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中央党校举行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讲话指出：
当前领导干部读书的状况不容乐观，归结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二是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读书；三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不善读书；四是学而不思、知行不一，学用脱节。
官员读书，或许本不该成为一个公众话题。中国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选拔机制与传统自有其弊端，但这规则起码明确了一点：只有具备相当的文化修养与水准，才有可能走上仕途。正如著名学者何怀宏所言：古代的一个吏可以不读书，或只读一些实用的书，但因此常常也就充其量只是一个精干、能办事的吏。而要成为一个知晓大局、通达古今的高级官员，则非读书不可。
应该反思的是，本应是社会读书学习楷模与典范的官员群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疏于读书，开始视学习为负累，或者干脆将读书学习“变通”为牟利之途径？
插图：张曦
龚维斌
真正要让领导干部读书成为一种新的官场风气和官场文化，仅靠上级的提倡和主要领导的示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配套的政策和制度。
读书本是一件很私人的事，但如果关系到领导干部，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和责任的重大性，似乎就有必要拿到台面上来说了。中央高层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领导干部读书的重要性，“书香政府”、“学习型政党”的字眼频频见诸报端，其实是因为目前官员读书风气让人堪忧。
温家宝总理说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从根本上说，要使领导干部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工作必需，一是要为各级领导干部“减负”：改革和完善公务接待制度，把大小官员特别是地方领导干部从迎来送往中解放出来；改革和完善文件会议制度，让各级领导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走出来。二是要为他们“加压”：改善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为领导干部读书提供压力和动力；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要让那些不读书、不学无术的人没有市场，让那些爱读书、善读书、有真才实学的干部得到重用。
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将近60周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党的执政对象、执政基础和执政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出现。传统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经验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新形势、新任务迫切需要领导干部多读书，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基于这种考虑，2004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要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读书是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
部分领导干部身陷文山会海之中无暇读书
2009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2009年中央党校春季有关班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他指出，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很重要，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做好工作更为重要。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
真正要让领导干部读书成为一种新的官场风气和官场文化，仅靠上级的提倡和主要领导的示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配套的政策和制度。现在一些地方给领导干部下达“读书指标”，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做法既没有多大意义，也不可操作。
干部要真正重视读书，爱好读书，勤于读书，善于读书，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如同打牌、喝酒、钓鱼一样，而不是一种额外的负担，需要做到：
少一点抱怨，多一点用功。有些干部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牢骚满腹。与其这样，不如静下心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读书学习，既可以修身养性、完善自我，寻找精神家园，得到心灵的寄托和幸福的体验，也可为将来做准备。平时不积累，书到用时方恨少。
一些干部平时默默无闻，关键时刻却能脱颖而出，与他们平时的阅读、思考和积累不无关系。一些干部抱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有问题，那些会跑、会要的人往往容易得提拔、受重用。现在很多地方、单位实行公开竞聘上岗，这种制度其实就是给那些平时认真读书、思考问题的人提供了机会。
少一点奇技淫巧，多一点真学问。现在火车站、飞机场的书店里热销的书籍往往是领导艺术、用人艺术、管人艺术的居多，干部案头摆放的书籍也多是此类。阅读这些书籍本也无可厚非，如果选择得当，可以提高领导和管理水平，改善人际环境，提高管理质量和工作效率。但是，不少干部热衷于读如何玩弄权术、如何利用官场的潜规则、如何在官场上钩心斗角之类的书籍，“教你管人36招”、“教你治人40计”、“官场厚黑学”，甚至“风水先生”、“相面的学问”等成为一些干部喜欢的读物，而对与自己业务有关的、开阔眼界、提升境界的书籍却没有兴趣。读书是好事，但要学会读好书，读有用的书。
少一点照本宣科，多一点自己的话。有些干部要作报告，却不愿意读书、思考、动笔，习惯于让下属捉刀。这些干部经常动嘴却不会说话，连简单的祝酒词、主持词都要秘书代拟。需要即席讲话时，要么吞吞吐吐、结结巴巴，要么夸夸其谈、东拉西扯，不知所云，空洞无物。毛泽东同志说，这些人就像“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少数领导干部官越做越大，话却越来越不会说，他们功能退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平时不读书，读书不肯动脑筋。
龚维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周格非
