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解放和接管上海的过程中，大批从山东等老解放区抽调来的干部参与其中，既包括成建制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又包括奉命组建的公安、财经等专门机构的干部队伍。南下干部，怀着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千里迢迢从山东等地来到上海，他们克服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情况不明等诸多困难，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他们身上体现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全党抽调干部接管上海
作为部署解放和接管上海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上海干部配置非常重视。1949年3月14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中央召开关于人事安排的座谈会，定下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重任在肩，陈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就提出“希望全党抽调干部帮一把”，“最头疼的”是接管。
在周密部署军事进攻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从老解放区、香港等地抽调大批干部，从组织上为接管上海作准备。事实上，从1948年9月开始，华东局组织部、军政治部就开始抽调南下干部。10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正式给各中央局发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并要求华东局落实15000名南下干部的指标。随后，华东局于12月25日发出指示，决定主要从山东解放区抽调干部。
曾担任华东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解放初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王尧山回忆：
1949年初，华东局着手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济南解放后，我被派去负责工会及工厂的调查研究工作，发动职工配合解放军接管济南。一天，忽然接到华东局指示，要周林、赵毓华等同志和我负责组织和率领一支“南下干部纵队”，参加接管上海这个重大任务。这个纵队主要由华东局的干部和山东、苏北解放区各区的党委、地委、县委配备的党政军整套班子组成，还有一部分是上海撤出来的地下党的干部。
南下干部王中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从事党的报纸工作，1947年至1948年曾到山东的沂蒙山区搞农村土改复查工作。他回忆：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我被调到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工作。这是接管了一家旧报纸后，利用其设备、房屋创办的党报，社长兼总编辑是恽逸群同志，我任编辑室主任，编采人员除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外，还吸收了一些旧报社原来的编辑、记者。在《新民主报》半年的工作实践，对我以后参加接管上海报业是一次极好的演习。
还在淮海、平津战役激烈进行的时候，党中央就指示华东局，为江南解放后接管大中城市的新闻事业作好准备。同年冬，华东地区党的新闻工作者集中到济南进行训练和学习，我们接管济南新闻报业和创办《新民主报》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很大兴趣。
1949年3月底，上级领导指示我们将《新民主报》全部财产移交给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新民主报》停刊，采编人员全部随同华东局南下。当时济南的新闻工作人员合编为一个大队，下面分若干中队，我是一个中队的队长，中队约有100多人。
不怕艰险进入江南新解放区
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不入民宅，露宿在人行道上
曾参与上海市区接管、解放初任常熟区（今徐汇区）副区长的范征夫回忆：
1948年12月，我们华东局党校二部全体学员，根据上级决定，准备南下接管大城市。1949年初，从山东益都（今青州）出发，沿津浦铁路南下，一边学习一边行军。4月20日，大军渡江时，我们改编为南下干部纵队第一大队，进抵江苏高邮、氾水一带，奉命连夜分乘卡车驰赴扬州，驻扎在南门外宝塔湾待命。5月1日清晨，渡江到丹阳，向华东局机关报到，接受任务。
曾参与上海郊区接管、解放初在上海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任领导职务的马万杰、江征帆、秦昆、董铨等回忆：
1949年初，华东局从山东的昌潍地委、潍坊特别市市委和渤海区党委抽调700余名干部，分别组成3个大队、10个中队，于3月5日集中到山东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的华东局党校进行学习，准备随军南下。潍坊特别市市委和渤海区党委的2个大队所属5个中队的干部以及由昌潍地委书记赵毓华带领的部分同志，随同华东局机关行动。这支队伍经安徽新安镇，沿着大运河，过江苏宝应、高邮，于5月1日从扬州过江，在丹阳又集训20多天。5月5日，华东局宣布这5个中队准备接管上海市郊的大场、真如、新市、杨思、高桥5个区。
部分南下干部在中途被委以随军筹粮或者创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等任务，他们的南下经历更为曲折。如前文提及的接管上海郊区的3个大队，其中由昌潍地委抽调组成的一个大队和所属5个中队，在大队长秦昆、政委江征帆、副政委张振乙带领下，到达安徽蚌埠后，即随同九兵团三十三军南下，参加粮秣工作队，筹粮支前。4月20日，这个大队从安徽无为县黑沙洲过江，登陆荻港，经南陵、宣城、广德进入浙江湖州，5月9日到达南浔，才完成了随军支前任务。之后，这个大队根据华东局电报指示，参加了接管上海郊区龙华、新泾、江湾、吴淞、洋泾5个区的工作。
尽管进入江南新解放区后，既要应付敌机的轰炸，又要克服梅雨季节雨多路滑的行军途中的困难，但大多数南下干部情绪高昂，干劲充沛。4月23日，南下干部关百胜（原上海市龙华区接管专员）在日记中写下“江南雨多，行军中下起了雨，又没有雨具，加上部队多，夜晚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苦是苦了点，但为人民服务，心里却是又甜又热乎”。这心中的甜和他笔记本扉页上赫然写着的“渡江南下解放天下”8个大字相互映照，充分彰显出南下干部不怕艰险的雄心壮志。
入城纪律是“见面礼”
1949年5月10日，华东局从江苏丹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丹阳周边已集结了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工作人员及各部约3万人和接管上海的干部约3500人。进驻丹阳，标志着解放和接管上海从先期准备阶段进入集中准备阶段。
中共中央电贺上海解放
当时的上海有500万人口，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备受中外瞩目。接管上海工作的好坏将直接考验我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针对南下干部大部分是长期在农村和武装斗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缺乏城市工作经验，不适应城市生活，个别还存在着纪律松懈的现象，进驻丹阳后，部队重点开展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方面的教育。丹阳集训给广大南下接管上海的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范征夫回忆：
