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人把理发师叫作“剃头师傅”，他们打理着天底下最平常的小事，却又是人人都避不开的“头”等大事。在时代不断发展和城市更新变迁中，即便大街上都是“造型沙龙”和美容美发连锁店，普通市民依然钟情于那些藏在街角巷尾和小区里不起眼的小理发店。
流行多年的老上海风情——马路弄堂口剃头摊，已经难寻了
在很多上海“爷叔”眼里，这些“剃头店”同样藏着男士们的“时髦”，这里才有真正的市井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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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匠”分三类
上海人将剪发叫做“剃头”，以前的理发场所普遍设在街头弄口，成为人人需要的服务性行当。
老上海的理发行业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理发店；二是剃头摊；三为拎包上门，虽说形式不同，但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员都被称为“剃头匠”。
文彬彬（右）等演出滑稽戏《三毛学生意》。流落街头的三毛被剃头师父收留
史料记载，19世纪初，上海城厢十六铺一带人口猛增，茶楼、客栈林立，出现许多剃头摊，提供剃发、修面和梳辫服务。老早上海滩理发店、剃头店、剃头摊开得与米店一样多，因为头发一个月不到就要理一下，尤其是打工的男男女女更需要理发。
上海人每到春节前一定要去理发店剃好头再去混堂“汰把浴”（洗个澡），到了小年夜，大街小巷里的理发店、剃头摊全部客满。
剃头摊是清末民初遗留下来的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有句老话叫“剃头担子一头热”，说的是剃头匠挑着个扁担走街串巷，一副剃头挑子，一头挂着一张板凳和工具箱，几把老式的剃刀和剪刀框框作响；另一头挑着烧炭火的小炉子和脸盆用来烧洗头水，另备一幅白布围单和毛巾，可随时流动的剃头摊就诞生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剃头摊已淘汰不少，只有在南市、闸北等贫民较为集中的穷街僻弄才能看到这种原始形态的理发行当：师傅不断地招呼着劳动大众剃头，以光头、平顶头为主。在街头的剃头摊上理发，一角洋钿解决问题。
拎包行当是在抗日战争以后才逐渐兴隆起来的，解决了老弱病残者的理发难，颇受欢迎。
个体的理发师傅自备理发工具包，自由自在地走街串巷，不用吆喝，为熟悉的人理发，也有定期的包户，收费较开店铺的便宜，但理发的技巧并不亚于理发店的师傅，所以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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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剃头摊到理发店
上海理发业真正快速发展也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归国华侨、华商和外商开设的理发店不断涌现。1930年前，在黄浦区内华商开设的高级理发店有25家之多。
老式理发店门口有个红、白、蓝三色玻璃旋转滚筒，后来这也成为理发行业的标志。
聪明的上海理发师吸收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发技术和设备，引领着中国时尚风潮。
老上海比较高级的理发店腔调好，排场大，有落地玻璃橱窗、大镜子、铁盘理发椅，使用西洋平轧刀、剪刀等工具和雪花膏、生发油、头蜡等化妆品。
沪上知名美发厅有南京、新新、白玫瑰、百乐、沪江和华安等几家，都应算老上海头挑的理发店。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南京美发店内
新新美发厅创建于1925年，原为老上海百货业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理发室。
赫赫有名的南京美发公司是1933年由旅美华侨黄华培投资开设的，设备用品全部从美国进口，后来新新公司理发室也引进欧美先进设备、工具，从美国进口克莱姆冷烫机，女子烫一次头发要九块大洋，抵得上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尽管店招牌霓虹灯打出的是美发厅或理发店，上海话仍习惯叫“剃头店”，哪怕是“南京”“白玫瑰”这种高档的理发店。上海人把理发叫做“剃头”，理发师喊成“剃头师傅”，理发店也就顺理成章地叫“剃头店”了。
其实，当时普通百姓的剃头和这些理发店的理发根本是两回事。
普通人剃头是把长的头发剃短，不太讲究发型效果。去理发店理发的大多是商界、文化界人士。
所谓理发，则是整修长得多出来的头发，做个造型，晚上睡觉还要戴一只“压发帽”压一压。
所谓“噱头”即噱在头上，一个时髦头型，加上一双时尚皮鞋，就是“克勒”了。
