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玮欣，1996年出生于香港，活泼，健谈，聊起艺术滔滔不绝。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艺术与哲学专业的她，在刚刚过去的6月顺利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
她说小时候从未想过成为一名艺术家，在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长大的她，更想按部就班地做一名银行家。大二时，一名艺术通选课教授的引导让她重新看待艺术。于是大胆决定休学一年，到柏林尝试艺术学习。回到哈佛后，她彻底放弃金融理想，主修艺术。
2019年她第一次到北京，周围的一切带给她极大的视觉冲击。她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但却越来越感到西方文化对于自身发展的局限。于是她再次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意外的决定-回到国内，用中国的文化和艺术重组自己。
面对“是否想过如果在金融领域发展，或许能创造更高的价值”以及“改学艺术是否是一种对自己禀赋的浪费”时，她在思考了一夜后回答到，自己从小在香港成长，自由，自律，循规蹈矩；到美国后，强烈的“个人主义”让她学会定义自己；在德国，学会记住历史，建设当下，真正想清楚要做什么；在北大，她遇到的老师无不以个人经历和人格魅力感召着她，让她决心在艺术实践中创造社会价值。
今年8月底，她计划跟朋友去雅加达卡利巴塔城市（KalibataCity），做一个社区项目。与当地居民、难民和艺术家共同创作，用图画、故事、影像记录当地的人和事，最终通过艺术展或文化节的方式呈现出来，希望筹到一部分资金能赞助更多这样的文化活动。也在考虑与雅加达当地的一家妇女中心合作，做公共艺术教育。
她坦言，虽然艺术能为社会贡献的还太少，但这是她真正想做并且能做好的，她会坚持，通过创作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口述：冯玮欣
我1996年出生在香港，兄弟姐妹四个，我排行老三。
△儿时的冯玮欣（右一）和家人
我父亲在12岁时从广州到了香港，此后便在香港读书、成家、立业。父亲从小勤奋努力，考上香港大学后，做过中学化学老师，成家后，又考上MBA，先后进入几家跨国公司工作。80年代曾被派驻内地，见证过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
小时候的我很腼腆，不懂怎样跟人交流。从幼儿园或小学放学回来，常常坐在父母的餐厅里，拿餐厅的纸笔画画。有时候店里的熟客和员工看了，会夸我画得好。在学校我也总是画画，班上同学会围在我身边看。我觉得，画画让我有了朋友。
8岁时，妈妈为我找了一位艺术老师。老师觉得我对色彩的感觉非常好，对我格外优待，后来我家里经济有些难处，她甚至免费教了我几年，让我每周五一放学就去画画，还带我去上话剧课，给一些破碎家庭儿童表演话剧。
但我爸觉得画画不能维生，一直不允许我画。我很倔，可能出于叛逆吧，总是偷偷画。如果被他看到，就会让我收起来。
△圣保罗中学篮球赛，冯玮欣（二排左二）
中学二年级，我遇到一位又酷又有趣的老师，是我的化学老师兼班主任，他大学刚毕业不久，立志要当一个教育家，是那种真正眼中有星光的人。他常常会问我们一些课本里没有的问题，给我们讲课本里没有的思路。
当时，我对他特别崇拜，就决心趁提问的机会去找他。但如果你想要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就必须了解想问的领域，必须要思考，需要了解更多的知识，于是，15岁的时候，我停止学画，全身心投入学习之中。
本来我上中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只能算中等，全班36个人，我可能会排第10，二年级下学期，我的很多科目成绩都变成了第1或者第2。
我发现除了画画，提问题也是一个不错的交流方式。渐渐地，我就从小时候那种腼腆的性格中走了出来。
小时候，我的榜样是我姐，她比我大四岁，心地善良，又很漂亮，我几乎像崇拜神一样地崇拜她，我觉得她做什么，我就也要做什么。后来我姐考到沃顿商学院，我觉得以后我也要跟她一样，成为一个银行家。
后来，我从圣保罗男女中学转学去了德瑞中学，学习IB（国际文凭）课程，准备高中毕业后也出国读书。
△德瑞国际学校毕业合照
有一次，我姐给我看了一个耶鲁大学的宣传片，那个宣传片幽默又有创意，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耶鲁又是一个综合人文、科学和艺术的顶尖大学，我就把耶鲁定为自己的目标。
