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岁了，他腰不弯背不驼，耳聪目明，不显老态龙钟。年轻时抗过战，打过日本鬼子；参加抗美援朝，战斗中负过伤。他是陈世礼，一位抗战老兵、援朝勇士。下面是他给我们带来的他的那些岁月。
一、抓丁入伍，妻离子亡
我是湖南省安仁县洋际乡狮岭村人，出生于1925年7月。十来岁时，父母为我订了亲。女方姓周，比我大三岁。说是“女大三，抱金砖”。小孩子懂什么？我只哭着要读书。十三四岁时我从乡完小毕业。因写得一手较漂亮的毛笔字，乡公所的干事要我做他的文书，派人到家里来找，可当时我在石环村姑爹家做客。姑爹是当过常宁县长、在当地说话准数的许文渠的堂弟，家里搞得好些，我和他的长工正玩呢。报信的人没把事情说清楚，我就没回家，文书没当成。
家里三兄弟，我是老大。旧社会抓壮丁，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18岁，已生了一个儿子。到1943年5月，差不多半岁。一天傍晚，我刚洗完澡，穿着短裤衩到门外乘凉，一个经常来我家厅屋看年轻人耍拳棍的保丁跟我打招呼，我走过去。趁我没提防，拦腰将我抱住。我甩手要放倒他。他大声呼喊，陈世礼打人啦。早躲在屋前南瓜棚下的几个人一哄而上，将我摁倒，拿绳来捆，抓到乡里，又解到县里。就这样，我当了国民党的兵。发了两套衣帽和几块钱，编入国民革命军第60军。第一天吃饭时，没发碗。自己到附近买了一只新瓷碗。回来用水一洗，突然裂成两瓣。我心里一沉，心想这次完蛋了，十有八九有去无回。到部队后，我写了很多信回来，要婆娘把崽带好，但每次都石沉大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亲戚。亲戚托人给我回了信，告知实情。原来婆娘早跟别人走了。崽也没人管，有一次倦缩在大门口，被人不小心踩伤，没医治，不幸夭折了。
二、前线抗日，驻屯锦州
我随部队开到长沙，在武汉休整了十多天，又开赴上海，后转战南京，跟着部队打鬼子。风餐露宿，提起脑壳走。
那时，国共实行合作，一致抗日。但国军既抗日又防共反共，有时暗地里还帮着鬼子。
有一个财主老倌，膝下两子，拥有百余条枪。大儿子对爹言听计从，表面上打鬼子，背地里与鬼子眉来眼去，经常通风报信，打自己人，打共产党。小儿子却跟爹唱对台戏，铁心要跟共产党走，声称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吃里扒外更要不得。他老子火冒三丈，说要毙了他。小儿子把枪一丢，离家出走，和一个女共产党员上街做宣传鼓动去了，号召大家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们从上海坐船北上，至秦皇岛上岸，驻扎在辽西，扼守关中咽喉锦州。就是书上说的，国民党准备抢占抗战胜利成果，布局东北。
这段历史已尘封多年了。2015年10月的一天，突然收到从台湾寄来的邮件。打开一看，包装盒里有一枚精致的抗战胜利纪念章，金光闪闪。另有“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亲笔签名的证明书，赞美“曾参与对日抗战，牺牲奉献”行为，嘉奖此举“功在国家”。落款日期是中华民国104年7月7日，即全面抗战78周年纪念日颁发的。令我倍感欣慰。
三、被俘改编，打到广西
日本鬼子一投降，国共内战就干上了。双方摩擦加剧，大小战事不断。其时，我们驻防锦西一个叫北京县的地方。据情报，离县城约六十公里的勾棚子经常有土匪（共军）出没。部队受命移防青家屯附近防御。双方打打停停，嗑嗑碰碰。尽管打过鬼子兵，又打自已人，感觉不好受，但上命难违。
锦州的冬天天寒地冻，山不高，树不多，全是雪，差不多有膝盖深。一天晚上，枪声四起，我们赶紧拿枪。可一下子又安静了，以为虚惊一场。谁知共军把羊毛大衣反着穿，颜色同雪一样，四周白皑皑一片，他们趁机潜伏在雪堆里。我们去巡逻时，他们突然从雪地里蹦出来，推雪挺枪，大喊“缴枪不杀”。枪抵住我们后脑勺，只有缴械的份。
缴枪后，站在那里，脚打颤，怕得很。我是普通士兵，长官经常给我们“洗脑”，“发海水”：宁愿打死，也莫做俘虏，共军抓走就会活埋。奇怪的是，那时共军并没有强迫我们跟他们走，自己也怕跟他们走，四顾茫然后，最终又回到原部队。军人视枪如命，枪没了，命就等于没了。为此，很多像我一样缴枪的士兵没少受上司批评、压制，大会小会数落得要死。
哪里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实际上，人民军队优待俘虏。新来时，有病帮你治病，有伤疗伤。只要不继续为国民党卖命，来去自由。想回家的，替你开条子，给路费。想留下的，一起革命。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1948年8月，我们跟随长官坚守在锦州西关的地下工事里。炮声猛烈，越打越近。为头的命令士兵放下枪，准备扔手榴弹。我们站起身，将手扣在拉环上。东北的房子普遍不高，大多是一层楼。共军似神兵天降，爬上屋顶冲下来。先控制了工事里的军官，我们的手榴弹没有派上用场，就全部被俘虏。
