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海量数据库似乎可以替代传统意义的工具书，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已经数字化、网络化。然而，字典、辞典作为方便的学习工具，对学生依然十分重要。遗憾的是，正是学习型工具书这个领域，在我国出版业中要么缺，要么滥，要么乱。一本适于孩子们使用的好字典是他们学习语言的老师，能给他们打下牢固的语言文字的基础。那么，怎样的工具书最适合于孩子使用？
《王云五小辞典》的故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苏培成先生对70多年前的一本小辞典依然记忆深刻。他上小学是在解放前，在家里找到了本《王云五小辞典》，“我看到它，觉得就是宝贝。靠这本小字典，我自学了四角号码查字法，特别欣赏里面丰富的词条，包括四个字的成语。小孩子没有学过那么多东西，看到简直喜欢极了。回想我个人的成长，这本辞典跟我结缘，与我后来专门学语文很有关系，我喜欢语文、喜欢查字典、喜欢翻字典。”后来，苏先生自己也编纂字典，但他觉得，纵有多的大学问，编字典都是不够的。“我们是吃语文饭的，我们都清楚，编好字典的难度和重要性。我们国家的未来在青年、在少年，打好语文的底子，编出好字典来，让大家反复地读，一代一代下去，我们的语文水平会逐步提高的。”
苏先生的经历与心愿，折射出了中国语文教育界对学习型工具书的重视和期待。其实苏先生幼年读字典的这段经历，正是辞书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研究中心主任谢仁友潜心研究的领域——民国时期的学生工具书。“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和出版人就意识到学习型工具书的重要性，这点甚至比欧美更早。”谢仁友如是说。
中华民国初期，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等的推动下，辞书编辑出版也突飞猛进。工具书的编纂者都试图摆脱以往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的影响，收字力求简约，收词力求平白，而且更加注重文字和语言的学习，为学生编辑工具书成为一时的风气。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八千种中文辞书类编提要》和北大、北图、人教社图书馆藏书的统计，民国时期（1912－1949年）共出版字典78部，其中学生字典44部，占56%。民国时期共出版词典46部，其中学生词典有10部。这些学生用的字典、词典按照“国音”“国语”分类。
这些国音字典都体现了民国时期辞书注音的特点，为方便不同文化水平读者的识读进行多种形式的注音，同时，紧跟国语运动的发展，根据国家公布的最新规范修订。例如，1932年教育部公布新国音，1936年出版的《标准国音学生字典》马上就全面贯彻落实了。
国语类主要有：1．《（注音详解）国语学生字典》。许德邻编，上海崇文书局1920年9月初版。用注音符号、反切、国语罗马字三种注音，释义较详，按部首编排。2．《（校正注音）国语新字典》。方志新编，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22年初版。3．《国语学生字典》。陆衣言等编，中华书局1926年7月初版。4．《（中华）注音国语字典》。孙樾编，中华书局1921年6月初版，供高小学生用。5．《小学国语字典》。马俊如、蒋镜芙编，中华书局1929年4月初版。收字6000余，按笔画检字。旧音新音并注，字义浅显，注解详明，酌收复音词语。6．《（注音符号）学生国语字典》。马国英编，世界书局1935年版。7.《（注音符号）学生国语字典》。世界书局编辑所编，范祥善、陈和祥增订，世界书局1931年3月增订初版。收字7000多，供中小学生用。8．《（现代学生）国语新字典》，敏求轩编，上海南阳书局1932年版。
民国白话学生工具书国音标注，白话释义，反映鲜活的社会语言，及时吸收了词类研究等新成果，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辞书。在这一时期，诞生了早期重要的白话学生字典《（校正注音）国语新字典》，第一部白话学生词典《（国音白话注）学生词典》，第一部标注词性的白话学生字典《（词性分解红皮新式）中华字典》，第一部标注词性的白话学生词典《王云五大辞典》。
《王云五大辞典》编纂者王云五不仅是个杰出的出版家、企业家，也是一个杰出的辞书学家。他在1930年代曾经编写过《王云五大辞典》（1930）、《王云五小辞典》（1931）、《王云五新词典》（1943）和《王云五汉英大辞典》（1933）。
王云五领导商务印书馆开创的中国学习型辞书的局面深深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出版。建国后，虽然工具书的文化普及功能远远超过了辅助学生学习的作用，但是以学生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编纂字典的传统在中国一直延续着。
1979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教育家霍懋征就在全国政协上提案：尽快编写出一本适合小学生使用的汉语字典。提案获得了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强烈共鸣，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牵头，组织众多学者编写这样一部工具书。198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新编小学生字典》，这本字典凝聚了叶圣陶、魏建功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心血，在内容设计和编纂实践中都有很多的创新，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喜爱。也得到社会和学界的高度的肯定，获得了首届国家辞书奖，累计销售量超过5000万册。
全球视野下的学习型工具书
