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逻辑，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推行相对缓和、渐进的土改政策，以配合其全面治理南方新区的整体性战略。土改运动正式开展之前，湖南、贵州等地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先后领导了反霸与减租运动，以作为土改之前奏。土改运动正式开始以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组织领导、培训干部、土改试点、工作队下乡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共政权深深地嵌入了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跨越了革命的“地域”界限。然而，南方新区的土改运动也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在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工商业、团结本地干部等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些问题的出现折射出南下干部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融入和调适的复杂性。“南下”绝非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占领，南下干部所主导的乡村土改极大地重塑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政治面貌、经济格局和社会结构，改变着一个个生命个体的人生轨迹，也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治理框架。
【关键词】南下干部；乡村土改；华北解放区；南方新区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档案、报刊和亲历者日记等资料，拟从实践的视域来深度探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之间的互动，考察南下干部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的融入性与适应性问题。
一、“南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明确要求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等北方老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以接管和建设广大南方新解放区。在此次抽调的5.3万名干部中，“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6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和试验场，华北解放区是此次干部南调工作的重点区域，亦是南下干部选派人数最多的一个战略区，这不仅由于华北解放区是老解放区，社会内部较为巩固，周边局势相对稳定，干部抽调经验丰富，还缘于华北解放区干部数量较多，综合素质较高，且经过土改、整党等运动的洗礼，对于阶级及阶级斗争的理论掌握娴熟，华北解放区各级干部所具备的这些条件被认为是非常有利于革命实践在全国范围内扩展的。
不同于以往意义上的干部抽调，此次华北解放区干部南调采取的方式是成系统的整体性抽调，覆盖党务、政权、武装、群团、财经、公安等各个系统。整体性的抽调方式一方面因干部间的相互熟悉而降低了干部南下工作的组织成本，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到达南方新区后的组织效力和工作效率。晋中南下区党委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成套调大批的干部南下，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好在一定地区成套的调出。这样对干部的巩固和使用上，以及对新区工作迅速的开展上都是有好处的。”7太岳第二专署也强调，此次南下干部的情绪普遍较高，“这主要是整套机关工作，互相了解，所以表现得兴奋、愉快”。8
经过逐级分配、层层调配、环环相扣的成系统、整体性的抽调实践，华北解放区下辖各区顺利完成了干部南调的任务，且所抽调的南下干部的群体结构也呈现出合理、优化的特征。冀鲁豫区党委在其南调干部工作报告中即总结道：“南调干部和留下干部从质量对比来说，南调干部强，留下干部弱。”9在中共政权的组织体系中，各级干部是中共政权深度整合社会的支点，扮演着社会治理主体的历史角色，而整体素质较高、工作经验丰富的华北解放南下干部群体则为一贯强调主观能动与奉献精神的中共政权顺利完成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成功实现南方新区的社会改造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之前奏
抽调、整训等工作结束之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正式踏上了南下之路，辗转数省，历经艰辛，最终到达南方新区的湖南、贵州、福建、皖南和赣东北等地。到达上述各地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立即投入到城市接管和征粮剿匪工作之中，克服了因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城乡差异和政权更替等因素造成的实践困境，顺利完成了城市接管和征粮剿匪的革命任务。待城市接管和征粮剿匪工作完成之后，南方新区各地已具备了实施土地改革的基本条件，湖南、贵州等地的乡村土改运动随之展开，而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则继续在这一革命实践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并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演变趋势与治理框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华北解放区，土改肩负着为战争汲取社会资源和实现社会动员的历史功能，土地改革的进行刻不容缓，在暴风骤雨式的运动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而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则是在全国解放和军事胜利的大环境中开展的，所以“在老解放区，是以土地改革来推动革命战争的，现在，我们要用革命的胜利来推动土地改革”。10这一客观情势的转变决定了中共政权可以在南方新区推行相对缓进的乡村土改政策，以避免华北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对于南方新区的全方位、系统性社会改造与社会治理。1950年6月14日，全面主持新区土改工作的刘少奇反复强调：“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11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实践即是中共政权在全国解放和经验总结的双重历史逻辑之下展开的。
与此同时，由于南方新区刚刚解放，民众阶级觉悟不高，基层政权尚未巩固，各项土改准备事宜不足，特别是“在革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干部条件，总是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12而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均经历过老区土改运动，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集中整训期间亦专门学习过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各项政策，且大部分处于南方新区各级政权的领导岗位，所以这就决定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主要在组织领导、政策制定、干部培训及土改试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
鉴于南方新区的实际状况以及华北解放区的土改经验，中共政权遂决定在南方新区推行相对缓进的土改政策。然而，为了满足南方新区广大农民的革命需求，培养其革命觉悟，同时也为了给乡村土改运动的正式开展准备各种条件，中共政权要求湖南、贵州等地一律进行反霸与退押运动，以作为南方新区土改之前奏。对此，湖南省委曾明确指出，“进行土改分二个阶段：土改准备阶段，减租、反霸运动，到直接实行土改（肃清土匪，群众觉悟及组织，干部教育，必须进行一定的准备工作，最好办法经过‘双减’反霸运动）”。13土改前奏和正式土改共同构成了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推行相对缓和、渐进土改政策的完整链条。
（一）反霸
