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丰富内涵
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本质上是指在他们的非凡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人格特质。它体现在他们的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公共生活等广泛的社会实践领域，展现在他们的骄人业绩、感人壮举和伟大贡献中。共和国英雄的个性特点、生活际遇、人生道路、社会角色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必定是宏阔的、多元的、立体的。今天，对共和国英雄群体异彩纷呈、瑰丽华美的精神内涵进行宏观梳理和深刻提炼，无疑会加深我们对共和国英雄群体及其博大的精神系统的真切了解，一定会有助于把握他们的精神层面及其实质，必然会给学习英雄、接近英雄以良多的启迪和无穷的教益，从而为我们一步步走向崇高确立生活的路标和思想认识基础。
对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梳理和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它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从艰难豪迈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改革开放的21世纪，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神州大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公仆式英雄，焦裕禄、吴天祥、张鸣岐、孔繁森、任长霞、杨善洲等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党的干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光辉形象，他们的优秀事迹真实地再现了人民公仆的精神特质。
如果说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公仆精神的话，那么，这种公仆精神则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超越：一是由平常人到高尚人的超越，二是由普通党员向优秀党员的超越，三是由普通干部向人民好公仆的超越。共和国人民公仆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中共党员，再次是一名干部。这三种身份的社会要求是不同的，也是逐步提高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把普遍性和先进性结合起来，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要求他做到乐于助人，但如果他能做到大公无私、自我牺牲，那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道德上规定他必须做到无私奉献；而作为党的干部，他必须以权谋公、为民爱民。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民的优秀公仆，不仅表现了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崇高境界，而且模范地完成了党员干部应尽的工作职责和道德义务。他们首先是一个好人，即使做了官，仍不忘做人，他们把好人、好党员和好官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爱人民、清正廉洁和忠诚挚爱的三种高贵品质。
在人的精神王国里，目的、志向、信仰和理想构成了人的精神支柱，它们是人生的基石。
有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实的信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理想和信念表达了人们对某种东西的向往、崇拜和信服，它们是人生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内在的调控、导向作用。
缺乏共同理想，就可能出现鲁迅先生所说的“一盘散沙”，就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共有的理想有助于团结和统一人的思想和行动。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不同个人、不同群体的目的和理想不仅是不同的，有的甚至是对立和冲突的，这会导致人们外部行为的对抗、社会秩序的紊乱。为了保持人们行动的一致性和高效率，就必须确立某种共同理想。相同的理想既意味着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追求，又意味着大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而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及目标，就可以团结人心、统一行动。
在一些人眼里，战争年代共产党人经常要面临着生死考验，面临着敌人的严刑拷打，因而具备坚定而又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必不可少，可和平年代只要按部就班做好工作就行，有没有理想信念似乎无关紧要，况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提供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共和国英雄们的事迹是否显示了这种理想信念颇值得怀疑。
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实际上，共和国公仆中的英雄具备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既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首先，一个人只有树立了某种理想信念，他的行动才会有方向，意志才会坚定，工作效率才会提高。胸无大志、行动盲目的人，很难成就一番事业。其次，理想信念有高低之分、正误之分，一个人倘若迷信鬼神、巫婆，迷信权力、金钱，迷信反动理论和学说，他就会犯错误，就可能成为历史罪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有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他才能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否则他同普通群众没有两样。最后，尤其要强调的是，条件落后并不决定思想落后，坚强意志、自强意识、互助精神等有时正是在困苦中孕育出来的。
共和国英雄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此思想基础上，他们都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作为中共党员，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基本的政治要求。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民的好公仆，每人成长的道路各有不同，但都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有人说，焦裕禄等人具备这种精神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于党员干部来讲，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是他们的“必修课”，更是党和社会对他们的最低要求。这种看法显然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殊不知，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党员都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信念，不少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行动上却没有入党，有的缺乏最起码的生活信念，更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信念。现阶段信仰危机现象在我们党内少数人身上仍然存在，正因如此，共和国英雄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显得弥足珍贵。况且，即便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但如果基础不扎实、不牢固，同样不能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同样会像成克杰、胡长清那样大肆收受贿赂。