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及其后继者在阅读方面虽因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但对于读书在国家发展和建设方面的重要性均有着共同的认知。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曾提及罗马帝国恺撒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而另一本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撰写的《道德情操论》，温总理也曾在公开场合不止五次推荐。于是，国内的出版界跟风而上，于2008年重新出版了这两本世界名著。其中，《沉思录》的腰封上赫然印着：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另一本《道德情操论》的腰封上则印着：温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
出版界同行的做法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心理暗示：这两本书是领袖必读，所以读者也应去读。其实读书与领袖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书读得再多，也未必能成领袖；反之，书读得少的人也未必不能成为领袖。即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也一样能够成就霸业。但无论是哪个朝代的帝王，在经世治国中，都重视书籍和读书人。即便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并非将举国书籍全部付之一炬。据秦帝国宰相李斯的上书记载，秦帝国的所有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均在朝廷留有完整的备份。而秦帝国所有珍贵藏书的毁灭实为日后西楚霸王项羽火烧秦宫之过。
现代中国的领袖，对于读书的重视较之前朝有过之无不及。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及其后继者在阅读方面虽因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但对于读书在国家发展和建设方面的重要性均有着共同的认知。
新中国开国一代领导人中的许多人出身于名门望族或官宦士绅之家，青少年时代曾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国文基础厚实。如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其古文功底与古诗词造诣，在党内无出其右者。早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在其国文老师、前清举人袁吉六先生的指导下，一改模仿梁启超的半文半白文风，以唐朝散文大家韩愈为楷模，最终学会古文体。
在熟读传统经典的同时，开国领袖们在青年时代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均曾阅读过大量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书籍以及马列主义经典。正是通过对各种主义和理论的比较，他们才最终确定了自己终身的志向，把马列主义作为毕生追求和信仰。因此，新中国开国领袖的阅读对象无疑有着极明显的时代特征，他们熟悉传统文化，并系统了解和阅读了马列主义经典。
而新中国当代的领导人均成长于新中国建国之后，这时候的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中共已经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他们不再需要像先辈当年那样为寻求救国真理而在迷茫中徘徊，国家对他们的希望就是以自己所学专业知识来服务社会。因此，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均拥有大学或大学以上的学历和现代专业知识，除了熟读马列经典之外，他们对所学专业知识有着精深的了解，对现代科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乃至文学等均有涉猎。
此外，新中国历代领导人在阅读方面还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读“无字之书”，在实践之中去了解和认识世界，开阔自己的视野，磨炼自己的意志，深邃自己的思想，锻炼自己的才干……或许，是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的结合，才造就了领袖。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在读书方面无人堪比。
若干年前，我曾参观毛泽东进北京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香山的双清别墅以及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领袖昔日桌上和床上堆满的各种书籍，分明让人感到，书香犹在，斯人尚未远去。
许多领袖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但毛泽东真正地实践了这句话。他终生与书为伴，弥留之际，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7分钟的《容斋随笔》。10多个小时后，毛泽东躺在书香中离世。据医疗护理记录，在1976年9月7日毛泽东逝世前一天，他看文件、看书共11次，达2小时50分钟之久。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立言要读尽天下书，并几十年一以贯之。他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这副对联体现了毛泽东对积学贵有恒精神的称道。
翻阅近年出版的有关毛泽东阅读过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籍，可以看到许多书的页面上留有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划批注，这是毛泽东不同时期反复阅读留下的手迹中国传统古籍如此，一些重要的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史类以及文学类的著作也不例外。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至少10遍以上，而毛泽东经常推荐的《红楼梦》，则读得更仔细，并且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
毛泽东在读书方面不设禁区，其阅读之广无人能及。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及报刊无所不及。毛泽东读书与思考和实践相结合，以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通过品评历代政事，臧否人物，吸取经验教训，悟出自己所需的为政方略。毛泽东思想即是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是容纳其个人智慧与中共领导集体智慧的产物。
毛泽东不仅自己酷爱读书，而且在全党大兴读书之风。他要求党内的同志把读书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他还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把手组织读书小组。毛泽东自己的读书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田家英陈伯达和田家英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四个人当时都是党内的秀才。
