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特派记者唐薇发自台北实习生江玮王琼慧
如今汪道涵夫妇和辜振甫均已仙逝，辜严倬云女士谈及20年前的那场会谈，对一些生活细节的记忆依然栩栩如生，而对那些庄严的政治谈判则讳莫如深，表示政治是男人的事情，太太们绝不参与政治。
尽管辜严倬绝口不谈政治，但政治依然无时无刻不包围着她。
电影《云图》有句台词：“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和其他人紧紧相连，过去，现在，每一桩恶行，每一个善举，我们孕育着自己的未来。”祖父严复，外婆宣统帝师陈宝琛之妹，父亲教育家严叔夏，母亲台湾五大家族之一板桥林家千金，大姨夫近代著名船政大臣沈葆桢之子，大舅妈清末大实业家盛宣怀之女，丈夫辜振甫。大时代中的种种蛛丝马迹，构成了一幅瞬息万变的图画，而今处在图画正中的，正是如今89岁高龄、人称“台湾妈妈”的辜严倬云。
如今，逝者已去，生者如斯，我们漂洋过海，独家专访海峡两岸近百年乱世风云的见证者———辜严倬云女士，她以一个女人的视角为我们揭秘庞大家族宗系背后跌宕起伏的大时代。
祖父
严复
我就生在“严复故居”那个房子里
画外音：辜严倬云女士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外婆身边长大，对外婆有很深的感情。而久负盛名却从未谋面的祖父严复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辜严倬云出生前，严复就去世了）。如今，留给她凭吊的只有福州郎官巷一座产权并不属于严家的庭院。
福州，有我祖父和外婆的家
南都：你还记得长辈的事情吗？
辜严倬云：我的外婆是陈宝琛的亲妹妹，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太傅。外婆大约20岁就跟外公结婚，嫁到了林本源家，也就是板桥林家。板桥林家是当时台湾的首富。后来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林家半夜里坐船逃到鼓浪屿，厦门鼓浪屿有幢白楼“林家花园”，就是我们家的，我外婆带着妈妈就曾住在那里。
那时候林家的家产都在台湾，但是不加入日本籍就没办法拿到台湾的财产。外婆为了财产，又回了台湾，让儿子入了日本籍，但是女儿和她自己都没有入。拿到台湾的财产之后，她不想跟日本人在一起，又带着儿子女儿回到鼓浪屿。住了几年之后回到福州发展，因为陈太傅在福州的权势很大。
你们现在到福州陈家，能看见一幢一幢的大房子，很大也很漂亮，现在的政府把它们修缮得很好，那里就是我外婆的家。外婆32岁守寡，“七七事变”那天，在福州过世，葬在福州。她一生都没有入日本籍，一直是中国人，她的女儿们也没有入籍。外婆非常爱国，我很为我的外婆骄傲。
外婆大女儿嫁给了著名船政大臣沈葆桢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第五个儿子。二女儿，就是我妈妈，嫁给了严复的第三个儿子严叔夏。我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外婆很慈善，很爱自己的乡亲，冬施棉袄夏施暑汤。那时候贫富不均非常严重。有钱人家里，比如我们家，7个人有二三十个佣人，佣人比主人还多，有烧饭的、洗衣的、带孩子的、还有丫头。
陈家家规严格，是从宫里学来的。我妈妈小时候早上要向外婆请安，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等人来请，晚上也要请安后才能去睡觉。我小时候也是受的这样的教育，觉得要长幼有序，不能没有礼貌。
祖父的那些事情，我都是听说的
南都：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祖父严复已经过世了，那你的父亲母亲有没有跟你谈过一些严复的事情呢？
我们严家三代医生，曾祖父医德非常好，大家叫他“严半仙”。他家里不是很有钱，可是是个好医生。福州有“三坊七巷”，曾祖父每天从杨桥巷出来，到福州街。他在城里开了一个门诊，每天坐轿子出来都要经过一个石桥，石桥两边都是叫花子，有的生了病。曾祖父一定下了轿子，给他们看病。叫花子哪有钱呢？曾祖父就把自己的钱垫上，还给他们钱。他在诊所看病的都要收钱，收有钱人的钱。
有一次福州发生了霍乱，曾祖父去救治，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药，他帮别人看病，自己也染上了霍乱，最后因此去世。那时候祖父才14岁，曾祖母还很年轻，母子俩靠曾祖母给人搓绳子、洗衣服赚钱，供祖父念书。祖父14岁时，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福州马尾盖了海军学校，首次送中国学生去英国留学，祖父被选上，14岁就去了英国念海军。