反霸，即反对地主阶级中的当权派与最恶者。按照中共政权历来秉承的阶级斗争理论，农民阶级具有天然的革命性，但是华北解放区的土改实践却证明农民阶级革命觉悟的提高需要一个激发和培育的过程。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开展的初期，中共政权即是将诉苦清算的矛头首先对准了汉奸恶霸地主，14并借以启发农民阶级的觉悟，打开了运动的局面。经过老区土改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当然也熟知这一点，群众运动的开展和深入需要一个切入点，而斗争民愤较大、罪行累累的恶霸地主即成为土改运动开展的一个突破口。
跟华北解放区相比，南方新区的土地分配状况更加不均衡，租佃关系盛行，封建剥削残酷。以贵州贵筑孟关乡为例，占总户数8.3%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总土地量的61.6%之多。15然而，湖南、贵州等地的农民阶级因受制于情面、宗族、命运、变天等思想顾虑，阶级觉悟起初也并不太高。冀鲁豫南下干部在贵州毕节领导土改工作时曾总结道，“群众对反霸减退算帐要求迫切，但因思想没有充分发动，觉悟不高，又加上地主阶级的积极活动，顾虑很大”。16冀南南下干部魏子文也回忆，湖南农民“在当时土匪活动还十分猖獗的情况下，思想还存在很多顾虑”。17农民阶级的思想顾虑严重影响到了南方新区乡村土改运动的如期开展，而且恶霸地主往往还是当地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控制着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所以斗争民愤较大的恶霸地主可以“在民主反霸斗争中，使农民群众得到锻炼，提高觉悟，认识自己的力量，涌现出自己的积极分子”，18进而建立新型的革命基层政权。
反霸斗争开始之初，对于恶霸地主的界定及范围，湖南、贵州等地的“下级干部接受程度上是比较盲目的，到底什么是恶霸，怎样去反，一般的都领会得不够深刻具体”。19这一状况的存在很容易导致反霸斗争的扩大化，不利于南方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针对恶霸地主界定的多歧和范围的笼统，晋中南下干部曾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以及华北解放区的斗争经验，明确了恶霸地主的具体标准：“（1）地主当权派中最凶恶，利用政治权力，压迫和剥削群众最严重者；（2）掌握乡村政权、武装，勾结匪伪，杀害人民，抢夺财产，夺人妻女者；（3）掠夺国家及地方财产最严重者，县、区、乡人民最痛恨者。有上述一条或两条者，在群众要求下，可作恶霸斗争处理。”20政治性问题和社会性罪恶成为恶霸地主的首要表征，这一点无论在华北解放区抑或南方新区均是如此，南下干部的反霸斗争跨越了革命的“地域”界限。
“反霸是铺平土地改革道路的重要一环，各地必须深入发动群众，认真进行反霸斗争。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作越是深入一步，敌人的活动也就更加积极，敌人所谓‘拼命作垂死挣扎’。”21对于反霸斗争中地主阶级的抵制和破坏，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纷纷将老区斗争经验引入南方新区的湖南、贵州等地。例如：在斗争策略上，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一般采用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的策略，将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分别对待，“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有血债者，予以镇压甚至处以极刑，搬掉了压在群众头上的大石头”。22在斗争方法上，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往往也是先培养贫雇农积极分子，由贫雇农积极分子进行“点火”和“串联”，然后再召开诉苦会、批斗会和公审会。冀南南下干部魏子文在湖南津市斗争四大恶霸时即采取了这样的斗争方法，先找农民积极分子“个别谈心，开小会，进行个别发动，然后由他们再去串连贫农，慢慢扩大队伍。再就是借津市公开逮捕四大恶霸的威力，发动农民代表参加公捕大会，给贫农撑腰，解除顾虑，鼓励斗争热情”。23
经过反霸斗争，南方新区各地的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阶级觉悟也有所提高。贵州德江第四煎茶乡第一村清算了11名恶霸地主，斗争结束后“有六户已开始交，现粮现款3930斤稻谷，地主文典华经算账后，第二天就交出谷子九挑（1000斤），人民币六万五千元”。24与经济收益相伴而来的是农民阶级思想觉悟的提高，例如：贵州“贵筑县吉林村斗争恶霸周世卿时，控诉周世卿的妇女有三十多人”。25对于反霸斗争的历史作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其回忆中均有记载。冀南南下干部赵畅曾回忆说：“经过斗争使恶霸地主退出了稻谷，分给了贫下中农，解决了青黄不接的粮荒问题。广大农民情绪很高，主动要求废除保甲长制度，民主选举人民的乡长（当时的乡相当北方的村），纷纷要求建立农会、妇女会的群众组织，给1950年秋冬进行土改创造了很好的条件。”26
（二）减租
反霸与减租是一个连续性、递进式的斗争过程，一般而言，经过反霸斗争，“群众的顾虑就会逐渐的减少或消除，而群众的阶级觉悟在反霸斗争中经过诉苦说理等，也就日渐提高，群众的眼睛也就必然会由恶霸身上逐渐扩展到整个的地主阶级，而减租退押以及进一步的分配田地，就成为普遍的要求”。27按照中共中央在南方新区的土改计划，反霸斗争结束后，即开始进行减租运动，“达到发动群众，组织起以贫、雇为骨干，团结中农的一支农民队伍，扎正根子，防止流氓钻进来，敢于向地主进行说理斗法的斗争。经过这次运动把农民在思想上、组织上觉悟程度提高，为下一步土改做准备”。28
在湖南、贵州等地的减租运动中，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即直接参与其中，为减租运动的如期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沅江的“减租退押运动，投入运动的有南下干部100多人，沅江干部培训班吸收的知识分子干部100多人，益阳干校分配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和从县机关、县大队抽调的20余人”，29其中冀南南下干部处于主导性地位。在贵州，冀鲁豫南下干部也直接领导了减租运动，他们先“在典型的乡村试办减租，取得经验之后，才逐步推广的。减租一经开始，广大农民就迅速行动起来，向地主展开讲理的斗争”。30
至于具体的领导方面，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还参照华北老区的实践经验将运动的方针、方式和方法等推广到了湖南、贵州等地。例如：贯彻群众路线、反对恩赐包办是华北老区减租运动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因为“一切恩赐包办都是官僚主义的办法，不能解决群众自己的问题”，31冀鲁豫南下干部在贵州领导减租运动时也遵循了这一革命经验，徐运北指出，“不经过斗争的和平减租是不可能彻底的，减租不单纯是经济利益，而且要与地主划清界限，政治上算账翻身，经过群众诉苦，发现明减暗不减者，要进行斗争，倒回与处罚。押金应有多少算多少，也应算算账，划清界限，不要使押金漏网，发动群众调查，使之成为群众运动”。32华北解放区减租运动中曾被广泛运用的“说理斗争”方法也被冀东南下干部应用在了湖南，冀东南下干部强调“要彻底贯彻减租退押运动，退出粮食，必须开展有力的说理合法斗争。使农民敢于面对面与地主恶霸说理，把其威风打落下去，并签字划押，限期交出租粮”。33
三、新区情势与老区经验的整合：乡村土改中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
作为一个动员型的革命政党，干部在中共政权的社会改造与社会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具体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实践也是如此，施政经验丰富、思想觉悟较高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成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政策的主导性力量。《人民日报》曾对在南方新区从事乡村土改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进行过专门报道：“他们——是来自华北的老干部。许多十五六岁上，为了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就离乡背井，打起游击。在游击战争中锻炼，提高，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在抗日及自卫战争中，他们都曾出生入死地坚持过斗争，在敌人的炮火下，进行艰巨的土地改革工作。”37反霸运动与减租运动结束之后，南方新区各地已具备了实行正式土改的各项条件，乡村土改运动正式启动。在湖南、贵州等地的乡村土改运动中，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组织领导、培训干部、土改试点等方面均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并为新区情势与老区经验的整合提供了典型示范和地方实践。
（一）组织领导：土改委员会的创置