毛泽东在阅读过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籍上留有各色笔迹的圈划批注，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他都读了至少10遍以上。经常推荐的《红楼梦》，则读得更仔细，并且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
“五四”以后，周恩来首次阅读《共产党宣言》，去法国留学后又读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这些著作帮助周恩来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周恩来在上世纪20年代末即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革命生涯基本与毛泽东相伴随，但早期经历却不同：毛泽东始终在国内进行革命实践，而周恩来追求真理的足迹则从国内延伸到日本乃至欧洲。
15岁时，周恩来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对文学、历史、政治以及数理都很有兴趣，还读了许多课外书。中学毕业后，周恩来在朋友的资助下前往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周恩来喜欢上了《新青年》。通过阅读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以及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等，周恩来逐渐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其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倾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回国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这一时期，周恩来首次阅读《共产党宣言》，去法国留学后又读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这些著作对周恩来影响很大，他因此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邓小平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我是实事求是派。其实，这是小平同志的自谦，邓小平非常喜爱读书。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对邓小平影响最大的书是《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后来，他又通读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书籍。
到了晚年，邓小平非常喜欢看《聊斋志异》，他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闲暇时看。其中的《画皮》、《口技》、《驱怪》等篇是邓小平的最爱。
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
“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这句名言早已蜚声中外，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处，甚至不少人还把“黄猫”误为“白猫”，其实邓小平的“猫论”正是借用《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的一句话：“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正是由此而来。可见，闲书不闲，为我所用。
（邓小平部分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韩玉芳）
如果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在攸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自己主动找寻到救国的真理，那么许多中共领袖则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引导下，走上革命和民族复兴之路的。这其中就有当年的红小鬼、日后曾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重要成员的胡耀邦。
胡耀邦15岁即参加革命，长征结束抵达延安时，他才20岁。在战争年代，年轻的胡耀邦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读书环境。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才开始系统阅读。
胡耀邦的阅读也非常广泛，据曾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回忆，胡耀邦既读过《马恩全集》，也读过《圣经》和《神曲》。他还对日本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和《爱因斯坦文集》评价极高，并要求下属阅读。
胡耀邦不仅读线装书、娴熟中国典籍，也不排斥西方的人文科学，涉及面很广，什么书都看。因此，他的眼界非常开阔。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受命先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以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与毛泽东一样，胡耀邦倡导读书，但又反对死读书，提出读书、调查与思考三者相结合。他主张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要广泛涉猎。这也是每一个有成就的人的读书方法。一个政治家不广泛涉猎，不学军事、外交、政治，怎么能进行领导呢？讲套话就是因为研究不够、涉猎也不够。
胡耀邦的阅读非常广泛，他既读过《马恩全集》，也读过《圣经》和《神曲》。他还对日本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和《爱因斯坦文集》评价极高，并要求下属阅读。
江泽民喜欢读罗素的《中国的问题》、钱学森的《系统工程论》倒也不足为奇，但他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同样有浓厚兴趣。
1998年4月29日，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师生交流
毛泽东的博闻强记许多人都是清楚的，如他能流利背诵韩愈《韩昌黎诗文全集》中的大多数诗文。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据说也能背诵许多古诗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等。这要归于江泽民幼年时的家训。
江泽民的阅读也很广博。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他曾介绍说：“我喜欢唐诗、宋词、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
在上海工作期间，江泽民的藏书就已多达数千册，涉及古今中外名著、经史文哲等等。据说在当时的市委大院里，藏书最多者首推嗜书如命的汪道涵，其次便是江泽民。
