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30日，那是个星期二的上午。
浙江大学工学院的门房里，浙江省会公安局侦缉科的特务张网以待，手枪的机头，都是打开状态，他们在等待一封信的主人。
几天前，杭州市邮件检查所的特务，在每日对邮政局来往信件、包裹进行例行检查时，查获了团中央给团杭州中心市委的文件，顺藤摸瓜，发现了浙大工学院是后者的通讯处。
当年的浙大工学院
只要在此蹲守，一定会有所收获。果然一网下去，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谢仲怀和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周善，都被捕了。
【一】革命哪有许多浪漫？
周善为了保护谢仲怀，把责任扛下了，表示并不认识这个路人，声称自己是来替朋友取信的，朋友叫姚佐耕，下午五六点将在西湖博览会门口等着。
出门那刻，22岁的口口党员周善，就已经做足了心理建设和应急预案，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
国民党特务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并没有放走“路人甲”谢仲怀，却对周善动了大刑，因为后者故意编织这个漏洞百出的供词背后，很可能试图在极力隐瞒什么，所以必须撬开他的嘴。
光老虎凳，当晚就让这个临时改名为“徐建三”的年轻人，坐了四次！
浙江陆军监狱
第二天，徐建三被单独押往柴木巷（已拆迁）的浙江省会公安局拘留所。两个星期后，再转钱塘路（今武林路）的浙江陆军监狱。在这里关了两年半，后因这里人满为患，到了1931年12月，又被解到苏州盘门外的江苏陆军军人监狱。
不管“旅行”到哪里，不管怎样的百般酷刑，怎样恶劣的生存条件，徐建三都坚不吐实，而且他还两次在狱中组建了狱中支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
直到1933年夏天，监狱外的党组织，要求狱中支部将里面的情况写个报告，又催得紧。徐建三在白天偷偷地先用墨水钢笔写草稿，到下半夜，再用米汤密写成正式报告。
米汤密写法，曾是地下党传递情报的初阶教程，盖因材料易得，大米、小米，只要汤里有淀粉，就能写在纸头上，干了就看不见字。我小时候，爷爷就用小拇指沾了红薯面汤，在《参考消息》上教过我。
本来想得挺好，却因为太过劳累，被看守发现了，要不是毁坏及时，非出大事不可。
浙江陆军监狱里的革命者
饶是如此，咬死“写家信”，其他概不承认的徐建三，还是被砸上一副15斤重的铁镣，升格到南京羊皮巷的军政部军法司禁闭室，这基本就是上雨花台的节奏了。
【二】敢于担当是最大的党性
在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下党的同志，经常互相开玩笑，那样的重压下，随时可能牺牲，却还要在分别时，说一句：
“雨花台上见！”
进了军法司监狱，徐建三遇到了今天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一走进去，就能看到塑像的罗登贤。
罗登贤烈士，我此前写过多次，简单说他是抗联的创始人。甚至可以说，没有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当时义无反顾，敢于承担责任，也许就没有抗联了。
徐建三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就在蒋介石还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东北军高层犹豫不决，请示汇报，从南京到北平，再到沈阳，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没有一个人敢承担责任的时候。家住沈阳南三经路东乡承里88号，处于地下状态的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兼沈阳市委书记赵毅敏，发现情况不对，这回鬼子是来真的了！
怎么办？
咱也请示汇报，按程序走，反正萧规曹随，等因奉此，小心出不了大错。真出了错，也是上级的，跟我没半毛钱的关系，我一贯“正确”就好了。正所谓“不怕上错床，就怕站错队”，您说是这个理儿吧？
但那是位中国口口党党员，不是国民党的官老爷！
多少年后，赵毅敏还能记得当时自己的思想建设过程。
“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老百姓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省委的同志又分住在各处，无法开会。怎么办？我想，中国口口党一定要首先发表宣言，告诉老百姓是怎么回事。我是满洲省委的宣传部长，原省委书记刚刚在哈尔滨被捕，刚来的书记又不了解情况，这个宣言只有由我来写。”
