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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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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由吴平、胡波撰写。
本章以语义学的历史发展为纲，探讨早期汉语语义的研究历程和现代语义学的产生、发展与逐渐成熟的过程，分析当代中国语义学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早期汉语语义研究
早期汉语语义研究主要围绕指称理论、词源、词典编纂等方面，成果主要体现在训诂学研究上。训诂学是“以中国先秦经典的书面语言及其解读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早期汉语的词源和词汇意义的历史演变……属历史语义学的范畴”（王宁，1993）。
先秦时期，汉语语义研究便已有了指称论方面的探讨，代表作有《尹文子》《大道上》《指物论》《正名篇》，包含“大道无形，大道不称，称器有名，众有必名”“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名足以指实”等思想（周建设，2002）。这些思想围绕名实问题展开，探讨的是词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属于语义学的指称理论。
除指称理论外，汉语词典学与词源学在秦汉时期也得到长足发展。语义研究从依赖语境的随文释义发展到脱离文献的词典词汇专著，发展了词义类聚的意义系统研究。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其实都是语义研究的著作。《尔雅》是汉语史上语义学研究的里程碑，是中国的第一部义类词典。而西汉扬雄《方言》则是中国的第一部对比词汇学著作，其“转语”说反映了同义、同族词之间的语音变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借助字形和声训研究字词的语义，是上古语义的百科全书，其部首包含着上古汉语的语义基元。汉末刘熙的《释名》提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其“义类”即词语的渊源，是中国的第一部语源词典。该书从声音推演词语之间的音义联系，摆脱文字形体的束缚，开创由音及义研究的先河。《释名》的宗旨在于由声音推导事物名称意义的由来，揭示词的内部形式，其研究不再限于经学，而是把语言作为独立对象来研究，是纯语言的语义学研究（卢烈红，1991）。
在词源研究的基础上，此后的学者从字形出发，探寻意符和声符在字义解释中的作用，分析字的内部结构关系。北宋王圣美提出“右文说”，即“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他指出形声字的意符只标明字义的意义类属，而声符则标明具体的词义内容。清朝至近代，训诂学研究结合古音与字义，突破字形字义的束缚，解决了许多训诂研究的疑难问题，将训诂研究推入了一个全盛的阶段。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章太炎《文始》等推崇“因声求义”，即以声符包含的语义特征为线索，辅之以意符的表义类属来寻求字的本义，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语义系统。清代训诂学者将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结合起来研究汉语音、形、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字义的历史演变，使语义研究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训诂学以先秦经典著作及其注释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古代汉语的语义和汉语词义的历史演变，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已成为语言研究的宝贵财富。当代训诂学吸取现代语义学的研究成果，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探寻训诂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律。科学的训诂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正逐步形成。
第二节现代语义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现代语义学对传统语义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是现代语义学继承训诂学传统、研究汉语词汇语义的时代。汉语词汇语义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语义研究散见于汉语词汇学著作之中，探讨的是词义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且多聚焦于词的理性意义。主要研究成果有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孙常叙的《汉语词汇》、王勤、武占坤的《现代汉语词汇》、葛本仪的《现代汉语词汇》等。下文简要介绍这些著作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语语义研究进入了发展的高潮期，学者们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深入研究了汉语的词义系统，现代语义学初具雏形。该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朱星的《汉语词义简析》、孙良明的《词义和释义》、葛本仪的《汉语词汇研究》、苏新春的《汉语词义学》、符淮青的《现代汉语词汇》和《词义的分析和描写》等。下面简要介绍这些著作中关于语义部分的研究。
