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在描述法律文明的起源时，由于文字尚未诞生，因此仅凭法学的文献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经历的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不同阶段法律的萌芽、诞生、成长和发展等起源过程进行探讨，是法律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存世之传说（神话），出土之遗存，尚存之原始部落人群的生活调查，以及从最早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习惯法汇编文献中，逆向往前追溯这些习惯更早的形态，来梳理人类法律规范的起源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则构成了我们了解、把握法律文明的萌芽、诞生、成长和发展的基本路径。
【中文关键字】法律文明；起源；跨学科研究；法律史
【全文】
一、游团时代法律文明的萌芽
法律，作为一种对人类行为的规范，不管是成文的法典，还是不成文的风俗和习惯，它的产生需要人类各种行为的反复进行，因而在一代代人中留下印迹，形成可以遵守践行的引领和禁止规则。由于这样一种性质，因而法律文明在人类刚产生至新石器时代的200万年期间，进步和发展步伐很小。在这一段极其漫长的时期即人类的游团（Bands）时代，法律文明只处在萌芽阶段。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据考古学界提供的资料，旧石器时代（游团时代）大概延续至公元前7000年，之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民种群，在经济上以采集食物（通过狩猎、捕鱼和捡拾野生的果实等）为生，生活非常不稳定。在很长时期内，尚没有建筑，人们都以洞穴为避身生存场所{6}20。至旧石器时代末期，已经有一些游团开始定居，并从洞穴中搬出来，搭建一些一半地下一半地上的简陋房子{7}12。
此外，公共建筑、巨石，不时还有人类的残骸，这些有关宗教仪式的强有力的证据，也发现自土耳其东南部的若干个早期村落当中，如萨约吕（CaynüTepesi，公元前8600-前7000年），出土了400个个体的残骸，以及公共建筑、广场、石屋等；又如哥贝克力山丘（GbekliTepe，公元前9600年），发掘出半地下建筑居屋、石柱、石凳、雕塑、采石场等；与此同时代的奈瓦里·科里（NevaliCori），有石灰石和泥巴建成的房址，有神庙（宗教崇拜建筑，CultBuilding），有雕塑（人首鸟身像，和一只鸟栖息在人首上，这或许反映了人的灵魂）等{5}160-161。1908－1909年，德国东方学会对西亚地区耶利哥（Jericho）遗址进行发掘，由维也纳大学神学教授塞林（E.Sellin）主持。结果这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早在公元前7500年，耶利哥就有了城墙和圆塔这样的防御设施{9}130。这些设施，显示了在人类游团时代后期，已经出现了动员众多人力、物力建设公共设施的公共权力的运作，也表明了要使这种运作顺利进行，必须要有相应的规则来调整，法律的萌芽开始诞生。
二、部落时代法律文明的曙光
进入部落时代，法律文明的萌芽进一步成长，开始显示其初步的面貌。
古代西亚的考古证明，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诞生了上百个小型农耕村落，而农业社区可能出现得更早，约在公元前5800年左右就有。而公元前5500年，该地区的村民已经会将河水引入农田。由于这一考古遗址是在古代乌尔城附近的一处村落欧贝德（Ubaid）发现的，所以就以此村落命名该文化遗址为“欧贝德文化”{6}27。此后，“埃利都文化”兴起。埃利都（Eridu）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最早的城市，是水神恩基（Enki）生活的地方。金字型神塔（Ziggurat）就奠基在这里。考古发掘的结果，该遗址最下面的16号神庙建立在沙层上，测年为公元前约4500年，是一座面积为14平方米的小型泥砖神坛，有一个入口，一座祭坛，一处献祭台，出土了数百件鱼骨，还有产自海里的鲈鱼骨。发掘表明，埃利都的人口，可能多达5000人。部落生活的发展，催生了法律萌芽的日益成长{5}230-231。