赵毅敏
隆隆的枪炮声中，赵毅敏一挥而就，写成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明确提出进行武装斗争，发动游击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口口党人将和中国人民一起，跟小鬼子死磕到底，不投降、不缴械！
第二天一早，这份宣言，就化为文字，油印出来，跟东北的老百姓见面了。
但问题来了，如何让宣言从文字，变为实际行动，简单说就是别沦为嘴炮。这个责任，又由另一位口口党员承担起来了，他就是新任省委书记的罗登贤。
【三】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
作为工人党员的罗登贤，意志坚定，理想执着，在尚未接到中央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事变后没几天，化名“达平”的他，在哈尔滨松花江桥下，一个叫“牛甸子”的沙岛上，省委的秘密联络站，召开北满党的高级干部紧急会议。
当时国民党撤了，我党也有些同志要撤，说人家国民党都走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走了？
《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罗登贤说：
“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口口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口口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与敌人抗争。”
穿着浅灰色长衫的瘦高个年轻人，一口北方话，只是偶尔露出些广东口音，但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不驱逐日寇，党内不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提出这样的要求，谁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口口党员！”
“责任大于天”，今天这话，也许听起来很大，也很空洞，但在那时，在罗登贤的革命生涯中，却是用生命践行的血迹。
我们上学都背过诸葛武侯的《出师表》，事变后的东北，真的是“此诚危急存亡之秋”！
被关东军俘虏的中国军警
国民党逆来顺受，我们党在东北更实力有限，满洲省委从1927年10月成立以来，到罗登贤接任之前，已经换了六任书记，省委机关屡遭破坏，省委书记被捕已属家常便饭，更要命的是前任省委书记张应龙被捕后叛变，后果不堪设想。
（张应龙被捕后，省委机关遭到大破坏，赵毅敏也进去了。很巧的是赵毅敏11月被捕，次月原抚顺特支书记杨靖宇被营救出狱，由省委秘书长尚钺派交通送往哈尔滨。他们三位都是我们河南人，杨靖宇是确山人，尚钺是罗山人，同为在豫南战斗过的熟人，而赵毅敏则是豫北滑县人。）
但我们党怎么做的呢？
童长荣、杨林、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赵一曼……这些今天我们耳熟能详，抑或并不熟悉的抗联英烈，都是由罗登贤派出去，分赴各地斗争一线，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每个人走之前，罗登贤都要一一谈话，交代任务，教授方法。
这意味着什么呢？
冯仲云说：
没有成为数学家的抗日名将冯仲云
“登贤同志在东北期间，曾领导人民创造起吉、辽反日游击队、海伦反日游击队、磐石及海龙反日游击队、东满反日游击队、汤原反日游击队等。这些游击队，后来就构成抗日联军的各军。”
抗联名将冯仲云的女儿叫冯忆罗，这个“罗”就是罗登贤。
为什么记忆如此深刻呢？
冯忆罗说：
“那时父亲才24岁，很年轻，南方口音挺重，一直待在城市，没有基层农村的工作经历。当时汤原县汉族人比朝鲜族人少，口口党员里汉族的更少，加上父亲一共才三名汉族口口党员。如何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抗日工作？
难度大，富有挑战性！
罗登贤手把手地指导父亲，要用适当的工作方式、方法，通过发动朝鲜族口口党员来动员老百姓入党，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攻占巴彦县城的巴彦抗日游击队，一群年轻人，中间坐的“娃娃”就是赵尚志，背后则是张甲洲
