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客观性的起源，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以席勒，唐纳德·肖和詹姆斯·凯瑞等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客观性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因为此时的便士报做到了公正不偏袒，超越了党派的狭隘。技术和市场的驱动是主要动因。
19世纪三十年代“便士报”兴起
19世纪三十年代报纸转向的原因
“便士报”与客观性
《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时报》
——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
信息模式与客观性
虽然《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报道，接近于客观报道和客观性原则。他们是自然而然地这么做的，而不是有一种把关人有意识的主体行为。但也是天真的经验主义，以为事实是世界的本来面貌。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新闻工作者较少考虑认知的主观性，很少怀疑自己所处‘现实’的确定性。这一时期的客观性称为新闻“客观性的实验”，认为当时“新闻业衡量并指导报纸实践的标准，是事实而不是客观性”，“更多是一种操作的指导”。
客观性产生的条件
客观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业务层面：阐释性报道的兴盛
观念层面：客观性理念兴盛
1924年，客观性第一次以新闻伦理的面貌正式出现。
1935年，美国报业协会的道德规范正式认定了客观性理念。
对客观性的批判
到了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事件使人们开始看到,在客观性的堂皇外衣之下，新闻业过分强调那些所谓科学的操作步骤和要领，非但无助于反映客观现实的本来面目，反而可能使报刊丧失责任转去维护和掩饰现行权力结构中的不公。
此时的“客观性”成了侮辱性词语，对新闻客观性的批评集中在内容形式和批评等几方面。新闻报道的内容建立在一整套从未被质疑过的基本政治假设之上，新闻报道的形式构成了其自身的偏见。以及采访新闻的过程本身建构出了一种旨在巩固官方观点。
针对客观性批判的回应
针对20世纪中期的批评浪潮，新闻界未对职业理念进行革新。而是进行实践改革。解释性新闻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得到了普遍认同。
公共新闻
随着90年代公共新闻兴起，这要求新闻放弃超脱的姿态，通过发起理性的、有批判精神的公共讨论来达成共识。那这又存在一个潜伏陷阱，公共新闻掩盖媒体自身的政治议程以及过高估计了社区共识的可能性和可取性。
崔书妍同学提到，传统的新闻史书写普遍通过所谓“新闻室研究法”从新闻生产机构内部观察，而舒德森教授则创新性的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去撰写，常江教授如何看待这两种研究路径？
常江教授指出，实际上我们在讲20世纪70年代新闻学研究的媒介社会学转向时会发现，参与这个过程的学者大都为社会学背景。舒德森教授是研究宏大历史的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学生，他以社会史的视角，打破各种概念的不言自明性，以此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甘斯、塔克曼、吉特林等受到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训练的学者，期望选择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来实践研究方法论的转型。他们选择的研究对象就是新闻。
针对为什么新闻会在70年代成为社会学家集体的选择的问题，常江教授给出了三点看法。
一、不是突然间学者对新闻感兴趣了，而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到了70年代，陷入了一种带有强烈的自我重复性的僵化状态。政治学拘泥于投票选举，传播学囿于传播效果。新闻包括整个的美国社会科学在这时候陷入了一种研究的窠臼，背后的基础认识论是著名的美国李杜之争中李普曼对于人性和制度的悲观论调。舒德森、吉特林、塔克曼、甘斯等学者所做的新闻学研究，总体上来说是李普曼思想在70年代的一种延续。
二、人们开始全面地意识到了电视的强大。时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能伯格传播学院院长、研究儿童暴力的格博纳，提出涵化理论，指出媒体新闻信息，它不是工具，它不是人了解获得一个认知的渠道，它是人所处的环境，它包裹着你，他为你赋予了一种文化一种文明。
三、美国的新闻学传播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传统研究的范式上，存在着一个非常鲜明的二分法：实证主义研究和批判研究。当时很多的美国学者发现，这样的一种两极化的学术发展策略是不利的，它缺少一个中间的路线，文化的路线。沿着李普曼、詹姆斯凯瑞、舒德森等人提出的路线，由此衍生出一种研究思路，即探寻人的行为当中蕴含的共同文化结构。
因此，常江教授特别强调，在阅读《发掘新闻》时一定要将其放在7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洪流中，放到主导美国学术思想进步的思想潮流中进行理解。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常江教授认为，本书的主题是对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进行祛魅。
这个工作当然需要扎实的文献工作，资料工作、数据工作和历史解释工作。但是其实它已经指向了新闻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的范式，媒介社会学范式。此外，该主旨是对经典新闻学理论当中的各式不言自明的规范性概念进行合理化解释。
当时美国的主导性新闻学理论是社会责任论，其立足点落在人的自律上，但这显然是不可以的。但舒德森就社会责任论开启了新闻学概念关怀的先河。由此，当时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学者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新闻生产作为主要的切入视角。
我们从《发掘新闻》一书中，就形成了对新闻专业主义合乎逻辑的认识，即它是一种策略、一种仪式、一种产品。
我们通过读《发掘新闻》应该学习什么？
在常江教授看来，对比中外支配新闻学发展的学科背景及资源，在美国一边倒的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而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是史学。我们可以不做历史研究，但是需明晰历史积累的重要性。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常江教授认为，舒德森先生是一位比较顽固的现代主义学术研究方式的捍卫者。这是一个老派的现代主义知识分子非常可贵的姿态，所以舒德森先生在面对当下新闻业的发展是很痛苦的，因为它无法解释新时代背景下的众多现象。
在学科发展出现断裂和危机的特殊历史时期，媒介社会学学者的学术想象力是一流的。我们需摒除我们的知识体系里边的玄学成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会让我们跳出既有的认知框架。
学术翻译是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偶然性，可能这个书过几年也会翻译过来，但过几年的话，可能我们国家的新闻学的这种研究的基本的方向和思路就不会特别的一样。在中国的新闻学和美国的新闻学，舒德森教授扮演了一个桥梁，它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最后其实我还是想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一、学好英语
学生时代能够做一些翻译的训练是非常好的。要了解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概念的转型转换，对获得对于西方观点和西方理论的一种正确的客观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二、对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坚持
舒德森教授的韧性坚持是非常强大的，知识体系总在变，环境总在变，如果我们做学问，探寻知识，寻找真理的逻辑的路线能够坚持的话，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东西的价值要大大的超过我们随风白柳做出这个东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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