在南方新区，土改委员会是中共政权领导乡村土改运动的专门性机构。早在1950年1月，中共中央即下发了《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指导土改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南方新区各地建立各级土改委员会以专门负责领导南方新区的正式土改。在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导之下，中南局进一步指出，“各级土改委员会就是人民政府具体领导土改的专门机构，要经过它去满足农民的要求，应充分地利用其公开合法地位，去领导农民运动”。38贵州省政府也着重强调“省、县建立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土地改革事宜”。39
土改委员会属于常规政治以外的运动型组织，一般设有省、专、县三级，由各级领导骨干临时抽调而组成，其主要任务是“拟定土地改革方针计划，进行检查总结加强对土地改革的指导，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尤其要动员组织各种力量，各界民主人士下乡进行土地改革，推动组织各有关部门，直接间接配合土地改革，如卫生部门组织土地改革卫生队，文教部门把土地改革作为教育内容之一，有的夜校要学讲土地改革法、划阶级等文件，直接与土地改革结合”。40县级土改委员会直接负责乡村土改工作的具体事宜，所以尤为重要，1950年11月，中南军政委员会还专门制定了《关于建立和加强县级土地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决定》，以明确县级土改委员会的各项职责和具体任务。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南方新区各地的正式土改相继拉开了序幕。由于土改委员会是湖南、贵州等地乡村土改运动的主要负责机构，因此领导过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并在南方新区各级党政组织中担任重要领导角色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则在各级土改委员会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例如：太行南下干部“郑钦礼等17人组成沙县土改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全县土改运动，指导和处理有关土改的各项事宜”。41对于这一点，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其回忆录中也有所记载。冀东南下干部杨浚曾回忆道：“土匪基本消灭后，地委为了使永顺地区人民得到翻身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分工由我负责，组成土改委员会”，42借以加强对乡村土改运动的直接领导。
（二）培训土改干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是一场政治外力主导下的嵌入式社会改造运动，干部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按照以往的革命经验，开展土地改革需要大量的干部，但是南方新区乡村土改运动开展初期各地干部的整体数量、综合素质依然不容乐观。因此，培养和训练南方新区土改干部的重任即落到了经历过老区土改实践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身上，况且“培养本地干部是外来干部的责任，但是如果没有一批忠心耿耿的外来革命干部，本地干部是不可能生长起来的，革命的根是扎不稳的”。43
1950年9月，湖南即开始普遍轮训县区两级在职干部，以为正式土改之备，长沙等地“已轮训两期，每期一千人”。44贵州镇远等地也有计划地对区、乡、村干部分期、分批进行培训，“地委主要培训区、乡干部，各县则主要培训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一九五一年二月至四月，地委先后举办的两期调干训练班，培训干部五百六十七名，其中区级干部六名，乡级干部七十名，一般干部四百四十七名，村干部四十四名”。45
经过各类培训，南方新区各地土改干部的“阶级觉悟与政策、思想水平均提高了一步。过去的某些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作风，有了很大转变。有些地主出身的新干部，因思想觉悟的提高，也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土地改革，为广大农民的利益而努力”。48土改干部的培训为中共政权在湖南、贵州等地全面推行乡村土改运动提供了组织保障，一大批新型的土改干部和运动骨干应运而生，革命的“加速度”开始呈现。
（三）土改试点
土改试点工作是南方新区乡村土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改试点一方面暗含着中共政权强调理论联系实践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是现实之使然，即受制于南方新区民众基础的相对薄弱与南北环境的巨大差异，土改运动只得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逐步开展。对此，邓子恢曾指出：“我们要把土改搞好，就不能过于性急，不能想一下子就全面进行，而只能根据具体的主客观条件，采取由点到面的办法，先集中力量搞一个乡或几个乡，调有经验的干部去领导，求得把一个乡做好，以取得经验。”49在上述精神的指导下，南方新区各地普遍开展了土改试点工作。以湖南长沙等地为例，“除省土地改革委员会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一百五十余人在该专区的湘阴、长沙、浏阳三县直接进行六个乡的重点试验之外，各县也都抽调了一部分干部（每县二十人左右），经过短期学习，在七月下旬先后开始进行两个到三个乡的重点试验（全专区共十七个）。”50
对于经历过老区土改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而言，他们还承担着以土改试点实践来锻炼南方新区新干部和积累新区土改经验的重任，土改试点“一面是加强土地改革运动的力量，一面又是锻炼这些干部千载难逢的好时机”。51太行南下干部秦光回忆了其在福建建瓯的土改试点工作，“建瓯的土改是从1950年9月开始的，先搞了三个试点乡，是地委的张格心同志负责带队。这三个试点是丰乐、进忠和南雅”。52冀东南下干部周金炳则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湖南邵阳的土改试点情况，“区委书记林树贤和县团委书记周泽民带领土改工作队在玄福乡（原上东乡九保）、区长赵旭程和武装部长刘培祥带队在仙旗乡（原仁凤乡二保）搞土改试点。我参加了仙旗乡的土地改革，通过宣传发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斗争恶霸地主、划分阶级、分配胜利果实”，53完成了土改试点的任务。
（四）工作队下乡
运动式治理是中共政权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彰显着中共政权社会动员体系与社会治理框架的内涵和特色。在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运动中，土改工作队即发挥着运动式治理的作用，成为中共政权深度嵌入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机制与表征。
土改工作队一般由抽调而来的各级骨干干部、知识分子及农民积极分子组成，扮演着动员基层民众和监控基层政权的双重角色。通过反霸与减租运动，中共政权成功改造了一大批基层政权，但是新型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并没有得到彻底整顿，基层干部思想不纯的状况在南方新区各地的土改总结报告中也并不少见。贵州榕江车江乡的土改工作报告中曾指出，“二村干部十六人，从历史看，治安委员当过伪保长、伪村长、伪警士、伪乡长、伪班长，妇女委员包庇地主，这些人与地主均有一定关系。”56为了进一步实现乡村土改的整体目标，在华北解放区已经相当成熟的运动式机制开始有效介入南方新区的土改实践。
在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过程中，特别是各地的土改试点阶段，参加过老区土改工作队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往往是各地土改工作队的主要领导者。以贵州普安土改工作队（组）领导成员登记表为例，冀鲁豫南下干部在其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大都担任土改工作队（组）的队（组）长。57湖南长沙也是如此，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是土改工作队的基本构成力量，抽调各级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中“有华北南下老干部七百人，大部分参加过土地改革工作”。58