从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杨善洲等共和国优秀公仆的感人事迹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他们的理想信念是那么崇高，又是那么稳固、坚定，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他们为坚定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信念而献身的精神，我们真切感觉到他们对党无比忠诚的挚爱精神。
一方面，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优秀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自觉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孔繁森在日记中写道：“参加工作30年来，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动摇、改变过，不管是工作顺利的时候，还是我们党处于困难时期，自己都坚信党的领导，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尽管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关于焦裕禄、吴天祥、张鸣岐等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一定充满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心，充满着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忠诚。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共和国英雄模范是把崇高理想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并体现在立大志、有勇气、讲正气三个方面。杨善洲曾任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退休以后仍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力求老有所为，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他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表现出崇高的使命意识，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建成面积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且将林场无偿捐赠给国家，获得“全国绿化十大标兵”“全国绿化奖章”“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等众多荣誉，被誉为“活着的孔繁森”。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杨善洲“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退休干部楷模。
共和国优秀公仆正是怀抱着远大的革命志向，怀抱着“改造旧山河”的信念，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中的。焦裕禄忍着疼痛，带领兰考人民立志改变贫穷面貌。孔繁森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毅然两次踏上“世界屋脊”。但令人心痛的是，当今仍有少数干部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或拘于一己之得失，或固于小团体之私利，或为金钱诱惑，置共产主义事业和信念于脑后，只要“实惠”，不要“主义”，直至堕落为人民的罪人。[2]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倘若孔繁森仅仅是为了“应付差事”而缺乏为改变西藏落后面貌的雄心大志，恐怕他就不会两次义无反顾地奔赴西藏高原，就不会东奔西走、呕心沥血地工作。在阿里担任地委书记期间，他为了寻找当地经济的发展优势，几乎跑遍了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的阿里地区，最后以身殉职。也许他做的工作并非惊天动地，但谁也不会否认，在他的平凡工作中蕴含着坚定的志向和远大的抱负——这种志向绝不是为了个人之私利，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利益、藏族人民之安康。他早就抱有“不负党教诲，我志献高原”的志向，追求的是“生命虽短，但应爆发炽热的光”的人生境界。
有了坚定的信仰和远大的志向，加上意志的艰苦磨难，一个人就会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许多人对孔繁森两次赴藏表示不理解，认为他太老实、太憨厚，西藏环境那么恶劣，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殊不知，孔繁森胸怀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拥有不怕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张鸣岐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因而他不顾众人劝阻，亲自上第一线察看险情，带领群众抗击洪魔。
焦裕禄、孔繁森等优秀领导干部正是模范地实践了“讲正气”的要求。心中装着共产主义壮丽事业，充满着对崇高社会理想的强烈追求，他们才表现出一身正气；他们不仅洁身自好、勤政为民、廉洁自律，并且对腐败深恶痛绝，对社会丑恶现象疾恶如仇。孔繁森多次谢绝了人家送给他的礼物，作为高级干部，住院也是住普通病房。为了躲避那些走后门、送礼、拉关系的人，张鸣岐调到锦州工作7个多月，一直住在军分区招待所。在社会的市场化、多样化、世俗化的大环境下，能够做到一身正气，确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当好官必须先学会做人，做一个好人。而所谓好人，即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一个好人必须爱人，必须具有仁爱之心，必须对别人关心、照顾、支持，甚至是舍己为人。共和国的优秀公仆，他们都将做一个好人作为人生追求。在他们眼里，要做人，就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正派公道；做人，就要一身正气，而不要耍心眼儿，使诡计，做小人；做人，就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人才，做一个“大写的人”。当张鸣岐被洪水冲走后，几万人都在河堤上焦急地等待他回来——在大家心目中，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执火者、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孔繁森有句名言：“人呢，一辈子要堂堂正正地做人。”他还经常以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实践教育子女：“你们长大了，要好好做人。做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焦裕禄、孔繁森、张鸣岐之所以被人民群众称为“好人”“活菩萨”，正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着群众，正是因为他们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
