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维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出身、年幼时受的教育以及当前自身的利益角色。”黄峥的这个观点，自己就是现身说法。
中学和大学是世界观、价值观成型的时期，第一份工作是商业观建立的时期，如今的黄峥正是受益于这两段经历。
1.眼界和思考方式
12岁到18岁，黄峥度过了和一般人的学生时代不一样的6年。杭州外国语学校虽然看名字像是学外语的，但实际更多指的是在教学上的国际化。杭外的特点是六年一贯制，保送大学比例高。这意味着其受高考的影响很小，教学上可以自由发挥。此外，黄峥杭外160多位同学中，有不少是富二代。
在黄峥的记忆中，好些节课在看美国大片（1992年-1998年），较早地接受开放的文化，给黄峥在思想和眼界上带来了更早的启蒙。
和杭外的同学们互相影响，让黄峥形成了和其他中学的人不太一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黄峥对当时的评价是，“接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早，程度也更深，比例更大，比其他同龄人要更为liberal（自由主义）一些。”
黄峥的大学是在浙江大学混合班，浙大竺可桢学院的前身，享有非常好的资源、机会和自由度。大一的时候（1999年）黄峥入选入了MeltonFoundation（梅尔顿基金会），浙大的混合班是MeltonFoundation在中国唯一选拔成员的一个地方，每个地区每年5个人，另外的四个地方是印度，东德，智利和美国的黑人地区。
入选后黄峥得到一台电脑和全年的免费上网，这给了其机会可以和其他地区的同龄人用邮件建立联系，更加方便地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思想和文化。成员之间每年飞到一个成员国，呆在一起10天左右开年会，讨论和玩。
这样每年一次的聚会，让黄峥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其他国家的同龄人的起居习惯。也是在这时，黄峥深刻地意识到，世界上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是如此的不同，出发点、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做事情的方式，是其之前完全不知道、也很难想象的。
2.错位竞争
这种认知的延伸，是让黄峥意识到，“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圈子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并成为黄峥延续至今的一种思考方式。
黄峥依然清晰记着罗素《幸福之路》中一个观点，“一个地方的非主流很有可能是另一个地方的主流。在当时英国的罗素看来，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是比拼财富。而在英国有贵族阶层的时候，贵族阶层的比的更多的是非财富的东西，如艺术。”
这可能是黄峥对下沉市场机会思考的源头。
黄峥自认为自己的学生时代是非常幸运，甚至是有点特殊的。学生时代的经历，让黄峥有了3个深刻的认知：
③钱是工具，不是目的。
这个时候，黄峥才22岁。
3.钱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钱是工具，不是目的”，这个认知也对黄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是在学生时代就产生这样的认知，黄峥可能很快就泯然众人了，因为黄峥参加第一份工作后，很快就“暴富”了。
“瞬间有了太多的钱，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开始去寻找新的乐趣和事业，但是往往那些新的东西他其实不擅长也未必喜欢（开飞机未必行，搞望远镜搞不来，创业不适合做老板但又在了老板的位置上）。”
曾经被问及财富自由后再创业的目的是什么，黄峥的回答是“你做了一个东西别人觉得还有点牛逼，有点不一样，还能尊敬你一下。”而黄峥眼中的尊敬是独特，使得别人没法跟你等量齐观的比。
黄峥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是一直要我学先进，立志做个有用的人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对人生楷模、人生目标，甚至是人生意义的思考都是非常早的。”
黄峥对市场的思考主要在三方面：劣币的产生、解决以及供给与需求的机会。
1.劣币的产生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产生，在黄峥看来是人性使然。
公众中的个体出于自我保护，互相之间不团结，而最终赢家是单体力量更强的规则组织者。甚至，个体在劣币的泛滥中自身没有阻止的动力。“每个人希望做的只是将自己的劣币花掉，换取别人的良币。这种自私，导致个体最终整体吃亏，每个个体想自保也保不住。”
这个模型中，涉及到组织者，相比于劣币驱逐良币，黄峥认为更值得研究的是另外一个现象，电影院现象。
即，电影院里如果前排的人站起来了，那么后排的人也会站起来，结果本来大家可以坐着看的美事，变成了所有人都站着看的辛苦事。
在这个模型中，没有组织者的角色，完全是一个缺乏外部强制力的自私个体的群体，可能出现的一种集体自我伤害的现象，谁都没有真正获益。
黄峥认为，电影院现象更符合市场的实际现状。
2.老鼠屎的比例
黄峥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比例问题。没有100%完美的模型，在一定比例内，系统可以自我净化，而超过这个比例，整个系统就会崩溃。但这个临界点很低，质变也许就在1%还是5%的区别上。
