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下旬的一天，四位不速之客来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指名道姓要找“Mr.Xie”（谢先生）。在与来客见面和相互介绍之后，不禁令我肃然起敬，原来他们是美国佩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PACE）访华团，而领队的公司董事长Edwin.T.Cornelius（以后我戏称为“老科”）竟是我素来仰慕的语言大师、《英语九百句》作者，这本书被我们这代学习英语的人奉为宝典。他们这次来访的目的是希望寻找一家单位合作，在中国对不同层次的人员开展英语教学和建立英语培训中心。当从不同渠道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他们就径直跨进了“国际文化”大门。大师空降使我颇感意外，而在表明来意后却让我如拨云见日，仿佛预见到又一丝“国际文化”图书的新曙光。
老科是一个诚笃、诚挚、诚意的学者和君子，在数十年中他撰写和出版了上百种英语教材。为推广和普及美式英语，他的公司已经在亚洲、欧洲和南美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合资合作的教学机构。然而他的目光却一直凝视着中国大陆，到中国开展英语教学是他毕生的最大心愿。在经过慎重考虑后，他决定进军北京，尽管董事会多数成员表示不同意他的天真想法，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教育部门，会允许一家美国公司使用他们的教材。不过作为董事长的老科，坚持要将他发展的最完美英语推向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如他在与我见面时所说：我知道我的《英语900句》至少在中国被盗印、销售了千万册以上，而我不仅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版税，而且连一本“样书”也没有得到。
在几天认真而详尽的讨论后，中美双方于1989年12月11日签署了合资与合作项目意向书。老科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士大夫”，他毫无怀疑地相信诚信和法律，因此这份叙述十分详尽而周全的意向书，对他来说无异于一部保护他公司利益的法典，而深知内情的我则是听之任之，并未提出半点修改意见。我想只要我还在任上，即使没有这份“法律”文件，也一定会维护对方的合法利益。
次年1月，我应佩斯公司邀请去该公司所在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访问。在对合作项目作进一步探讨后，双方决定组成共同工作小组，积极推进项目的进展。
在这次访问中，老科开着他那辆车内还是木质装饰的奔驰老爷车，把我送到了建在太平洋海滨岩石上的他家作客。当我们一起登上突出在海面上的露天阳台时，他对着碧波汹涌的海面指向远方，感情深沉地对我说：“我每天登台时总要眺望大洋对岸的中国，一直在盼望去那里进行英语教学的那一天！”正是这种真挚深沉的中国情和锲而不舍的事业心，使得老科不顾多数董事的反对，坚持走进当时被西方国家严重孤立的北京。
根据我的建议和策划，以《英语900句》而在中国享有很高人气的老科，把与我们合作的新教材分为三册进行编写：《小学英语300句》、《初中英语300句》、《高中英语300句》，三册书合起来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式《英语900句》教材，并且吸收教育部及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共同合作方。在教育部审定的教材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要想挤进一家美国公司的教材谈何容易！
我首先通过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找到了教育部初级英语教学负责人张泰金，又前往中央电视台面见熟识的王枫台长，经过苦口婆心的说服动员，终于获得了他们的赞同并积极参与。老科对我的“战果”十分赞赏，为使合作方“国际文化”、中央电视台和教育部三家主管人员，真正了解他的“佩斯英语”教学有关教材和教学方法，老科又慷慨解囊，邀请央视副台长洪民生、教育部张泰金和我，一起去日本和韩国，对与佩斯公司合作的文化出版公司进行实地考察。我们三人自然希望一睹实况，但洪民生最终因筹办亚运会而未能成行。
为表示老科与我促进这一项目表示感谢，王枫、洪民生两位台领导于1991年、1992年二度邀请我作为贵宾，在央视演播室现场观看春晚节目。正巧老科在1991年春节滞留在京，我们俩一起在现场观看节目。有趣的是，其中赵本山、杨蕾在合演小品《小九长乐》时走到了台下，录像记录了坐在前排的老科与我的“形象”。
1990年7月，我和张泰金在老科安排及亲自陪同下，走访了他在东京、汉城的合作方。当时中韩尚未建交，当我们一行四人在汉城下机后，到护照检查点接受入境检查并办理国际航班出关手续时，其他人都顺利地Pass过关，却唯有走在最后的我被检察人员拦住了。由于我不通韩语，检察人员又不会英语，我们之间用手比划交涉毫无作用，此事被焦急地等我出关的老科发现了。他察觉到我遇到麻烦，就与前来接机的韩方人员走了过来，但见韩方接机者与检察人员耳语一番后，检察人员走到老科面前，恭敬地对他鞠了一躬，然后客气地向我伸手示意放行。路上接机者告诉我，因为检察人员从韩版汉语字典中查不到我护照上“谢善骁”名字中的“骁”字，因此造成了这一阴差阳错的误会。