根据中共中央新区土改政策以及华北解放区的土改经验，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领导的土改工作队下乡之初即开始进行新区土改政策的宣传工作，极力营造土改运动的革命氛围，让各阶层民众切实感受到乡村土改的声势。在湖南邵阳，由冀东南下干部组成的仙旗乡“土改工作队入村后，召开了各种会议，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学校和各部门密切配合，写标语，出墙报，唱革命歌曲：‘谁养活谁’、‘土地改革到了我们村’、‘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造成土改势在必行，封建剥削制度必须彻底铲除，贫雇农要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的声势”，59进而增强了土改的宣传效果。
跟华北解放区土改相类似，在工作队下乡之初，南方新区部分农民的阶级觉悟也并不高，且顾虑重重。冀东南下干部郑昌明回忆土改初期农民有“三怕”顾虑：“一怕像民国16年那样，共产党站不住脚，农民遭杀害；二怕斗争不彻底，地主反攻倒算，农民吃亏；三怕贫雇农力量薄，斗不垮官僚、地主。”60为了打消这些农民的思想顾虑，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领导的土改工作队在集中宣传之后即开展访贫问苦及诉苦的工作，挖苦根、算剥削、比比账等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基本方法则是其主要途径。湖南芷江上户乡的土改工作队曾“利用群众中普遍流传的‘木匠屋里没板凳，祖辈劳动饿断肠，泥巴腿子单身多，十年长工子孙绝’等俗语，引导贫苦农民深入分析讨论，使之明确‘谁养活谁’的道理，找到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是导致农民贫困的穷根，从而提高了对敌斗争的积极性”。61
经过访贫问苦及诉苦，湖南、贵州等地农民的阶级觉悟大为提高，各地土改工作队便开始引导广大农民进一步斗争地主，以推动土改运动的深入。冀东南下干部曾在湖南邵阳的仙旗乡领导了批斗地主大会，“贫雇农纷纷上台进行血泪控诉和说理斗争，张玉坤不得不低头认罪。全乡又召开了斗争、公审恶霸地主刘光斗大会。他剥削、欺压农民，强奸妇女侵吞会谷，罪恶属累，民愤很大，经公审，上级批准执行枪决。狠狠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大长了农民的志气，有力地推动土改运动的开展。”62批斗会的召开标志着南方新区乡村阶级关系的重构，土改运动渐入高潮。
在诉苦和批斗的基础上，南方新区各地土改工作队即开始着手划分阶级的工作。阶级成分的划定是土改实践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华北解放区的阶级划分方法，63由晋中南下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在衡阳分三步划分阶级，“第一次划出群众最痛恨的恶霸地主当权派，并及时适应群众要求展开斗争。再进而划出全部地富，分清敌我。最后临近分田时才划分农民内部阶级”。64衡阳的阶级划分流程有效借鉴了华北解放区的阶级划分经验，并根据南方新区的客观环境和具体情势有所调适。
划分阶级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土改工作队便开始进行地主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征收及分配等事宜。在湖南芷江，以晋中南下干部为核心的土改工作队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照顾了中农的利益，将“土改没收的房屋、土地、财物和富农交出的多余土地，交贫雇农开会讨论分配，根据不同情况分到贫雇农的家。适当给中农分一点胜利果实，如有的拿几个碗，有的拿把砍柴刀，还有的抓一把辣椒，以示团结”。65土地和财产分配完毕后，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实践基本完成。
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主导的土改工作队不仅在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运动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而且这种模范带头与工作示范还深刻影响了其他工作队，起到了培养本地干部的作用。冀南南下干部即是如此，他们在湖南桃江土改运动中“教育新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做群众的表率。教育干部下乡要与贫苦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自己就首先做到。这样，对一些本地干部，一些新提拔的干部，起了极大的教育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新干部。”66
四、南方新区乡村土改的完成及其意义
至1952年下半年，湖南、贵州等地的乡村土改相继完成，农民阶级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南方新区土地分配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湖南“据一万二千零八十五个乡的统计：农民收回了土地二千四百多万亩，耕牛二十八万多头，房屋四百五十多万间，粮食十八亿三千八百多万斤，农具二百万余件”。67贵州镇远“土地分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是：地主五点六挑，半地主式富农七点四挑，富农十点八挑，佃富农七点六挑，小土地出租者九挑，富裕中农十一点六挑，中农八点二挑，佃中农七点一挑，贫农六点一挑，佃贫农六点六挑，雇民六点九挑，小手工业者三挑，小商贩二点七挑，贫民四点三挑，自由职业者四挑，手工业工人三挑，宗教职业者六点二挑，其他成份者三点五挑”。68经过乡村土改运动，南方新区各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了，土地占有状况也呈现出了平均化的趋势，乡村土改的经济目标基本实现。
土改运动之后，南方新区农民阶级的积极性和购买力大大提升，农村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湖南“双峰县涧溪乡第六村，今年九至十二月全村购买力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八点四，其中仅锄头、粑头、犁头、犁□四类农具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69贵州“农村的购买力上升也很快，今年估计全省较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五。入秋以来，农村市场上一直打被动仗，突出的是花纱布供应问题，市场紧张，其他消费品的需要也大量增长”。70农民阶级生产积极性和购买力的提高为南方新区城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创造了市场条件。
早在土改运动初期，中南区土改委员会即强调，“必须明确土地改革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得到经济果实，发展生产运动，而且要在政治上扩大战果，即是加强时事教育与组织教育，以结合与准备进行建政、建国、建党和发展民兵，真正作到土改之后农村面貌一新，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71由于南方新区的解放是军事占领的结果，所以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还肩负着社会改造与社会治理的任务。贵阳市政府曾指出“土地改革的进行不单是为了农民分得土地房屋翻了身，还必须是为了打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不仅是单纯的满足农民要求，还必须建党建政奠定党在农村中的基础”。72土改运动的政治意义由此可窥一斑。
在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实践中，伴随着以农民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型政治精英的崛起，原有的基层权力结构被彻底打碎了，革命的基层党政组织和群团组织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湖南土改运动中“普遍进行了划区乡与民主建政工作。结合建政，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也进行了整顿和扩大，进一步纯洁了乡一级政权和各群众团体的组织。据新建的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四个乡中的九千四百四十三个乡的统计，乡长、乡农协主席、团支书、民兵队长、妇代会主任等主要乡干部共四万七千二百一十五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翻身农民，是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和群众领袖”。73经过土地改革，贵州也“进一步发动了广大农民与壮大了农民队伍，现全省农协会员六百余万，广大农民参加了反封建运动，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得到了翻身，广大农民政治觉悟提高，经济上获得利益，组织上形成了力量，并掌握了武装，全省近六十万农民积极份子，三十五万人民武装自卫队员”。