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无可争议的事实，不仅驳倒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而且生发了社会主义不可终结性的当代制度逻辑。
欧阳康教授的《中国道路终结“历史终结论”》访谈，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内涵。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意指“社会主义终结论”，因此要通过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这一渊源深厚和内涵丰富的概念来进行反驳。理解“社会主义”有三个维度：第一，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第二，作为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第三，作为实践模式的社会主义。
首先，是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500多年的历史演进当中，分别被当作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理想、国家形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类型等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和批判，并结合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着自己的理论逻辑，即方法论和科学逻辑，而且有着自己的实践逻辑，即它必须满足一定的实践条件，才能转化为社会主义在一个民族国家或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实践。
中国道路始终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实践探索的突破口，并逐步形成了并不断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常认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16—17世纪科学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17—18世纪启蒙运动、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二战以后的美国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等都被看作现代化历程中的重大事件。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国家形式被排除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视野之外，而事实上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其次，作为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族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设想。首先是国家的政治制度，马克思提出了国家制度根本原则：“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其次是国家的经济职能，马克思认为“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是现代国家的全部目的。恩格斯还设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以及国家建制——“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和“由社会掌握生产资料”，在苏联以公有制形式获得了实现。列宁在实践上确立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无可争议的事实，不仅驳倒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而且生发了社会主义不可终结性的当代制度逻辑。
最后，作为实践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作为一种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界限，在理论上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上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机遇和空间。另一方面是正确处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与当代世界的相互关系。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形态、生态文明和治理理念等一定会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彼此之间既存在矛盾、对立、冲突的可能性，也存在适应、共生、融合的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重视并努力实现后一种可能性，并且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道路选择。因此，社会主义只有作为实践模式才会具有现实的“不可终结性”。
世界不只有一种文明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理论中心副主任朱玲琳
当今世界，仍有少数西方国家不仅在军事、外交上使用强制力，而且在文化上实施文化霸权主义，试图从精神、观念、价值诸层面对非西方国家进行主导和驾驭。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只应该有一种文明、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代表。
世界文明中，中华民族在漫长的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近代以来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和发展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不仅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世界上那些既想实现现代化又想保持自身文明独特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方案，并且为解决当今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看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注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价值融通，使其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传统文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表现出极强的融合性与开放性。历史雄辩地证明，一个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并非只有全盘接受西方的文明，完全可以在尊重自身文明本源、保持自身文明独立性的基础上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一事实也为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为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维和范式。
不仅是中华文明，世界各地文明都以其自身固有的方式产生和发展，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明样态。然而，当今世界，仍有少数西方国家不仅在军事、外交上使用强制力，而且在文化上实施文化霸权主义，试图从精神、观念、价值诸层面对非西方国家进行主导和驾驭。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只应该有一种文明、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代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不同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包容、相互交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绵不绝，不仅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在人类文明的大花园中绽放，而且在多元共生、交流互鉴中不断推动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致力于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当然，从现实来看，当今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无论是崇尚自然、爱好和平、注重和谐、追求大同等传统文化理念，还是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沉着果敢的革命文化精神，抑或是海纳百川、积极向上、锐意创新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都能够为全球治理带来智慧和启迪。例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为解决困扰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资源，“礼之用，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合观为缓解民族冲突带来新的理念，“正其义不谋其利”“博施众利”的义利观为解决国际利益争端提供思路，“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解决单边主义问题带来新的构想……这些思想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在解决各种关系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展现出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引起了福山“深刻反思”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杨国斌
无比广阔无比明确无比光辉的中国道路更给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历史终结论”一次公开的挑战，它的始作俑者——福山也已公开表示中国模式引起了他的“深刻反思”。
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细致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这个最小的细胞开始，一步一步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每隔一个时期都要爆发一次，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最关键的是这个“胎带”的毛病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也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去克服，但几百年来始终没能根本解决，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最好的印证，因此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庄严地宣告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到来。
在具体实践中，二战后苏联和原东欧各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的一种具体运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出现了问题，甚至出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但这些最多只能说明“苏联模式”出了问题(并且原因很复杂)，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就是不科学的，更不能得出所谓的“共产主义失败论”。就好像我们不能由实际生活中一座或几座建筑出问题了就怀疑牛顿三大定律不科学一样，我们也不能由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问题就得出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由此可以看出福山的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终结的这种刻舟求剑式论断的逻辑推理是肤浅的、唯心的更是十分荒谬的。
中国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过上好日子又希望保持自身特色的国家和民族描绘出了清晰的图景。无比广阔无比明确无比光辉的中国道路更给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历史终结论”一次公开的挑战，它的始作俑者——福山也已公开表示中国模式引起了他的“深刻反思”。
中国道路的“绿色”革命
湖北警官学院讲师、博士刘启航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的制度优势。这一制度优势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生态环境保护在全国形成巨大声势。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政策手段接续发力，如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区划的划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
中国道路在人类生态文明走出一条不同的路，它体现为绿色发展的深刻革命。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无不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发展经济造成的环境污染正吞噬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造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加之资本和技术方面的劣势，导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取得同等成就要比发达国家付出高几倍环境污染的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的排名也由1978年的第15位跃升到第2位。今天的中国已经悄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背后所付出的环境代价。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形成了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05年就提出了“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斗号令。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的制度优势。这一制度优势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生态环境保护在全国形成巨大声势。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政策手段接续发力，如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区划的划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发展中国家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应当在环境问题并不凸显的发展阶段就充分重视，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每个国家都会面临环境保护问题，而当前我们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持续中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妥善解决了生态环境问题，守护了绿水蓝天。
中国经济的世界贡献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向姣姣
随着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中国日益融入并主动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积极加入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构建中，享受着中国经济“开放红利”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国带来外溢效应，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从经济增速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接近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实现了预期发展目标达到6.6%，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接近30%，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环顾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中，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但是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以后的缓慢复苏时期。从不同经济体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保持领先态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呈现缓慢复苏，转型经济体的增长复苏乏力,资源禀赋型经济体受到主要货币币值大幅波动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复苏进程也呈现极端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目共睹，虽然面临着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追赶，但是经济增速仍保持着多年全球第一的态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担当着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信心。
脱贫攻坚助力全球减贫。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有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下降94.4%，创造了世界惊叹的脱贫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有序有力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和决定性进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8年末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3年至2018年间，中国年均脱贫人口达到1359.5万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世界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性地提出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倡导筹建亚投行。“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