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今，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已经深刻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成为有效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数字经济更成为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走在世界前列，数字应用遍地开花，数字领域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为此，我刊特邀专家学者撰文，从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数字金融、对外贸易数字化、数字平台建设、数字支付等方面，就如何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进行探讨。现将来稿刊载如下。
工业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褚健（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
近250年前的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出现了两次机器革命，第一次机器革命是用机器代替人的肌肉和部分大脑，第二次机器革命就是正在发生的用机器代替人的大脑。制造业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正是第二次机器革命的重要特点，也可以认为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内容。
企业为什么要数字化转型
20年前，中国企业开始推进“甩图纸甩账本”、“制造业信息化”、实施企业资源计划等，起初很少有企业感兴趣，然而今天几乎所有成功企业都受益于信息化，再也不会有人怀疑这些先进技术。
过去40年，我一直在学习、研究工业自动化理论和技术。今天回过头去想，自动化就是工业3.0的基础。在我参与的大量工业自动化实践中，我看到我国还大量存在工业2.0的企业，特别是离散制造业，任重道远。正因为制造业大规模使用自动化装备和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实现了工业3.0，并获取了大量工业数据，从而形成了对分析数据的迫切需求，极大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工业4.0开启了大门。
什么是数字化转型？什么是智能制造？什么是工业互联网？什么是工业4.0？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准确的科学定义或表述，它们应该是可操作、可实现的技术和产品或解决方案。我认为，与其说不清，还不如淡化概念，追求内涵。其内涵就是解决企业面临的安全、质量、成本、效益、绿色、低碳等问题，这些都涉及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工厂操作系统
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的当下，我们通过智能手机及其配套的应用程序生态进入了智能时代。如果我们把一个工厂看作一台手机，我们就可以把对“智能时代”的理解延伸到工业领域，把传统的工厂变成智能工厂或者未来工厂，我们就需要有“工业应用程序”的生态。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工业软件称为工业应用程序，因为智能时代的“毛”应用程序是依附于“皮”移动操作系统之上的。因此，工业互联网或智能制造应该是一个“新工业生态”，而且是一个“新工业软件生态”。
为此，需要打造一个“工厂操作系统”，其核心是把工厂里生产线上的动设备、静设备、物流、能源流、资金流、人机操作及决策等所有数据连接并管理起来，形成一个数据底座，构建一个“操作系统”的平台，向下连接所有物理设备，向上支撑所有应用。通过开源开放，打造工业互联网的“工业软件新生态”，构建基于“工厂操作系统+工业应用程序”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和途径，助力企业将全面信息和精准决策有机互动、多重要素协同赋能。
以前信息化做得越好的企业，就会产生越多的垂直式数据烟囱和信息孤岛，因为没有这样的数据底座或工厂操作系统。这给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巨大困难，更难以实现数字孪生、数字工厂和透明工厂。
例如，某大型石化化工企业原先有170多个企业信息化系统，因为彼此独立，很多数据难以打通和共享，成为该企业新的痛点。我们通过“工厂操作系统+工业应用程序”的方式，把该企业原先孤岛化的信息化系统根据所面向的不同业务域设计出专业的应用程序，实现生产和管理、工厂和市场的智能连接，从集团、基地到工厂都已部署在工厂操作系统上，实现了全面数字化转型。
有了工厂操作系统这样的基础数据底座，我们就可以构建面向生态体系的开放平台，利用移动互联网思维和生态理念，整合社会资源，特别是工业软件的开发资源。
我国有约40万家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还有数百万家规模以下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工厂操作系统+工业应用程序”的方式实现低成本、大规模推广应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也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探索。
工业软件是数字化转型的灵魂和核心驱动力
中国有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开放的平台和工业软件生态是智能制造的未来，缺一不可。没有自动化哪来的数字化？没有数字化哪来的智能化？我认为，工业4.0就是由工业软件驱动的工业革命，也就是说，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智能化就是由工业软件、人工智能、交互技术、工业“元宇宙”、工业互联网等构成的技术集成。
现在的工业软件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软件，如企业资源计划、客户关系管理等，而是可以从事如芯片、新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等产品的设计；可以进行生产过程设计与仿真，如流程模拟、数字仿真、工业工程设计、计划排产等；还可以进行生产过程高效运营与管理，如安全生产、节能降耗、操作优化、降本增效、提高产品质量等。可以说，未来的制造业完全是架构在各种各样的工业软件基础上的，硬件也是由软件设计和制造的。我们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元宇宙”时代不正是如此吗？