严复故居摆着我们用过的东西
南都：现在福州开辟出来的故居是真的吗？
辜严倬云：是的，我们租住过的房子在郎官巷，我就生在祖父租住的那个房子里。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祖父就说，若生下女孩，就要叫“倬云”。但是我还没出生，祖父就“过去”了。现在那些房子是政府所有的。在巷子中有一间辟做了祖父的纪念馆，那的确是祖父过世的地方，我三五年之前去的时候，那里面摆放了很多当年我们用过的东西。
南都：那个房子后来是后人捐赠给政府的吗？
辜严倬云：不是我们捐的，可能是“文革”时期划归政府的。现在我们在大陆根本没有房子。我们在北京的房子，祖父在天津的房子，通通都没有了，都是属于政府的。
南都：“文革”结束之后，大陆有陆续归还华侨、台胞的房产。
辜严倬云：是的，有的有归还，有的没有。我有好多朋友亲戚，拿着他们房子的地契来给我，常常都是上海、福州的房子。有人知道我是在做慈善的，想把他上海的房子捐给我，希望我去做儿童福利院。我就拿来地契，叫人去查，结果房子已经属于政府了。像我们在北京的大房子，在福州的大房子，已经被拆掉了。
父亲
严叔夏
全家就父亲一个人留在大陆
画外音：辜严倬云对父亲影像的记忆，只持续到1947年，那一年，父亲不愿离开故土，而她随着母亲踏上了赴台湾的轮船。这一别，就是一辈子。
1897年，父亲严叔夏出生于天津。1919年，父亲与母亲林慕兰结婚，定居福州郎官巷读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第二年带两个儿子随校迁到邵武，以后还到过闽清、南平等地，分别在福建学院和福建师专任教。抗战胜利后，妻子劝他一起迁居台湾，但他独留福州，仍在协和大学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严叔夏被选为“协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并担任政治课程。他对新中国满怀希望，诗赞：“明年春到花如火，锦乡江山万首诗”。1951年4月“协大”、“文大”、“福建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福建学院商科”合并成立“福州大学”，严叔夏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他调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1957年“大鸣大放”后，严叔夏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后，在福建教育学院任职。一年后病逝，享年65岁。回忆起这段惨淡的日子，虽与父亲再未谋面的辜严倬云戚然。
我父亲啊，非常之爱国
南都：你还记得你的父亲吗？
辜严倬云：我父亲啊，非常之爱国。抗战的时候，我们逃到上海，他不去。他说：“我要进内地。”他就去到邵武，福建的一个很山区的地方。他带着我哥哥跟弟弟进去，我妈妈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逃到上海。
南都：你的哥哥弟弟后来是不是也随父亲留在了大陆，没有来台湾？
辜严倬云：他们被带到内地，在邵武参加了国民政府青年军。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做了个教书匠，任福建协和大学（现福建师范大学）的校长。自从我们1947年分开，我再没见过我父亲，最初一年一点音讯都没有。
我哥哥和弟弟去内地后，跟着青年军，一路翻山越岭，从福建爬过山头，最后逃到了台湾，终于见到了我们。兄弟都出来了，只有父亲一个人没有出来。
后来，那边逼我父亲登报跟我妈妈离婚，离婚以后，和他的学生结婚，她一直照顾他，对此我很感激。那个时候大家很苦，老百姓过得很惨。父亲受不了，就站起来“大鸣大放”，大骂当时的政府说：“你不应该这样子，你把老百姓弄到生不如死？”
曾到金门用气球给大陆送食物
南都：后来呢？
辜严倬云：我父亲因为是教授，对他特别好，没有去劳改。我父亲看到这样的劳改方法，感到不平。我父亲没办法忍耐不讲。他站起来。