“比方说一组人如果骗子的比例只有1%，那对群体作无罪推定这个社会是可以高效良性运转的，但有可能这个比例上升到5%、8%，再作无罪推定就会把其他人逼向骗子一方，这种情况下这个社会就只能作有罪推定，这样一来就是性质上的差异了。两个体系的文化运转效率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要防止这1%或5%的老鼠屎掉入汤里。
解决问题有两个方式：大范围整肃、渠道价值。
1、大范围整肃，需要付出巨大的能量
黄峥举的例子是，
纽约整治公共场所涂鸦，据说曾经纽约曼哈顿的中央火车站每个都被人涂鸦，为了整治这个，市长花了很大的力气，每天去刷一墙，别人涂一点，他也刷全部，连续反反复复很多很多天，涂鸦才逐渐变少，然后变没有。据说新加坡治理随地吐痰也类似，付出了很多很多倍于破坏者的代价才扭转了“风气”，形成良性运营的体系。
在零售行业，这其实对应的是大规模的打假。
2、渠道有价值，贵的却好卖
另一种则是利用渠道，在商业上有个值得讨论的现象是有时候东西贵了反而好卖。
查理·芒格在他的书里就多次说过，“我们在消费品，商用软件，硬件等领域也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这种贵的反而卖的好的现象甚至都有可能是好些领域的主流。”
渠道和服务的增值、信任，减少了系统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虽然违反了经济学教科书所讲的价格供求线原理，但这类显现非常的多。
很多人不明白为何精英范儿的黄峥，会对下沉市场如此感兴趣。社会价值的追求也好，商业机会也好，黄峥看到的，是市场需求变化带来的巨大机会，以及“反向保险”这一理念的尝试。
1.供给和需求
一次和朋友关于服装生产历史的聊天，让黄峥对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产生了兴趣。
大规模的批量服装生产是一战的功劳，战争引发的快速大规模生产衣服的需求，催生了今天的尺码标准。这背后，其实是需求端超级应用场景的出现。
黄峥总结了需求的三类变革：
①第一类变革源自人类的贪婪和追求，满足的是更快、更多、更好、更美。这种需求一直存在，当一种贪婪被满足，另一个贪婪又会出现，比如飞机满足了人们想飞的需求。
②第二类是新的应用场景出现，比如一战中对标准化服装的大规模需求。
③第三类是需求的收集变革，比如LBS的出现。
“原有的电子商务只解决了信息化，竞争的激烈让工厂的生产和市场脱节严重”，黄峥看到的是需求的新可能，对供给的改变，“需求是拉动供给的牛鼻子”。
这样来看，拼多多的社交元素，需求端是根，社交只是手段。
2.“穷人”和“富人”
在黄峥的眼里，穷人最宝贵的资产是“意愿”。
巴菲特的保险帝国也给了黄峥启发，不同的是，黄峥思考的是反向保险的可能。
保险的商业形态中，“富人”有资本、“钱多”，因此抗风险能力强；“穷人”“钱少”抗风险能力弱，“穷人”需要向“富人”购买抗风险能力。而结果是，保险进一步促进了财富从没钱人向有钱人的转移。
巴菲特是通过投资赚钱，再将钱捐给盖茨，让盖茨去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这是黄峥认为巴菲特最潇洒的地方。而黄峥想把金钱的这个流动直接倒过来。这也是黄峥早期的认知的一个体现，钱是工具，不是目的，黄峥想的，是用这个工具，做点什么。
反向保险的理念，是“穷人”将自己最宝贵的购买意愿和规划卖给“富人”，从而降低“富人”的生产风险，而让“钱”周期更短的钱从富人向穷人回流的循环。这里的“穷人”和“富人”指的是弱势的消费者和相对强势的生产者，而“钱”指的是部分的让价、折扣，“反向保险”是生产的确定性。
这就是拼多多的C2M反向定制。
可能是因为和巴菲特的理念相通，黄峥偏爱罗素的《幸福之路》，他自己总结了这本书的三个道理：
①要有勇气去面对常识，用常识做理性的判断，用理性的意念指引自己的行动。
②要把对成就一个无限完美的自己的兴趣，转移为对外部客观事物的兴趣。
③对不可改变，不可能征服的事要会放弃。
2006年，段永平以62万美元的价格拍下了巴菲特的午餐，在和巴菲特共进午餐时，段永平特意带上了年仅26岁的黄峥。黄峥也因此受益匪浅，在商业、资本等的思考上，都有着巴菲特的影子。创业如投资，投资如创业，但都围绕着常识、长期、价值，这是黄峥为数不多的公开采访中提到最多的。
在价值的理念上，黄峥看重的是：方向、复利、可靠，以及资产和费用的辩证转化。这4个方面关乎资产，也关乎人。
1.方向
而对黄峥来说，他的选择是，正确而难的事。
一个好的公司应该去花力气去解决/克服那些正确又难的问题，而不是四处捡一大堆芝麻（四处捡芝麻的心态往往是连芝麻都捡不到的，这和积小胜为大胜是完全两码事）。
在巴菲特的理念里是投资，是价钱，对黄峥来说就是创业需要付出的代价。
2.复利
巴菲特是长期价值主义，看重复利是其投资的诀窍。段永平是巴菲特的信徒，又是黄峥的人生导师。
从这两个人身上，黄峥都得到过同一个道理，快就是慢，慢就是快。用平常心来做事情会更好，其实平常人很难有平常心。
“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哪怕慢一点，犹如投资中的复利连续20年20%的年回报是很厉害的，远比今年涨100%明年跌50%来得收益高。”
3.可靠
“如果你把你的每一个同学当做一个公司，然后你要把自己当前所有的钱投给一个“他”，占5%，你会选哪一个？往往你不会选最聪明的或是能力最强的，而往往你会选最可信赖的。”这是巴菲特和盖茨在某次和MBA同学的对话中问台下的同学一个话题。
黄峥认为创业也一样，“我们要的是可信任的长期搭档，而不是看似能力很强却永远不知道他会不会背后捅刀的人。如果你感觉一个人长期并不适合团队，但有一时之用，这样的同事招进来往往令自己后悔，如果这个不合适的人是合伙人，那就不光是后悔，而是后悔莫及了。”
4.资产与费用
“如果费用都变成了可增值资产，那估计我们的CFO、投资人都要笑得睡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