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他们以伟大的人生践履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目的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谋利益，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所在；我们党的阶级基础也决定了只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壮大，吸收了许多先进分子，目前已经达到9000多万党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应当说绝大多数党员牢固树立了党的宗旨观念，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不容忽视的是，不少人党性观念淡薄了，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有的党员私心较重，处处为自己打算，事事先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而对群众缺乏起码的感情，对群众的疾苦和困难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甚至屡屡做出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相反，焦裕禄、孔繁森等人不失为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他们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
首先，他们时刻关心群众，做到爱民胜父。1963年冬季风雪交加的一天，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头的焦裕禄对县委一班人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带头迎着铺天盖地的大雪到群众中去，在跑遍了9个村庄的贫困户后，晚上焦裕禄来到了许楼一户无儿无女的病残老人家中，老人激动地问他是谁，他深情地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看您老人家。”感动得老人不知说什么好。
其次，他们把爱扩展到人民的范围。同普通群众不一样，共产党员不仅要爱他人，而且还要爱天下苍生，而爱人民则范围更广、境界更高。因此，孔繁森豪迈地说：“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此外，共产党员的爱必须充满无私奉献、舍己为人和自我牺牲的内容。孔繁森可以说将这种博大的爱发挥到了极致。在1994年初抗击暴风雪过程中，当孔繁森看到一位藏族老妈妈把外衣脱给在风雪中哀哀嚎叫的羊羔、自己却在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立刻回到越野车上，脱下自己的毛衣毛裤，将还带有体温的衣服，送给了已快冻僵了的老阿妈，而他自己却忍受着风雪严寒。还有一次，具有一定医术的孔繁森在给藏民治病时，有位70多岁的藏族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处境十分危险，当时没有其他医疗器械可用，孔繁森就将听诊器的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又以自己的嘴对着胶管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使老人转危为安。
从更宽广的范围来说，犯过小过失的人如小偷也应列入关怀的范畴。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使孔繁森、朱伯儒也注意关怀他们，挽救他们。朱伯儒把在公共汽车上偷自己钱包的青年带到家里住了两夜三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又买了车票和十几斤猪肉、年糕和笔记本，把这青年送上火车。朱伯儒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的现状，实现了他自己的誓言：我们没有发牢骚的权力，只有改变这种状况的义务，责怪冷漠，不如燃旺自己这块炭头。
以权谋公、以权为民，是共和国优秀公仆所表现出的精神内涵，也是人民公仆精神中最有现实性、最有针对性的基本内容。领导干部同一般党员干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力，担任组织者、指挥者和管理者的角色。权力既可能利用来做好事，也可以成为自私自利的有力工具。应该说，以权谋公、以权为民是对领导干部的起码要求，焦裕禄、孔繁森等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般干部没做到的他们做到了，一般干部做到的他们做得更好。
焦裕禄、孔繁森等人之所以能做到以权谋公、以权为民，就在于他们树立了正确的服务意识和群众观念，就在于他们深刻懂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从经济制度上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各级领导只能作为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使用生产资料，绝无特殊地位；从政治关系上说，领导者同广大群众之间是同志式的分工合作关系，他们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来自人民而应服务于人民。有了对这种干群关系的深刻认识，焦裕禄、孔繁森等优秀领导干部树立了正确的服务意识、群众意识和责任意识，由此促使他们表现出爱民为民精神。
（1）人民的好公仆都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
不可否认，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少数领导干部当官是为了享受，享受别人为自己提供的各种各样服务；他们信奉的是“工作为了当官”，而不是“当官为了工作”。这种极强的官本位意识使他们的服务意识淡薄了、“老爷意识”浓厚了。反之，焦裕禄、孔繁森等人则具有强烈的党性观念和宗旨意识，他们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孔繁森说得好：“‘为人民服务’5个字，不能光挂在嘴上、写在文件上，更重要的是铭刻在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心窝里。”他的这段话是共和国英雄崇高品质的真实写照。“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焦裕禄在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不顾病痛带领群众治理“三害”，最后为改变兰考贫穷面貌死而后已。
对于共产党的干部来说，权力即意味着责任，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必须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孔繁森在担任阿里地委书记以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了发展阿里地区的经济，他不辞辛苦搞调查、绘蓝图、跑项目，最后以身殉职，以实际行动实现了他的诺言：“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会有希望。”
一个党员干部，职位有高低，权力有大小，能力有高下，环境有差异，但只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尽到相应的职责，就会有所作为，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孔繁森身为地委书记，已是一名高级干部，可是心中升起的是光荣的使命感：“阿里的贫穷，是我们的耻辱。”他尽心竭力，战胜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竭力改变当地的贫困落后面貌。人民之所以感激他，深切地怀念他，正是因为他尽到了一位地委书记的职责。一个人职务再高、权力再大，但如果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缺乏责任意识，不为社会做事，不为人民做事，他的价值就会大为降低。共和国英雄们那种以权为公、以权为国的精神，值得所有的公仆认真学习。