温家宝认为，“读书要有选择，读那些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读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下来的书。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江泽民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后长期在工业领域工作，他喜欢读罗素的《中国的问题》、钱学森的《系统工程论》倒也不足为奇，但他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浓厚兴趣，见识出一个领袖的综合素质和全面把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能力。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在建国后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胡锦涛曾在接见来访的俄罗斯青年访华团时说：“我清楚地记得，在青少年时代，我们曾满怀激情地阅读过贵国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演唱过贵国的歌曲《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来我们熟知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着同样的经历。
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一个书籍贫瘠、人们的求知欲却又空前膨胀的年代。当年10月，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决定在全国城乡青年中开展读书活动。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就是“全国青年读书活动办公室”主任。当时，胡锦涛经常在早上收听英语广播讲座。作为青年领袖，他对新学科、新事物表现出浓厚的求知欲，阅读面极为广泛。
20多年后，已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胡锦涛依然强调读书对于青年、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尤其对于身负国家领导重任的各级领导干部，胡锦涛更是言之恳恳：
“必须明白，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
胡锦涛要求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和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自学以外，中央政治局还要进行集体学习，并作为制度长期坚持，各领域专家学者被请进中南海，为领导人授课。
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出访德国，我参加了温总理代表团访问的接待，并再次惊诧于温总理知识面之广博。
温总理的国学基础非常厚实，他经常在会见外宾或记者招待会时随口引用中国古籍或者一些历史名人的诗文。我有时跟外交部翻译室的朋友开玩笑，问他们是不是最怕担任总理的翻译？须知，总理引用的一些诗文当今年轻一代都读不懂，遑论翻译成外文了。总理的博闻强记亦由此可见一斑。
温总理曾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读书伴随着我的整个生活。”
对总理而言，阅读即是“悦读”。温总理不止一次言道，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通过读书温暖人心、提振信心、寄托希望，通过读书掌握知识、增强本领、勇于创新……读书可以给人智慧，可以使人勇敢，可以让人温暖。
和胡锦涛同志一样，温总理也认为读书一定要有所取舍。他认为，“读书要有选择，读那些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读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下来的书。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想必就是这种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下来的书。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很好地解决了道德与经济问题，已经是一个优秀的领袖了。国之大者，莫过于这两者。
编辑孙玲
古人云，“非读书不足以应事”、“非学无以广才”，又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让我们来看看，当代官员都在读什么书？他们又为什么而读书？
汪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年龄：54岁
学历：中共中央党校，工学硕士
读书语录：“一个城市的精神品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的阅读氛围和阅读水平。”“当今社会，领导干部身在各种矛盾漩涡的中心，要经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就应当从读书学习中汲取精神食粮。”
荐书：《世界是平的》、《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
马凯
国务院秘书长
年龄：63岁
学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经济学硕士
读书喜好：古典诗词类
读书语录：“我的兴趣不多，但最大的爱好是爱书、买书、藏书、读书、写书。没有书，就没有我的成长。”
荐名：《读书者言（十首）》、《自在人（山坡羊）》
马凯著有《读书者言（十首）》、《改革的参与和思考》、《行中吟》、《马凯诗词存稿》等。
郭声琨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年龄：55岁
学历：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管理学博士
读书语录：“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作为领导干部，读书应当是一项基本功，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充实更新知识的重要方式。”
荐书：《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中国怎么办》、《没有任何借口——企业、政府机关员工精神读本》
薄熙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年龄：60岁
学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文学硕士
读书喜好：经济管理类
荐书：《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
薄熙来推荐重庆市官员学习《现代经济知识简明读本》，倡导重庆市“万名干部开放型经济管理知识大培训”，并亲自授课。
陈建国
中共宁夏自治区委书记
年龄：64岁
学历：山东大学经济系干部专修科
读书语录：“书籍是我们施政的重要工具，通过读书，能够获取知识，增长本领，提升品味，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
荐书：《部长与国家》
陈建国自主政宁夏以来，注重官员的精神状态，强调干部“干”字当头。他的数十件批示都与学习和读书有关。
徐光春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年龄：65岁学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