我国工业门类齐全，因此所需要的工业软件种类繁多。我们不仅需要基础性的工业软件，也需要大量应用型的工业软件。未来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就是大型工业软件的碎片化、应用程序化，可裁剪、可组态、可组装，而不是非要用一个大型软件去一个个做定制化开发，那样成本很高，效果也不一定好。
工业软件不是互联网技术产品，它是一个工业品、软装备，更是制造业的灵魂。大力发展我国的工业软件产业，不仅可以推动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更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发展工业互联网产业的根本目的，毫无疑问就是要解决制造业企业的本质需求。如果未来的制造业真的架构在各种各样的工业软件基础上，那从工业3.0到工业4.0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是必由之路，是连接自动化和智能化、连接工业3.0和工业4.0的桥梁。从2021年开始，浙江省率先启动了“产业大脑+未来工厂”建设，用实际行动开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共识，但绝不是一条坦途。面对决定未来命运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义无反顾。
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是金融业的数字化，又是科技公司的金融化。虽然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我国互联网金融一度野蛮生长，形成了金融风险，但是在随之实施的严监管框架下，我国数字金融得以规范发展。当前，我国数字人民币试点顺利，数字金融监管工作有序推进，数字金融的新时代正在逐步开启，前景璀璨。
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通过数字技术来完善自己的业务和服务，迄今为止，已经实现了金融业的数字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推动了电子银行业务的发展，逐步开始使用信息技术代替手工操作，实现银行后台业务和前台兑换业务处理的自动化。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展了以连接业务为代表的银行全面电子化建设。一批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应用系统逐步建立起来，实现了银行业务处理的全过程电子化。此后，我国进入了以业务系统整合、数据集中为主要特征的金融信息化阶段。当前，我国银行信息科技工作已经由原来的全面管理、维护和系统研发为主，逐渐转变成以贯彻落实总行及管理机构标准规范为主导，以保障本地区网络安全稳定运行为重点的工作机制。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的广泛推展，我国银行数字金融工作正在步入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国内大型保险公司逐步推进办公系统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保险公司基本实现保单电子化、保险业务流程信息化和网络化。21世纪以来，我国保险业大力推进数字化建设，保险新产品不断涌现，精算的效率与保险计费的科学性不断提升。
我国证券行业的发展更离不开数字金融。20世纪90年代初，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就是证券计算机系统的应用。当前，证券交易所实现了交易系统、信息平台系统、通信系统和监管系统的全面信息化。交易所等机构在管理、决策和风险控制方面，也基本实现了信息化，包括稽核系统、财务系统和统计分析系统等。此外，目前国内的所有证券公司都建立了网上交易系统，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全公司互联和集中交易。
同时，我国新兴科技公司纷纷跨界发展，使用数字技术来开展金融服务，亦称互联网金融。2005年后，我国第三方支付蓬勃发展。2012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在点对点模式的网络借贷平台、众筹模式的网络投资平台、挖财模式的手机理财平台方面发展迅猛。譬如，阿里巴巴成立了支付宝，开展第三方支付业务，解决了线上交易存在的信任问题，进而带来了其电商平台淘宝和天猫的迅猛发展。然而，有些科技公司的互联网金融也形成了金融风险和社会危害。譬如，稍有不慎，众筹平台就会出现乱集资现象。又如，“校园贷”点对点平台存在信息审核不严、高利率、高违约金等风险，而且衍生了非法经营、交易欺诈、高利贷、暴力逼债等违法违规问题。再如，假借区块链技术之名，开展乱集资、炒作坐庄等违法活动。
某种程度上，当年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是监管套利和监管责任界定不清造成的。此后，我国明确了监管责任，开展协同监管，形成了严监管的态势，提升了科技公司金融业务的合规性和风险控制能力。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特征和问题
我国数字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迅猛。无论是从2004年支付宝账户体系上线算起,还是从2013年余额宝业务启动开始，我国数字金融在一二十年中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的一面旗帜。第三方支付、网络贷款、数字保险业务规模在国际上遥遥领先，蚂蚁金服、京东金融、陆金所和众安保险在全球名列前茅。
数字金融的发展让金融服务得到了更好的普及。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我国长尾客户的金融服务成本显著降低。移动互联网技术带来银行昂贵的布点成本必要性的下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有效降低金融机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而区块链和云计算技术又能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风险识别的效率。数字金融带来了更透明的信息、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风险。人口稀少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低收入的阶层和群体、中小企业等也可以在数字金融的发展下享受到金融服务，更好地享受金融成果。
然而，我国数字金融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业的规范性，提升数据的安全性和推进普惠性的实现。