（2）人民的好公仆心里都装着群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告诉我们，“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思想也提示我们，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个好的干部，除了必须善于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外，还必须信任群众、心系群众、服务群众，而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简言之，必须对人民群众充满爱心。一个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历史使命感，集中到一点，就是向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脱离群众，忘却群众，只关心自己的得与失、荣与辱、福与祸，那就必然背离党的宗旨，就没有资格接受人民给予的权力。焦裕碌、孔繁森等人不愧为以权为民的楷模。焦裕禄对县委一班人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这些共和国英雄用实际行动证明，党的干部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由上可见，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把做好人与做好官统一了起来，把人性同党性有机结合了起来，为我们树立起人民好公仆的高大形象。
共和国英雄的公仆精神，不仅体现在以权谋公、以权为民上，还表现在清正廉洁、反腐倡廉上。对此，有的人表示不理解，认为孔繁森过得那么清苦，未免有点“傻”，有点过时；有人认为焦裕禄、孔繁森等人的廉洁可能是装装样子，是做给人看的。殊不知，这些共和国的优秀干部实实在在地、多方面地表现出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焦裕禄生活清苦，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他办公室的一把破藤椅一直坐到他逝世，也不让换。张鸣岐调任锦州市委书记，住在军分区招待所，按规定应该配个公务员，以帮他干点杂活、洗洗衣服，照顾一下日常起居，但他说什么也不要，一直是忙完工作自己动手干。
孔繁森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他的生活极其节俭，经常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吃开水泡馍或方便面也是常事。他穿的许多内衣都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在阿里工作时，每次到拉萨开会办事回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存在地区差价，如此可以省点钱。别看孔繁森对自己那么吝啬、节省，他对藏族同胞却格外慷慨大方。他将工资绝大部分花在藏族群众身上，并曾为抚养两名藏族孤儿而3次献血。
焦裕禄从杜绝县委领导亲属看“白戏”开始，制订了为政清廉的《公仆条例》。孔繁森两次赴藏，历时十载，为西藏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可他从不向党组织讨价还价，他带着儿子出差总是自己掏钱。他不仅多次拒绝别人为答谢他送给他的礼物，还对党内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说：“当前群众最担心的是这场斗争雷声大雨点小，怕搞形式走过场，或‘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他始终站在反腐倡廉第一线，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感化别人。
由此可见，焦裕禄、孔繁森等共和国优秀领导干部，为我们树立起了廉洁勤政的清官形象。他们经受住了金钱、美色、权力及其他的考验，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他们不像个别干部那样讲排场，摆阔气，穷奢极欲，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而是克己反奢，俭约朴素，处处慎重，时时警戒，做到功高不自傲，位高不自显，权高不自恃，清正廉洁，以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塑造了良好的人民公仆形象。
以焦裕禄、孔繁森为代表的人民公仆，都具备一心为民、克己奉公、顾全大局、勤政廉洁等崇高品质。不过，20世纪90年代的孔繁森精神同60年代的焦裕禄精神相比，又有许多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时代内容。一是新时代优秀领导干部，处于改革开放年代，群众生活富足了，同时党内腐败现象也较为严重，因而孔繁森等人能做到两袖清风、廉洁勤政、自觉抵御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实属难能可贵；二是孔繁森等人改革开放意识、市场观念、积极进取精神更为强烈，他们思想解放，勇于改革，遵循市场经济法则，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努力帮助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三是孔繁森等人将对人民的爱扩展到兄弟民族身上，扩展到整个中华民族身上，从而表现出更宽广的精神境界。
雷锋、张子祥、朱伯儒、徐虎、郭明义等英雄人物，他们既具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又具有爱党爱国的政治觉悟，然而他们的感人事迹更为我们树立了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高大形象。他们或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或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集中展现了利他主义的道德风尚。雷锋已成为社会主义时代道德的化身，而张子祥、朱伯儒、徐虎、郭明义等则是学习雷锋的标兵，这一连串英雄的名字同助人为乐紧密联系在一起。
雷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共产主义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无限热爱，把毛泽东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和欢乐。在他看来，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使别人过得更美好，为此立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处处以关心别人为重，热情帮助他人，为集体、为群众做了数不清的好事，留下了“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雨夜送大嫂归家、带病主动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等许多佳话。雷锋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鼓舞和教育了新中国几代人，他已成为中国当代先进分子人生的楷模和榜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先后为他题词，赞扬雷锋精神，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几十年来，在党的号召下，学习雷锋的高潮在全国一浪推一浪，雷锋式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
朱伯儒是和徐虎一样的“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他时时处处以雷锋为榜样，把助人为乐作为行动的指南，脚踏实地地为之奋斗。他曾义务赡养过一位孤独老人，先后解救过7名遇到危险的群众，接济过40多个生活困难的战士和群众。他还热情关心、教育青年，使有些在生活上遭受挫折、思想彷徨的迷途青年，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走上正道。所做的这一切，朱伯儒认为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他以此感到快乐、欣慰和幸福。
郭明义1977年1月参军，曾被部队评为“学雷锋标兵”。1982年，复员到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工作。入党30多年来，他时时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在每个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突出的业绩，而且处处乐于助人，工友们称他是“郭菩萨”“活雷锋”。他20年献血6万毫升，是自身血量的10倍多。1994年以来，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了180多名特困生，而自己的家中却几乎一贫如洗。几十年来，郭明义向社会奉献爱心、奉献道德，他的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精神呼唤着人类朴实仁爱情愫的回归。