至公元前375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直到公元前2900年乌鲁克、乌尔、基什、伊新等部落联盟（酋邦）产生为止{10}80—81。在青铜时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的发展，人类从洞穴中走了出来，盖起了简陋的房子，形成了小型的聚落点原始村庄{6}26。随着食物供给的增加，人口规模的增大，居住地也变得越来越大，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劳动分工更加细密也更加专业化，私有制也进一步发展，财富不断增长且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人类终于从游团进入了氏族部落时代，这种部落生活的居住点，在青铜之前的铜石并用时期，有泰尔·哈苏那文化（HassunaCulture，前6500－前6000年），萨马拉文化（SamarraCulture，前6000－前5500年），哈拉夫文化（HalafCulture，前5500－前4500年），欧贝德文化（ObaidCulture，前5000－前3500年）。适应部落时代的生产与生活，关于财产所有、借贷、物物交易、雇佣等法律规范开始形成。而至公元前3300年前后，随着象形文字的产生，这些法律规范、规则就被记录下来，出现在各种文本中。考古学家根据在乌鲁克和捷姆迭特·那色（JemdetNasr，公元前2900－前2800年）出土的大量圆筒印章，叙述了这一段法律诞生的历史{7}25。
在埃及，大概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进入氏族部落时代。逐渐地，随着这些氏族部落通过相互合作或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的征服，聚集起了更大的部落单位。这些部落单位（共同体）互相保护，共同规划，比如让每个人都受益的农业灌溉。每一个部落单位都保持了独立，并拥有其自己的聚集村落（都城）以及养育其居民的土地。最后这些部落单位联合形成更大的地区，在后来的时代（进入酋邦和国家时代）成为主要的行政区划，称为“诺姆”（nome）。过了600余年，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白土地和红土地两个酋邦王国分别在南北建立了起来，埃及也进入酋邦时代{11}194—195。而在酋邦形成之前的这600余年中，埃及原始的法律文明也发展起来，以适应其部落时代的生产和生活。如半神半人的部落首领的产生规则及其程序，宗教（祭司）活动及规范，对部落实施管理的各项习惯法，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活动的规则，部落事务管理成员的组织体系以及其运作程序，各类纠纷的处理，等等。
在印度，公元前3200-前2600年，是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HarappanCivilization）时期，人们生活在各个小村落中，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层，是从平等向等级的过渡，与两河流域的商贸非常发达。当时，成熟的哈拉巴文明目前至少已经发现了五处遗址，最大的是哈拉巴（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两座城市，后者面积是前者的6倍，人口约为34000-40000人，而前者为23500人。通过考古发掘，对哈拉巴文明我们已经知道其祭祀、商贸、城市生活、居住区、作坊、市场的情况，学术界也已经识别了400个象形符号，但文字还没有破译{5}281,284,285。
在中国，大体同一时期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和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前2000年），在各考古遗址中普遍发现有水井，这与夏禹之前文献记载的水井基本一致；同时，还发现了家畜饲养；甚至在多处坟墓出土中发现墓主以猪头为财富而随葬{12}86—91。这表明，在此时，早期法律中的所有权之意识和对象已经出现：动产（猪头）和不动产（水井），虽然还是早期，但已经在成长。这些考古发现也得到了中国古代传世文献记录的印证。如中国古籍记载，在颛顼时代，就对婚姻进行了规范（婚姻禁忌），以法律形式严格禁止兄弟与姐妹为婚，推行族外婚。《搜神记》对此有记录：“昔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放之于崆峒之野，相抱而死。”{13}高阳氏就是颛顼，黄帝之孙。他作为部落首领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可见，在此时，各种法的意识和规范开始出现，法律文明的曙光开始照耀[3]。
从法律文明史角度而言，氏族部落时代与之前游团时代的最大区别，就是习惯慢慢演变成为约束力更为强大的习惯法，这一规范发展趋势（力量）借助于传统的强大惯性和执行力，促使人们遵守习惯法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西德尼·哈特兰（SidneyHartland）在《原始法律》（PrimitiveLaw，1924）一书曾描述：当时的人们，“在每一个方面，都被人们的习惯（法）所约束，他被古老传统的锁链捆绑……他把这些枷锁视为当然；他从不寻求突破”{14}83。
