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昆明。春城落雨，霎时寒气袭人，却平添了几分寂寥的诗意。在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的云南师范大学，来自国内外的诗人聚集在一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诗歌。
穿行在雨中的校园，让人想起关于这座城市、关于诗人于坚的诗歌，比如《避雨的树》:寄身在一棵树下/躲避一场暴雨/它用一条手臂为我挡住水为另外的人/从另一条路来的生人挡住雨水/它像房顶一样自然地敞开让人们进来/我们互不相识的一齐紧贴着它的腹部/蚂蚁那样吸附着它苍青的皮肤它的气味使我们安静/像草原上的小袋鼠那样在皮囊中东张西望……我知道它不会倒下这是来自母亲怀中的经验……
于坚的身份是云南师大文学院的教授、《诗与思》的主编。他的嗓音有些沙哑，亮脑门，大眼睛，和善地笑。采访的过程中，于坚的手机不停地响。他抱歉地说，自己现在干的都是以前从来没有干过的事儿。他笑呵呵地:“我是受歌德影响，他管理魏玛剧院也管得很好啊，我可不是那类玩风流倜傥的诗歌才子。”
他主持的西南联大国际文学节，少不了由他出面，邀请嘉宾、迎来送往……就连参会者背的白布包，都是他亲自设计。与其说他事无巨细的勤勉，不如说，他为云南师大这场史无前例的诗歌盛会、为诗坛相交至深的朋友之情、为中国诗歌在时代滚滚洪流中向前发展助绵薄之力而倾尽所能。
上世纪80年代，于坚、韩东等创刊的《他们》，成为第三代诗人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多年来，他的身影活跃于国际诗坛，德语版诗选集《零档案》获德国亚非拉文学作品推广协会主办的“感受世界”——亚非拉优秀文学作品评选第一名以及2012年《人民文学》散文奖、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全球摄影大赛华夏典藏奖等。同时，他的散文集、小说、纪录片等也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于坚的诗》重印三次，发行两万多册，诗集《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起印即一万册，这样的影响力在当下文坛尚属少见。
我们先从刚刚出版的还散发着墨香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于坚最新诗选集《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谈起。
读书报:《我述说你所见》这部诗集的编选是什么标准
读书报:由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主办的《诗与思》也在国际文学节上推出，作为主编，能否谈谈《诗与思》的主旨和追求
于坚:当我着手编辑本刊的时候，想到的是保守这个词。保守这个词在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中很背时，为人不齿。积极进取是时代的常态，影响到诗人，积极之诗也非常普遍。先锋就是积极，诗人作为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也是势所必然。积极指向未来，保守却是守成。
读书报:40年来您对于诗歌理解的变化，是怎样的
于坚:早年是非常感性的写作，不太重视对诗歌本身的思考，对诗歌传统的研究和思索也总是在感性的层面，缺少理性思考，有某种感觉和语言冲动就去写，有一点逞才使气，这种写作我觉得并不是专业的写作。最近二十年，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才子型写作，面对日益丰富的世界时不能够完全地表达存在。现在我越来越重视经验性的写作，对语言有一种自觉的把握，有更为深入的思索，而不仅仅是有点感觉就去表达。感性不是贬义，感性也可直达人心、直抵真理，但我以为中国思想并没有对先哲们感性的、直觉的真理进行更理性的思索。宋代的理学有过这种努力，但是还不够。
王安石有《伤仲永》，仲永其实是某种中国传统，不是个案。中国有很多诗人都是仲永，靠着才气写作，将才气作为饭碗，一本书混一辈子。少有歌德那样的道成肉身的、匠人式的写作，写作是专业而并不是职业。过去我老害怕“专业”这个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中国诗人都有这种恐惧。理性层面控制得越厉害，离诗的悟性越远。但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是如何把握语言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我们时代的语言边界与古代是不一样的，许多古代世界黑暗的部分，被现代照亮了。像《万有引力之虹》那样的作品，如果没有现代物理学的语言出现，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比如理性，这不是个人是否愿意的问题，现代化就是一种巨大的理性存在。仅仅率性而为的写作显然无法把握我们时代的更奥秘的诗意。
读书报:当您倾向理性的思维，会有何利弊得失
于坚:我可能会远离80年代和90年代的读者，他们喜欢我的感性的诗歌，可能不能接受我现在的写作方式，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首先，写作是表达我对世界的感悟，写作不是诗人顺应时代，而是时代向诗人脱帽敬礼。我不同意诗属于青年这种幼稚的说法，杜甫、苏轼的诗只属于青年么那些伟大的作品同样令世故的人群震撼，包括政治家。我们时代受“少年中国”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诗人想象的读者是毛头小伙子，海子的诗打动不了成熟的人，更别说那些老于世故的商人政客。如果想象的读者永远是少年人，诗歌很难走向成熟。我想象的读者是没有年龄的，如果只是将诗理解为一种语言的青春期，这些读者看我现在的诗可能会有隔阂。
读书报:有一段时期，日常生活是您创作的重要主题。
读书报:很多时候，大家常规中的印象是，“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
于坚:我认为诗不能只是简单地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不能仅仅停留在怀疑和批判的层面。20世纪末期一些中国诗受西方推崇，主要还是由于它们暗示了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批判、反抗的主题固然重要，但这种写作也遮蔽了另一方面，就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穿越、控制、摧毁普通人的永恒世界，这个生活庸常的美丽是不以历史运动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暴力都无能为力。这种日常生活世界的美，不是时代赋予的，而是自古就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我的意思是，就是在奥斯维辛，你也可以看见一个女子如何用想象中的粉涂抹自己的脸颊。这是庸常的，无奈的也是超越性的，没有时代地域的。我以为文学应该表达这些。最近门罗获得诺奖，我几年前看她的作品，就说她会得奖。我喜欢她小说中表达的日常生活的深度，在庸常的家庭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中国当代文学在这方面表达太弱，还在批判、怀疑、解构的层面。就像798那些东西无论在拍卖行价值如何飚升，它们只是时代性的，我没有看到生命的美好，在地狱深处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