74新型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标志着中共政权成功嵌入了湖南、贵州等地的乡村社会，南方新区的基层权力结构与乡村社会面貌已然改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断言，“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5政权合法性的构建得益于特定社会职能的执行与实践。随着乡村土改的完成，中共政权逐步获得了南方新区广大农民的政治认同，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空前和谐。湖南一个农民“把干部送给她的一幅新华书店印的毛主席套色像，很郑重地挂在墙上。谈话之间，每说到翻了身的好日子，她便抬起泪水盈眶的眼睛，朝那套色像片望望”。76贵州榕江寨头村一个妇女找人代笔写道：“我一定要做好工作，积极带动群众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我在家门口光荣匾的两旁，挂上‘毛主席是救星，共产党是母亲’的一副对联，来表示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谢。”77土改实践中所形成的政治认同很快便转化为了农民阶级对于新政权的支持与参与，南方新区的土改运动进行之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翻身的农民纷纷主动参军，保家卫国。湖南“有些地区参军已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湘乡五区在以抗美援朝及对地主阶级展开反破坏斗争为主要议题的农民代表会议结束后，当即有五十多名代表报名参军”。78
乡村土改运动是一项复杂的革命工程，经济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变动也势必会推进南方新区的教育文化、思想信仰、社会风俗等方面的良性变迁。湖南等地“经过运动，农民知识也开阔了，‘地球是圆的，俺脚底下就是美国’，从前不晓得现在晓得了。农村许多坏风习，如赌钱，吸大烟，骤然绝迹，代之而起的是正当的文化娱乐。‘土地能分到，文化可分不到’，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之后，开始从文化上改造与提高自己”。79衡阳的土地改革结束以后，“由于生活的改善，要求学习文化日益迫切，参加冬学学习的就有六五六五人（包括男女），而初级小学也获得发展，由原有初小三十九所，增至四十八所，学生由一七三一人，增至四〇〇〇人了”。80
以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为主导的乡村土改实践极大地改变了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成功地重塑了南方新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土改运动之后，中共政权深深地根植在了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之中，个体、群体、社会均被整合进了社会主义的新政权之中。
五、“地域”界限之惑：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土改偏差审视
“南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体现出中共政权为夺取全国胜利所进行的实践准备，亦是一种对干部抽调模式的有益探索，但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尚未完全改变之前，传统以及革命过程中新近形成的“革命传统”皆影响与塑造着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对于根植于落后农村社会、发展于血与火战争洗礼的中共政权而言，其内部的差异性是长期客观存在的，这一点在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尽管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对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的顺利完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但是部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土改运动中依然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在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工商业和团结本地干部等方面尤为明显，这也折射出南下干部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融入和调适的复杂性。
在华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中共政权对于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的政策是有所区别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文件中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征收其多余的土地财产。81但是，由于富农政策的模糊性、富农界定的多歧性以及老区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出现，华北解放区保护富农的政策并没有在土改实践中得到较好的执行，华北解放区各地的富农经济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基于老区土改的经验教训，南方新区的土地改革则采取了明确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82对此，华南分局宣传部曾进行过专门说明，“保存富农经济，对生产有好处，对农村土地改革有好处，那也就是对国家、对全体人民有好处。在土地改革时期农村生产能够保持不下降，土地改革以后，这样农民也就不怕发家致富，放心好好生产，农村生产就比较容易恢复和发展起来，农村就会一步一步地富裕了”。83
然而，保存富农经济这一政策依然没有在部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身上得到较好的执行。湖南省委即指出，“老干部都有一种唯贫雇农思想，在过去华北土改中贫雇农路线，彻底满足贫雇农要求，以及整党中的副作用甚深，所以，对于保存富农经济，在开始时思想抵抗甚大，有的说：‘与华北比，太便宜南方地主、富农了’”。84质言之，要想使经历过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南下干部适应革命实践的时空转换显然还需要一段路要走。
新中国成立初期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基本延续了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对工商业实行保护的政策。跟华北解放区相比，南方新区的城镇经济更为发达，阶级状况也更为复杂，尤其是地主兼营工商业者甚多，“据汉口市的材料，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工商业者兼有出租土地，小城市如湖北浠水的调查，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者兼有出租土地”。85南方新区的土改运动开展之初，部分地主为了保护其财产，纷纷利用中共政权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将其财富转移到工商业，以逃避斗争。杜润生曾指出，“据各城市调查工商业者约有70%以上占有土地，其中地主兼营工商业者又为数甚多。有些集镇上的商店，还直接置地收租，放高利贷，盘剥农民。解放后一年中，且有一大批地主，变卖粮食、土地，隐匿城市，逃避土改”。86
这些新问题的出现意味着要想严格执行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的土改政策需要各级干部具有相当之智慧与能力，而这一点在具体的实践中恰又很难操作。在南方新区，已经习惯于运动式治理模式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尤其是一些中下级的南下干部“觉得大地主在城里兼营工商业，若是恶霸也不可能去反，其余恶霸多是富农和保长，反不反，如何反，也不够明确具体”，87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很容易在他们中被忽视。
在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时期，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本地干部之间还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分歧。由于“南下”战略的实施是军事胜利的产物，加之南方新区的组织基础较为薄弱，所以在较大意义上代表中共中央精神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在跟南方新区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往往处于领导地位。华东局曾明确指出，“应该了解解放军与一批地方干部从北方来，多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对党的政策比较了解，对解放区的建设比较有经验，因此在一般政策上游击区的党应服从部队党的领导和多倾听南下同志的意见”。88