读书喜好：国学类
读书语录：“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位，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推动形成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我们的国家就会散发出更加浓郁的书香，我们的民族就会放射出更加睿智的光芒。”
荐书：《尚书》、《诗经》、《中庸》、《论语》、《左传》
徐光春著有《业余摄影实用手册》、《哲学与新闻》、《摄影特技》等。
卫留成
中共海南省委书记
学历：北京石油学院本科
荐书：《改革政府》、《心耘》
卫留成在海南省向人大代表们推荐《改革政府》、《心耘》，强调政府的执行力。
杜宇新
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年龄：56岁学历：中央党校研究生
读书语录：“月读一书”，“我们要以身作则，引导大家多读书”，“每每进入德鲁克的思想殿堂，我都为他的真知灼见所折服，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
荐书：《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在哈尔滨市，杜宇新倡议“漂书”活动：（“图书漂流”源自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人们可以将自己不再阅读的书贴上标签，放在公共场所，无偿提供给别人阅读。）
李军
中共贵阳市委书记
年龄：47岁
学历：武汉大学研究生，文学硕士，经济学博士
读书语录：“我们要读有实效，多培养像《致加西亚的信》中罗文那样敬业、忠诚、诚信的人。”
荐书：《致加西亚的信》
在贵阳市，李军让官员们上电视PK，通过公推竞岗产生四个区县党委书记。他与音乐人浮克合作创造《爽爽的贵阳》，推销贵阳的避暑季。
赵智勇
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学历：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经济学博士
读书语录：“每月学一文，每月写一文，每月议一文。”“要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提高思想素养和文化素养。”
荐书：《岳阳楼记》、《三戒》、《陋室铭》
在担任中共九江市委书记时，赵智勇发起“月学一文”，让大家讨论学习心得。
夏耕
中共山东省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
年龄：52岁
学历：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在职研究生学历
读书状态：工作空闲或晚上
最近在读：《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
读书喜好：经济、历史、文艺类
读书语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知识、文化的需求愈来愈强烈。”“各种辞典、工具类图书是要多读的，传记类图书也是具有阅读价值的。”
荐书：《数字化生存》、《墨子》
夏耕阅读范围广泛，小的时候母亲经常给他买书看。
沈培平
中共云南省普洱市委副书记、市长
学历：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读书状态：22-24点在线
读书喜好：经济类
读书语录：“书不能不读，但不能死读，特别不能读‘死’，否则，为书所困，实则人生之悲。”
荐书：《学哲学、用哲学》、《激荡百年史》
沈培平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编《中国普洱茶文化》、《走进茶树王国》等。
张新实
中共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年龄：58岁
学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
读书语录：“一天不读书，我就睡不着，习惯使然。”“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包括家庭这一细胞进化的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学习借鉴西方文化。”
荐书：《我的父亲我的总统》
编辑何流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然而，读书难道只是步入仕途的一块敲门砖？我们选取了中央以及地方一些官员的读书感悟，从他们的读书实践中，我们或能捕捉读书对于官员的意义。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阅读可以丰富一个人的有限人生，阅读可以涵养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阅读可以铸就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知识既不能遗传，也不能赠与，更不能复制和购买，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努力去学习、去读书。作为一种伴随深入思考的文化活动，阅读习惯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养成，需要有意识的培育才能实现。养成阅读习惯是一门科学，需要国家、社会团体、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形成合力。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从阅读对于日常工作来说，其指导作用是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领导干部的视野是否开阔，对于自己分管的领域是否熟悉，直接影响到工作的效率与效果，甚至会影响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部门的命运。而善于读书的领导，往往知识面比较宽，决策比较理性。
同时，领导干部的读书具有示范作用，他在会议上引用到什么书，他正在读的书，多少会影响到一个部门甚至一个城市的阅读风气。媒体报道温家宝总理的床头有一部《沉思录》，这本书马上就成为畅销书；汪洋同志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经向干部推荐了《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一下子就在重庆火了起来。
人们对饱食终日的饕餮之徒经常嗤之以鼻，而对囊萤映雪的读书之人却每每肃然起敬。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
人的一生中，工作之前的大学阶段是专门的学习时期，通过专业学习，把自己打造成为某个方面的专业人士。其实，参加工作之后的学习更加重要，因为结合你的本职工作，有针对性地学习，就是为了在工作上有重大的创新。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这两种书分别起过重要的作用。在2003年以前，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读的书多是财政专业的，要形成自己的观点教给学生，对学生有所启发。
我于2003年5月到湖北省统计局任副局长，作为民主党派的干部，不仅要说，而且要会说，在工作和讨论问题时，必须提出有创新性的观点。那么，这些创新性的观点从何而来？我的体会是必须阅读大量的书籍、统计资料、新闻报道等等。因此，对于一位在职干部来说，科学地借鉴他人的经验，不断地读书、思考，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
江苏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主任王思彤