学习型工具书作为工具书的一个类别，在西方语言教育中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很多知名品牌的学习辞典享誉全球，为母语和非母语学习者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著名出版家李朋义曾领导外研社在中国外语出版领域创造过很多辉煌，对于外语学习类工具书，李朋义如数家珍、侃侃而谈。李朋义介绍说，西方语言教育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规律，因此学习类工具书有着很长的发展史，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A.S.Hornby经过长期探索和研究，编著了《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这一工具书总结了英语教育界的许多学术成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一经出版就风靡全球，不断再版，不断升级，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英语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以至于英语中出现了OALD（OxfordAdvancedLearnersDictionary即，牛津高阶学习词典）这样一个固定简称。在OALD的基础上，牛津大学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牛津初阶英语学习辞典》、《牛津中阶英语学习辞典》，60多年来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销售，拥有30多种语言的版本。
李朋义在点评了这些知名品牌之后，对记者说，以学习为本、以学生为本是这些学习型工具书成功的共同原因。认真研究这些辞典以后就会发现，其中体现着很强的人文关怀，因此也就赢得了世界各国学习者的认可。之所以能编出这些成功的工具书，李朋义认为这得益于编者深入研究了学生学习语言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辞书学本身的精到把握。他们编写这些工具书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把语言所涉及的社会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样可以让学习者借助自己已有的知识促进英语学习。总体看来，这些辞书的成功是研究学生——教育学，研究词典——辞书学，研究语言规律——语言学，以及语言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协作而获得的。
为学习者编写学习词典的理念，还普遍存在于西方主要语言的教育中。比如法语有很著名的《拉卢斯法语学习词典》，西班牙语、德语等都有类似的学习型工具书。这其中贯穿着西方教育和出版工作者认真研究学生这一根本理念。
西方的语言教育不仅重视学习型工具书，还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阶段特别注重分类、分级阅读的概念，严格按照词汇量的大小，分出若干类不同的阅读材料。像牛津大学出版社、朗文出版公司、兰登书屋等等每年都出版大量分级读物，这些读物主要按照学生的年级、年龄、兴趣等细分出了很多类别。有500到几千等不同的词汇量级的读物，有些虽然使用词汇量很小，但是写出的故事却十分精致，足见编写者在研究语言上做了很深的研究。
李朋义分析说，虽然分级读物和学习工具书是两类出版物，但其中体现的理念是一致的，都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而国内提供给学生的无论是工具书还是读物都显得很笼统，细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出现与成人使用一样的工具书或者读一样的读物。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家长甚至还认为孩子能用跟成人一样的工具书，能读成人看的作品是孩子早慧的表现，而加以赞美和鼓励。殊不知学习语言有其自身的规律，认识字多不一定就有更好的语言文字基础，有时让孩子过早认识太多汉字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不利于语文学习。
虽然国内学习型工具书总体比较落后，但如何编写出适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使用的工具书和读物也是中国教育和出版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的课题。比如，上文提到的《新编小学生字典》就是一个成功的探索。这本工具书坚持了“以生为本”的理念，经过对学生学习规律、汉语的语言规律和辞书学本身规律的研究，在词汇量、收字量、例句、开本、插图甚至装帧用纸等很多方面都很符合学生使用工具书的要求，5000千多万册的销售量折射出很多教师和家长意识到分类、分级地给孩子提供适用性强的工具书和读物的重要性。然而，像这样的探索还远远不够，这其中有教育和出版工作者的责任，也跟整个社会对学习型工具书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全国上下通用一两种工具书的现象长期存在，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给学生提供工具书和读物对提高孩子们的语言文字水平十分不利。
不仅国内学生学习祖国语言需要学习型工具书，随着汉语走出去步伐加快，国外汉语学习者也急需这类工具书。李朋义说，目前我们有上千所孔子学院，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成倍增长，而与英语等语言拥有的丰富、科学、系统的学习型工具书相比，我们这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学生学习汉语的规律，还要深入研究国外学习者学习汉语的特殊规律，比如文化差异、思维差异等等。
从中外辞书人的探索和成绩中可以看出，以学生、学习为出发点，融汇教育和辞书的规律才能编辑出适于学生使用的工具书。然而没有深入的研究做基础这样的要求几乎无法企及。而有些粗制滥造、抄袭拼凑的工具书，尽管冠以“学习”“学生”的名义，却给孩子们带来了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学习型辞书的研究、严把辞书出版的质量关是我们献给孩子们优秀学习型工具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