三、酋邦（聚落）时代法律文明的诞生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乌鲁克（Uruk），公元前第四个千纪时，城市面积已达250平方公里，卫星村落方圆10公里，显现了酋邦国家的雏形[4]。由此，学术界一般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文化时期（公元前3500―前2900年），已经进入了酋邦时代。从考古发掘可以知道，至公元前3500年时，这座城市已经发展起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当时乌鲁克连同周边的城市，进化出了两个创新：一是文字，在前8000年时，用泥版做记录{6}27。公元前5000年时，有记号图案出现；至前4000年时，楔形文字（Cuneiform）出现，书写文字的书吏（Scribe）的地位日渐重要。这一文字的进化，推动了城市文明的进步，加快了酋邦国家的形成。二是贸易，到公元前3500年时，乌鲁克已经出现了长途贸易和国际贸易。到公元前3100年，苏美尔文明出现时，其贸易网络已经将从地中海到波斯湾，从土耳其到尼罗河谷的无数村落、市镇联系到了一起{7}29。
公元前30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正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城市（部落）联盟时期，即酋邦时代（西方学者称之为“早王朝时期”{10}218）。此时在南部苏美尔地区，出现了许多大型的氏族部落生活聚居区，这些聚居区的周边，一般都修筑了城墙，在城墙之内，就形成了各个生活的社会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就是城市或者称城市部落，当时著名的有基什（Kish）、伊新、尼普尔（Nippur）、舒鲁帕克、拉加什、乌鲁克、拉尔萨、乌尔（Ur）和埃利都（Eridu）等。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此时已经进入以农耕、家养牲畜为主的定居的农业社会，种植粮食等通过修造大型灌溉运河网络得以实现。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土地和水是各个城市部落生存的基础，为了争夺水资源，为了扩张领土等，彼此不断产生纠纷，并酿成战争[5]。
就目前考古文献所确定下来的两河流域各城邦部落首领，已经有很多。下面我们将比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罗列如下：
美什千加舍尔（Meskiangasher，也译为“麦斯基安加舍尔”），公元前第28世纪，乌鲁克城邦第一位首领。
恩美巴拉吉西（Enmebaragesi），约公元前2750年，基什城邦国王。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约公元前2700年，乌鲁克城邦首领。
阿加（Akka），约公元前2650年，基什的首领。
阿卡兰杜格（Akalamdug，也译为“阿卡拉姆杜格”），约公元前2600年乌尔城邦的首领。
乌尔-南舍（Ur-Nane），约公元前2490年（一说前2550年前后），拉加什首领[7]。
美斯恰克南那（Mekiag-Nanna，也译为“麦什基阿德-南纳”），约公元前2485－前2450年乌尔国王。
安那吐姆（Eanatum），约公元前2455－前2425年拉加什的国王。
恩－沙库什－安那（En-Shakush-anna），约公元前2430－2400年乌鲁克第二王朝国王。
库-巴巴（Ku-Baba），约公元前2400年基什第三王朝女王。
恩铁美那（Entemena），约公元前2400年拉加什国王。
卢伽尔-吉尼舍-杜杜（Lugal-Kinishe-dudu），约公元前2400年乌鲁克和乌尔首领。
乌鲁卡基那（Urukagina），公元前2378年拉加什首领。
卢伽尔扎吉西（Lugalzagesi），约公元前2340－前2316乌鲁克和乌玛首领。
萨尔贡－沙鲁金（Sargon-Sarrukin[8]），公元前2334－前2279年阿卡德国王[9]。
另外，还有马里等一批城邦的首领。这些首领，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原始氏族经过联合或者征服上升为大型部落的统治者，他们以某个或者若干个居民聚落中心为据点，在为这个据点建筑城墙之后，就形成了一个个城市。因此，这样分散众多的城市国家就是农业村落的城邦，其国王或者首领就是酋长，是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向统一的政治国家的过渡形态。这些城邦各自都拥有自己的保护神（氏族神，或者说图腾），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10]。
酋邦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酋长（部落联盟首领）虽然权力越来越大，但长老会议、祭司阶层对其仍然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为此时毕竟离原始社会的平等意识还不太远，在酋长身上氏族长老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许多酋长还带有与氏族成员一起参加劳动、平等相处的色彩。比如，雕刻有《乌尔纳姆法典》的石柱，展现了乌尔纳姆肩扛工具的场景；而在拉加什考古发掘出土的一块饰板上则绘制有公元前2550年拉加什部落酋长（首领）乌尔-南舍（Ur-Nanshe），头顶一篮子黏土，为新的神庙制作砖块的情景（乌尔—南舍也是一个家族的领袖）；拉加什的另一位首领古地亚（Gudea，公元前2141—前2122年）保留至今的雕像则显示了他参与神庙建设的场景。这让我们想起了中国传说时代舜、禹等部落联盟首领参加农业和疏浚河道的劳动情形一样。说明在部落联盟阶段，首领与氏族部落成员一起参加农业或其他大型工程劳动的原始社会生产遗风。