助人为乐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社会道德遭到玷污，人与人之间充满不信任、猜忌、冷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带来的副作用，也使利己主义泛滥，“专门利己”的人生哲学充斥市面，光天化日之下，儿童溺水，弱者被害，妇女被侮，围观者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少数人或是怀疑雷锋的高尚动机，认为他也是自私的，是为了出风头，表现自己，或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别人也能做得到。然而，从英雄们的真实事迹可知，雷锋、张子祥、徐虎、朱伯儒、郭明义等虽无惊天动地的业绩，却在平凡的生活中处处为人们做好事，而且是那么主动、自觉和真诚，那么持之以恒，而且常常超过其应承担的义务。正是因为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非常实在和可贵，所以当前人们才大力呼唤雷锋精神。
雷锋、朱伯儒、徐虎等英雄模范人物，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他们这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有时也会受到人们的误解，有些“小聪明者”甚至称他们是“傻子”，但他们却心甘情愿做这样的“傻子”。雷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心甘情愿做这样的‘傻子’。”
英雄们的举动之所以被“小聪明人”讥讽为“傻”，是因为在这些人看来，英雄行为，或是不考虑世俗功利，不入流，不合时宜；或是不符合现行的道义标准，而太超前；或是太固执、太迂腐，而不知随机应变、左右逢源。其实，英雄们的“傻”，恰恰是一种值得钦佩的忘我精神，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纯洁，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和坚忍。而“聪明人”眼中所谓的“聪明”，不过是贪图蝇头小利的小气，不过是世俗气、市侩气十足的功利主义，不过是明哲保身的利己主义。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所谓的“傻子”。远的有传说中的愚公，近的有不被有些人理解的雷锋、张华、孔繁森、徐虎、朱伯儒、田永亮等，雷锋十分喜欢毛泽东著作中的愚公形象，认为“愚公不愚，智叟不智”。那么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傻子”究竟“傻”在什么地方呢？
雷锋当兵时，按部队规定，战士每年发两套军服，而他从1961年起连续两年却只领一套。他说：“一套就够穿了，破了可以补一补，给国家省一点是一点。”雷锋得知辽阳市遭受水灾时，马上将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的最后存款100元寄去。有人说他是“傻子”。雷锋知道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情愿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可见，雷锋绝不是少心眼的真“傻子”，他的心眼放在为国为民上，放在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上。朱伯儒七八年如一日，在思想上关心、经济上资助贫困不堪的民工胡仕元，使民工胡仕元鼓起了生活的勇气，终于成为菌菇大王。民工胡仕元决心向朱伯儒学习，乐意做舍己为人的“傻事”，毫无保留地向乡亲们传授种菌技术，使上万人脱贫致富。
凭徐虎精湛的技术和良好服务的名声，赚钱发财的机会一定不少，但他却淡泊名利，安心本职工作。徐虎去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女士家修理抽水马桶，他用专门工具费了很大劲才修好。那女士见这活又脏又累，要多付小费以表谢意，徐虎却分文不收。一位朋友曾向他介绍过一笔水电安装工程生意，工程总额达32万元，只要徐虎肯接，一定能赚大钱。但徐虎却委婉地拒绝说：“说老实话，我正想有钱给妻子、女儿买套高级音响，可现在白天我忙工作，晚上开箱服务，哪有空去承包工程啊？这钱没法赚。”有人劝他跳槽，说附近一家物业公司正缺水电技术工人，月薪2000元，这是徐虎工资的两倍多，可徐虎却说：“我走了，居民家中的水电急修怎么办？我是党员，不能光想着自己赚钱，要多想着群众，多想着作为一个党员的职责。”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都什么年月了，徐虎是不是太傻了？”徐虎却对金钱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书桌上的玻璃板下有这样一段话：“钱可以买到房屋，却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买到小人之心，但买不到君子之志。”不管别人如何不解和疑惑，徐虎仍是矢志不移，愿把“傻”事做到底。
螺丝钉精神早就作为雷锋精神的代名词，在祖国大地上长久地回荡，并铭刻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螺丝钉精神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脉搏合拍。螺丝钉精神把个人的追求融入社会理想之中，完全摆正了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与个人追求的关系，并使之统一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崇高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又是一种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建设需要，脚踏实地、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全身心地为理想而奋斗的伟大精神。失去这种精神，就会把个人追求同社会需要对立起来，导致理想与现实的失衡、脱节。
雷锋、徐虎等人是从平凡一步步走向崇高的，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助人为乐、舍己为人、淡泊名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等高尚品质的。然而，在共和国英雄群体中，有许许多多“水火英雄”，他们在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危急关头，见义勇为、不怕牺牲，涌现出一大批见义勇为的英雄，谱写出中华儿女的壮丽乐章。他们中既有舍己救人的罗盛教、欧阳海、王杰、刘英俊、张华等，也有舍身斗歹徒的徐洪刚、安珂、白雪洁等，还有舍己为公的向秀丽、蔡永祥、严力宾、孟祥斌等。
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当他人的生命安全面临威胁时，奋不顾身地去抢救，是最值得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的精神，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也倡导舍己救人的利他主义精神，为抢救他人不惜英勇献身的共和国英雄真正弘扬了这一伟大精神。有一类革命军人，虽然没有面临战争的生死、艰苦考验，遇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紧急关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有时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在抗美援朝期间，为了抢救朝鲜落水儿童壮烈牺牲，当地朝鲜乡亲用最隆重的礼节安葬罗盛教，并在墓前所立的碑上写着这样的碑文：“朝鲜三千里江山的人民都知道中国人民军队的罗盛教同志。石田里人民更将永远牢记他的英名，并把墓址永远保持爱护下去。”稍后，石田里改称“罗盛教村”，寺洞山也改名“罗盛教山”，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在罗盛教纪念碑上亲笔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当地朝鲜乡亲深情地谈起志愿军英雄罗盛教时说：“敌人在河滩上杀我们的人，志愿军跳进冰窟窿救我们的人，这是人性善恶的最鲜明的对比。”他们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爱护人民、保卫人民的舍生忘死、见义勇为的壮举视为最大的善行，而且是人性中最纯真的至亲至善。通过罗盛教的舍己救人壮举，更显露出美国侵略军烧杀抢掠的凶残丑恶，也体现了志愿军的确是中朝人民“最可爱的人”。