毕业的时候，我申请了十几个学校。我姐看到我申请了耶鲁，就让我也申请哈佛，可我当时没有那么自信，觉得自己肯定上不了哈佛，还跟我姐吵嘴。最终我拗不过她，就把申请其他学校的材料直接拷贝了一份，申请了哈佛。
去哈佛以后，我反倒觉得没有中学时那么大的压力。在哈佛，学生直到大二的第二个学期才需要确定自己的专业。在那之前，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感兴趣的通识课程（GeneralEducation）。我选过摄影、心理学、也选过考古学、脑神经学。
△哈佛大学新生集会
但大二选的一门课，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门课是MattSaunders教授的《艺术理论》。第一次上Matt的课，他完全没有名校老师的那种威严感和距离感，跟他对话，他不会把你当作什么都不懂的学生，而是当作一个朋友那样。我很喜欢他，就常常找机会跟他聊天。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就聊到艺术。当时我们坐在咖啡厅外面的长凳上，Matt跟我说，长凳上方有一幅画，是某某艺术家创作的。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很多大厅都有装饰画，这幅画也不是很有存在感。我们是坐在这个作品下面，背靠着墙。如果不是Matt指出来，我一定不会注意到它。
Matt跟我说，这幅画不是漆上去的，是用黑色胶带，各种曲折、反转呈现出来的，艺术家没有顺着胶带的本性去创作。
△我和Matt喝咖啡的地方，右侧墙上是Matt提到的画。
当时我不知道还有这种看世界的方式，好像我眼前原本被什么挡住了，而Matt帮我去掉了这个障碍，让我发现了很多原本在那里，但我却没有看到的东西。
我15岁停止学艺术以后，6年没碰，第一次在一个被认可的、被重视的环境里去学艺术。以前我总是需要偷偷摸摸地画，终于，在哈佛，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画画了。
而且当时，我是第一次接触到艺术家这样一个群体，我的老师、他夫人、还有跟我一起学习的艺术家以及未来的艺术家们，身边有这些人，我第一次看到原来我们可以这样活着。
我隐约感受到压抑在心底对艺术的热爱。当时我觉得特别痛苦，我做银行家的想法动摇了，但我又很迷茫，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去做艺术。我人生的前21年，家人并不支持我画画。
△柏林巴德学院合照
最后我在柏林巴德学院一共待了15个月。我当时的建筑老师觉得我的表现不错，还邀请我去他公司做建模。我也尝试投递了很多简历，申请到了一些画廊的工作。
当我告诉Matt我在建筑公司实习、在画廊做行政的这些经历，他再次问我：“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做艺术？”
他的提问触动了我：我为什么要在艺术的边缘徘徊，而不是直接去做那个创造的人？
回到哈佛，我便决定选择艺术作为主修专业。我还根据自己的需要向学校申请了一门课，由一位教授来对我进行一对一指导。大三暑假，我去了德国、意大利、菲律宾等许多国家，去看了大概一百个展览。
△哈佛艺术课
临近毕业，我开始做毕业设计，每天住在工作室里，希望完成一个完美的作品。
哈佛艺术系所使用的大楼“卡朋特视觉艺术中心”是由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设计的，这是美国唯一一栋由他担纲设计的建筑，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遗迹名录，所以不管周遭如何变化，这栋楼都会被精心保存。对于在艺术系学习的我而言，这栋楼就像是我的家一样，是一个恒定的所在。
△卡朋特视觉艺术中心
于是我以“致我的卡朋特视觉艺术中心（2018-2020）”为题，利用建筑材料、数据、色彩等创作了一系列红色、黄色、蓝色的立方体、大楼的混凝土块等，并计划将它们放置于大楼的各处，作为装置艺术、特定场地艺术作品展出。
就在我的毕业设计即将完成的时候，新冠疫情席卷了美国。哈佛决定关闭卡朋特中心在内的部分校区。原计划于五月开幕的毕业展被取消。卡朋特中心的关闭，意味着我的创作无法继续。我向学校申请，请教授帮我跟校方协商，做了种种努力，校方仍然拒绝我在中心关闭期间进入大楼。
我一度崩溃。甚至想休学等到疫情过去把毕业设计做到完美。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Matt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在创作中遇到无法解决的困境时，想一想，如何将困境融入创作之中，将其变成作品的一部分？
△冯玮欣哈佛毕业设计（部分）