二结构主义潮流下现代语义学的研究
20世纪又是现代语义学基于西方语言学理论探索汉语自身规律的时代。在结构主义潮流的影响下，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语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新颖的研究语义的方法，打开了语义研究的新局面。其主要研究的课题包括语义特征分析法（又称义素分析法、成分分析法）、语义场理论、配价理论、语义指向分析等。
（一）语义特征分析法
高名凯（1961）指出语义与语音一样是语言符号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可以单独研究，这是语义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依据。他借用音位和音素概念探讨了语言中的语义成分——义位与义素，指出语言中最小的语义单位是义位，构成一个义位的语义成素称为义素，义素组成义位受具体语言在一定时期的语义系统制约。义位包含许多概念义素，每个概念义素又具有许多附加的义素（如表感情、修辞、风格、形象等）。义位又可以彼此结合成更大的语义单位——词位义位，它具有义位的各个特征，因此，语言的语义系统是由义位与词位义位共同构成的。通过分析词的义素义位形成了结构主义框架下语义研究的重要理论——语义特征分析法，这对于汉语语义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陆俭明（1991）指出语义特征在汉语研究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语义特征主要以词为研究对象，即指某一小类实词所特有的、能对其所在的句法格式起制约作用的，并足以区别于其他小类词的语义要素。广义的语义特征研究认为词之上的结构如句子等也都有语义特征，将词义与语法结合起来分析语义特征。语义特征分析法常用于探讨不同词在词语搭配上的差异，区别看似同义实则并不同义的词，解释现代汉语中同形多义句句法格式的产生原因及同一类词进入某个句法格式的差异（陆俭明、沈阳，2003）。该分析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法，不仅有助于清楚地反映词的内部结构，使语义描写更形式化、精确化，从而有利于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而且可以很好地解释词小类与特定句式结合时的语义问题。该方向的具体研究领域包括语义特征的提取、表达、变化，以及之后与配价理论、认知语法相结合所产生的新问题。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指的是语义系统中固有的完整的集合（贾彦德，1986），即具有某种相近语义的语言单位构成的一个集合。语义场的构成以共同的语义特征为基础，至少要具备三个因素：语义相近的词项、词项间的逻辑关系、语义场间的联系。语义场内的语义单位相互制约，体现了词义的系统性。
语义场理论为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语义体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是汉语语义学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国内梅家驹、贾彦德、符淮青等先后探讨了语义场理论，并基于该理论分析了汉语语义语法现象。梅家驹（1983）基于语义场理论研究汉语同义词词群，把汉语词语分为12大类、94中类、1428小类，是一部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著作。贾彦德（1986）分析了语义场的性质与层次，指出义素分析应该从最小语义场开始，并介绍了汉语十类语义场，如分类义场、部分义场、顺序义场、关系义场等。符淮青（1988）分析了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探讨了汉语语义场的历时演变、语义场的层次性以及语义场的内部关系。解海江、张志毅（1993）指出语义场的历史演变过程具有二重性，其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性是引发语义场演变的内在动因，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知能力的提高是语义场演变的外部原因，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词汇语义场的演变。贾彦德（1992）运用大量的语言事实分析了义位与同一语义场中其他义位的相互联系与制约，研究了汉语语义场的历史演变。
语义场分析使得庞大的词汇系统更具系统性，对词项语义特征的分析、词汇的历时研究、篇章语义等都有重要启示。叶蜚声、徐通锵（2011）指出语义场与语义特征相互联系，语义特征为不同语义场的聚类和网络关系提供了理据，语义场的研究又反过来为语义特征的提取和确定其在语义层级网络中的位置提供了依据。
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是语义场理论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崔承一（1988）、刘叔新（1994）、郭继懋（1998）、沈阳（1999）等。在语义场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又叫纵向关系，组合关系又叫横向关系，其中聚合关系指的是一个词和所有可以在同一语境中出现的词之间的关系，组合关系指的是在同一平面上出现并组合在一起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介于单词意义和句子意义之间，纵向上主要包括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等，横向上主要包括主谓关系、述宾关系、述补关系、定中关系、状中关系等。词语之间语义关系的区分离不开对其语义特征的深入刻画，同时语义关系的确定又有助于形成不同的语义场。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结构主义框架下语义研究的基础。
（三）配价理论