爱民模范欧阳海推开因受惊而立在铁轨中间的驮着炮架的黑骡，列车和旅客得救了，可他却壮烈牺牲。欧阳海的英勇壮举实现了他生前立下的誓言：“我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战；为人民献出问心无愧的一生！”英雄战士王杰在地雷即将爆炸的危险之际，奋不顾身扑向前去，地雷爆炸了，他不幸英勇献身，以自己壮烈的牺牲换取了12个人的生命安全，奏响了一曲舍己为人的时代精神颂歌。王杰的英雄壮举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感情冲动，而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他早就立下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誓言。这一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誓言，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提倡。2017年12月习近平在参观王杰生前所在连荣誉室时动情地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5]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为保护六名儿童安全，勇拦惊马，最终被压在翻倒的马车下壮烈牺牲。优秀大学生张华为抢救一位落入粪池的老农，不幸被池中的沼气熏倒，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孟祥斌也是这样的英雄。2007年11月30日，孟祥斌带着妻子和女儿到金华婺城区购物。在经过通济桥时，一名轻生女青年从10多米高的桥上跳下，孟祥斌一边冲向桥边，一边脱掉身上的衣服，跳水救人。10分钟后，前来救援的摩托艇渐渐靠近了他们，孟祥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女青年托出水面，交到救援人员的手中，自己却因江宽水凉、体力不支沉入江中，献出了28岁的年轻生命。孟祥斌的壮举，震撼了当地群众，当地媒体纷纷报道孟祥斌的舍己救人的事迹。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也许，大多数人在其一生中会做一些好人好事，但要像雷锋那样保持持久和高度自觉并不容易，所以雷锋才受到人们的称赞和召唤。而我们的见义勇为英雄并不是像雷锋那样时时处处闪耀光彩，可单就其不怕牺牲、舍己救人这一点来说，就是令人回肠荡气的高尚举动和情操。面对落水儿童，面对因车祸倒地的伤者，许多人麻木不仁，丧失了同情之心，有的则是十足的功利主义者，竟然表示救人可以，但必须事前付钱。应该说，这种救人大多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可是他们却见死不救。同这些人比起来，我们的共和国英雄更加显得高大无比、可歌可泣。少数人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生观讨论中，提出张华救老农是用金子换石子，太不值得。殊不知，人的价值并不全在于他所创造的物质性价值，不论什么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张华的义举为人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能用市场交易原则去评价的。
匡扶正义、惩恶扬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国内一部分人的道德天平发生倾斜，明哲保身、见死不救的现象屡有发生，甚至面对人们在危难之中发出的求救之声，有人竟公然冷漠地拒绝援救，任凭歹徒肆意行凶。当然，这些丑恶的事例在中华大地上毕竟只是支流，是与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对不相容的，也是被有正义感的公民所唾弃的。徐洪刚、安珂、白素洁等不惜牺牲、勇斗歹徒的英雄壮举，就是对社会正气的弘扬，也是对见死不救丑恶现象的鞭挞。
优秀新闻工作者安珂的见义勇为事迹，既令人感动又令人回味。安珂从小就养成了疾恶如仇的性格，“经历战火考验之后，他只想默默无闻、清白正直、有意义而又问心无愧地度过一生，但最终他以生命维护了信念”。[6]1983年3月8日，安珂在与多名持刀抢劫歹徒搏斗中不幸牺牲。在安珂牺牲过程中，有大批围观的人群，可是许多人都作壁上观，他们竟然连喊一声“抓歹徒”的勇气都没有。令人欣慰的是，“在安珂事件之中和之后，毕竟有更多的人显示了高尚的情操和公民责任感。最先上去扶起倒在路旁、血流如注的安珂，是一位过路的女青年；把安珂载往医院的机动三轮车司机不收分文，不留姓名；而在医院急诊室，路过的和刚下班的医生都上前共同抢救。”[7]在安珂不畏凶顽、不怕牺牲的高尚情操面前，那些患有良知麻痹症的人难道不感到羞惭吗？
徐洪刚也是安珂式的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1993年8月17日，他在探亲归队途中，在公共汽车上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持刀歹徒英勇搏斗，做贼心虚的歹徒被徐洪刚的英雄气概吓倒了，他们纷纷向车门逃去，已没有多少力气的徐洪刚一边用微弱的声音叫着：“抓歹徒！”一边用衣服将流出体外的肠子扎住，踉跄着跳下车追击歹徒，直至昏倒在地。1994年2月，江泽民亲切接见了伤愈归队的徐洪刚，对他见义勇为的英雄壮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笔题词：“向徐洪刚同志学习！”而徐洪刚却不以英雄自居，他非常谦虚地说：“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不过做了一个人民战士应该做的一件事。”
被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分别授予“钢铁女英雄”“三八红旗手”“全国十大见义勇为标兵”的白素洁，为保护一个素不相识的幼小生命用一位柔弱女子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恶徒杀人的屠刀。
阿尔泰山的雄鹰哈萨克族青年赛尔江，1994年为制止一起爆炸杀人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敌人与人民之间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最后壮烈牺牲。
在共和国英雄群体中，不仅有许许多多人舍己为人、勇斗歹徒，也有不少人为了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而奋不顾身。就拿向秀丽、蔡永祥、严力宾等来说，他们的英勇事迹就充分展现了一心为公、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向秀丽被誉为“再生的凤凰”。1958年12月13日，在试制新产品“甲基硫氧嘧啶”过程中，她工作的制药厂化工车间的酒精突然起火，危及爆炸性材料金属钠。周围居民和整个厂区的群众生命和国家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危急时刻，向秀丽为了不使火焰蔓延，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截住酒精的去路，烈火烧裂了她身上的皮肉，她却坚持不动，还推开前来抢救她的同事说：别理我，你们快救火！由于伤势太重，向秀丽不幸光荣牺牲。对于向秀丽的集体主义精神，董必武的诗词做了生动而形象的描绘：“烈物延烧势甚危，纵身扑火不犹疑。谨防爆炸将旁及，忍受燔熬强自持。风格在于维大局，精诚所到树红旗。重伤百药都无效，忘我仪型永世垂。”为了使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不受损失，蔡永祥舍身保大桥，优秀船员严力宾奋不顾身战烈火，金融卫士潘星兰、杨大兰不畏强暴斗歹徒等，这些英雄事迹同样令人难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无名英雄，他们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而英勇牺牲，其公而忘私的精神将与日月同辉。
在如何处理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上，焦裕禄、孔繁森、徐虎、雷锋等为我们树立了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光辉典范，而向秀丽、蔡永祥、严力宾等则成为我们在集体和国家的财产面临威胁的紧急关头舍己为公的英雄楷模。他们的表现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精神实质却是相同的，都具有崇高的社会价值。
