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面临着为总参谋长职位找到合适人选的艰巨任务。多名合适的人选因身居重要岗位而无法脱身，
令总参的组建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就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的人选，一位正在青岛疗养、暂无任务的老将。那么，这位被称为“子敬”的人究竟是谁？他为何被看作能担此重任？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徐向前后被尊为元帅的军事领袖，本名徐象谦，出生于山西五台县的一个贫穷书香家庭。
1901年他降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
他的父亲徐懋准，是一位学者，曾在清朝末年获得秀才称号。
尽管家境贫寒，徐向前的父母深知知识的力量，
因此徐向前从小就被送到私塾学习经典，
随着新式教育的普及，他又继续在当地的高等小学深造。但家庭经济的压力迫使15岁的徐向前辍学，并开始做学徒来补贴家用。
徐向前的野心和才智远超一般人，通过自学和不懈努力，
他最终考入了山西师范速成班。
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这个岗位让他有机会传播他深信的爱国主义和反封建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引起了教育机构的警觉，不久徐向前便被解职。
这一转折并没有使他气馁，反而激发了他的决心，
促使他从文转武。他初入军界时，被分配到孙中山的卫队中，后因表现出色，1924年4月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之一。
黄埔军校期间，蒋介石曾试图招揽徐向前，但由于徐向前的沉默寡言和浓重的山西口音，蒋介石并未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资质平平，无甚出息”，因此没有进一步拉拢他。从黄埔毕业后，徐向前选择留校服役，
不久后被任命为一个排长。
1925年北伐战争期间，徐向前随军东征，表现出色后，被调至冯玉祥的国民第二军担任教官、参谋和团副等职。
然而，徐向前对国民党军队盛行的军阀习气感到厌恶，
最终选择离开，并在武汉的中央军校分校担任职务。
1927年面对蒋介石和汪精卫清党行动的威胁，徐向前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将自己的名字从“象谦”改为“向前”，象征着他对革命的坚定承诺和决不回头的决心。
这位曾被蒋介石视为平庸的学员，转眼间成为了中国革命军队中一位卓越的领导者，
引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徐向前是黄埔一期的杰出毕业生，自1929年起，
在鄂东北担任红31师副师长，并在师长战死后，
实际上担负起了师长的职责。
到1930年底，中国革命局势日趋激烈。
陈昌浩在苏联留学归来后，经博古推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在上海主要负责共青团的组织工作以及理论的传播。与此同时，徐向前作为红四军的参谋长，在鄂豫皖地区持续开展针对敌军的作战活动。
在他们坚持不懈的斗争和牺牲下，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力量迅速壮大，成功建立了皖西、豫南和鄂东三大革命根据地。为进一步加强力量整合，组织决定将各地分散的红军统一归于中央直接指挥，
因此派遣了张国焘、沈泽民和陈昌浩担任区域领导。
张国焘上任初期便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其间不乏清除异己和树立个人权威的做法。相比之下，作为新晋领导的陈昌浩则显得经验不足和处事过于柔弱，未能坚持组织纪律，反而过度迁就张国焘，几乎成了无条件追随其决策的局面。
1931年11月7日，湖北黄安的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治委员。两人在各自领域的卓越表现，通过无声的默契合作，
极大地推动了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张。
随着鄂豫皖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政府感受到了威胁，遂多次派兵进行“围剿”。
在黄安、潢川及苏家埠等一系列战役中，
红四方面军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成功地破解了敌军的围攻，使根据地面积扩大到了4万平方公里，涵盖人口超过350万。
到了1932年夏天，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动用了超过30万的兵力，采取深入层层推进的军事策略。为了应对强敌，徐向前主张灵活机动的战术，即边战边退，寻找机会消灭敌人。
而陈昌浩则盲目支持张国焘的激进策略，
提出直接向武汉推进的不切实际主张。
经过两个月激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消灭了数万敌军，
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不得不撤离鄂豫皖根据地。
撤退途中，红军面临严重的后勤补给和群众支持问题，导致士气大幅下降。
1932年12月8日，红四方面军在陕西秦岭南麓小河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曾中生、旷继勋和余笃等人公开批评张国焘的退却策略，强烈要求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结束无休止的撤退。作为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在会议中起到关键作用，
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过失，另一方面又尽力稳定张国焘的领导地位，
最终使会议达成了统一意见，形成了在川陕建立新根据地的共识。
张国焘被任命为新根据地的主席，徐向前和陈昌浩则继续担任副主席及总指挥。