那时候，“那边”叫做“大鸣大放”。我父亲站起来大骂，真正的自由，是大家过平等、快乐、好的生活。你怎么可以让一部分人去劳改，生不如死。因此我父亲就被关起来了。父亲在那边被软禁，苦得不得了，没有东西吃。后来父亲很忧郁地“过去”了。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是大陆最惨的时候，那个时候大陆没东西吃，我们在这一边，吃的东西很多、很富裕，米啦、糖啦、香蕉啊、水果啊，一大堆。在香港有一个商店，专门帮我们给大陆需要钱的亲属寄钱过去。可是我们这边（台湾）寄钱，可不能让这边的政府（台湾）知道的。那时候台湾当政的是“老总统”（蒋介石），反共到极点，稍微有一点牵连，就要下牢狱。可是我父亲在大陆没有饭吃，因此我拜托我的香港好朋友，向他每个月借点钱，经过那家商店寄过去，养我的父亲。
我还冒险坐过美军给我们的破飞机，飞到金门用气球送食物。当时我们“妇联会”买了许多大米、面饼等吃的东西，把东西绑在几千个气球上。到了金门，正对着厦门，我们就站在一个山头上，请几百个大兵哥替我们抓住这些食物，看准风向，嘭，飞过去。
南都：是热气球吗？还是就普通的气球？
辜严倬云：就普通的气球。小孩子玩的那种。几千个。我们那时候，爱国心很重，爱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自己的同胞在那边没有东西吃，吃香蕉皮啊什么的，太苦了。我们在这边有东西吃，就从金门飞到厦门，去接济那边的同胞。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所以两岸人相亲相爱，真的，不能打，大家相亲相爱是对的。你看看，大家都是中国人，干吗不能相亲相爱。
嫁给辜振甫
曾逃婚，但算命先生说我一定会嫁给他
画外音：得知母亲有意促成她和辜振甫，年轻的辜严倬云起初并不情愿。从小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她，不愿接受在日本教育环境下长大的伴侣。她甚至逃婚以明志。然而一位偶遇的算命先生，改变了她的决定。既然是“逃不掉”的姻缘，只好面对。她没想到的是，丈夫竟是这样一个“翩翩君子”。如今丈夫已经离世多年，她仍然带着当年的订婚钻戒。
第一次与辜振甫见面，是在狱中。日本战败后，与国民政府在台湾的政权交接出现真空，日方于是劝说辜振甫等台湾士绅担任“治安维持会”委员。1947年7月29日，辜因此被国民政府判刑两年两个月。在牢狱里，辜振甫与一同入狱的辜严倬云的舅舅、板桥林家林熊祥成为患难之交，并第一次见到来监狱探望舅舅的严倬云。出狱后，舅舅便把严倬云介绍给了他。就在辜振甫一生最暗淡的时刻，严倬云走进了他的生命。
老实说，我那时不想嫁给他
南都：你是怎么认识辜振甫先生的？
辜严倬云：那时我大舅舅林熊徵过世，我跟妈妈来台湾奔丧，然后去看望关在牢狱的二舅舅。辜振甫跟我的舅舅一老一少，两个人关在一起。我去看我舅舅，被我先生看到了。我当时却没看见他，谁去看那个辜振甫啊（笑）。我舅舅很爱辜振甫，就跟对儿子一样。他去跟我舅舅说，这样来追的我。我那时候已经25岁。
南都：当时台湾的一些报道还说，你和辜振甫先生的第一次约会还是舅舅陪着一起去的，舅舅是个大电灯泡？
辜严倬云：是，是个大电灯泡。老实说，我那个时候不想嫁给他。我想逃婚。我觉得他受的是日本教育，我受的是中国教育。受的教育不同。日本人都是太太要拿一个小包袱跟在后头，都是在家里。日本人大男子主义严重。我当时就想，我要是嫁给他我就倒了霉，我宁愿终身不嫁。我拒绝，逃婚逃到别的地方去。我妈妈都找不到我。
南都：妈妈喜欢他？同意这门亲事？
辜严倬云：妈妈相信他的弟弟，说这个人怎么怎么好。我不相信，还有一个，我很爱国，而他的父亲辜显荣，大家在大陆都骂他汉奸。
算命说逃不掉婚，我就回家了
南都：就是你的公公？
辜严倬云：对。就骂他汉奸。现在有平反，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为了救台湾的老百姓，牺牲他自己，这一点算是英雄了。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都说辜显荣带日本人进来。
我当时很有爱国热情，就决定逃婚。我逃到一个从小带我的阿姨家里，她名叫竹报。“竹报平安”，取这个吉祥的意思。她是我外婆的丫头，后来伺候我妈妈，帮我妈妈照顾孩子。
在台湾的圆环，有一个算命的瞎子，到了傍晚就会出来，大家都叫他“红皮鞋”。我们外省人都很相信他。因为他讲一句，千真万确，非常准。
刚好有天傍晚，“红皮鞋”出来给人家算命，拿一个东西“叩、叩、叩”地在路上一边打一边走。这个瞎子经过的时候，竹报阿姨就把他叫进来，请他算。那个瞎子就说：你啊，小时候家里很苦，被人家卖了。被卖到人家，伺候人家长大的。不过呢，你后来出嫁，有一个好儿子。你身上有一个什么地方有一个红痣。