当然，此时酋长（国王）也已经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压制反对自己的势力。我们在亚述时代的两个案例中，就看到了祭司和国王的对立：祭司利用在以动物内脏作祭品占卜时表现出来的符号上做手脚，表达了自己不同于国王的政治主张，而非完全秉承国王的旨意。这件事情让国王感到不悦，且事情的经过后来为该国王所知晓，结果这名祭司就被国王发配到了一个遥远的沙漠教区去了{10}276。也有人类学家，从一些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土著人，比如西伯利亚的卡尔穆克人中间，发现了这方面的事例。此时，酋长的权力日益变大，成为当时社会上最为尊贵的人，即使生病了，也可以让其他属下来替他受罪的程度。如驱邪是当时社会上“祭司”的重要工作，他会把恶灵从病人的身体引诱到其他物体里。如果一位酋长得病，其他一些人会被派去使用他的名字，这样恶灵就会传入这些人的身体中，危害这些人，从而将酋长的疾病转移走（治好酋长的病）{16}。
在埃及，酋邦时代，一般被认为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3100年，大概是考古学家确定的涅伽达文化Ⅱ期，历史学家一般称呼该时期为前王朝时代，以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早王朝时期相适应。在埃及，前王朝时代，存在着南北两个王国（酋邦），这两个王国的统治者，虽然还没有达到埃及统一之后国王所达到的权势和威望，但已经开始慢慢地向统一帝国的国王的角色转换。比如，王国的首领是半人半神的人物，他是许多种族首领中最强大有力的，虽然他要服从真理女神玛阿特，服从女神所代表的平衡和秩序的原则，服从以往处理氏族、部落和酋邦事务的先例，但他在名义（理论）上是他所统治的这一片土地上的主人。从法理上说，他拥有所有的土地、土地上的资源和其上的人民，他可以将治理酋邦即王国的事务如宗教、法律、政治、战争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职责委派给他所喜欢和信任的人{11}107,这些人许多就是首领的亲属。其中有些人后来到了国家时代就成为了维西尔（Vizier，大臣，宰相）。而这样的状况日益发展、进化，大约持续了300年，到了公元前3100年，南方首领美尼斯（Menes）统一了整个埃及，建立了大埃及王国，这种状况被带入了国家时代。
在希腊，公元前6000年时出现定居者，前3500年开始挖矿，之前的前3700年时已经有了长途贸易。之后，先出现的是米诺斯文明（MinoanCivilization，约公元前3000—前1450年），克诺索斯（Knossos）是该文明的王宫，第一座王宫约建成于前1930年。前1500年前后米诺斯文明走向了衰落，迈锡尼文明（MycenaeanCivilization）兴起。该文明产生于前1600年，原来是由传世文献《荷马史诗》（HomerEpic）所记载，后为考古出土文物所证明（在迈锡尼遗址出土了精美的黄金面具）。当时，还出土了记载有大量线形文字（Linear）B的纸草档案文件。经专家长期研究，现在已经可以破解线形文字的内容，并得知线形文字B是因为当时希腊贸易体系的复杂，社会提出了创建一套书写体系（文字系统）的需求，从而诞生了这一套文字系统，使后人得以了解以前不为所知的迈锡尼文明。而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2世纪也开始衰落，希腊进入了长达400余年的“黑暗时代”，之所以称这一时代为“黑暗”，因为除了《荷马史诗》外，关于这一时代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而恰恰是在这一时代，希腊社会经过迈锡尼文明，开始进入部落联盟的酋邦时代。而当希腊走出“黑暗时代”之时，国家的文明曙光就已经照亮希腊这一片土地。
在罗马，酋邦社会是从罗马王政时代开始的。从历史文献我们得知，王政时代的各位王都是氏族部落出身。第一位王罗穆路斯（Romulus，公元前753－前715年在位）传说由狼喂养大，创建了罗马城。但他的王位并不是世袭。第二位王就由萨宾（Sabine）人努玛·庞培利乌斯（NumaPompilius）担任，也不世袭。之后，又由拉丁（Latin）和埃特鲁里亚（Etruscan）的人担任。可见，当时属于部落联盟的酋邦社会，哪个部落势力强大，就由此部落的首领担任酋邦的首领（王）。历史记载的罗穆路斯之后的七个王，是由五个不同的部落首领担任的，这应该是部落联盟即酋邦社会的典型的特征。公元前534年出任王的埃特鲁里亚人塔克文·苏帕尔布斯（TarquiniusSuperbus），至前509年，被逐出罗马。罗马的酋邦正式进入国家，罗***立了共和国{17}。