数字金融的本质是金融，而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需要规范发展，有着相对其他行业更为严苛审慎的监管要求。数字金融的发展要严格遵守金融监管的要求，而不能假借创新的旗帜肆意妄为。数字金融也要坚持持牌经营的原则，在监管下开展运作，具有充实的资本、风险控制能力、专业人员队伍，才能营业展业。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则应设置更加适宜数字金融稳健发展的金融监管专门机构或部门，防止出现监管不足或监管过度的问题。只有在必要且规范的适度监管下，我国数字金融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数字金融的关键是数据，而且往往涉及个人隐私，其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开展数据安全治理。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大目标下，我国数字金融需要应用安全的数据技术，建设安全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有效的数据安全制度，切实保障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应用等方面的安全，同时数字金融从业机构务必保护数据隐私。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要率先在数字金融领域予以落实。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前景
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推出，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步入了新阶段。新阶段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需要形成专业的监管框架，深化中国数字金融在乡村振兴事业中的应用，建设中国数字金融的“元宇宙”场景，推进中国数字金融的“一带一路”工程，从而实现我国数字金融规范化、普惠化、前沿化和国际化的璀璨前景。
金融的基础是货币。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与实物人民币等价，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通过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使用，央行可以高度集合金融信息流，形成全面的大数据库，进而提高金融效率，优化金融市场，控制金融风险，防止金融犯罪。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数字金融机构也会处于严格的监控之下，从而为数字金融创新清除疑虑和障碍。我国数字金融从业机构要牢牢把握住数字人民币发行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数字金融具有自身的特点，需要数字科技与金融服务的融合，需要货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管等多种金融形态在科技平台上的综合。这意味着，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现有的监管构架难以适应数字金融的监管。我国需要专门的数字金融监管机构，或者形成联席会议的协调机制。专业监管是适度监管的前提，我国需要宽松适度的数字金融监管，进而平衡数字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防控和数字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注重监管的效率和适宜性。
数字金融把握科技前沿，应积极融入“元宇宙”的建设和发展。“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进行链接与创造的、与现实世界映射和交互的虚拟世界，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我国数字金融从业机构能否率先构建数字金融“元宇宙”，是我国金融业能否成为国际领军者的重要标志。数字金融“元宇宙”的布局应该及时推进，改变金融业的服务方式，实现更好的客户感知、客户连接以及金融服务，进而开展金融数字员工、无感体验产品、沉浸式客户陪伴、数字化产品制造、金融产品实时创造等工作。
数字金融能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应该积极嵌入“一带一路”事业。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服务不充分，覆盖率低，价格昂贵。我国数字金融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业务开展能够促进这些国家的普惠事业和经济发展。这也是对于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贡献，有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融资支持体系，加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合作，从而以更高水平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让“一带一路”事业行稳致远。
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数字经济对推动对外贸易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于对外贸易各环节，驱动对外贸易不断转型升级。
从供给侧看，数字技术与传统贸易相结合，创造了国际贸易新方式、新业态，国际贸易呈现出数字化、平台化、普惠化、个性化、生态化、服务全球化等新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大幅提升了信息传播速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1992年全球每天数据流量只有100GB，到2022年全球每秒数据流量预计将达到150700GB。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实现了数字化、信息化。数字经济通过提供买卖双方直接沟通与交易的平台服务，破除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上下游供需匹配效率；同时，通过产业链全链条数据的打通与交易数据的应用，并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等方式，解决交易环节的信任、品控、价格评估等交易瓶颈问题，从而降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