配价理论指的是利用动词、形容词、名词和介词与不同性质的名词之间的配价关系来研究某些语法现象所形成的理论，其中，配价关系既包含句法配价和语义配价，也包含逻辑配价和语用配价。
沈阳和郑定欧、袁毓林和郭锐相继主编的《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1995、1998）两本论文集分别介绍了当时汉语学界配价现象研究的新成果，进一步推动了配价理论在汉语中的研究和发展。陆俭明在该书的序言中强调汉语配价理论为描写和解释汉语语法现象提供了新思路，但它不能代替先前已有的句法语义理论，更不可能解决汉语的所有问题。1995年和1999年两次全国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更是将配价理论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四）语义指向
语义指向是刘宁生在《句首介词结构“在”的语义指向》（1984）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句法结构中句子成分（定语、补语、状语）与其他句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联性。运用语义指向可以分析句子的语义结构，探讨语义结构的特点和句法语义功能，解释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语义指向研究作为分析汉语语义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探索汉语语义的性质与内涵以及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基于语义指向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有邵敬敏、胡裕树、陆俭明、沈开木、王红旗、卢英顺、张谊生、范晓、古川裕、赵金铭、张国宪、刘宁生、周国光等。他们的研究既有对语言事实的具体分析，也有对语义指向的理论探讨。下面分别介绍这些研究成果。
三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语义学
虽然汉语学界在语义专题研究上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现代语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却较为缓慢。
朱星（1980）首次探讨了“汉语语义学”的学科发展，分析了汉语语义学研究的范围及其重要性，提出从建设汉语语义学理论、编写必要的工具书和选印外国语义学代表著作译本三方面建设汉语语义学的构想。几年后，贾彦德（1986）撰写了国内第一部语义学专著《语义学导论》[后做重大修改，更名为《汉语语义学》（1992）]，填补了汉语语义学系统研究的空白。该书结合训诂学和国外语义学理论研究汉语的语义现象，探讨了语义单位、语义系统、义素分析法、语义场、句义等问题，重点阐释了语言学中语义研究的意义，并以汉语为例，说明语义研究是切实可行的。该书还讨论了语义演变的问题，指出汉语语义的历时研究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此外，该书还特别强调了语义研究的实践意义，即应该有助于编制计算机用的词典的释义工作，有助于对汉外机器翻译系统的设计。贾先生指出，汉语语义研究要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相结合，以汉语和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从国外语义学理论和训诂学中汲取营养，建立有汉语特色的语义学。邢公畹（1995）指出，《汉语语义学》是一部功力深厚、奠定汉语语义学基础的开创性著作。
上述研究基本上是应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较少涉及当时发展较快的语义学其他分支。从理论到研究课题全面介绍了现代语义学的第一本著作是徐烈炯的《语义学》。该书上篇主要介绍了语言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的各种语义理论，包括指称论、意念论、行为—环境论、验证论、真值条件论、用法论和境况论；下篇重点介绍语言学领域内语义研究的一些重点课题，包括词的意义、词组及句子的意义、语义与语法、先设、题元、照应、定指性和量词，力求重点突出，体现语义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徐先生指出，传统语文学范围内的词义研究缺乏系统性，当代语义学家都没把一些具体语义问题列入该学科研究的范围之内，而且当前形式语义学发展较迅速，前沿研究介绍较少，需另书探讨。
这几本语义学著作代表了我国语义研究的较高水平，促进了现代语义学的发展。当然，现代语义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该学科最新成果的大量引介。这时期国内翻译或直接引进的语义学专著主要有：沙夫（A.Schaff）的《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译）、利奇（G.Leech）的《语义学》（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译）、格雷马斯（A.J.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徐伟民译）、赛伊德（J.I.Saeed）的《语义学》、莱昂斯（J.Lyons）的《语义学引论》等；介绍性的论文更是成百上千，代表作有：周绍珩（1978、1984）、徐烈炯（1978、1980）、林书武（1984）、沈家煊（1985）、廖秋忠（1985）、方立（1986）、吴平（1996）、邹崇理（2000）等。论文专著的引介和编写大大推动了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为21世纪现代语义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21世纪现代语义学的百花齐放
一词汇语义学