到了土地改革时期，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本地干部对于新区土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依然存在着相应的差异。部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尤其是一些中下级的南下干部继续秉承老区土改实践中的激进政策，宁“左”勿“右”的思想表现明显，“狭隘地追求农民目前利益，忽视了长远利益，个别侵犯中农富农，把小土地出租者当地主斗，处理工商业地主的财产违反政策，亲自吊打恶霸地主，这些现象都说明了这些干部没有按政策办事，凭主观意志处理问题，以成想代替了政策”。94而南方新区的有些本地干部中则出现了温和的“和平土改”倾向，少数本地干部“站不稳立场，可怜地主，替地主叫苦，甚至包庇家庭及亲朋”。95对于南方新区本地干部中的“和平土改”倾向，中共政权遂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片面强调合理合法，而束缚了群众的正义行动，助长了地主的威风”，96影响到了新区土改的顺利完成。这一现象的存在也折射出南方与北方、新区与老区之间的“地域”界限依然是中共政权不得不考量的一个客观现实，部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本地干部政策分歧的显现即是这种“地域”界限的一种表征。
六、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逻辑，中共政权在南方新区推行相对缓和、渐进的土改政策，以配合其全面治理南方新区的整体性战略。乡村土改正式开展之前，湖南、贵州等地的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先后领导了反霸与减租运动，以作为土改之前奏。土改运动正式开始以后，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老区治理经验，积极融入南方新区，在组织领导、培训干部、土改试点、工作队下乡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中共政权深深地嵌入了南方新区的乡村社会，跨越了革命的“地域”界限，实现了革命从老区到新区、从北方到南方的“地域”流动。
“南下”绝非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占领，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所主导的乡村土改极大地重塑了南方新区乡村社会的政治面貌、经济格局和社会结构，改变着一个个生命个体的人生轨迹，也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治理框架。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通过乡村土改实践成功实现了南方新区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完成了中共政权从军事占领到社会治理的深度转型。南方新区的乡村土改工作胜利完成之后，革命化、嵌入性、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得以有效实践，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构建起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奠定了物质基础。
注释：
（1）详见田原史起《新解放区县级政权的形成——南下干部与地方社会之互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主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216页；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页；刘大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干部南下的组织调配与派遣》，《东岳论丛》2014年第6期；丁龙嘉《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当代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代雅洁《南下动员中系列链条的生成——以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7年第2期。
（2）1948年5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为中共华北中央局，华北解放区正式组成，下辖冀东区、冀中区、冀南区、冀鲁豫区、太行区、太岳区、晋中区、察哈尔省等。
（3）南方新区即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是一个相对于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山东解放区等北方老区而存在的历史概念，主要包括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省份。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的主要接管地区为湖南、贵州、福建、皖南和赣东北等地。因参与福建、皖南、赣东北等地接管工作的干部，除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以外，还有来自华东解放区、东北解放区的南下干部，而湖南、贵州两省的接管工作则均由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所负责和承担，因此，为了呈现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的整体性和特殊性，本文所论述的南方新区乡村土改主要以湖南、贵州两省为重点考察区域。
（4）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5页。
（5）《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地下党会师问题的几点补充指示》（1949年9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0页。
（6）《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1948年10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7）《晋中南下区党委给华北局的报告（第二号）》（1949年5月1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历史文献资料汇编》，2013年印行，第47页。
（8）太岳第二专署：《二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3月5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A84-01-04-03。
（9）《关于南调干部工作的报告》（1949年4月），河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档号G07-0951-7。
（10）《土改法学习提纲》，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11）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
（12）《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1950年12月26日），《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13）《湖南五个月工作基本估计与如何执行一九五〇年三大任务报告提纲——金明在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上的报告》（1950年1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2页。
（14）《太行二分区边地群运经验》，《人民日报》1946年12月14日，第2版。
（15）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中华书局1952年版，第307页。
（16）中共毕节地委朱昌土改工作队：《朱昌乡土改工作总结》（1951年5月），中共贵州省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印：《撼地惊天——毕节地区土地改革运动》，1995年印行，第276页。
（17）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147页。