贸易的数字化，本身也会反向推动制造业生产端的数字化。制造企业之间存在许多关联，在对外贸易带动下，这些企业之间的联系将以数字化的形式实现，通过终端需求大数据对产品研发的引领、生产智慧化改造的加快以及产品价格信息的监测，帮助上游生产企业实现精准研发、精准生产及精准定价。从生产制造环节来看，传统制造企业为了及时适应海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纷纷采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以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实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释放过剩产能、降低物流成本、供需合理匹配等目标。在实际运营中，一些跨境贸易平台还通过整合供应链上的制造商、物流服务商等市场主体，利用数字技术打通海外营销和数字化生产环节，解决了生产效率和成本问题，通过供应链金融打通了上下游企业资金链，缓解了企业融资压力。
数字技术也催生了对外贸易的新业态，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服务贸易的可数字化交付程度不断提高。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商业机会，使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技术和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在制造业中使用，解放了更多劳动力。同时，服务流程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和虚拟代理实现自动化，为服务贸易在全球的扩展提供可能。2005年至2017年，跨境带宽量增长148倍，即时和低成本的数字通信降低了交易成本，带来更多货物贸易机会，也使得国际服务贸易得到发展。例如，5G的应用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远程医疗、远程手术成为现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从规模来看，2020年全球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占比已达到61%。从增长趋势来看，2008年到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复合增长率是4.3%，而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出口复合增长率达到5.48%。2020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下降20%，但数字化服务贸易仅下降5%左右。
这些都拓展了对外贸易的新业态与新模式。我国在政策上对这些新业态也有足够的支持力度。目前，共设立全国服务贸易创新试点28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31个，数字服务出口基地12个。这使我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更具有竞争力。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2021年全球服务业位置指数》表明，印度和中国在吸引服务业资源方面仍保持着领先地位，在其指标体系中，“数字共鸣”成为关键标准，而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已成为全球“数字枢纽网络”的节点。
数字经济的持续渗透与国家政策的支持，带动了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大幅度上升。据商务部数据测算，2015—2019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规模从2000亿美元增长到2722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从31%增长到35%；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16—2018年中国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总额从933亿美元增长到1314亿美元，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从44.5%提高到49.3%，且2019年这一比重已提高到50.7%。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数字服务出口排名第八，数字服务进口排名第七。根据商务部进一步提供的数据，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口径测算，2020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额为2947.6亿美元，同比增长8.4%，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44.5%。预计到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将超过400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50%左右。
数字经济的高渗透也推动了离岸服务外包等贸易形式的快速发展。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295亿元，执行额86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0%和17.8%。以美元计算，2015-2021年，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从872.9亿美元增长到1717亿美元，执行额从646.4亿美元增长到1303亿美元，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服务外包大多以数字化方式交付，与数字经济的全面渗透具有直接关系。
数字经济也推动我国数字内容的出口。以游戏产业为例，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游戏出口大国。2021年，自主研发游戏国内市场销售收入2558.19亿元；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180.13亿美元，在近三年中保持了25%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中，出口海外的自研移动游戏中，策略、角色扮演、射击三类游戏，近三年营收占比稳定在60%。