中国的工业、农业、科技业、服务业战线，是英雄辈出的战线，也是锻造艰苦创业精神的摇篮。从五六十年代的王进喜、孟泰、马恒昌、马万水、时传祥、张秋香、赵梦桃、张贵顺、尉凤英、赵春娥，到当今的王启民、王为民、王涛、秦文贵、李保国，一个个闪光的名字辉映在神州的山河大地上，他们不失为艰苦创业的典范。当然，在焦裕禄、孔繁森等人民公仆身上，在吴仁宝等致富带头人身上，同样也闪现出艰苦创业的精神。
人生充满各种艰苦、曲折、坎坷，吃苦是谁也避免不了的。况且，没有苦就没有乐，真可谓“苦尽甘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既是由自然经济锻造出来的传统美德，也是共和国英雄群体的普遍品质。共和国英雄群体的吃苦精神主要表现在：一是不怕吃苦，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不怨天尤人；二是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安康，敢于吃苦；三是主动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自觉接受艰难困苦的磨炼；四是苦中求乐，先苦后乐，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五是善于吃苦，苦干加巧干，“苦干而不苦熬”。
艰苦创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同自然环境和阶级敌人做斗争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英雄本色。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形成了我们党的政治本色，产生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和沂蒙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更进一步发扬了艰苦创业美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开拓性事业，它需要艰苦创业精神，也锻炼出了艰苦创业精神，培养了具有艰苦创业品质的时代英雄，孟泰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个体英雄精神，大庆精神、抗洪精神等群体英雄精神，都是艰苦创业精神的典范。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勤俭建国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任何时候不可缺少的，而且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共和国英雄也的确充分展现出了这些优秀精神。不过，相比之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条件更为艰苦，因而那时的共和国英雄表现出来的艰苦创业风范更加鲜明、更加突出。这主要又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在孟泰、马恒昌、申纪兰等人身上可以鲜明地看到这种精神素质。其中，“孟泰精神”又是生动的代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寻找恢复高炉生产所需要的零部件，孟泰不辞辛苦，扒开一尺多深的积雪，将一件件有用的零部件拣拾回来，擦洗干净再抹上油，分类放好。在他的带领下，大伙儿也跟着干了起来。他们跑遍10里厂区，拾到上万个零部件，回收了上千种材料。存放这些东西的铁皮顶矮房子，被称作“孟泰仓库”。勤俭节约的“孟泰精神”与“铁人精神”“马恒昌小组精神”共同成为那个艰难岁月鼓舞中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天地的强大动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难免要碰上许多脏活、累活、苦活，因而需要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全国劳模马万水以自己的硬功夫亲自给大家把钎传艺，初学的工人打锤没准，一锤砸在他手上，顿时流出鲜红的血，他却忍痛笑着说：“没关系，接着招呼！”就在他一声声的“接着招呼”中，伙伴们都掌握了打锤的技巧，而他的手却不知被砸伤过多少次，不知忍受了多少皮肉之苦。同样，马万水和他的伙伴也不避生活之苦。为了尽快恢复庞家堡铁矿的生产，马万水和伙伴们住土屋破庙，吃盐面拌饭，昼夜奋战在阴冷潮湿的井下，“三条麻袋轮着披，六双胶鞋换着穿，手抡大锤干革命”的口号是马万水工程队教育工人的“传家宝”。被誉为共和国公民楷模的淘粪工人时传祥，以其“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崇高职业道德而被万人称颂。
李保国是中国知名经济林专家、山区治理专家，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时代楷模等荣誉。李保国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始终奋战在科技兴农、扶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技术推广面积1826万亩，培育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打造了系列全国知名品牌，带动省内外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他建立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优质无公害苹果栽培、绿色核桃栽培等技术体系，培育出多个全国知名品牌，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被村民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2016年4月10日李保国凌晨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58岁。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李保国同志改革先锋称号。
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功立业过程中，王进喜、马恒昌、马万水、孟泰、时传祥、李保国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本色，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
任何崇高精神都是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英雄精神的具体表现形态和历史内涵往往会发生变迁。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劳动者具备较高的科技文化知识和技能，需要发扬为掌握过硬的本领而刻苦钻研的精神，共和国新一代英雄模范人物王启民、王涛、王为民等正是具有这类精神的突出代表。
在“铁人”王进喜精神的激励下，王启民同样以“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壮志豪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工作中。他栉风沐雨近40年，以顽强拼搏、锲而不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风貌，投入油田科研工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性难题，提出了更科学的“分层开采”理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试验，为大庆油田连续22年保持稳产高产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启民先后主持了8项开发试验任务，参加或组织了40多项科研难关课题，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九五’中国十大科技奖”“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等几十项奖励。在这些重大科研成果背后，虽然没有趴冰卧雪、人拉肩扛的悲壮，却在破解地下油层科技攻关的执着中，同样凝聚着“铁人”精神。江泽民在接见王启民时，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赞扬说：“你是科技战线的‘铁人’，新时期的‘铁人’！”