就后者《皋陶制刑》而言，据司马迁所著《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舜任部落联盟首领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公共权力机构的改革，皋陶担任司法的长官，在刑事立法方面做出了贡献：“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12]意思就是，舜对皋陶说，现在蛮夷侵犯中国，奸宄亦乘机作乱，我任命你为士（司法官），运用五刑，对蛮夷进行大刑征讨，对奸宄不法之徒予以刑事惩罚。不过在使用刑罚时，要用刑适当、公平、公正，体现出我们法律的诚信。皋陶作为大理（士），能够公平处理案件，民众得到了公正，因而获得了民众的信任。而皋陶刑法的具体内容，按照《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夏王朝还没有出现发达系统的文字，所以皋陶制定的刑法，很可能是用象形文字公布的，这也就是后世一直存有争议的“象以典刑”的真实含义{18}13。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很有参考启发意义，因为我们在与夏王朝同时代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中，已经发现了许多属于早期文字的符号。
以上这些零零碎碎的传说和记载，尽管不是非常精准，但大体说明了一个事实：黄帝、唐尧、虞舜时期作为一个酋邦时代，是一个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国家）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过渡阶段，原始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关，向国家机关转变；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首领经与部落联盟议事会商议定下来的决议、规则等，开始向国家的正式法律转变。立法成为国王个人意志的体现，从原来的民主色彩，转为具有集权、擅杀的特征；或者成为维护酋长等氏族长老贵族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工具。不管是其亲自立法，还是委托属下官员（如舜让皋陶制刑等），性质都一样。如《史记·夏本纪》记载：“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又如禹在一次部落联盟大会上，就因为另一个部落首领防风氏晚到，就将其擅杀（“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19}），这些就是酋邦首长权力向国王专制权力转化过程中法律发挥作用的一个事例。
四、国家时代法律文明的成型
酋邦的继续发展，就把人类带入了文明时代，国家产生、法律成型了[13]。
在埃及，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立大一统的埃及王国，是尼罗河流域国家诞生的标志，也是法律形成、定型的时期，史家称这一时期为古王朝时期。“国王的角色最初是从前王朝埃及最有力量的部族首领转变而来的。”{11}191虽然，在亚历山大（Alexanderthe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统治之前，尚没有成文的法律保留下来。但这并不说明之前的埃及各个王朝没有法律，而只是可能当时制定颁布的法律因年代久远、承载的器物（纸莎草纸等记录文字的载体不如两河流域的泥板、石柱等容易保存）的原因，对古代埃及的考古挖掘中至今没有发现法典以及法律汇编。然而实际上，据国外学者的研究，进入文明社会、国家阶段，古代埃及的法律还是比较发达的{20}。甚至在上下埃及酋邦时代适用通行的习俗和惯例，在公元前3100年建立统一国家之后仍然保留了下来，贯穿了之后的3000年{11}161。尤其是在公元前3150—前3040年间，埃及诞生了文字，开始了记事的历史{6}30。这为商事习惯、契约文书以及遗嘱等的成文化和传承提供了条件。
当然，此时的国家也不完善，法律也欠成熟。夏禹的一生就是诠释这种社会、法律过渡的一个生动事例。一方面，他是原始社会末期由民主推选产生的最后一位部落联盟首领，因而在他身上还保留着原始社会末期风俗习惯的遗迹（如他还不敢公开、赤裸裸地将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启，开始还要推荐其他部落的首领）。另一方面，他的时代已经迈入了国家的门槛，因而他的权力已经变得至高无上，他的意志和话语就是其他人所必须遵守的法律，如有违抗，则当然地要受到严厉惩罚。防风氏开会迟到，就被他当场处死，就是突出的一例。
结语
做历史研究，第一位的就是掌握史料，关于法律文明的起源的研究也不例外。