有人说：“百味不如读书味，回味无穷数读书”。读书之所以可以让百味甘拜下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而且，这种满足与愉悦是可持续的、永久的。一顿美食只能解决一日三餐的三分之一，而一部好书却可以让人铭记并受用一辈子。美食可以轻易地用金钱换取，而书却只能通过阅读才能变成知识的力量。因此，人们对饱食终日的饕餮之徒经常嗤之以鼻，而对囊萤映雪的读书之人却每每肃然起敬。
中共山东省邹平县委书记王传民
读这类（经济学）书首先要讲方法。鲁迅的“跳读”法；老舍的“印象”法；华罗庚的“厚薄”法；杨振宁的“渗透”法；白寿彝的“研读”法，各有道理，关键是要读思结合，读行合一。
领导干部读书，学以致用最重要。在邹平，党员干部读书已经蔚然成风。推掉不必要的应酬，会在酒桌外找到读书的幸福。
江苏省洪泽县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倪洋军
领导干部读书至少要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其一，泛读与精读的关系。在读书的问题上，博览群书很有必要，但是一定要加以选择，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该读。领导干部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思考去学，使先进文化、先进思想、先进理念入脑入心，成为思想进步和政治成熟的催化剂、添加剂。
其三，速成与终身的关系。集中培训、短期学习，的确不失为增长知识、提高才干的速效药、速成法。但是，不能用短训代替长修，不能用速成学习来取代终身学习。党员干部只有始终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才不会把速成当“灵丹妙药”，也才不会把学习当“应景”、“应差”来应付。
湖南省常德市政协副主席张新民
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积累、不断提高的过程。这种学习应该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是自觉的而不是应付的，是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
一个对事业，对自己负责的领导干部，就要有一种浓厚的学习兴趣，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意识，有一种永无止境终身学习的态度。
近些年来，各级加大了干部培训的力度，但据观察，不少同志并没有很好地珍惜培训机会，请吃请玩，竞相攀比，高潮迭起；有的同志参加了高学历教育，但没有看几本书，听几堂课，论文是别人写的，答辩是走的过场，文凭升级了，水平没上去。
杭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杭州市委会副主委张永谊
古人用“学而优则仕”阐释了读书与做官的关系。欲当官必先读书，读书是做官的“敲门砖”，读书具有功利性。其实，读书是有层次的，最低是为谋生计，中则为经世用，最高当为修身养性。当我们的精神世界哪一天被意想不到的“厄运”冲垮的时候，总要有救赎自我的“诺亚方舟”。读书的过程，便是不断地为自己营建精神的“诺亚方舟”。
读书本是人生必修课，是做人、做事借鉴与反省的“凭据”，也是人生享受愉悦与乐趣的“工具”，为何会成为官员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追本溯源，还是观念问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时时在提醒：我们承担的不只是社会责任、人伦责任，更是政治责任、道义责任、良心责任，只有把自己的灵魂经常带到“知识世界”的面前，去比照、去审视、去检点，在阅读中、在与哲人对话中，来提升思想水平，提升执政能力。因此，读书就是为政者不折不扣的必修课。
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
对一名领导干部而言，读书要经、史、子、集兼容并包，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从工作而言，“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而从读书来说，“书不千轴，不可以语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变”。
只有邃密群科，博览百家，纵览尽古今，横看遍中外，我们才可对世界形成整体而系统的认识；而只有形成对世界整体而系统的认识，我们才有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林晓
我们无法去深究官员出书背后的真实心态，只愿它多一点价值，少一点伪劣，官员出书应成为领导干部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官员出书现象古已有之。从初唐四杰到李白、杜甫，再到唐宋八大家，几乎所有的诗人作家都是官员。尤其像屈原、王安石、欧阳修等，他们官位不低，不仅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其文学成就更是斐然。在古代的中国，优秀的文人大都有一官半职，文而优则仕，这是古代文人的进身之阶和理想抱负。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坛和政坛已经被分割开来。社会对文人和官员有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对文人看重的是其文学修养和文学成果，对官员看重的则更多的是其行政作风和政绩。
官员进行文学创作无可厚非，从政之余善为文，这是官员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而当一种个人兴趣演变为一种社会风潮，官员“出书热”愈演愈烈时，人对官员出书背后的动机、发行的渠道等也产生了质疑。
细细看来，官员出书的心态并不相同，大多数官员有文凭、有文化、有思想他们在政务忙碌之余，靠着真才实学写出有价值的书，或是把自己在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写成书出版以供其他人学习和参考，这是值得支持和肯定的。
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李岚清音乐笔谈》中以其深厚的音乐素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将自己对欧洲经典音乐的爱好与理解，以及音乐给人生的启悟凝练在文字中，给读者留下了一部关于音乐与人生、音乐与工作、音乐与教育的交响乐般的著作。这些都是社会重要的思想财富。
与此同时，也有小部分官员通过出书来包装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不是“俗吏”，而是“儒官”，不仅能当官执政，而且还是文人雅士，以这种外显文化支撑自己的职务。
还有一些官员政绩不足文声补，为自己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甚至有些官员出书质量不高，通过职权将摊派给下属单位或个人，把出书当做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敛财手段。
此外，官员出书的销路更加“令人羡慕”。不少官员出书的印刷等费用都是由公款埋单，或者利用权力从企业那里筹钱出书，然后就有一批人打着官号兜售摊派，利润分成。据了解，湖北省和四川省针对官员违纪出书现象先后下发了禁令，并加大了对领导干部违纪出书的惩戒力度，官员违纪出书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反腐败课题。
编辑推荐：
《学哲学用哲学》