数字经济也推动了货物贸易的转型升级，催生了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市场采购等贸易新业态。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动能之一，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并通过政府的制度与模式创新发挥着全方位支撑的作用。
一是制度创新，全方位试点。政府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监管体系，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城市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平台，促进跨境电商快速健康发展。跨境电商政策以“先行先试”为抓手，以“梯度推进、辐射全国”为演化路径，以“支持性政策与规范性政策相辅相成”为基本特征。根据跨境电商发展的不同阶段，按行业需求制定、实施相应政策。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例，自2014年开始试点探索以来，已进行六次扩容，目前综合试验区数量已达到132个，覆盖31个省份，从一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全面扩展。
二是海关通关监管模式创新。自2014年以来，海关部门探索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商品实行简化归类，适时增列监管代码，实现通关便利化。例如，自2020年7月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对境内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与境外企业达成交易后，通过跨境物流将货物直接出口至境外企业，采用“9710”监管方式申报。对境内企业先将货物通过跨境物流出口至海外仓，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交易后从海外仓送达境外购买者，采用“9810”监管方式申报。
三是推动海外仓等软硬件设施建设。2020年以来，海外仓已实现翻倍增长，2021年我国海外仓数量已经超2000个，海外仓总面积超1600万平方米，企业也陆续实现盈利。
在政策创新推动下，跨境电商快速增长，成为外贸转型升级的新势力。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69万亿元，增长31.1%；2021年跨境电商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15%，其中出口1.44万亿元，增长24.5%。跨境电商发展，对推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从事进出口业务意义重大。据统计，2021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企业56.7万家，增加3.6万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9万亿元，增长26.7%，占48.6%，提升两个百分点。而在跨境电商领域，民营企业成为出口的主力军，占比已上升至89.9%，重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企业品牌已经超过3000个。
应该看到，虽然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方面已取得了斐然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在制度安排方面，数字经济与对外贸易相结合，必然产生数据跨境流动问题。这必然会产生数据自由流动与数据安全的冲突。面对当前国际数字贸易的发展形势，中国选择了数据安全优先的政策，但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多重挑战，对数字经济与对外贸易深度融合也有不利影响。在未来，需要提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中国方案”，打破美欧主导格局，为数字经济推动对外贸易转型提供制度基础。
二是在数字贸易平台方面建设不足。我国虽有阿里巴巴国际站、全球速卖通等成长较快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平台，但与亚马逊等平台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数据表明，在亚马逊上中国卖家已超过100万，在亚马逊四大核心市场（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中有75%的新卖家都是中国卖家。因此，加快具有影响力的数字化外贸平台建设，是数字经济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
三是政策体系的全球衔接仍有进一步完善之处。数字化新外贸特别是商对客、个人与个人贸易具有多批次、小批量的特点，如按照一般贸易逐件查验通关，将严重影响商品流通效率，如按照国际快递通关方式，很多国家又担心税源流失、未经检验检疫产品安全无法保证，因此迫切需要创造各国公认的新型通关制度。中国试点的通关监管模式如与全球各国海关进行衔接，将极大提升对外贸易的通关效率，便利各国进出口机构发展对外贸易。
总之，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对外贸易持续转型升级，为实现“双循环”战略提供了新动力。在未来，其潜力将进一步发挥出来，从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欧阳日辉（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在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前，关于数字平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新冠肺炎疫情给数字平台带来一轮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人们对数字经济的感受越来越深刻。然而，数字平台这个概念，既没有统一的界定，又存在滥用的问题。笔者认为，数字平台即互联网平台，是指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为用户提供交互服务的数字空间。平台经济是基于数字平台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是以数字平台为主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为重要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不同类型的数字平台产生不同类型的平台经济。