我们研究上古史，主要依据早期文字记录。在美索不达米亚，是楔形文字，在埃及是纸莎草记录下来的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在中国是甲骨文，在印度是梵文，在希腊是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是人类最早产生的文字，至公元前3500年左右已经比较成熟{6}29，至公元前24世纪初，已经有成文法律制定颁布。在埃及，学术界公认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字，以此为基础，虽然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成文的法典保留下来，但是用这些文字记录的法庭记录等反映法律文明的文献，已经为后人所发现，并得以从中窥见古代埃及法律文明之一角。而在中国，甲骨文在公元前1600年之后的商王朝中叶已经诞生（大量以卜辞形式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商末周初，基本定型。因此，研究商以后法律文明史，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文字文献支撑。
当然，对传世文献尤其是传说和神话等，还必须与出土之遗存进行印证，方可确认一些事件和人物。因此，出土遗存也是我们从事研究时的重要参考依据。比如，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流传着这样的诗句：女神伊什塔尔（Ishtar）在获准进入阴间以前被迫跳起了神灵的脱衣舞，在进入阴间经过的七道门时，每过一道门，必须脱一件衣物，包括她的王冠、耳环、珠子项链、胸饰、腰带、手镯和脚镯，以至最后所有的衣服。这样，她就全身赤裸着进入阴间，因为我们人类是赤裸着来到世界，所以也必须赤裸着回到阴间。但是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大约是前3200年前后的高拉丘一些墓穴，以及南部乌尔城邦遗址大约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16位国王和王后的墓穴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珍珠财宝，表明了私有制、所有权的兴盛，而且也订正了传世文献女神伊什塔尔的诗句中所描述的当时人类进入坟墓后必须全身赤裸的记述{10}368―370。
由于上述研究方法，是本文得以完稿的核心方法，因此，利用结语的形式，对此作一些简短的描述，作为本文成文的根据和基础，以示交待。
【作者简介】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11&ZD081）第1个子课题“法律文明的起源”
作者简介：何勤华（1955），男，上海市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
致谢：徐涤宇、金可可、屈文生、马莉、黄美玲、王伟臣、王思杰、张长绵、高媛、齐凯悦、王涛、王静、宋宇宁、张戈平、王梦奇、李琴等课题组的老师和研究生，对本文的文献收集、各语种翻译提供了线索和帮助，在此谨表示笔者的一片谢意。
[1]人类学家约翰·鲁波克（JohnLubbock）在对澳大利亚土著人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这些处在原始状态下的土著人，实际上也受到严格规则的约束。比如，在狩猎中，打到猎物者，必须把其猎物分给未参加狩猎的各个家庭成员。（参见:SirJohnLubbock.TheOriginsofCivilizationandthePrimitiveConditionofMan［M］.London:Longmans，Green，AndCo.，1882:447.）
[2]“从欧贝德文化（公元前5000—前3500年）时期开始，就有了表明人们宗教信仰的小雕像，通常是人或动物的形状。”（参见：RobertChadwick.FirstCivilizations:AncientMesopotamiaandAncientEgypt［M］.Sheffield:EquinoxPublishingLtd.,2005:33.）
[3]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埃尔曼·R·塞维斯（ElmanR.Service）在分析这一点时，很明确地指出：“日常社会生活中，内部秩序维护的最普遍的形式，在各种社会中一种统一的形式，一定是礼仪。接下来就是道德教诲及其内化变为良心。最后是社会奖惩，它是正式的、个人通过社会方式的惩罚和奖励……。这三个类别都在习俗领域。”（参见：ElmanR．Service.OriginsoftheStateandCivilization.TheProcessofCulturalEvolution［M］.NewYork:W.W.Norton&Company.Inc.,1975:11.）
[4]关于乌鲁克的考古发掘，详细可参见：BenjaminR.Foster,KarenPolingerFoster:CivilizationsofAncientIraq［M］.PrincetonandOxfor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9:17.