（18）《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刘瑞龙在南下服务团作关于新区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49年7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152页。
（19）《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室关于贵阳市郊区干部会议的综合报告》（1950年12月15日），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编：《贵阳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
（20）《中共衡阳地委关于组织执行省委1950年方针任务的草案报告》（1950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507页。
（21）《地委关于土改地区开展群众性清匪反霸运动的指示》（1952年2月16日），毕节市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1-27-5。
（22）武光：《下江南——忆1949年从华北南下长沙地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1卷，2005年印行，第75页。
（23）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第147—148页。
（24）《德江县第四煎茶乡第一村检查工作报告》，贵州省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9-1-117。
（25）《西南近三百万妇女光荣参加农民协会》，《人民日报》1951年3月6日，第2版。
（26）赵畅：《冀南南下干部组成情况和经过》，山东省冠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冠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印行，第43页。
（27）《西南局对贵州清匪反霸结合减租退押的指示》，《贵州通讯》第19期（1951年1月）。
（28）《中共衡阳地委关于组织执行省委1950年方针任务的草案报告》（1950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507页。
（29）李哲：《从冀南南下到沅江县的回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3卷，2006年印行，第102页。
（30）《西南大部地区减租胜利结束》，《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第2版。
（31）《太行区党委关于贯彻减租运动的指示》（1944年11月17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560页。
（32）《徐运北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1年1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1—1952）》，2008年印行，第8页。
（33）《湘省减退运动总结报告》（1950年4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联络指导处、湖南省档案馆编印：《湖南接管建政资料选编》，1989年印行，第255页。
（34）《湖南农村展开减租运动，农民得到减租果实投入生产》，《人民日报》1950年4月19日，第2版。
（35）湖南省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3年版，第129页。
（36）魏子文：《四千里路云和月——冀南支队南下回忆录》，第149页。
（37）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3月1日，第3版。
（38）《中南局关于运用土改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指示》（1950年7月），《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0页。
（39）《贵州省实施土地改革补充办法》，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D-642-10。
（40）《徐运北在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1951年7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1—1952）》，第124页。
（41）杨世泉：《沙县土地改革运动简述》，中共沙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沙县党史通讯》第4辑，1992年印行，第52页。
（42）杨浚：《我在永顺专署工作的三年》，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2006年印行，第212页。
（43）《邓小平副主席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四次大会上的发言》，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D-65-10。
（44）张根生：《积极进行土改准备工作，长沙专区普训干部整顿农会，土改工作队亦正开始组织训练》，《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第2版。
（45）吴肃、张玉环：《胜利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回顾原镇远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回顾黔东南解放》第2辑，1986年印行，第11页。
（46）《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大批训练土改干部》，《人民日报》1950年8月12日，第2版。
（47）张震亚：《我主持的两期土改队员训练班》，怀化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怀化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印行，第204页。
（48）崔黎、晓云：《皖南、皖北两地区土改准备工作将全部完成，整顿农会、训练干部、典型试验等工作均已进行》，《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5日，第2版。
（49）《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1950年12月26日），《邓子恢文集》，第309页。
（50）张根生：《积极进行土改准备工作，长沙专区普训干部整顿农会，土改工作队亦正开始组织训练》，《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第2版。
（51）《完成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1952年1月），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贵阳市档案馆编印：《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1949—1952）》，2004年印行，第469页。
（52）秦光：《忆土改》，中共建瓯县委党史委编印：《首批派瓯南下干部史料座谈专辑》，1988年印行，第33页。
（53）周金炳：《在仙旗乡搞土改》，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1993年印行，第155页。
（54）中共洞口县委党史办、中共武冈市委党史办：《武冈的土地改革》，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新湖南之初》，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55）甄尚义：《在石埭县工作期间部分情况的回忆》，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页。
（56）《榕江车江乡土改宣传动员及重点村试划阶级情况报告》（1952年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档号6-1-20。
（57）《普安县土改工作队、组领导成员登记表》（1951年6月），中共普安县委办公室、普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普安县档案局编印：《中国共产党贵州省普安县土地改革史资料（1951—1953）》，2002年印行，第75—88页。
（58）张根生：《积极进行土改准备工作，长沙专区普训干部整顿农会，土改工作队亦正开始组织训练》，《人民日报》1950年9月15日，第2版。
（59）周金炳：《在仙旗乡搞土改》，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第156页。
（60）郑昌明：《忆小白水村的农民运动》，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第141页。