解放军的思想工作很厉害。比如宣传说，如果替国民党当兵，就是为少数人卖命，为四大家族卖命，完全不值。人民军队是解放军，目标是解放自己，解放全中国。我们被教育转化后，所有战俘分散编班，大概一班一个，最多二个。我编入第39军116师346团1营1连，开始为民效命。共军和国军完全不一样。国民党各顾各，等级森严；共产党通人性，把你当人，官兵平等。刚来时，老兵每人给你凑一点东西，有衣的送衣，有帽的给帽，关心你，爱护你。弃暗投明，跟党走，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这年9月，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我部参加锦州作战。奉命进驻黑山县大虎山，撬毁铁轨，切断敌人退路和物质通道。沈阳之敌就出不来，变为惊弓之鸟。接着，我军与兄弟部队一起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战场很惨烈。胜利后，直捣沈阳，解放东北。
我军是第四野战军的一把尖刀。12月1日起，参加平津战役，担任和平门方向的主攻任务，我们英勇顽强，捷报频传。1949年4月底，从河北武清地区出发，自北向南，向华中、华南长驱奔袭。经河北、湖北，渡过长江，进军湖南，势如破竹。在摧毁湖南国民党100军军部，消灭省政府军后，挺进湘西，参加衡宝战役。从衡阳打到广西，直下柳州，解放南宁。12月上旬，直抵中越边界，解放友谊关。
四、抗美援朝，负伤回国
1950年10月，第39军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第一批秘密入朝。跨过鸭绿江，换穿朝鲜军装。
朝鲜的仗很难打，相当激烈。尽管我是士兵，我可用过很多枪，比如歪嘴巴步枪、手枪、铁把冲锋枪、轻机枪，后来是重机枪。这种枪火力猛，杀伤大。但行军时要四个人抬。
打仗有一条铁律，就是不怕死。两军相遇，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果然如此。我们一路向前，一直打到三八线附近。
我是重机枪手，在攻占一条河对面的山头时，敌人的炮弹朝我们轰过来，弹片象落雨一般。我感觉自己的右手臂下垂无力，一点都不听使唤。接着，衣袖都红了，血流到了手指尖。眼角也有擦伤。在朝鲜的战地医院简单处置后，很快就转送国内沈阳后方医院治疗。右臂切开了一个巴掌宽的口子，从中取出多块弹片，缝了几十针。至今，身上还存留多块碎片。军人残疾证登记为三等甲级伤残。
随着战事推进，从朝鲜前线回来的伤病员也越来越多。伤势稍好些，我转到河北石家庄医院。主治医师是一位比我大几岁的湖南女老乡，很热情。每当医院举行业务培训，就喊我去旁听。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叫陈育苏，长沙人。复员后我当赤脚医生的能耐，就是从她那里学来的。
康复后期，又转到长沙女子中学附近的“荣成学校”。一边疗养，一边学习，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橘子洲当时叫水路洲，洲上住满了像我这样的伤员。
五、回家务农，平凡低调
我从国军到共军、解放军，从抗日到抗美，整整当了八年兵。1951年底，康复出院，复员转业，回到老家。
刚进村子，看到老家面貌全非，睹物思情，眼泪止不住地流。
后来，有一群年轻女孩在农会的组织下，练习唱歌跳舞。我看中了其中一位俊俏、嘴巴甜、会做事的女孩。在农会干部热心牵线下，重新组建了家庭。一口气，生下两男三女。三年困难以及大跃进时期，拖儿带女的日子相当紧巴，完全是咬牙挺过来的。
农村生活很艰苦。我做过赤脚医生、信用社出纳、生产队会计、学校食堂工友。任何情况下，我都自力更生，从不向政府或他人伸手。
1971年林彪叛逃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我当过“四野”士兵，林彪是四野统帅。那个年代，单凭这一点，我就不敢大声出气。林彪和罗荣桓元帅联名签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一直压在自己的皮箱底下，从没敢拿出来。军人优抚绝不敢提。
很庆幸自己命硬。打仗那会儿，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可子弹长眼，没要我的命，让我活了一大把年纪。文革那会儿，有好多冤假错案，庆幸没把我当靶子，受批挨斗。分田单干时，子女都大了，干活不用着急。遗憾的是，日子好过了，可与自己同辈的人走得也差不多了。
我有一个愿望，共产党要永远为人民说话办事。有一首歌这样唱：“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共产党好，好在哪？好在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让人民生活得越来越好。
如今我年事已高，岁月无多。如有机会，我要到朝鲜去，到三八线我负伤的那个地方去，看看那山、那河、那里的人民。此生就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