王涛是湖北东风汽车公司总装配厂调配车间的调整工，被誉为新时期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他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技术、掌握过硬的工作本领的事迹，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涛完全具备了现代产业工人应有的素质。他不仅是一头埋头苦干的“老黄牛”，更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先进工人典型。他身上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又具有优良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更为可贵的是，他具有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干一行爱一行并成为行家里手的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
像马恒昌、孟泰、马万水、王进喜、王启民、王涛、秦文贵、李保国这样的英雄人物，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还有成千上万，他们的先进模范事迹同样令人钦敬、感奋和学习。
身体残疾对人生是一种巨大的重负，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面对这种生活的挑战，共和国英雄如高士其、张海迪、朱彦夫等，不是沉沦、喟叹，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勇敢地奋起，做了许多连常人也做不到的事情，为我们每个人树立起了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崇高形象。
1983年，团中央做出了“向张海迪学习”的决定。党中央在批复团中央的报告时指出：“中央殷切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深入地向张海迪学习。要围绕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个根本问题，学习她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学习她渴求知识、刻苦自励的顽强毅力，学习她对社会尽职、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这个决定启示我们，共和国英雄的身残志坚精神的“志”至少包含三种含义：一是志气，也就是生存的勇气和崇高的信念；二是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三是舍己为人的志向。
新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高士其，在美国做试验时因病毒侵袭而导致全身瘫痪，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从小因患脊髓血管瘤而高位截瘫，“当代中国的保尔”朱彦夫在战争中受伤而致残……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这些共和国英雄靠什么生存并成为生活的强者？靠的是不向命运屈服的生存勇气和坚定信念。
作为支撑英雄生活下去并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的精神动力和支柱，是他们坚定而崇高的生活信念。这又包括两个方面。
张海迪在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的沉重打击下，也曾消沉过，甚至试图自杀。曾经历沙场考验的朱彦夫并不惧怕死，更何况他与死神搏斗达半年之久，但他却无法接受失去四肢、左眼、头背部多处受伤的残酷现实，为此他也想过轻生。然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珍爱，使他们最终战胜了自我，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每一个人的幸福和快乐，都是用长期的艰苦奋斗换来的；必须用经常的艰苦奋斗去换取长久的幸福生活，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务必坚持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刚健不屈、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共和国自强不息的英雄，面对各种内在和外在困难，充分表现出顽强勇敢、奋勇前进、不屈不挠的大无畏气概。
张海迪自幼丧失了站立能力，无法上学读书。她决心以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向命运挑战。她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学习了大学的英语教材，学习了日语、德语和世界语，还掌握了一定的医疗知识。张海迪深知“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未来”的道理，因此她决定继续深造，并选择了哲学这门高深而又枯燥的专业。在她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返回济南的路途上，因疲劳过度呕吐不止，竟至虚脱。面对残疾的痛苦，仅有一颗不屈服的心是远远不够的，战胜痛苦，让一件件有意义的事填满生命中的分分秒秒，才是最重要的。张海迪总是用这诗一般的语言激励自己。朱彦夫身残志坚，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一个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学会了自己吃饭，自己喝水，自己解便，自己装假腿行走，自己写字，从而为我们树立起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毫不气馁的强者风范。正是靠着坚忍的毅力和超人的意志力，朱彦夫不仅超越了自我，还战胜了种种外来的压力和险阻。他拖着残躯，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带领大伙同穷山恶水做不懈斗争，改变着穷乡缺电少水、地瘦山瘠的贫困面貌，从而显示出“残躯硬骨可擎天”的豪迈气度。
为了把先烈前赴后继的英雄壮举写出来，把共产党人为国为民而无私无畏、甘愿奉献的凛然正气写出来，把一个特残军人自强不息、向生命极限挑战的奋斗历程和拼搏精神写出来，以便教育后代，朱彦夫用嘴衔笔，用臂抱笔，终日弯腰弓背，摆臂屈腿，蜷身埋首，忍受由此带来的心力交瘁、病魔缠身等痛苦，苦熬苦写整整七个春秋，七易其稿，初稿50多万字，总计写下200多万字，最后写就一部饱蘸激情和热血的生命力作——《极限人生》。
困难达到了极限，剩下的就是一种重复。这极富哲理的话语充分展示了朱彦夫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坚忍不拔、不被困难所吓倒、不因挫折而灰心丧气的积极人生态度。在人生征途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坎坷和障碍。我们应该像朱彦夫那样，不是抱怨和等待，而是想方设法去克服。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我国还未建成不发达国家、一些人还未完全脱贫的今天，更应该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光荣传统。朱彦夫的事迹昭示我们，人的生命潜能是非常巨大的，只要具备坚强意志，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高士其、张海迪、朱彦夫等人之所以令人钦佩，不仅在于他们展现了崇高和坚定的信念，体现了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品格，还在于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显现这些高贵品质的，在于他们同样具有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情怀，在于他们把个人价值同社会需要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于他们把进取性精神同协调性精神统一了起来。他们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不是一时逞能，更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是受一种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精神的强有力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