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迫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教育实验。”
2月29日，呼和浩特，一名小学生在家中参加线上升旗仪式
全区域、全覆盖、全方位。近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用“三个全”来概括疫情防控期间的高校在线教学实践。全国1454所高校开展在线教学，103万教师在线开出了107万门课程，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共计1775万人，合计23亿人次。另据统计，截至5月中旬，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浏览次数达20.73亿，访问人次17.11亿。
“中国被迫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教育实验。”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朱永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从上世纪末的现代远程教育，到一块屏幕改变命运的成都七中实验；从2012年大学慕课（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MassiveOpenOnlineCourse，简称“MOOC”）到在线教育企业发展浪潮，“互联网+”对中国教育带来的结构性改变是否已经全面呈现？此次疫情过后，解答这一问题或将有更清晰的视角。
“黑板搬家”
中国互联网教育始于现代远程教育。
有别于传统的需要前往校舍、坐于课室的教学模式，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现代远程教育是主要使用电视（网络普及后使用网络）等传播媒体的教学模式，其招生对象不受年龄和学历限制，为广大已步入社会的人士提供了学历提升的机会。
199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专科毕业于一所普通院校的中部某省姑娘张娟（化名）因没有本科文凭找不到理想工作。几年后，她参加了北京邮电大学的现代远程教育，拿到本科文凭，在北京找到了“坐办公室”的工作。
可以说，现代远程教育给了一代人“职场重启”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正是我国信息和网络技术进入发展提速的年代，现代远程教育借助网络发展升级。
1994年底，在当时国家教委的主持下，“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示范工程”由清华大学等10所高校共同承建。这是国内第一个采用TCP/IP协议的公共计算机网。
2000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育网站和网校暂行管理办法》，将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范围扩大到31所，并颁布了《关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建设网络教育学院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
“根据这个文件，31所试点院校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可以自己制定招生标准并决定招生人数，可以开设专业目录之外的专业，有权发放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杰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种放权是一种革命性创新。”
这个时期，被后来称为“黑板搬家”的浪潮还只是简单地将线下课堂内容搬到线上，但在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大批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劳动者通过远程开放教育学习所获得的技术、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社会生产各个领域，从而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进入新世纪，教育信息化从高等教育走向基础教育。
2001年教育部拨款9000多万元，重点支持现代远程教育项目；2002年，教育部提供5000套接收设备，启动现代远程教育扶贫示范工程；国家投资9亿元的西部高校校园网建设工程启动……
2003年2月17日，开学第一天，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为“百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的昌吉市第一中学初三（1）班同学们在多媒体语音室学习英语
一块屏幕改变命运
2002年，成都七中开设网校，启动高中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一块屏幕将成都七中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两所高中（康定中学和泸定中学）相连。
2012年，康定中学直播班学生毛鑫以631分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水利水电专业录取，成为甘孜州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的应届高中生。
“七中网络教学将前端学校与远端学校构成一个教学协作体。”成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罗清红说。
在这个协作体内，前端和远端学校同时备课、上课、作业、考试。前端教师、把关教师、远端教师和技术教师四种不同角色教师之间协同工作，利用实时交互、虚拟交互、替代交互、转移交互引导远端学生参与课堂，融入课堂，实现“同堂”。
今天，许多互联网教育机构普遍采用这样的“双师模式”。
从刚开始的跟不上，到逐渐适应七中节奏，再到考上大学，一根网线像一束光打进边远地区的深山里，照亮了孩子们向上攀登的道路。
七中远程教学实验的实践效果显而易见。
截至2018年，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跟随七中同步上课。7.2万名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完成高中课程，其中88人考上清华北大。
“全日制远程教学改变了‘同学’的定义，大大增强远端学生的信心，缩短远端教师的成长周期，重塑当地的教育生态，大大增强了当地老百姓对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心。”张杰夫告诉本刊记者，“这是我国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创造出的中国奇迹。”
七中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模式成为中国互联网教育的一张名片。然而截至目前，其模式还存在着难以复制、难以推广的问题。究其原因，张杰夫分析，除了受教材和高考改革、复制难度大、面临收费政策敏感区、难以盈利等诸多问题的影响外，更需要将远程教学模式放到更大的时空中去思索，放到重构未来教育的框架下探讨，要思考怎样系统性构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
这次疫情，对于在“更大的时空中”考察中国互联网教育的发展“成色”与未来路径，提供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实战。
在线教育元年
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断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风向标，引发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浪潮。