我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做成了一本电子书，就像带朋友回家一样，向他们细致地介绍了我的“家”，随着书页，将我的作品展现在大家眼前。这本书一共69页。在69天中，我每天给一位朋友写一封信，随信寄去7颗向日葵种子，一共寄出69封信，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向大家道谢、道别。
最后，我的作品被哈佛大学艺术系破格收藏为展览工具和教学材料，作品照片也登上了艺术系官网的首页。
△哈佛大学艺术、电影和视觉研究系官网
2020年的秋天，作为艺术系唯一的中国学生，我以艺术系最高荣誉（全系排名前1%）、文理学院霍普斯奖（全校排名前5%）和斐陶斐荣誉学会荣誉（全美排名前10%）从哈佛毕业。
毕业典礼上，Matt开玩笑地跟我和我的家人说：“不要怪我。”
△冯玮欣哈佛毕业合照（前排左三）
2019年，还在哈佛读书时，我第一次来到北京。
那时我高中的好友恰好在清华读一个暑期汉语课程，我们就约好见面，她带我去了798和红砖美术馆。
到了红砖美术馆，里面正在展出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Eliasson)的作品，特别巧的是，他是我在柏林时非常熟悉的一位建筑师。红砖美术馆本身是一个红砖建筑，哈佛是一个红砖校园，柏林也有许多以前遗留下来的红砖工厂。我觉得特别震撼，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也有脱离西方建筑思想影响的中国当代建筑。
△红砖美术馆
△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红砖校园
当时我们坐在咖啡厅，向右看是一片中式园林，绿水，石桥，假山，白天鹅。有很多非常传统的中国元素。
也是在这里，好友问我：你要不要来北京？并向我介绍了北京大学燕京学堂。
去过德国和美国之后，我开始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返回中国。我学艺术、学哲学，都是西方的分析哲学、欧陆哲学，我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是英式教育。我渐渐觉得，西方的体系，是无穷无尽，完美无缺又黑白分明的。我开始觉得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有自己的思想和艺术。而这些，我并不熟悉。我希望回中国，用中国的文化和艺术，重组我的世界。
2020年秋天，我从香港来到北京，开始了在燕京学堂的中国学研究生课程。一开始，语言不好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扰，随着我慢慢适应北京的生活，跟大家交往越来越多，我在这里也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而我在北大的朋友们则成为了家人一样的存在。
在北大，我认识了红砖美术馆的设计师、北大教授董豫赣老师，并通过他了解到了更多关于红砖美术馆的故事。
还有艺术学院的彭锋老师，他特别酷，给我介绍了特别多艺术家，帮我了解北京的艺术生态。去拜访艺术家李松老师时，彭老师还特意把自己的车借给我们，结果当天李松老师跟我畅谈了8个小时，直到晚上11点我们才回到北大，彭老师又从学院跑到西门，开车送我们回宿舍。那时我觉得特别抱歉，但彭老师却丝毫不以为意。
△彭锋和冯玮欣
融入了北京的生活，我又开始了创作。这一次，我不仅要创造艺术，还要做一个展览。
△与团队的合照
△静园作品
△北京木工工作室
完成硕士学业后，我回到菲律宾与家人团聚。最近，我正在和姐姐一起创立一个新品牌，由我负责品牌设计，她负责推广和落地。我希望可以利用我的艺术才能回报家人。
我准备在8月底和朋友一起去雅加达KalibataCity社区，跟当地的难民艺术家、作家一起，与整个社区共同创作。
在11月的最后一周会通过一个秀或是文化展，展示大家共同度过的时光，不想过多聚焦难民艺术家身上“难民”的身份，而是聚焦在大家作为居民的共同身份，展现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景象。
另外，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模式，能让我在香港、柏林、纽约、北京等世界各个艺术中心创作。通过与各国艺术家的对话，探讨各自对艺术的理解，对人文的研究，推动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融合，也为中国当代艺术创造历史。这或许是比成为银行家更有意义的一项事业。
编辑|王慧，闫丽萍
实习生|邬可馨，林沐雨
主编|许译予
总监|吴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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