咦，好像看见一样准哦！阿姨就过来说：“小姐，小姐，你快出来。你看，他连我身上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痣都能说出来。”
我就出来。竹报对瞎子说，这是我的女儿，你看，她的命到底好不好。“嗯？这个人是你的女儿？你怎么会养出这样的女儿？这不是你的女儿。”一下子就被否认了。“这个小姐啊，年轻的时候啊，生在一个富贵家庭，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啊，有一段很苦的生活。可是这个人啊，将来是‘一把阳伞遮尽人’，就是会帮很多很多的人。你绝对养不出这样的女儿。”
竹报就说：“现在啊，她有一个婚姻，她不肯嫁，逃到我这里来，你看这个婚姻好不好啊？”这个人就对我说：“小姐，这是老鼠逃进牛角尖。”就是说我怎么都逃不出这个人，我最后一定会嫁给这个人。他说：“这个人是天替你选的，嫁给他福气无穷。”我当时就奇怪了，他怎么会看得这么准。后来我心里想，既然“逃不出来”，那我就回家（笑）。
我回家答应舅舅跟辜振甫见面。一见面，就觉得他文质彬彬啊，看他讲话，并不是没有念书的人。是一个翩翩的君子少年。就答应跟他约会。约会了8个月，就定了下来。
等孩子睡了，我们会出去看电影
南都：你们当时也会看电影吗？
辜严倬云：会看电影。他带我去的地方非常好，打高尔夫球、看画展、听交响乐。有一件事情我很感动。他有一个穷画家朋友开画展，他带我去看，我看见他悄悄地包了一个红包，趁人不在，把他那个朋友叫到旁边，把那一包的钱塞给了他。恐怕是那一包的钱触动了我的心。我当时就想，哎，这个人还不错，还懂得去帮助他比较苦的朋友。这个是大大地打动我的心。后来他做了很多好事。婆婆也好得很。
南都：婚后生活怎么样？
辜严倬云：我嫁给辜振甫以后，接着就养了5个孩子。差不多十几年，待在家里，照看孩子，伺候婆婆。有时带着孩子出去玩玩、旅行，有时候跟朋友见见面。我不会打麻将。辜振甫喜欢看电影，有时候等孩子睡了，就出去看看电影。去西门町，都是看晚上9点的电影，要等孩子睡了。
南都：但是按照辜先生这样的地位背景，应该不用你亲自带孩子的，没有保姆吗？
南都：你的婆婆也是鹿港人，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台北吗？
辜严倬云：婆婆很年轻就嫁给了公公，台湾人有很多个太太，她是其中一个，就养了辜振甫一个孩子。公公最爱这个儿子，所以他受的教育非常好，婆婆非常自豪。在当时那种很多个太太的家里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我嫁过来，辜振甫就已经独立了，就跟大家庭分开了。所以婆婆跟我们住在一起，没有那么多太太，家里比较简单。
他走后，我一直戴着订婚的戒指
南都：你戴的这枚戒指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辜严倬云：我这个戒指，我一直戴，这是我先生跟我订婚的戒指。
南都：辜振甫先生很爱你吧。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订婚礼物，一定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辜严倬云：嗯。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戴，我嫌它大（注：起码有3克拉以上的钻戒）。等他“过去”以后，我就一直戴着，纪念他。这是他给我的头一个戒指，订婚戒指。
南都：那个年代就送你这么好的订婚礼物。
辜严倬云：他家境很好。不过我跟我先生结婚，有一阵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家苦得不得了，借债过生活。债主来的时候，辜振甫躲起来，我去跟他讲：“拜托拜托，让我们晚还一点。”
南都：有吗？
辜严倬云：当然有！我们有在香港住过三年。那个时候辜振甫刚从监牢里放出来，没有工作。他对监牢怕得不得了，对台湾怕得不得了，担心要有什么人再把他绑进监牢去。所以我们当时就去了香港。
丈夫
辜振甫
汪辜会谈是男人的事，我们决不参与