2012年起，哈佛、斯坦福等世界顶尖名校纷纷上线慕课课程，2013年慕课之风传到中国。
中国高校和教育企业迅速上线慕课课程并搭建平台，成立了中国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C20小学初中高中慕课联盟等组织，各种高校慕课研究中心、研讨会、交流会、比赛等不断涌现。
然而慕课的弊端很快显现，辍学率高达95%、学历不被承认、学分不能互认，都使得慕课的影响力始终无法扩大。
2014年11月《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大学于2013年开设了15门慕课课程，注册人数超过15万，但参加考试的不到1万人,最终通过结业考试拿到证书的只有2500余人，结业率仅1.7%。
虽然慕课没能给中国教育带来革命性变革，然而被称为“在线教育元年”的2014年，资本已看到互联网教育风口正劲。
2014年1月，国务院取消“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网校”的行政审批，新政策效应迅速发酵，在互联网教育领域一石激起千层浪。无论是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还是非试点高校、互联网教育企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院校以及许多投资机构，都将目光聚焦于此。
那一年，大批互联网教育公司突然涌现，范围涵盖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K12）、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据统计，平均每天新增的互联网教育公司就达2.6家。根据互联网教育研究院统计分析，2014年中国在线教育从业企业数量约2500家，数十万门在线课程上线，用户达到了近亿人次，比起2012年的数据可谓爆发式增长。2015年底，中国互联网教育市场规模达到1191.7亿元。
然而上述变化均发生在教育主阵地之外，校园课堂还是传统的工业时代教育模式：班级授课制和封闭的校园。“传统教育还是工业时代批量化生产和标准化作业的特征，但目前已经进入由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所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我们的教育革新还没有同步。”张杰夫说。
“三全两高一大”
虽然还未完全“同步”于信息时代，但课堂教学这些年也一直在“+互联网”方面进行探索。
2012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通知。
“教育部专门为某个领域做一个规划，这在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张杰夫分析，“教育信息化1.0主要解决的是我们国家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设备、联网和资源等建设问题，提出了三通两平台（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学习空间人人通，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教育管理平台）的建设。”
新冠疫情，就是对教育信息化1.0成果的一次检验，数亿学生一瞬间涌到虚拟空间上来，实践证明，“空中课堂”系统没有瘫痪，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过关。
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通知，提出要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
“三全”指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两高”指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一大指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
张杰夫认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至今，取得了五大革命性成果：
教育范式开始从工业化时代学校教育转向信息化时代教育；教学方式开始倡导探究式合作式的个性化学习，例如翻转课堂等；信息化设备逐渐成为日常应用；从依据经验进行教学管理逐步向依据大数据手段转变；学习空间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
新型教育形态
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教师化身主播，从最初面对镜头的不自然到后来创新出更具吸引力的授课形式、与学生互动性逐渐增强，可以说他们在“试水”在线教育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近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再也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教与学状态。”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互联网+”教育该如何实现？
互联网+N领域，几乎都能对此领域带来革命性变革，“目前我国的‘互联网+’教育只处于浅层次的应用阶段。”张杰夫说，“互联网还没有深层次地变革教育，甚至连班级授课制也没有改变。要重新建立一套互联网思维的教育模式，需要我国在体制机制上，在供给侧改革层面有所创新。”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暴露出的问题，朱永新在2020年两会期间的提案中提出教育“新基建”的建设建议：要加大5G为基础的信息网络建设，把基础设施建设延伸到“毛细血管”的末端；建立一个国家教育资源的大平台——由国家邀请专家来审定平台资源，把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全部放到该平台，让所有人都可以无偿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
比如，加大基于未来网络学习的新型“学分银行”建设，用学习的“通券”（学习币）为激励方式的新型学分银行体系。
比如，通过网络进行学习的人员可获得减免网络流量费的资格，政府可以给教育资源提供商以免税、减税的政策支持，从而帮助薄弱地区以及弱势人群学习，能够为他们提供积极的支持，鼓励更多的人进行学习，让网络成为学习的社区。
朱永新在著作《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中这样描述“互联网+”下的新型教育形态：
2020年5月，人社部公布了拟发布的10个新职业，在线学习服务师上榜。
疫情前，已经有地方再探索“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信息化发展模式。
2018年，好未来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签署教育信息化2.0建设战略合作，在这次合作中，好未来还将STEAM教育、创客教育资源引入上海市的基础教育领域，以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后疫情时期，这种企业与政府多元合作的探索应该会更多。
要实现教育信息化“四化（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体系建设，就要突破教育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构建一个更大的教育时空和生态，“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张杰夫说。记者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