李瑞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本书是一部真实记录、全面展现李瑞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论著。内容选自作者20多年来从事领导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稿，是作者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思想观点的荟萃。
《外交十记》
钱其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国际风云变幻难测，外交斗争纷繁复杂，其间还发生了四次战争。钱其琛从几个侧面，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白描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
何怀宏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个国家，其官员阶层的读书风气能超过近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员阶层者。“开民智”，必须要先“开官智”、“开绅智”，中国社会必须有一部分人要先聪明起来。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是很浓的。我这里只举几位晚清重臣为例，他们并不是官员里更偏向文人、学者的一类，而是更偏向政事的一类高官。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官员里读书写作最多或最投入的人，但他们读书及诗文已是够多，多到或许在今天的官员们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像曾国藩，我们都知道他在19世纪中期挽救清廷于将倾的武功政绩，但他本来是个翰林，根本没打过仗，而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大儒。即便后来带兵，他也还是不忘读书。他在读书中所辑的《经史百家杂钞》，我以为今天还是人们初识古文、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绝佳选本，尤其对官员来说，胜过《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还有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其诗文也是相当可观，20岁时曾诗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破万卷书，神交古人”。更不必说写过《劝学篇》等许多思想学术方面著述的张之洞，他为当时诸生问“治学门径”开列的《书目答问》，是连大概今天的文科教授也要望洋兴叹的。而像更为实际和精于事务的李鸿章，我们今天看他的全集，还是能发现他也还是爱读书，并读了不少书的，其人都就试时曾诗言：“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
这种读书风气在官阶比他们低、事情也没他们忙的官员阶层里，尤其是在内忧外患没他们所处的时代严重的时代里，应该说是更浓的。有时甚至到了“浓得化不开”的地步，也就是说，有些过于书卷气了。至少在我所知道的范围里，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个国家，其官员阶层的读书风气有超过近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员阶层者。这种读书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而且官员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读西书、读新书。其中有识或有为者正如梁启超所言，他们意识到要“开民智”必须要先“开官智”，“开绅智”，必须有一部分人要先聪明起来。
不过，这里我不再描述这种读书风气，我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会如此之浓？首要、也是基本的原因我想是古代的入仕制度，即它挑选来做官的人主要是读书人，是“读书的种子”。换句话说，也就是“学而优则仕”。
这一长程的由“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动，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由一种相对封闭和静止的等级制社会转到了一种相对开放和流动的等级制社会，即由一个“世袭社会”转变成了一个“选举社会”或“选拔社会”。这一“选举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官员阶层，也是社会的上层、统治阶层的再生产，其成员前期是察举、后期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上来的。这种考试制度主要是考察对人文经典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这样官员的主体自然也就是那些勤于读书和善于读书的人们。他们本来就有读书的天赋，而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入仕后自然也不易丢开书本。即便脱离学子身份进入官场，其间风气也还是推崇文化学术，官员名望不仅看政绩，还看文化修养。而政绩的取得也需要这种修养，读书的风气自然就始终浓厚。
如果说是孔子所代表的先秦儒家最为明确地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和文化主张，那后世的社会制度发展近乎完美地实现了这一主张。这种广大和持久的“学而优则仕”自然也有其问题和困境，但它的确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是一个社会政治的奇观，也是迄今一直是西方思想占主流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一个异类，并对其构成巨大的挑战。应该说，今天的主流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还没有很好地重视、更勿论解释和消化这一重要而独特的现象。
那么，中国古代官员主要读的是什么呢？受汉武帝时即开始的“独尊儒术”及后来科举考试内容的影响，官员、尤其是预备为官的学子主要读的是四书五经，扩展开去，则有四部书：经、史、子、集。经史对政事应该是很有用的，在古代更被认为是政事的根柢。但为什么还重视诗文？明清以后主要考八股文，唐朝甚至主要考诗歌。这样选拔上来的官员岂不成了“文人治国”、“诗人治国”？这样的人能够治好国吗？
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要首先考虑传统国家的功能和目标与现代国家的功能和目标是很不同的，比如说，经济活动的许多功能、甚至维护社会秩序的不少功能都是交给民间社会自己治理。文官的数量很少，在清代中叶，中国人口达到数亿之众时，官员数量也只有数万人，而官、吏分途，很多具体事务都是由官员交给自己雇请的钱粮师爷、刑名师爷去办。所以，不少主要以诗文留名的古代官员，还能从容优雅地留下诸如“苏堤”、“白堤”这样的政绩。古代选拔官员实际主要是考虑一个为官的基本文化修养（这在古人看来是基本的，在今人看来却可能是相当高了），它要求所有官员或候补官员都达到这一文化水准，而且，古人多相信各种智力有某种相通性，达到一个文化水准之后，所选上来的人就不会太笨。至于行政才能，对进人官员队伍或候补行列的人，它还有一些历练和养成的地方，比如翰林院就是这样了解和熟悉中央政事的机构，有行政才能和政治抱负的人可以在这里及放外任中得到锻炼，而这方面才能或野心不强的人则可以分流去做学官或就闲养着。