旧闻作家、篆刻家杨忠明曾撰文回忆，他的一位朋友罗老先生13岁来上海学剃头，从前跟师傅学生意很苦，天不亮要起来生煤炉、挑水，就像电影《三毛学生意》一样，半夜一点才能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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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人情”
如今四五十岁朝上的上海人，对上世纪80年代末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滩冒出来的个体理发店可能记忆犹深。当时，××发廊、××发屋等各种名字洋气的理发店开遍了上海各区，在1989年就达到了600多家。
1990年，美容美发对市民来说，依然不是最方便。人民路这家简陋的理发店门口，两位妇女坐在长条凳上，涂了药水的头发被捂在了袋子里，正在接受“化学烫发”
而到了90年代末就是综合连锁美发店大发展的时代。1997年12月，文峰在上海开业，1999年永琪成立。之后名发、名都、金典年代、华都等美发美容连锁企业纷纷开业。
虹口区曲阳新村一处居民区的深处，张建安（化名）的理发店已经在这里扎根了30年。小店租用了一幢多层居民楼底楼的一套住房。周六的下午，笔者走进这里，六张椅子都坐着客人，老张手里的发推发出的“嗡嗡”声，几乎淹没在客人们七嘴八舌的喧闹中。
30年前，老张夫妇俩从苏北老家来上海谋生，选择了在这里落脚，靠自己的理发手艺吃饭。如今，两个儿子也接了父亲的手艺，全家一起上阵，理发、烫发样样精通。
“我的店不在路边，所以客人们几乎都是来自于小区里的熟客。”老张介绍。一位正在剪发的爷叔发话，老张的手艺相当不错，即便是最简单的洗剪，弄出来“头势老清爽的”，“价钿也比外面发廊便宜交关。周末嘛，来剪头要趁早，否则要等特一歇的”。
“潮流是一个轮回。”老张说，如今流行的男士发型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颇有相似之处，后脑勺底部、左边鬓角、右边鬓角都剃得极短，像是三面剃光了一样。“最早的时候就是都剃得很短，后来改革开放讲时髦，男同志头发也长了，剃鬓角不流行了。现在呢，又流行了，但也有不同，现在虽然三面光，有的客人对于顶上的头发还有要求。”
老张师傅有着经年的手艺，推一个头或许不能证明技艺的高下，但修面实在是门技术活。
一位刚刚剪完头发的客人躺在放倒的转椅上闭目休憩，老张用热毛巾给他敷脸后，抹上肥皂水，手里的剃刀转出“L”形，开始从额头到眉心顺着向下刮拂，把多余杂乱的汗毛一一清除，然后开始刮去脸边和下颌的胡茬，一边刮一边用手指抚摸着客人的脸颊和下颌，感觉到没刮干净的地方再仔细补刀，一套动作精准而有条不紊。
真正的修面高手一般玩的都是现磨的剃刀。厚实、有手感，刮几下就会在刀布上来回趟上几次，手法娴熟，很有技术含量。而且修的部位那是犄角旮旯都会顾及到位，包括眼睛、耳朵、鼻子、鼻毛等等，那是非常舒适的一种享受。
居民区里的理发店，顾客和剃头师傅，是街坊邻居，也是亲朋好友，生活彼此交融
“没有五年的基本功，是刮不好脸的。像有的客人满脸络腮胡子，连到鬓角，这种情况就要用热毛巾敷至少三次，胡子才能软下来，再糊上一层肥皂，才能润滑地把胡子刮干净。”老张介绍着修面的窍坎。
“你看看，这刮得多干净。”这位客人满意地摸着自己剃完须的脸，“别的地方做不出来的，还是这边有老手艺。这种清爽自己用剃须刀刮不出来的”。
老张开的是店面，经营的是“人情”。
在这片方寸的天地，顾客和剃头师傅，是街坊邻居，也是亲朋好友，生活彼此交融。“今天要吃什么好菜？”老张对来理发做头的叔伯阿姨们很熟稔。“呒啥好小菜，买点鸡蛋吃吃。”熟客麻溜地把两板鸡蛋往板凳前一放，挺身走向洗头盆。
门外，一位老伯探头进来，迟疑了一下，还是习以为常地坐到休息凳上，感慨一句，“今天这么多人啊，要等了哇”。
位于外滩后街元芳弄的“明丽美发”里，也多是附近多年来积累的稳定的老主顾。这些老主顾从上班到退休，一只头都交给了“明丽美发”。
理发店的老板周明丽是70后，扬州人。1994年，她在附近机电局内部的理发室上班，后来单位取消理发部门，她就在附近借了这间店面，开始个体经营。店内还有3个理发师，两个是她妹妹，一个是她妹夫。
这里不存在办卡模式，不需要用一张预付卡拴住客户。
街边理发店在日新月异的上海生存空间其实并不宽裕，但最终留下了那些不想被推销，又不想频繁更换理发师的客人。
在一个变化迅速的城市，安静、可信任的场合不多了。如果氛围足够值得信任，除了发型的故事外，更多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故事。认准了，就有那种安全感，知道理发师会把你的头发弄成什么样。这里虽然没有价目表，但顾客也知道，一次理发自己要付出多少钱，没有“套路”。
正是这样没有套路和多年来形成的邻居般的“人情味”，让这些理发小店和没有“总监”之类头衔的“剃头师傅”，得以坚持下来。择一事，终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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