[5]“考古学研究发现，公元前第三个千禧年的早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战争。”（参见：RobertChadwick.FirstCivilizations:AncientMesopotamiaandAncientEgypt［M］.Sheffield:EquinoxPublishingLtd.,2005:34.）
[6]这些“保护神”“高级祭司”等部落首领，由原来游牧氏族长老或族长等演变而来，这从公元前28世纪下半叶乌鲁克国王杜木兹（Dumu-zi），在苏美尔文献记载中，是一位牧羊人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7]在拉伽什考古发掘出的一块泥板饰板上，画着乌尔-南舍头顶一篮子黏土，为新的神庙制作砖块的情景（参见：斯蒂芬·伯特曼.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秋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63），这让我们想起了中国传说时代舜、禹等部落联盟首领参加农业和疏浚河道的劳动情形一样。说明在部落联盟阶段，首领与氏族部落成员一起参加农业或其他大型工程劳动的原始社会生产遗风。
[8]Sarrukin，正义之王。
[9]萨尔贡后来征服了苏美尔，创建了统一的阿卡德帝国。一般认为，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正式进入国家时代的标志之一。
[10]1937－1938年，英国人马洛旺对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TellBrak）遗址进行发掘。它是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交通要道。在捷姆迭特－那色（JemdetNasr，公元前2900－前2800年）时代十分发达繁荣，阿卡德帝国时期开始衰落。在出土有数千个“大眼偶像”（Eye-Idols）的神庙（后来也称大眼神庙Eye-Temples）中，也发现了石像和陶像，以及项链、念珠和印章等，在乌鲁克文化层还出土了“磨光的红陶”，其年代都在公元前4千纪末以前，说明早在前4千纪时，苏美尔文化就已经传播到了两河流域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阿卡德文化层中，还发现了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宫殿的遗址，证明当时的布拉克曾是阿卡德帝国的一个行省。（参见:拱玉书.西亚考古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55－156.）
[12]也有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分歧，认为中华书局标点本的断句错了。建立国家以前的尧舜传说时代，是没有“理”这种官名。当时的狱官，在传说中称作“士”。所以，皋陶在尧时担任的是“士”，主司刑狱，并不称作“理”。据此，唐人张守节曾对《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这段文字作了修正，他的《正义》云：“皋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恶也。”后人根据注疏家的精详考证，认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大”与“理”是应分析开来理解的：大，应为“士”字，传说时代的刑狱官名；理，与平相连用，为“理平”，不是名词，更不是职官名，而是动词。那么，《史记·五帝本纪》原文的正确标点断句应是：“皋陶为（大）士，理平，民各伏得其实。”（参见:寻根问祖话共识——兼谈颛顼、皋陶、李利贞、老子与李姓起源［EB/OL］.(2011-04-18)［2017-06-25］..）
[13]美国学者戈登·柴尔德（V·GordonChilde）很明确地指出，国家的基础，就是“占有大量社会剩余财富的少数统治阶级与仅仅能维持生存的、并被排除在文明带来的精神利益之外的大多数人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激烈冲突”。正是这种激烈冲突，为国家和法律的最终定型开辟了道路（当然这仅仅是一条道路）。（参见:ElmanR．Service.OriginsoftheStateandCivilization:TheProcessofCulturalEvolution［M］.NewYork:W.W.Norton&Company.Inc.,1975:7.）
[14]苏美尔文明位于两河流域的下游（南部），其早期城市乌鲁克（Uruk，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乌尔（Ur）、基什（Kish）和尼普尔（Nippur，苏美尔众神之首的恩利尔Ekur神庙所在地）等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当时苏美尔国家曾经达到的繁荣程度。
[15]与《乌尔纳姆法典》同时为世人所知晓的苏美尔各酋邦国家法典，还有《乌鲁卡基那立法》（公元前2378年）和《李必特-伊什塔尔法典》（公元前1930），这中间，《乌尔纳姆法典》和《李必特-伊什塔尔法典》已是残篇，而《乌鲁卡基那立法》的大部分也已经失传。考古学界认为，古代近东是人类最早诞生法律的地方。（参见:RaymondWestbrook.AHistoryofAncientNearEasternLaw［M］.Leiden:BrillPublishers,2003:1.）
[17]《唐律疏议》引《尚书大传》。参见: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2.