在我们考察期间，与老科合作的台湾阶梯教育集团董事长颜尚武夫妇也闻讯而来，参与了我们对英语教学的研讨。东京的图书出版公司老板大福守以及汉城一家大出版公司（Si-sa-yong-o-sa，Inc.）董事长，对老科的到来都当成一件大事，周全地安排了我们的参观座谈活动。这次在汉城、东京两地的考察研讨，使我和张泰金都有顿开茅塞之感，不仅对老科的系列英语教材及其教学方法有了实际了解，而且更对这位语言大师为在亚洲推广英语教学的不懈努力表示敬佩。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教育部批准和建议，青岛市成为佩斯英语的第一个试用基地，青岛市教育局对此深感欢欣鼓舞。1990年7月29日，老科、我和青岛市教育局长，共同签署了老科来华后第一份正式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青岛将建立青岛—佩斯英语培训中心，为青岛市培训中小学英语教员。从青岛回到北京后，遵照规行矩步的老科之意，我与他又代表双方公司于8月6日签订了合作出版美式英语协议书，“国际文化”董事长秦川、执行董事长许力以和顾问柴泽民出席了签字仪式，中、美的有关媒体都为此作了报道。
由“国际文化”、佩斯和中央电视台三方联合筹划、合作出版的《小学英语300句》（第一册）书本、影像制品的系列教材终于1994年问世，教育部指定在青岛、大连二市和上海市部分地区小学试行。10月17日，教材在全国发行，中央电视台也同时正式开播，使这种“民办”英语教材首次闯进“全国统一教材”的领域，开始一场“官”、“民”竞争。而恪守承诺的老科，也在每年暑期从美国派一批英语老师，到青岛培训英语教师。
然而这个规模庞大的英语教学系列项目，在第一个项目协议期限到期后就寿终正寝了。显然这种“民办”教材很难获得永久性的通行证，不可能在中国教育体制下存活。夭折本是早晚的事，而与我因退休后无权过问此事也密切有关。老科与我在几年中建立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商业性的合作者，由于愿望、理想和感情上的默契相通，再有语言上彼此可以以英语直接沟通，我们之间无所不谈，所见略同。在我退休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老科，听说他曾向“国际文化”继任人提出与我见面的要求，但得到“找不到人”的答复而未能如愿。开始我以为大概后人出于怕我插手的忌讳，后来才知道我的接班人盗名窃誉，对外竟然以“Cornelius的朋友、代表和中介”之名招摇撞骗，为个人招揽生意，那就不能不排斥我这个正统的“朋友、代表和中介”了。
回想老科为了实施这一文化语言合作项目，他曾三来北京。每次在京时，总不断往来于“国际文化”和下榻宾馆之间，为了不让我提供“专车”，他总是自己打的。因为身高约1.90米，他最喜爱坐的是尺寸稍高的小型面包车——因全身黄色涂装，北京人谑称为“蝗虫”。每送他到公司门口，我目睹他佝偻着背艰难钻进车门的情景，仿佛在阅读朱自清的小说《背影》。我想，一个国际名人，一个美国老板，甘愿到中国过这种辛苦日子，图个什么呢！
我曾两次应邀访问佩斯公司，受到老科及公司高层领导的热忱接待。波特兰是个华人不多的美国城市，想找一家中国餐馆都不容易，为此老科特地寻找了一家美式中餐厅，尽管“中国菜”中洋味十足，但他的心意已经使我深受感动。为让我揽胜城市风光，我们还一起乘坐免费的观光车，他也特地领我去看了几家书店，为我购买了两本大书：《世界地图》和《俄勒冈风光影集》。随之又在建于太平洋海滨岩石上的他家里作客，让我惊讶地看到了他那如同英语图书馆一般的书房。
古希腊著名寓言家伊索说过一句“醒世恒言”：“那些背叛同伴的人，常常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也一起灭亡了。”老科不能与我继续合作甚至见面，就毅然放弃了经过千辛万苦而在他心仪的中国取得的成果——第二、三个《英语300句》项目不再继续履行。其实他何尝理解，“国际文化”不像他的佩斯公司，并不属于我的，我在公司的存在只是短暂瞬间的一道彩虹。
然而在访问日本时结识的大福守，却一直与我保持着单线联系，不仅每年给我寄来新年贺卡，而且二度专程来京找我，希望由他出资，与我在北京合作创办一个新项目。但在中外文化合作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尤其是我已然退休而无职无权，因此对他提出的项目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让我感喟的是，曾与老科也有合作业务的颜尚武，是一个1952年出生在台湾澎湖县后寮村的贫家子弟。自1976年创办阶梯出版公司以来，从第一本《阶梯英文杂志》开始坚守初衷，坚定目标，坚持不懈，终于在英语出版及教学事业上取得杰出成就。他更在中国大陆相继开办双语学校，投资科技教育方案，培育英语教育人才，拍摄双语儿童布偶剧，开发网络远程教育。2002年，颜尚武获得“中国名牌”杂志封面人物报导，他完成了老科未竟的“中国梦”。
刚刚获悉，老科已于2011年6月逝世。我想老科这次与我们的合作，一定做了一次赔本买卖，也必然受到董事们的批评。说到底都是我的过错，他能原谅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