除论文专著外，词汇语义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的促进。该研讨会自2000年由郑锦全、俞士汶、黄居仁等共同倡办以来，成为年度系列会议之一，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推动了词汇语义的学术研究和应用开发。如牟云峰（2005）在第六届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上报告的《感觉类形容词的词义演变——从自身感觉到认知世界》，结合词汇语义学与人类认知的研究，对形容词词义演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对词义演变的系统描写，构拟认知域的投射序列，进而揭示人类认知发展的研究思路，并对其意义、难点、注意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
二形式语义学
广义量词是蒙太古提出的用形式化的方式分析自然语言中的名词短语的理论，把量化名词短语处理为集合之集合的逻辑语义实体（方立，2000）。广义量词理论使得语义和句法同构，即语义解释的组合过程与句子的生成过程同构，与一阶谓词逻辑相比，扩大了名词词组的描写范围，深化了对名词短语内部语义特征的认识。广义量词理论研究自然语言量化表达式的主要内容有：对各种类型量词的语义特征进行精确且直观的描写，对量化表达式的语义性质的分析，对量化表达式的解释力的探索等。结合汉语研究广义量词的学者主要有邹崇理、李行德、潘海华、丁国旗、刘伟、张世宁等。运用广义量词理论处理汉语量化表达式，发掘汉语量化结构的特点，有利于推动汉语计算机人工智能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的发展。
情境语义理论着眼于信息处理的需要来研究语言的意义，认为句子的外延所指是它所描述的情境而不是真值，句子的差异取决于被它描述的情境。描写自然语言的意义需要参照现实世界的一个片段的具体情境，句子的意义是说出句子的陈述情境与句子所描述的外部情境之间的制约关系。情境语义学通过形式化的技术手段对自然语言进行语义解释，是从信息传达的角度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逻辑语法理论。贾国恒（2012）介绍了情境语义学的发展历程和学科性质，从不同视角阐释了意义、制约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并从哲学与技术两个层面分析了意义关系论的不足，提出了一种自由式意义关系论，探讨了扩展和完善自然语言语句系统的基本途径和可行方案。情境语义学研究现实世界中所有种类的有意义的事物，是一种综合性的意义理论。
类型逻辑语法又称范畴类型逻辑，它继承了蒙太古语法体系的传统，在严格贯彻意义组合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范畴语法、简单类型的Lambda演算及Lambek句法演算，成功展现了自然语言句法和语义的并行共现。类型逻辑语法认为语法就是逻辑，认知就是计算，分析就是演绎（贾改琴、邹崇理，2009），尤其强调用推演和计算的手段来分析自然语言。邹崇理的《范畴类型逻辑：从语言到逻辑》介绍了范畴类型逻辑的发展阶段、特性及其在中文句式分析方面的应用。贾改琴和邹崇理（2009）提出类型逻辑语法通过增添新的结构规则可以比较简洁地解释汉语灵活的语序，从而表明正常语序句的逻辑语义是异常语序句意义的根源。
除上述专题研究外，形式语义学的重要研究专著有：邹崇理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逻辑语义学研究》，刘伟的《代词隐现的动态研究》，方立、文卫平的《动态意义理论》，冯志伟的《数理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的形式模型》，蔡曙山、邹崇理的《自然语言形式理论研究》，王欣的《蒙太古语法与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以“的”为例》，高芸的《形式语义学研究》，刘明明的《汉语焦点副词与疑问词的形式语义学分析》等。
三认知语义学
认知语义学认为语义是一种心理现象，没有独立于认知之外的语义，主张从人类认知的特点与方式来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认知语义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研究概念结构与感知经验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有几个指导性的原则：（1）体验认知原则；（2）语义结构就是概念结构；（3）意义表征是百科全书式的；（4）意义构建是概念化的过程。该领域研究课题包括范畴化原型理论、非范畴化理论、概念化、转喻和隐喻、框架语义、事件语义等。
范畴化是人在社会实践中通过语言按区别性本质特征对客体进行概括和分类的认知活动（王德春，2009），是人类高级认知活动中最基本的一类。张敏（1998）指出语言形式的意义形成以及人类对语言形式的认识是人们对所处的世界进行范畴化的结果，因此范畴化一直是认知语义学研究的中心话题，相应的范畴理论和范畴化理论则是认知语言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范畴化原型理论认为事物范畴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范畴之间不是离散关系，而是连续统关系；事物的范畴是围绕该范畴中典型的成员形成的。这为自然语言现象的分类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划分标准，为不同语言成分类别之间以及同一类别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范畴化原型理论对认知语言学乃至理论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型理论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当遇到新的现象时，人们倾向于以现存的范畴来解释这些新现象，也就是原型理论中重要的理想化认知模型的应用。