[18]《周礼·司刑》“郑氏注”。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全二册·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880.
[20]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就此提出了“四重证据法”，虽然与我们的角度不太一样，但实际内容相同。参见:张杰,张清俐.从神话学视角探究文明起源访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9-08(05).
[21]美国著名古代史学者苏珊·鲍尔（SusanBauer）指出：“我们都应牢记，所有的古代史都包含了很多猜想。”“神话就是‘历史的烟雾’，要想看到下面的火焰，必须先扇去飘扬其上的那些烟雾；但当你确实看到烟雾时，也最好不要装做没看到”。（参见:苏珊·鲍尔.古代世界史［M］.李盼,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美国另一位古代史学者斯蒂芬·伯特曼也指出：“在想像诸神的世界时，人类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将一些形象具体化并投影到范围更宽阔的天幕之上。正是用这样的方式，神话的诸神就能够具有实际有形的形象，而且在情感上具有人类的特征。”（参见:斯蒂芬·伯特曼.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秋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7.）
[22]许多上古时期的诗歌，虽然带有传说、神话的性质，但却常常是人类早期活动的真实记录，其内容已经为近代考古所证实。如同《荷马史诗》的记叙为土耳其南部特洛伊城遗址的发掘所证实一样，描写传说时代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葬礼的一首苏美尔诗歌：“他深爱的妻子，他深爱的孩子，他的妻妾，他深爱的艺人，侍臣，……他深爱的侍从和王宫侍从，他深爱的个人财产，都陪在他身旁，像在乌鲁克宫殿里那般排列”，经过考古发掘也被证实为完全真实。1922-1934年，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对伊拉克乌尔王陵进行发掘，发现了苏美尔诗歌中所列人员包括乐师的人殉遗骸，估计为陪伴国王入葬时被毒死后一起随葬的。（参见:BenjaminR.Foster,KarenPolingerFoster.CivilizationsofAncientIraq［M］.PrincetonandOxfor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9:36-37.）
[23]“现存野蛮人的生活状态和习惯，虽然不完全，但在许多方面与我们在久远时期的祖先相像。”“这些生活状态和习惯展现了我们自身传承的许多东西，比如许多与当前环境并无明显关系的习惯，再如我们心中那些如同土地里的化石一样古老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能够通过它们穿越分隔着现在与未来的部分迷雾。”（参见:SirJohnLubbock.TheOriginsofCivilizationandthePrimitiveConditionofMan［M］.London:Longmans，Green，AndCo.，1882:1.）
[25]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吉尔伽美斯这个人物确实存在，在《苏美尔王表》中就有他的名字，根据史料推算，他应该是公元前2800到前2700年期间乌鲁克酋邦的首领，征服基什和建造乌鲁克大城墙，也都有史实支撑。只是在这部作品中，他被美化了，也被神化了。（参见:斯蒂芬·伯特曼.探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秋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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