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成功的改革都是增量型的改革，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和深圳特区的设立，这些做法基本都不触动既得利益，但允许某些新的东西存在。但是真正要改革的，比如说物价、财政等，反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容易做下去。”
《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
内容简介
40年多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巨变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本书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视角，回顾了农业改革、价格改革论战、通货膨胀辩论、深圳特区建立始末、浦东开发开放等诸多影响深远的事件，带领读者重返精彩纷呈的改革现场，细述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历程。同时，本书描绘了一群积极参与、推动改革的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活跃身影，通过人物与事件的相互关联，展现了改革未曾被清晰揭示过的来龙去脉。
作者简介
张军，经济学家，在当代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成果丰富。在包括ChinaEconomicReview、TheWorldEconomy、ComparativeEconomicStudies、EconomicSystems、JournalofAsianEconomics、JournaloftheAsiaPacificEconomy以及《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上百篇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近年来出版了《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文库·张军卷）（2010）、《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2010）、《张军自选集》（2013）、UnfinishedReformsintheChineseEconomy(2013)、《中国经济再廿年》（2014）、《登顶比赛：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2016）、EndofHyper-GrowthinChina(2016)等著作。
2015年10月因在中国过渡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荣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咨询研究员等，同时是EconomicSystems、JournaloftheAsiaPacificEconomy、JournalofPro-PoorGrowth、ChinaEconomicJournal以及《经济研究》等几十种学术期刊的编委。
书籍摘录
代序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节选）
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讨论改革模式以及如何改革时，基本的思路都是建立在放权或者分权上。80年代很重要的分权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这推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加上东欧经济学的影响，当时中国的经济开始有了变化，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也基本上完成，地方政府有了足够的积极性，这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果说早期是局部的，广东先办特区，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被默认了，那么慢慢地，中国经济整体都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对中央政府来说仍然面临不清楚改革到底要改成什么样、将来的体制是什么样、我们如何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等问题。所以亟须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方案，告诉中央政府改革应该怎么进行。
1984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对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过程当中。今天，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没有设计、没有蓝图，走一步算一步。这个评价不完全正确。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发的，广东的崛起也可能是部分设计过，而实际上自1984年开始我们一直在设计。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要解决的是价格问题。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要把价格搞对”，因为计划经济把价格搞错了，现在要校正价格。但是价格怎么改呢？当时整个社会都是低工资、低物价。经济学家厉以宁后来说过一句话：中国改革的失败一定是因为价格改革，所以最好先去搞企业的产权改革，特别是企业股份制改革。
当时中央分管经济的张劲夫前往杭州要听取会议的汇报，于是会议最后形成的报告由当时知道怎么写可以让领导听进去的徐景安完成。但是大家在辩论中认为华生口才比较好，就派了他去汇报。会议中虽然产生了放派和调派两派意见，但在最后的汇报报告中还是确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所谓调放结合的“双轨制”。
但是到了1986年底，国务院认识到价格双轨制产生了经济混乱，于是决定在1987年采纳整体配套改革的意见，其中生产资料的价格采取主动上调的办法。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方案没有得到一些部委的支持，最后在北戴河会议上只决定对钢材进行调价试点。据说，当时国务院领导带着国家物价局局长向邓小平汇报，汇报结束之后，邓小平没有对这个方案做出任何直接的评价，反而在说不放权让利，不进行政企分离，改革根本不会成功。这件事对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触动很大，认为邓小平对这个方案是有保留意见的，是不主张的。所以国务院还是不敢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后来连钢铁的调价方案都没有执行。
设计派抓住价格双轨制这件事情不放，觉得它应该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负责，因此持续地表示了反对。后来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从1987年1月开始进行物价、税收、财政、贸易的改革，这就是所谓的“价、税、财联动方案”。但是联动改革需要中央资金充裕，因为要买单、要补贴，而当时财政部没有钱，所以这个方案实际上也没有执行。我觉得没有执行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以及联动改革的这一套方案在中国不太适合，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邓小平不支持这个方案，国务院领导是不敢擅自行动的。这个方案基本上就被放弃了。