（61）阎学贵等：《解放初期的芷江农民协会》，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294页。
（62）周金炳：《在仙旗乡搞土改》，邵阳市政协、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南下风云录——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六大队五、六中队纪实》，第157页。
（63）《晋冀鲁豫土地改革的基本总结》（1947年7月），《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93页。
（64）《衡阳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总结》（1951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241页。
（65）韩晓瑞：《忆芷江解放与建设》，中共怀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南下入怀纪念文集》，2005年印行，第83页。
（66）程士祥、丁作之、龚维：《南下干部在桃江》，湖南省桃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桃江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印行，第8页。
（67）湖南省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第90页。
（68）吴肃、张玉环：《胜利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回顾原镇远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回顾黔东南解放》第2辑，第25页。
（69）新华社湖南分社：《湖南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供应问题》（1952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页。
（70）《苏振华同志在地书联席会议上传达西南局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村工作的精神》（1953年12月10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4）》，2009年印行，第204页。
（71）《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3页。
（72）《完成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1952年1月），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贵阳市档案馆编印：《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1949—1952）》，第471页。
（73）湖南省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第129页。
（74）徐运北：《再接再厉继续完成土地改革——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1月7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编印：《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51—1952）》，第251页。
（75）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9—560页。
（76）萧乾：《从李嫒毑的一生看湖南农民的翻身》，《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第2版。
（77）石迈：《贵州一个军属的欢乐生活》，《人民日报》1951年8月8日，第6版。
（78）新华社中南总分社：《湖南沅江、湘乡等地农民热烈要求参军》（1950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426页。
（79）杜润生：《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1951年4月9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35页。
（80）《衡阳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总结》（1951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242页。
（81）《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通过），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8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50年6月28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4页。
（83）《为什么要保存富农经济》，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编：《干部学习材料》第15辑，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1950年版，第90页。
（84）《中共湖南省委七、八月份综合报告》（1950年8月），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1007—1008页。
（85）中央政策研究室：《目前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几个问题》（1951年2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170页。
（86）杜润生：《中南全区去冬今春土地改革的经过与主要经验及今后计划》（1951年4月9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37页。
（87）《中共贵阳市委办公室关于贵阳市郊区干部会议的综合报告》（1950年12月15日），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编：《贵阳解放》，第292页。
（88）《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和游击部队会师工作的指示》（1949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印：《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1993年印行，第95页。
（89）《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与当地干部会师情况》，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保定南下干部纪实》，第51页。
（90）《上饶地委会师工作报告》，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编印：《从冀鲁豫到贵州：南下支队和西进支队专辑》，第117页。
（91）王志林：《从肥乡南下到汉寿县》，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印：《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2卷，第161页。
（92）《庆祝湖南党的会师》（1949年8月27日），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420页。
（93）《省委、省工委统一合并，中共湖南党胜利会师》，《新湖南报》1949年8月27日，第1版。
（94）《衡阳市郊区土地改革工作总结》（1951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242—243页。
（95）《中共衡阳地委关于组织执行省委一九五〇年方针任务的草案报告》（1950年），衡阳市档案馆编：《衡阳解放》，第193页。
（96）法元伟：《西南各地区惩治违法斗争的基本情况和经验》（195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第245页。
（97）《中共湖南省委七、八月份综合报告》（1950年8月），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1010页。
（98）《武光同志在秋征总结会议上的结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485页。
（99）《全面结束土地改革的工作既须做完又须做好》，《长江日报》1952年12月9日，第1版。
（100）杜润生：《当前土地改革指导中的几个问题》，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宣传处编：《土地改革试点资料》，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