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走在世界前列，规模与水平仅次于美国。2016年以后，随着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数字平台开始加强社会领域的超级链接程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数字平台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表明，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球市场价值超10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为76家，我国达到了36家，首次超越美国；我国市场价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197家。2020年初，全球独角兽前10名中，中美各占五家。但是，我国头部平台与美国同类企业差距则在不断扩大。2017—2020年，我国排名前五的平台价值之和占美国排名前五的平台价值之和的比重从45.3%下降到26.6%，差距扩大。
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和新引擎，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加就业，都有重要作用。在数字技术和数据驱动下，数字平台实现了对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重塑，对人们的购物方式、贸易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平台有效地协助政府应对疫情防控，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与基础设施的平台化已成为新的社会变革力量。然而，数字平台的数据化、商业化、选择性的运行机制，容易造成滥用数据和滥用定价权等数据风险，对提升社会福利总水平和监管提出了挑战。伴随市场下沉和互联网资本对实体产业的渗透，数字平台的资本量级和用户规模得以突破，竞争加剧并积累了较大风险。
比如，伴随数据的积累、更为精准的认知和推送能力，数字平台的技术与信息优势变得越来越强大。数字平台的参与者，包括出租车司机、骑手、消费者，经常有被算法控制的感觉。少数大型平台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流量、算法、数据、资本等优势，实施算法合谋、价格歧视、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扼杀式”收购、自我优待等不正当竞争或垄断行为。
数字平台越来越成为新发展阶段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和分配场域，关涉我国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局。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加速社会走向共同富裕，数字平台必须营造价值共创的生态。实践证明，数字技术不会产生“涓滴效应”，超大型数字平台对小企业的投资有着显著的“虹吸效应”，大科技公司自律时代已经结束。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按照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部署，基于经济、税收、社会与环境四个领域，笔者从数字平台生态和价值共创的视角建议：
第一，数字平台要强化社会责任，明确平台的核心价值及其创造方式，打造开放、共享、共生的生态体系，解决用户痛点和行业痛点，为用户创造价值，努力实现供需的高效匹配。互联是互联网的初心，开放是数字生态的基础。
第二，大力发展生产型平台，使之成为企业高效率、低成本、精准化资源配置的新方式，成为重塑产业发展体系的新载体。数字平台应该努力促进“两个深度融合”，即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落实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第四，科技向善与政府善治有效结合。监管部门应采取开放、积极、包容审慎监管的态度，有限赋权平台组织，适当利用平台组织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增进公共利益，发挥数字平台的公共价值。监管部门要积极应用数字技术建立数字化监管体系，增强监管时效性和精准性。
总之，我们要以平台生态和平台价值为抓手，在政府、平台、员工、商家、投资者、行业协会、研究者等共同参与和创造下，共同应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提升我国数字平台的国际竞争力，共建美好的数字生活，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数字时代的支付变革
王方方（广东财经大学数字经济学院副院长）
其一，数字化支付意味着市场流通的货币大多以电子形式存在。数字时代的货币更多时候是通过数字计算机系统进行交易、存储以及管理。因此，数字时代的货币获取和支付主要依托手机和电脑进行。
其三，数字化支付意味着货币支付安全被赋予全新的内涵。一方面，数字货币的价值往往容易发生剧烈波动；另一方面，数字化支付也可能会遭遇黑客攻击。因此，数字时代需要更新和配套相应的协调机制和监管机构，以保障数字时代货币支付安全。
现阶段，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我国正致力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着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与数字支付业务深度融合。数字时代的支付变革，推动着支付场景不断从广度向深度延伸，逐渐重塑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和习惯。数字化技术将引领支付产业向虚拟化、智能化以及场景化方向创新发展，成为新时期谋划中国经济发展新蓝图的关键抓手。
从2014年至2019年，央行为推出数字人民币先后进行了研究论证、系统开发等工作，2020年开始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发行试点。2021年，随着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越来越多，功能逐步完善，推广速度加快，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正式投入使用。