非范畴化理论是范畴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范畴化的概念首先是由Hopper和Thompson（1984）针对词的语义扩展偏离现象提出来的。在人们认识新的事物时，范畴化原型理论并不能完美地解释这些新的概念，所以借用一些范畴成员来表达偏离原型的意义，这种失去范畴特征的过程就是非范畴化的过程。如果说范畴化是寻求共性的过程，那么非范畴化就是寻求个性的过程，非范畴化不是对范畴化理论的反对，而是对其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刘正光，2006）。
概念化是一种人类基本的认知活动。在人类的大脑中存在着一个心理表征的功能，被理解为概念结构。概念化与意义相等同，包括新的和固定的概念、感知、肌肉运动和情感经历、对当前语境（社会的、物理的、语言的）的认识等（Langacker，1990）。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其实就是语言表达式在说话者或听话人心里激活的一系列概念，并将某一特定的心理意象附加在它们所唤起的概念内容之中。因此，语言意义包含概念内容和心理意象，语义学研究应当对概念和心理意象进行结构分析和描写。概念和心理意象都是基于人类的体验和百科全书式的经验而形成的。这也印证了认知语义学中的体验原则。
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是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束定芳，2000）。隐喻通常是使用目标域和原域两个概念来描述的。隐喻是人类用来组织其概念系统的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段，通常是把人们比较熟悉的、具体的概念域（即原域）映射到不太熟悉的概念域（即目标域）上。通过映射，人们在两个概念域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这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然结果。隐喻有三种最基本的类型：本体隐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隐喻在汉语方位词、介词研究当中应用较为广泛，如蔡永强（2010）。
框架语义学是在格语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指的是语义是一个包含元素和元素间关系的框架，每个框架由一组呈现情景概念的框架元素组成。框架语义分析需要以词语的知识和经验背景为基础，探讨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范畴化功能以及使用该词语的场景。框架语义学从人们理解语言的角度阐释词汇意义，为观察分析词汇意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语义概念的认识（陶明忠、马玉蕾，2008）。
认知语义学在事件的框架中分析语义成分与表层成分之间的关系，研究事件的结构、事件的方式、事件的句法和语义表现等，发展出认知的事件语义学（Talmy，2000）。王寅（2005）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的概念，解释了汉语中缺省交际、间接言语行为、词义变化和转喻机制等一些问题。崔希亮（2012）从认知视角分析了汉语事件的结构、方式及其句法语义表现，探讨了汉语事件语义学，为解决意义的表达和理解问题以及句法语义接口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刘茂福、胡慧君（2013）研究了事件语义的理论基础，从认知视角探讨了事件语义的结构和关系，从计算视角探讨了事件语义结构与关系的辅助标注，讨论事件语义的形式化手段。
除上述专题外，认知语义学的重要专著有：田兵的《义项的区分与描写——关于多义词的认知语义学研究》、束定芳的《隐喻学研究》和《认知语义学》、胡惮的《概念变体及其形式化描写》、张辉的《认知语义学研究》、周领顺的《汉语移动域框架语义分析》等。
四计算语义学
计算语义学是结合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形式语义学的一门学科，旨在发掘自然语言表达式语义表征的自动化信息处理技术，探讨语义信息形式化、代码化的理论和方法。基于计算语义学研究汉语语义的学者有：俞士汶、张普、刘海涛、刘开瑛、姚天顺、翁富良、王野翊、侯敏、林杏光等，他们的研究主要涉及自然语言语义分析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为汉语信息处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计算语义学的重要专著主要包括：吴蔚天的《汉语计算语义学——关系、关系义场和形式分析》、鲁川的《汉语语法的意合网络》、靳光瑾的《现代汉语动词语义计算理论》、刘茂福、胡惠君的《基于认知与计算的事件语义学研究》等。
吴蔚天（1999）从汉语语义学的视角探讨计算机的自动分析问题，提出了汉语计算语义学的设想，弥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汉语计算语义学的核心内容是研究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建立关系义场，设立形式规则，使得计算语义学所揭示的规律能直接应用到计算机上。该书指出关系语义场是计算语义学区别于语言学语义学的主要方面。鲁川（2001）以计算语义学为研究背景建构了现代汉语的意合网络，探讨了人们如何通过语言形式来表达意义，提出了信息语法应当体现语义的先决性、句法的强制性和语用的选定性。靳光瑾（2001）研究了现代汉语句子语义的抽象表达式，重点是汉语动词的数学抽象和语义计算，使句子的语义表达能与现代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数理逻辑相融合。作者建构了一个语言环境模型，利用求解规则和策略推导出简单句和复合句中函子的空语类成分，让计算机自动理解和处理汉语语句的缺省成分，是汉语语义形式化和中文信息处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刘茂福、胡慧君（2013）从认知与计算角度介绍了事件语义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从认知视角探讨了事件语义关系，从计算视角讨论了事件语义的形式化，开拓了汉语计算语义学研究的新领域。