画外音：辜严倬云出自名门，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并善于交际，婚后她协助辜振甫开展经济外交，表现出了很强的活动能力。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把原来公营的台泥、台纸、农林、工矿等四大公司开放，交给民间经营，这一举措给了辜振甫等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以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企业——台湾水泥公司（简称台泥）为大本营，在台湾政经舞台上使出了浑身解数，经营才干得以充分发挥，个人声望也扶摇直上。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与扩展，辜振甫成为了台湾工商界的“龙头老大”。据统计仅辜家和信集团在海外的资产就达171亿台币，亚洲、欧洲和美洲都分布有它的事业。而辜振甫一生最辉煌的业绩，却是作为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会长促成了“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使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对话有了基础。
政治非常秘密，太太都不能知道
南都：辜振甫先生是海基会第一任会长，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希望踏入政界，还是蒋公和夫人选择了他呢？
辜严倬云：是蒋公和夫人。蒋公用人要看相，一定要把人叫到面前来看。蒋公很欣赏辜振甫。因为那时候大陆来的人少，如果不收台湾人心的话，如何能够两岸和平相处。因此他那个时候就用了很多台湾人。头一个被栽培的台湾人，就是辜振甫，他那时候30多岁。
南都：1993年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一起进行了会谈，这也是两岸40年来的首次沟通，辜振甫先生有没有透露过，这次会谈，台湾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初衷是什么？希望将两岸的关系推进到哪一步呢？
辜严倬云：我告诉你，他们做这种事情啊，非常非常之秘密，太太都不能知道。
南都：什么都不能说？
辜严倬云：什么都不能说。就比如说汪道涵先生也不能跟太太讲什么。他们去会谈，我们两个夫人绝对不能跟他们坐在一起。我们两个夫人去旅行，就带着一个小姐，安全人员。在北京就去看故宫啊，在新加坡就去看新加坡的鸟啊、艺术品啊，绝对不能参与政治问题。
南都：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也不能谈及当时的话题吗？
辜严倬云：不能，我们不参与在其中。
南都：那当时汪道涵先生邀请你和辜振甫先生与海基会成员参加了一个宴会，其实宴会的菜单是大陆方面精心制作的，上面的菜名很独特，分别是情同手足、龙族一脉、琵琶琴瑟、喜庆团圆、万寿无疆、三元及第、兄弟友谊、燕语华堂、前程似锦。你对这些还有印象吗？
辜严倬云：这些吉祥话我都记得。
南都：这些小细节还是很贴心的。
辜严倬云：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好的事情我都会记得。不只是对自己好，而且是对两边都好。我跟你一点都没有说假话，上天有神看着我，我不会讲假话。
南都：汪道涵先生曾说，辜振甫先生去汪辜会谈是“忍辱负重”，因为在此之前，辜振甫先生被要求去台湾“立法会”接受质询，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辜严倬云：这秘密得不得了。
南都：辜振甫先生在家里有没有跟你提起？
辜严倬云：不能讲。他要是讲了连命都没有了。这个就是政治的可怕。不要做政治。政治没有秘密，政治就完蛋了。
汪道涵先生还是我的校友
南都：你对汪道涵先生有印象吗？
辜严倬云：汪道涵先生是个好人。他还是我的校友。他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然后念交大。我是在福州读进德小学，然后也到上海南洋模范念。南洋模范中学分男校和女校，汪道涵先生念男校，我念女校。汪道涵先生的太太也是念南洋模范。我们都是念“南模”，好好玩啊。
南都：那当时他们会谈，你和他的太太也有很多话题聊了？
辜严倬云：他们会谈，我们女人不能参加。我跟他太太就谈我们妇女的工作啊，怎么帮助需要帮助的妇女啊，这类的。夫妇两人都很好。可惜他太太那么早就“过去”了。唉呀，心里那么难过。汪道涵先生真是好人。我的先生先“过去”。“过去”不到几个月，他就“过去”。我就到上海给他奔丧。
南都：到现在为止，大陆都觉得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这样的一种台湾杰出人士和大陆杰出人士的会谈，真的是天生一对。而且他们都是谦谦君子型的，无论是行为谈吐，还是教育背景，两人都是一流的匹配。