为了巩固这一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发起了一系列外线作战，连续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部队迅速扩张到8万多人的规模，武器装备和粮草补给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在红四方面军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同时，
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却受到了极左路线的错误影响。尤其是博古、李德等人的加入后，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长征初期，博古和李德的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湘江战役中，红一方面军的兵力从8万多锐减到了3万多，陷入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1935年，徐帅在四川芦花与毛主席首次会晤，毛主席赞扬他：“向前同志，你辛苦了！你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这些年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
”这番肯定极大鼓舞了徐向前，也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在1936年的夏季，随着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的历史性会师，
徐帅被中央委任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这一任命后不久，徐帅又领导两支部队北上，直接指挥了通庄静会战役。战役胜利收场后，按照中央军委的策略，徐帅带领第四方面军渡过黄河，转战宁夏。在宁夏，徐帅的部队耗时一个月穿越崎岖地形抵达战场。
战事处理结束后，徐帅接到命令返回北京，
被任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指挥。在这一职位上徐帅不幸重伤，紧急送往青岛进行治疗，此后因健康原因，他未再担任军中重职。
到了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基本结束，徐帅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再次被召回服役，担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员及政治委员。在此期间徐帅全力提升部队战斗力，
他的努力使部队的实力提高了一倍以上。
1948年春季，国民党趁机发起大规模反攻。在这场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徐帅接到指挥临汾战役的命令。在这场战斗中他的策略和决断力使我军以少胜多，接连解放了14个县城，战斗的激烈和连续作战使徐帅的健康状况大受影响，
旧病复发。
在经过短暂的一周休养后，徐帅继续坚持带病指挥太原战役。太原战役期间徐帅因过度劳累多次在工作中晕倒，
这让党中央深感忧虑，曾多次建议他撤离战场休养。
然而徐帅坚决拒绝撤出，直到战役彻底结束，他才按照党中央的安排，退居二线进行养病。
徐帅的健康状况此时严重恶化，甚至无法参加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
这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
尽管徐帅身体状况未见好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层对他的关心与尊重从未减少。
在讨论新中国第一任总参谋长人选时，
周总理本希望委以刘伯承和叶剑英这两位老将重任，但两人均因战事缠身，无法担此重担。刘帅认为自己年事已高，过往在总参谋长职位上未能展现出应有的作为，因而谦虚拒绝了这一职务。叶帅也因正在策划解放海南的行动，而无法腾身赴京。
面对高层的期盼和职位空缺的现状，周总理感到左右为难，只得请毛主席作最终裁决。
毛主席考虑之后，心中有了答案——徐向前。
他对周总理表示，应当邀请正在青岛疗养的徐向前，即徐子敬出山执掌大局。徐帅对这份厚望深感责任，虽然身体状况未见起色，却依然渴望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
代理日常工作直至徐帅归来。
直到1950年6月，徐帅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终于回到北京，开始正式执掌总参谋部的职责，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于工作强度过大，徐帅的旧病复发，被迫辞去总长职务，重新返回青岛休养。
恢复健康后，徐帅再次被中央信任派遣，此次前往苏联。
在苏联徐帅访问了多个重要的军事和科技设施，
还与苏联高层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学习了许多先进的国防科技知识，这些宝贵的经验和知识为新中国后续的国防现代化和军事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虽然徐向前的身体状况尚未完全恢复，
他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军事战略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关键年份里，徐向前担任了全国军事建设的重要角色，他的智慧和经验在多项国防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政策为国防体系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也为未来军事力量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国家对徐向前的杰出贡献给予了最高荣誉，授予他元帅军衔。这一荣誉是对他无数次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及长期的战略规划所作贡献的公认。
他的战术眼光和坚定决心在各种军事行动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建国后的军事改革，徐向前一直是中国军事力量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