出现了通货膨胀该怎么办呢？当时世界银行提出，希望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起组织一次大型的会议，听听发达国家怎么进行宏观管理。这次会议于1985年9月2-7日在长江的一条船上召开。这条船属于交通部，叫“巴山”号，所以这次会议就被称为“巴山轮会议”。从重庆到武汉，这艘船在长江上走了六天，会议也开了六天。会议请来了非常著名的国外经济学家，其中有一半是东欧经济学家，比如曾经做过捷克副总理的奥塔·锡克，还有波兰犹太籍经济学家弗·布鲁斯（WlodzimierzBrus）。这次会议还请来了西方的经济学家，比如美国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Tobin）教授。
参加会议的中方经济学家中最年长的就是薛暮桥先生，当时应该有80岁了，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有刘国光、马洪、高尚全、吴敬琏、赵人伟等。另外船上还有做记录、整理资料的经济学研究生郭树清、楼继伟等，这次会议整理出了很多内部资料，但并没有多少内容公开出版。在会议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认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在走匈牙利的道路，他在会上发表了很多言论，包括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怎么设计、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等，这些言论对当时中国的改革者很重要。
而托宾认为中国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是因为企业发的奖金太多了，工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两倍。要治理通货膨胀就要让厂长经理少发钱。他甚至说，要让中国的厂长在办公室里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上工资的增长率应该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据我了解，这次“巴山轮会议”的国外参与者如今大部分都已过世了，但是这次会议对中国改革目标的模式、宏观治理等方面的影响的确很大。
当时这次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但是宏观经济管理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大家认为这个词比较西化，于是中方就创造了另一个词：宏观控制。但是大家又认为控制是计划经济，也不合适。折中一下，就使用了宏观调控这个说法，于是“宏观调控”这四个字在1985年成了政府用语。“巴山轮会议”上对中国的改革目标模式、宏观调控等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并且写出了报告提交给中央政府。
1987-1988年的政策转变很快，但是时机不太好，因为1987年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到1988年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腐败，导致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给了邓小平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设计的这一套改革，受到了东欧改革的影响，采取不断放权让利同时进行比较大的价格调整的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这使改革者后来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改革思路。
简单来说，这之后，中央政府尤其是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改革看起来要用集权的方式来进行，中央政府要有足够的实力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要给地方政府的改革以激励。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要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在激励上的不兼容问题。通过之前的失败，中央政府吸取了教训，认定不能给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么多的财力，要约束他们的预算。于是改革战略需要改变，在我看来，后来形成的新的战略就是中央通过重新进行财政的集权，和地方政府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力求掌握更多的财政收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激进的财政改革能迅速完成。但我深信，中国90年代财政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激励不兼容的问题。在中国，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可以简单地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来看。政治方面，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集权的，各层次的政府官员都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集权并不是改革中的重点；但经济关系则不同，出于效率的考虑，80年代政府间权力的划分导致了过度分权，地方政府拥有太多的自由支配权，这也直接导致了各地的重复建设和严重的市场分割，中央的政策在地方层面开始政令不通。由于经济激励，各地开始逐渐抵制中央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现在看来，分税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以2007年为例，全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五万亿，占当年GDP的1/4，同比增长32.4%，并且是超过年初的预算数目，这充分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上是激励兼容的。同时地方政府有一半的财政支出需要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因而不管是出于宏观调控还是推行改革的目的，中央政府都有足够的财力来保证政策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贯彻。
大家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成功的改革都是增量型的改革，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和深圳特区的设立，这些做法基本都不触动既得利益，但允许某些新的东西存在。但是真正要改革的，比如说物价、财政等，反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容易做下去。因此，中国的改革进程实际上是有两个阶段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1997—1998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已经成型了。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没有解决好，包括汇率、对外贸易等，但是总体的架构应该说已经搭建好了。于是，1998年以后的问题就基本是技术性问题了。
题图为莫干山，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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