辜严倬云：他们开启了两岸的和平交流。我一直同意两岸和平相处。我们同是炎黄子孙，什么缘故要做敌人，我不懂。做敌人的人，都是要做大官，要争权夺利的人。真正爱自己老百姓的人，爱自己人民的人，都是我爱你，你爱我，我也不想抢你的东西，你也不想抢我的东西。
主持
“妇联会”
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这是我们的原则
画外音：出生于佛教徒家庭，信仰基督教，辜严倬云始终相信人性善的一面。在宋美龄的培养下，她接手台湾“妇联会”，并定下“不干预政治”的原则。她相信慈善要从小孩子做起，以免“让金钱和权力遮住了他心里慈善的荫”。她的信仰让她很平静。
蒋夫人自己搞政治，但劝我不要做政治
南都：你是台湾“妇联会”主任委员，这是宋美龄女士在台湾创办的妇女组织。当初接手妇联会是辜家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
辜严倬云：完全我自己的意思。
南都：辜振甫先生支持吗？辜家支持吗？
辜严倬云：我做慈善他很支持。他不喜欢我做政治。可是夫人的工作里头多少有一点政治，而我也没有去参与竞选啊、没有去做大官啊，所以这一点他还接受。我一直在后面做一个慈善的推手，办一家孤儿院、办一家医院、帮助听障的孩子……
南都：你接手妇联会时，曾要求宋美龄承诺“不干预政治”？为什么一定要远离政治？她赞成吗？
辜严倬云：夫人非常赞成。蒋夫人自己搞政治，把社会工作交给我。她跟我说，你不要做政治，你不是做政治的人，所以妇联会没有做政治。
我没有出来竞选，没有出来争锋，就是一直帮助贫病残障，我们的宗旨是：凡贫病残障、孤苦无依者，都是我们帮忙的对象。所以我们现在发奖学金，也是在全岛发奖学金。夫人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是反对党，可是我的赞助奖学金什么的，民进党一样拿。因为都是我们的同胞，并不是因为你是民进党所以我不给你，那这叫什么慈善。
一样的。所以他们问我你到底是什么党。我说夫人的这个是国民党，当然我不能变成民进党。可是我救的人、我爱的人，什么党的人我都爱，只要是好的人；如果是坏人，什么党的人我都要攻击他，国民党的人我也要打他。
南都：你跟宋美龄女士的关系很好。
辜严倬云：夫人在训练我的时候，常常叫我去家里吃饭。在士林官邸。她喜欢吃稀饭，我也喜欢吃稀饭。常常就两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谈话。
南都：谈些什么？
辜严倬云：有一天就谈到有个人背着她做了些事，她很生气。我跟她说不要气，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坏人。她说：“啊？怎么没有坏人啊？”我跟她说，人之初，性本善。你在大陆有没有念过《三字经》？人，真正的人，哪有从肚子里出来就是坏人？都是外面的环境造成的。生在一个好的环境，受好环境的熏染，就变成好人；受坏的环境的熏染，就变成坏人。
不过夫人她给我一句话，她说：“你这种心思是很好，你记住，到你在某一个地位、或者某一种环境的时候，可能有人会利用你，那么那一个人利用你做的是好的、坏的，还是怎么样，你要注意，你要防。”我就一直记在心里头。
脑子里头已经有一两个“接班人选”
南都：你的信仰是基督教还是佛教？
辜严倬云：我是基督徒，可是我的家里是信佛教。妈妈爸爸都是信佛教。我不排斥佛。我也相信佛会救人的。
南都：你现在年纪也大了，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呢？
辜严倬云：一天到晚都在找。现在脑子里头有一两个，不过还不能告诉你。我希望她们会有意愿来做，我这个老太太就可以退休了。
南都：你的子女中间有没有谁是愿意来继承你的慈善事业的呢？
辜严倬云：我的子女个个都想做好事，都还蛮好的。
南都：他们现在都在台湾吗？还是在海外？
辜严倬云：都在台湾。是孙辈都在美国。
南都：再有人接手妇联会，你对她们首先的要求会不会是，妇联会不能沾政治？
辜严倬云：妇联会不谈政治，但是他们偏偏就要把政治绑在你这个妇联会头上。我每天都重申我们妇联会的宗旨——凡在台湾贫病残障、孤苦无依者，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不参与竞选，不参与任何的政治斗争，这是我们的原则。
南都：但是难免会有人来拉拢你。
辜严倬云：会有啊，我们会拒绝。
南都：可是有很多人是跟辜家有交情，或跟板桥林家有交情，会不会不好意思，面子上过不去？
辜严倬云：要看情形啊。要看自己怎么样判断，要有很明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