（冯仲云的老师熊庆来先生，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创办者，中国数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有个学生非常著名，即便你不知道熊庆来，也会知道他的大名，这就是华罗庚，而华罗庚则是冯仲云的师弟，冯仲云则是熊庆来的开山大弟子。
抗联里的清华生，还有政治系的张甲洲和经济系的于天放，后来和赵尚志烈士搭班子的巴彦游击队政委张甲洲烈士，更是超级大学霸，来清华之前，在北大学物理，党的工作需要，放弃北大学籍，考到清华，理科转文科，跟玩似的！）
但此时此刻的罗登贤，却面临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的严重压力，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满洲特殊论”的两顶大帽子，还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要求速回上海。省委不少人，比如负责党建和工运的常委金伯阳同志，对他意见也很大。多次向中央告状，批评他包办方式，坚持错误立场，拒绝执行转变，迟迟不肯离满返沪，要求中央将他强行调回。
怎么办，走不走？是逞愤负气，一走了之，还是忍辱含垢，负重前行？
罗登贤烈士
【四】“侈言抗日，立斩无赦！”
口头上的抗日，说多了，蒋介石尚且要杀你的头。你真的要非法武装抗日，不“逆来顺受，忍痛含愤”，不“以和平对野蛮”。简单说就是不玩虚的，玩真的了，还把大批口口党在关内的优秀干部，男如杨靖宇，女如赵一曼——这样事实证明，党政双全的一流人才，都集中到东北，去组织人民跟鬼子拼命，这不是给日本朋友裹乱吗？
你不死谁死？
1933年3月28日，从东北回到上海，刚刚三个月的罗登贤，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被国民党指控为“反动反革命”。
面对如此无耻和可笑的理由，罗登贤义愤填膺：
《申报》上的罗登贤烈士照片（左1）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让我来说说我的历史吧！
我曾在中国大革命时代领导过反帝大罢工，我曾在东北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本强盗；最近我刚从东北回来，又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我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你们国民党卖国投降，出卖东北神圣领土，才是真正的反动！”
剩下的就是威逼利诱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刽子手，用电气刺他的生殖器，用煤油灌他的鼻孔，用铁杠横压他的腿部，用皮鞭吊打他的周身，用火针刺他的手指，总之用一切野蛮惨无人道的非刑，来摧残他的肉体。”
曾经关押罗登贤烈士的监狱旧址
朋友们和同志们，我们扪心自问：换了你我，能挺住吗？
玩硬的不行，就利诱，叛徒们来了一大群，可即便是顾顺章和胡均鹤，又能怎么样？
顾顺章说这是我老熟人，他在党内不得志，有委屈，我一定能说服他“自新”。
结果一进去，就被罗登贤骂得狗血喷头，监狱顿时成了上公开党课的地方，罗登贤扯着嗓门，骂顾顺章：
“你是狗，你不是人！”
顺带明里骂叛徒，暗里嘱咐其他被捕同志们，要守住底线，不忘初心，担当使命，永不叛党。周围牢房的狱友都听到了，有些动摇的也转而坚定起来。
南京雨花台
“使叛徒没有一个敢到罗登贤的囚室中去，使叛徒们一切对党的造谣污蔑解除了武装，像受了打击的狗一样，躲在自己的狗窝里，再不敢出面见人！”
【五】我负责去死，你负责去活
无可奈何的敌人，怕其他人受影响，最后只好把罗登贤搞到军政部的军法司禁闭室关押。这是国民党的私监黑狱，把我们党不屈服的同志关进去，不管你是不是军人，关到军人监狱，出了事就送军法机关，不送法院，处置起来“方便”。
即便是在这里，随时有被杀头，上雨花台的危险，可罗登贤烈士怕了吗？
徐建三被分到罗登贤的囚室，觉得反正要上雨花台了，不如彻底表明身份，堂堂正正去牺牲。
敌人也不是吃素的，看守长也知道攻心，把徐建三“请”到办公室，倒杯热茶，连哄带吓：
雨花台烈士群雕
“你讲吧，你很有才能，讲了就可以放你出去，找些工作做。何必顽固，不讲就要送雨花台了，你是独子，何必白白送命呢？”
真的要“雨花台上见”了，徐建三倒有些解脱的快感，可罗登贤却很严肃地告诉这位新进来的难友：
“虽然凶多吉少，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但仍要尽量不被判死刑，争取活着出去，为党继续工作。”
尽管是他在东北，力挽狂澜，但还是被误解，被打击，被撵回关内。连国民党和各路叛徒替他“鸣不平”，但直到上雨花台前，在军法司监狱里，罗登贤仍然坚守责任。
就像他在东北，对一位地下交通员说过的那样：