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变革。首先，数字化的央行货币有望打破传统商业银行的账户紧耦模式，解决金融服务暂未覆盖到、民众却对现金存在大量需求的问题。其次，数字货币推出后，央行发行货币只需在系统上新增一些格式化的数据，这将减少央行的现金管理成本，提高经济社会运转效率。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的各类支付业务正逐渐向移动支付和数字支付的方向转型。与此同时，各种全新的风险形态亦不断出现。
一是由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信用风险。当前，全球经济依然深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疫情冲击着产业链、供应链的良性运转，导致企业经营情况不断恶化，经营风险逐渐抬升。企业经营风险一方面导致企业资产质量呈现恶化趋势，另一方面又将风险传递至从业者，弱化从业者的消费和信贷偿付能力。而移动支付和数字支付的便捷式体验，往往诱使经济支付主体产生支付冲动，导致已有支出超过实际支付能力，进而引发信用风险。
二是由市场环境复杂变化带来的违规风险。数字化技术应用在推动各种新型支付形态快速兴起的同时，也致使市场交易环境日趋复杂。数字支付业务更易遭受精准攻击，利用新型支付技术进行套利、诈骗、洗钱、挪用资金等交易乱象更易频繁发生。复杂变化的市场环境促使各类违规风险多环节传导、跨机构蔓延。
三是由信息系统安全隐患带来的泄露风险。随着我国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伴随新型支付技术形成的黑灰色产业链条开始萌生，包括非法买卖个人支付信息、提供电信短信诈骗服务、搭建支付钓鱼网站等。然而，新型支付链条上各参与主体的信息安全管理水平良莠不齐，部分支付信息系统存在技术短板，加之网络攻击与信息窃取手法快速翻新，致使数字支付面临信息泄露风险。
数字支付带来的新技术、新场景及新业务，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因此，在建设数字支付系统工程的同时，应进行相应的风险防范配套布局。
二是调整数字支付体系下的风险管理。基于数字支付带来的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未来有必要对数字支付体系下的风险管理模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来说，在推动支付数字化的同时，要着重厘清各类市场主体的角色分工，细化规范数字支付业务机构受益主体的身份识别，同时对大额数字支付和可疑数字支付设置规范有效的监测标准。
三是强化支付信息的安全源头治理。基于现阶段数字支付模式可能存在的信息安全隐患，未来应强化敏感支付信息管理和安全防控，包括明确数字支付信息查询权限、防范支付机构变相从事转接清算业务、禁止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违规采集和留存消费者敏感信息等。
推进货币数字化是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其将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以数字支付调节疫中经济运行、以数字经济驱动疫后经济发展，愈来愈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的谋划重点。当前，我国正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改革无疑是新时期发展数字经济的一项重要使命。
一方面，人民币数字化意味着我国居民的日常支付将得到极大的便利，有利于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基本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在全球率先实现人民币数字化意味着人民币在国际化方面占得先机，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结算的重要支付手段。人民币数字化进程极有可能进一步成为去美元化的关键性实践，为世界各国摆脱对美元的高度依赖提供一个全新的可靠选择。
推动人民币数字化改革，是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而从已有推广实践来看，具有国际示范意义的人民币数字化应用场景分别是进博会和冬奥会。
进博会和冬奥会均是十分重要的国际平台，二者为人民币数字化改革提供了高标准的试验和应用场景。而数字人民币在这两大平台的推广，也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数字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这也对完善和提升会展服务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等方面产生正面效应，从而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品牌度。
数字人民币在进博会和冬奥会的全面推广有望带动我国数字人民币迎来一波新的发展浪潮，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数字人民币用户将进一步丰富，普及推广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进博会和冬奥会的数字人民币试点，有力推动了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带动各个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发展，同时也在扩大数字人民币普及推广的过程中，为数字要素市场的完善和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天然的试验场。
从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一年来的工作进展看，我国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范围有序扩大，累计交易金额和交易数量爆发式增加，开设的个人钱包和支持交易的商家数明显增多，交易应用场景的领域不断扩展。同时，数字人民币钱包的技术支持也在不断成熟，正陆续嵌入招商银行、微众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中。
由于数字人民币高效、安全和成本低的特点，对其推广将大大改善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交易效率，降低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此外，相对于传统电子支付工具，数字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会更广泛、更灵活，不受传统支付工具的账户约束，能够满足居民货币需求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