从5月4日起，我们南下干部纵队第一大队开始组织学习，学习的主要文件是4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城市政策汇编》（第一、二辑）及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颁发的《入城守则和纪律》。正当我们许多南下接管干部发愁不了解上海情况、不知如何执行接管任务时，华东局社会部给我们送来了一大批铅印资料，我记得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军事、警察、社团等10多册。
对我们提高思想、加强政策和纪律观念帮助最大的，是华东局、华东军区以及接管上海的一些主要负责人的报告，其中以5月10日陈毅在丹阳南山外大王庙的报告最为重要，他说：“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解放军进驻上海不住民房睡马路，就是陈毅作出的决定。
进驻江苏丹阳期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按财经、文教、政务、军事4大系统，重新整编了接管上海的各路队伍，根据干部原来工作系统和工作特长，按不同级别，搭成整套接管班子。如，为接管好上海20个市区国民党的党政机构，建立了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下属的市区大队。市区大队原有地师级干部20人、县团级干部20人，此时又加入了从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来的上海队20多人，他们是1948年左右从上海撤到苏北去的，对上海各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被南下干部亲切地称为“向导”。上述60多人编成了20个接管工作组，并明确了哪个组接管哪个区。
充满较量与斗争的接管工作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十兵团共10个军、30个师和1个特种兵纵队约40万人及数万支前民工，开始进军上海，打响了解放上海的战斗。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27日，上海解放。随着战斗接近尾声，接管干部也分批进入上海，奔赴各自岗位。
如，国民党上海市的反动警察机构系统庞大，罪行累累。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市区时，国民党警察局长毛森在逃离前，还召集亲信作应变部署，并下令杀害了在押的革命志士沈鼎发等9人。黄浦分局的一位旧警员，甚至运了20只汽油桶，扬言要在解放军入城前将分局烧光。
华东局对上海解放后接管反动警察机关和建立人民公安机关的工作十分重视，从各方面选调了大批干部。1949年初，华东局社会部在济南设立华东警官学校，招收了1000余名青年学员。2月份，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率领60余名情报干部，从山东益都县（华东局社会部驻地，今青州市）先行南下到江苏淮阴，对上海和其他江南城市开展情报工作，编写《上海调查资料》等。
4月下旬至5月初，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舒同和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等率领684名公安干部和800多名华东警官学校的师生，先后从山东、苏北随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机关到达江苏丹阳。中共中央社会部调王范带领20余名干部从北平抵达丹阳。华东局社会部将全体接管人员按治安、警察、反特、保卫、秘书、行政编成6个队，集中学习，并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公安部。
5月25、26日，待命接管上海市反动警察机构的干部，分批从丹阳乘火车到上海。
山东南下女干部在上海外滩
接管工作充满了较量和斗争。曾在山东的莱芜、沂水等多地从事公安保卫工作，解放初任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局长的董镇回忆说：
临近上海解放，国民党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大肆逮捕和秘密枪杀我地下党员。普陀警察分局地下党员钱风岐、刘家栋在解放前7天即5月20日遭杀害。5月27日上午，我带领19人的小分队，接管国民党普陀警察分局。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疯狂反扑，各方面情况相当复杂。如1950年初，普陀警察分局发生暴动，8名敌对分子妄图将我和接管干部全部打死，占领分局，幸好被及时发现，他们没有得逞。
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如何顺利地实现对上海财经系统的接管，不仅牵涉上海自身，而且关系到全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上海解放前后，敌人扬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
能否迅速地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成为解放上海之后必须做好的一件大事。在财经接管系统中有一支著名的青州总队，由华东局财委所属机构及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的1200余名干部组成，分为财政、重工业、轻工业、银行、商业、公用事业等大队，由顾准任总队长。曾是青州总队一个中队副队长、参与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的朱如言回忆：
1949年5月初，我们到了丹阳农村。我们属于财经方面的青州总队，总队长是顾准同志，并由顾准、朱如言、陈智方、谢祝珂、邢一新等7人组成党委，负责部署接管上海国民党财政、税务机构的工作。在丹阳除了学习接管城市的有关政策外，还学习了上海地下党收集汇总的《上海概况》，使我们对接管单位的情况、特点和接管中应注意的事项做到了心中有数。
此外，还组织有关人员到无锡学习接管财政、税务机构的经验。
5月12、13日，陈毅同志认真听取了青州总队关于接管工作的规划和干部学习、人员配备以及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向我们指出，在接管城市后，必须迅速调集粮食、棉花和煤炭等急需物资，以利于恢复生产和保障军民供给。
5月25日晚，我们第一批人员由丹阳出发，乘十轮卡车经浏河抵达南翔，适遇瓢泼大雨，夜宿竹棚。26日凌晨，由上海西北郊进入市中心区，住金门饭店（现华侨饭店），大部分人员就地而卧，以大饼充饥。在上海税务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新华，按照组织上的通知，满怀喜悦地到金门饭店与顾准等领导会晤，反映情况，接受任务。顾准说：“你们辛苦了！我们要共同作战啦！我们向你们学习。当前的任务是迅速接管好财政、税务机构。”随军来上海接管的许多同志，虽然经历了艰苦的行程，熬过了不少不眠之夜，但是大家心情都十分激动。
接管上海，是上海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南下干部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接管上海的工作之所以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开展，离不开广大南下干部的努力和付出。接管上海后，广大南下干部有的留在上海，参与了新上海的建设，有的旋即按照命令加入西南服务团、南下服务团，到达贵州、四川、重庆、云南、福建等地，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