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员自杀后，不追究死者之责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这导致多数官员自杀后，“身后事”石沉大海，而调查过程的不透明、随意中止，更使公众对愈演愈烈的“抑郁死”生出种种疑惑。
“被约谈”“被调查”，之后选择自杀，是这26名官员生命最后时光中共同的生活轨迹。有人分析称，这些官员的自杀原因可分为三种：谢罪、顶罪、脱罪。
这种猜测被众多网友认可，但到目前为止，对这种说法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因为在这些官员自杀后，事件大多数被快速平息，相应的调查也随之戛然而止，不追究死者之责成了一种惯例。
匆忙处理
于建嵘的观点引发了公众对徐业安自杀原因的猜测，但在徐自杀后，他的“身后事”石沉大海，至今没有任何下文。
2014年4月7日晚9时许，与重庆打黑有过密切交集的律师李庄，在个人微博上披露了“打黑英雄”重庆渝中分局经侦支队长周渝在4日晚自杀的消息，并称尸体已于7日上午火化。
消息出来后，重庆警方通过官方微博“@平安渝中”发布调查结果，称周渝“身患多种疾病”，“生前情绪低落”，曾向同事流露出悲观厌世情绪，系自杀。
之后，事件引发了网络热议，重庆警方对事件的处理之迅速也令公众咋舌。
然而，通过对比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多起案例，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发现，事发后官方处理速度均相当迅速。
2011年，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菜刀死”事件中，邯郸市警方仅仅用了45个小时便迅速发布调查结果，称张海忠系“重度抑郁症”而自杀身亡。新闻发布会进行10分钟后匆匆结束。负责发布的官员在服务员“掩护”下，急匆匆离开，拒绝记者提问。
2013年2月17日上午11时，时任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的柯建国从办公室坠亡，当日遗体即被火化。
快字当先，已经成为官员非正常死亡后有关部门善后工作的一大要诀。
4月11日早上，简单的追悼仪式后，何高波的遗体被匆匆火化。
现在网络上仍有许多人对何高波的死提出质疑，但对于奉化市建设局和下属的安监办、锦屏街道办事处和下属的居敬社区居委会等机构来说，事情已经“告一段落”。
在此前《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奉化一位匿名的官员表示，“按照以往的逻辑，这种死人的事故一定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谁也不知道谁将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
在何高波自杀的前两天，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在办公室自缢身亡。此前的2013年11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家信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至于徐业安自杀的原因，官方至今仍没给出权威的答复。在许杰被带走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微博上表示，这些年来，信访部门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之一。为了应对各种信访责任追究，地方官员不得不给上级信访官员行贿来进行“销号”。
于建嵘的观点引发了公众对徐业安自杀原因的猜测，但在其自杀后，他的“身后事”石沉大海，至今没有任何下文。
休止符
大多数官员非正常死亡后，随着其生命的终结，他们生前遭受的反贪腐调查也画上了休止符。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整理官员自杀的案例时发现，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为原海南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戴国川。
2012年9月13日，戴国川跳楼身亡，事发前留下的遗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工作压力大，不想活了。”但之后一位接近琼海官场的人士向媒体记者透露，戴国川可能是害怕被调查，才选择的自杀，“因为征收土地问题，听说要被调查。疑似跟琼海市原副市长王晖雅的案件有关”。
据悉，曾长期担任博鳌镇党委书记的琼海市原副市长王晖雅因在征地过程中受贿40万元于2012年4月受审。另有琼海市国土局原副局长杨庆洪、原局长李远胜也先后涉土地案件落马。
而据媒体报道，2012年琼海市政府网站的资料显示，戴国川曾与琼海市国土局原局长李远胜共事，协助其分管土地执法监察。
因压力大跳楼自杀成为戴国川的最终标注，时至今日，案件的最新进展仍是“目前此事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有关王通智的事迹自他跳楼后被连根斩断，现在网络上已经没有关于王通智的任何蛛丝马迹。
正因为这些“无头案”“谢罪、顶罪、脱罪”说，备受网民推崇。
死前，朱国勋因涉嫌受贿和挪用公款被逮捕。而据媒体报道，案发前朱国勋并不害怕，称他的问题不大，比他厉害的人多的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国勋死后不久，益阳市检察院撤销了对他的立案决定书。
在官员的自杀案例中，不少官员可以在自杀后，他可能涉及的事情也因此一了百了。
此外，在这些官员自杀的案例中，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发现，个别官员在畏罪自杀后，相应的追责制度也会随之停止。如南通市房产局原局长陈西因严重违法违纪于2013年12月28日凌晨在家中自杀身亡。1995年4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因腐败案发，在怀柔乡间自杀。
鲜少追责
中国素有“死者为大”的说法，在大多数时候，“死者为大”抑或其他的遮掩方式，成功地遮盖了公众正常的知情权，成为刻有“情理”的标签。
2004年6月20日，福建福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翁华铭在单位上吊自杀。同前面的案例一样，翁自杀后对其的调查不了了之。
和类似的官员自杀案件一样，“死者为大”是这一案件没有继续调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26名被调查前后自杀的官员中，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发现，只有两名官员在自杀后仍被追责，即原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和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余小平。
当天晚上，天津的官员之间开始流传一条爆炸性消息：宋平顺死了。
据媒体报道，2006年开始，中央对天津进行整顿：中纪委在对李宝金执行“双规”5个月后，于同年11月底正式公布李宝金“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通报。中纪委的通报称，李宝金在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检察院检察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影响，为数家企业谋取利益，索取钱款数百万元人民币；挪用巨额公款给他人使用；滥用职权，向外单位人员支出账外公款数百万元；违反财经纪律，私设账外账，涉及金额巨大。
据称李宝金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不久，宋平顺也开始受到调查。
在其他24个案例中，官员自杀后，均没有被追究责任，但这次是例外。
随后，中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宋平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调查。在宋平顺自杀一个月后，中纪委通报已查明其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中共中央纪委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宋平顺党籍。
在这之前，官员死后仍追责已有先例。
2003年8月27日，时任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在家自杀身亡。随后，多家媒体声称中纪委早就盯上了余小平。
死亡并没能让余小平彻底远离公众的视野。2004年7月5日，江西省纪委通报了对余小平事情的调查结果——“嫖宿卖淫女”“生活作风糜烂，长期包养情妇”以及“弄虚作假保送其子到北京某大学就读”的三点结论。经江西省委批准，省纪委决定给予余小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