直管领导的主要责任，追究组织部门的重要责任。”庄德水还建议，所谓给提拔官员规定一个“质保期”。
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林喆认为，对于“带病提拔”官员的推荐者，必要时须进行“回溯”。
“贪官‘落马’后，我们的回溯制度不够，应该去查当年是谁提拔的、谁推荐的、领导当时是怎么通过的。推荐者应负推荐不当的责任，纪检部门监督不利，也要负责任。”她说。（王梦婕王诗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