无论如何，一个读书风气浓厚的官员阶层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了巨大作用的。而且，它也给传统政治打下了自己特殊的文化印记。古代的一个吏可以不读书，或只读一些实用的书，但因此常常也就充其量只是一个精干、能办事的吏。而要成为一个知晓大局、通达古今的高级官员，则非读书不可。而读书，乃至怡情诗文对官员可能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如果他们真的养成了一种颇高的文化品味，有诗书琴画等在他们看来更重要和优雅的乐趣，一般可能就不致太粗陋贪鄙，不至于像有些暴发户一样斤斤于物质利益和个人私欲。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研究。其《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伦理学概论》、《正义论》等多本著作及译作在学界影响深远。
苏原
“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或思想的十字架上。”——丘吉尔
前两天下班回家，在楼下碰到两个德国女孩。她们见我是中国人，便用磕磕巴巴的中文向我介绍《圣经》。十多年前旅居瑞士时，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也是同样朴实、和善的布道女孩。若是初到欧洲，我会很好奇。但久而久之，我知道了宗教和《圣经》在欧洲人生活中的地位：儿子在幼儿园吃饭前，阿姨都会领着小朋友感谢基督赐予饭食；儿子跟我一块玩的时候，嘴里时不时会蹦出一句“MyGod！”偶尔到外地出趟差，晚上睡觉前，随手就能在旅店的床头柜里摸出本《圣经》……
普通人尚且如此，《圣经》对那些高高在上的领袖，又有何影响呢？
身为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的奥巴马总统，是当代美国精英阶层的代表，其各方面素养与其前任、仅在哈佛商学院读过两年书的布什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最爱都是《圣经》，从读书角度来看，或许这是他们唯一相同的地方。
布什放任不羁的西部牛仔做派世人皆知，如果说布什身上还有书卷气，恐怕许多人都以为又是拿他开涮。但事实往往与人们的想象相违。布什虽然没什么读书人的优雅，还常常暴露出美国内地小镇男人的土气，但他对书籍的热爱却是毋庸置疑的。据说，布什在2006年读了95本书，2007年为51本，2008年也有40本。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何况对于一位日理万机的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据身边人透露，即便在休假回农庄清马粪时，布什也要随身带上几本书，比如《盐的世界史》（书中有专门介绍中国川菜的章节）、《西班牙流感：史上最致命瘟疫》和《亚历山大二世：最后一位伟大沙皇》。
从布什的读书选择可以看出，他读书实用性极强。因此，这注定了布什不是一个知识广博的人。有人曾刻薄地说，布什是挺好学，只不过他学的都是学过的知识。以读书而言，奥巴马喜欢读小说，布什也喜欢。二人似乎又能在读书方面找到共鸣。但实际上，奥巴马爱读的均是纯文学小说，如女作家玛里琳·鲁宾逊基曾获2005年普利策奖和全美书评奖的《基列家书》，而布什喜欢的却是流行小说，尤其是根据电影改编后第二次流行的那类。
再流行的小说也比不上《圣经》在布什心中的地位。据布什昔日的助手说，布什每年都要重读一遍《圣经》，并从中获得力量。这仿佛应了美国开国总统、有“美利坚之父”之称的华盛顿的话：不靠《圣经》，人就不能准确地统治世界。
在当代西方世界的领袖中，对《圣经》顶礼膜拜的除布什、奥巴马外，还有德国的女总理默克尔。默克尔曾说对她影响最大的书便是《圣经》，声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以《圣经》为标尺。我一开始对出生在社会主义东德的默克尔缘何对宗教如此痴迷而感到疑惑，后来才知她生长于一个宗教气息很浓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这让她自幼就深受基督教精神的影响。难怪这位当代西方的铁娘子要视《圣经》为人生指南了。
我曾与朋友一起点评当代西方的政治领袖，最终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当今西方世界缺乏伟大的领袖。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的话来说，“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金融危机更让这些政治家焦头烂额地疲于应付。
我相信当代西方领袖均曾读过不少书。奥巴马、默克尔、布朗均拥有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最不济的萨科奇也是巴黎政治学院的硕士。即便是学问不高的布什也整日与书为伴。但如果没有深邃的思想，读再多的书也难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用怜悯的目光追逐他们忙碌的身影时，不由想起了上世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一位西方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
关于阅读，丘吉尔曾简练地将其概括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的或思想的十字架上”。大师们的著作不仅丰富和深邃了丘吉尔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到丘吉尔的写作和演讲风格。丘吉尔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次著名的演讲之所以鼓舞人心、激励斗志，主要原因便在于其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语言风格。
曾经有人精辟地概括道：《圣经》是上帝和人类立下的约定，即使你尚未皈依基督，你也可以在《圣经》中明悉生命之道。多年前我翻阅《圣经》时，曾感叹，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丘吉尔曾把《圣经》比喻为坚固无比的磐石，他说，“我们可以放心倚靠在这坚固无比的圣经磐石上”。或许他从中寻找到的是意志和力量。从丘吉尔一生挫折、坎坷的经历来看，没有这种坚如磐石的力量，很难支撑他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翻阅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我惊奇并不无遗憾地发现，领导世界夺取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领袖们如丘吉尔，居然与战后的诺贝尔和平奖无缘。倒是在1953年，丘吉尔一一击败包括美国的海明威、冰岛的拉克斯内斯以及西班牙的希梅内斯（这三人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陆续获奖）在内的25名候选者，摘取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在颁奖典礼上，宣读颁奖词的瑞典文学院院士席瓦兹说：“大政治家和大战士难得也是大作家。我们想起恺撒、马库斯甚至拿破仑。……在黑暗的年代里，他的言语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唤起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们心中的信念和希望。”
席瓦兹还借用丘吉尔本人著作中的一句话来描述丘吉尔本人：“在人类冲突的领域里，以前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如此众多的人都应该深深地感激一个人。”虽然有溢美和恭维之意，但丘吉尔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