五其他分支学科
现代语义学除词汇语义学、形式语义学、认知语义学和计算语义学外，还包括了模糊语义学、国俗语义学等。
模糊语义学是运用模糊集理论与现代语义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语义的模糊性为对象，研究具有模糊性的词语和句子的意义，分析其语义规律，使语义学理论能全面解释自然语言中的各类语义现象。语义模糊性是指语义所表现出的一种语义不确定性、界限不分明、亦此亦彼的性质。词可以用来表达事物或概念，而世界上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语言要避免烦冗复杂就必须用尽量少的单位表达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因此不得不打破事物或概念原本分明的界限，用一个词表达几种不同的意思，以节省语言单位。语言是一种交流符号，在不影响交流的情况下，词无须像客观所指那样有分明的界限。这是语言模糊性存在的内在因素。其客观原因在于客观世界中的许多事物、现象、特征等构成了一个连续体，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一个确切的界限，如赤橙黄绿青蓝紫，凌晨与早晨。另外，不同民族对同样的客观世界有不同的认知途径和划分范畴的方法，经济原则、隐喻认知系统和思维互补等是语义模糊现象形成的主观因素。
我国最早运用模糊理论来研究语义模糊性的是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初探》（1979）。伍先生在模糊语言和模糊语义研究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词是表示概念的，词的模糊性是由词义的外延适用界限的不确定性来体现的，不受语言的限制。张乔的《模糊语义学》是第一本系统介绍模糊语义学理论的专著。该书基于模糊理论探讨了模糊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模糊语义的特点及定量化分析等内容，揭示出模糊量词寓意的特殊性，正式建立了语义学研究中的模糊语义学研究方向。吴振国（2001）指出语义的模糊性与客观世界或主观世界的联系都是间接的，语言形式和意义的矛盾、语义形成的社会性以及言语交际的需要，都是导致语义模糊的直接原因。陈维振、吴世雄（2002）从范畴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模糊语义的认知特点，将语言的模糊性归因于人类对客观世界范畴化的模糊与不确定性。吴振国（2003）系统研究了汉语的模糊语义现象，用形式化的方法探讨了模糊语义的各类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建立了一个较为周密完整的汉语模糊语义学理论框架。黎千驹（2007）系统阐释了模糊语义学的基本原理，从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应用价值三方面建构了模糊语义学的学科体系，模糊语义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初步形成。
综上，现代语义学的研究表明我国的语义学研究从最新理论著作的评介发展到借鉴国外语义学理论分析汉语事实，发掘汉语的语义特征与规律，在现代语义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产生了大量的成果。汉语语义学无论是本体研究，还是与计算机、逻辑学、社会学等的跨学科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充实和发展了语义学理论。
第四节汉语语义学研究展望
纵观国内外语义学的研究现状，汉语语义学研究无论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都大有可为。微观上，对汉语语义现象做系统全面的描写与分析仍是汉语语义学最重要的工作，是语义学得以发展的前提；从普遍语法的角度解释语义现象仍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推动着语义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语义学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应该协同发展，共同推动语言科学理论的进步。宏观上，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而语言是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必然会推动语言科学的迅速发展，同时，语言的研究也将制约一个国家信息技术的发展。语义学应该与计算机科学互相借鉴、相互促进，共同探索机器翻译、信息处理等课题。另外，形式语义学与逻辑学、数学、哲学相融合，认知语义学与心理学、人工智能等相融合，将形成多种学科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本章讨论了早期汉语语义研究的历程和现代汉语语义学的产生及发展状况。汉语语义学从词源学、词典学式研究到现代语义学研究的百花齐放，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方法与目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果。但现阶段现代语义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存在较多的挑战，语义研究的“两张皮”现象仍存在[※注]，阻碍了汉语语义学的发展。在语义学蓬勃发展的21世纪，汉语学界与外语学界应携手共进，充分利用汉语言系统的特殊性，为语义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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