“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实际行动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要从实际工作中去提高。”
这其实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道理。
广东的罗登贤故居遗址
罗登贤曾经讲过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原来是一个学徒，没什么文化。后来在师兄的帮助下，我逐渐认识革命，参加了党。在革命队伍里，我慢慢学会了读传单，读文件，以后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许多革命工作。在这些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我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渐渐提高了。这样，我才能为党做一些工作。”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你的生命，自你入党那日起，就不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党，属于中国人民，属于无产阶级！
这是革命者的责任担当，也是革命的薪火相传。
罗登贤指导徐建三如何对敌周旋，徐建三坚持斗争，最终走出军法司，转到上海的漕河泾监狱，虽然被判了无期，却在四年后，被党迎出来，再次更名为徐迈进，投身抗日洪流，最终看到了新中国的建立。
而罗登贤，却在四个月后，牺牲在雨花台。
南京雨花台忠魂亭
【六】岂为衣食名利权？
罗登贤烈士是广东南海（今佛山禅城区）人，这位当年被我党树立为第一号民族英雄的伟大烈士，既不出身富裕家庭，也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甚至连基础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因为穷！
说到罗登贤，我还想交代下金伯阳。
罗登贤从东北回上海，金伯阳是撵他最起劲的人，但你能恨这位同志吗？
罗登贤是1933年8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三个月后，金伯阳为狙击铁杆汉奸邵本良，掩护主力撤退，牺牲在长白山西麓的金川旱龙湾（今属吉林辉南县）。
吉林省辉南县金川镇金川村旱龙湾附近的金伯阳烈士殉国处
前者28岁，后者26岁。
金伯阳和罗登贤一样，都是工人出身，不过他这个工人，跟罗登贤可不一样，后者是从小当童工，而金伯阳小学毕业后，先考入旅顺师范学堂附属公学堂，接受了四年双语的初高中教育，又考进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铁道工场技工见习养成所。这所铁道工厂，就是如今大连机车厂的前身。
牺牲前，金伯阳作为省委的巡视员，到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进行巡视工作，负责加强党的建设，协助协助杨靖宇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这是东北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更巧合的是金伯阳，当时也用了个姓杨的化名，叫“杨赞文”，于是因此与杨靖宇齐名，关内来的杨靖宇被称为“南杨”，东北本地人的他，则被称为“北杨”。此外还有个“西杨”，山东来的杨一辰同志。
金伯阳烈士
而且金伯阳还是个难得的帅小伙，能写诗，他有首诗流传至今：
“人生难得几十年，岂为衣食名利权？唯有丹心共日月，甘将热血洒江山！”
旱龙湾一役，北杨负责殿后，南杨负责突围。重伤牺牲前，战友们要背他走，却遭硬生生的拒绝：
“把文件包和枪支拿走，不要背我！”
【七】后记
那年我去南京，专门去祭拜雨花台，为了探望我们河南大学首任校长林伯襄先生的长子，革命烈士林萃。
走进展馆，就看到了罗登贤烈士的塑像，心里咯噔一下，熟人啊！
罗登贤的战友杨靖宇
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了，因为想起了杨靖宇，想起了牺牲在白山黑水的，罗登贤派出去的干部们，想起了雨花台上牺牲的英烈们。
我是学宋史的，为什么改行搞中国革命史研究，家师苗书梅先生也问过我。
我想了想，说：
“有些事，总需要有人来做，大家都不做是不行的。”
那一刻，我想到了罗登贤，想到了杨靖宇，想到了林萃，想到了许包野……
另：抱歉，为防被删被屏，有些字，不得不做特殊处理，大家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