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24日报道大部分人认识温方伊都是因为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所创作的学生话剧作品：《蒋公的面子》。
当时这个大三的女孩是拿这个剧本递交期末作业的，甚至递交时还有些战战兢兢。
六年后的温方伊，仍然行走在编剧的道路上，《繁花》找到了她。
温方伊如今在南京大学读博士，走出剧场、卸下“90后编剧”身份的她，是一个研究广东豫剧的博士生。
《繁花》在北京公演以后，参考文化专访了温方伊。从《蒋公的面子》到《繁花》，从期末作业到历史大作，她已经没有了六年前爆红时的惶恐。生活状态松弛的温方伊，有着一种淡定而珍贵的力量。
不会对《繁花》有太多评价，一切交给观众定夺
参考文化：《繁花》是你第一次创作沪语的话剧吗？这中间有什么障碍和惊喜？
温方伊：这是我第一次创作沪语话剧，其实我是不懂上海话的。当时他们（制片方）找我改编《繁花》，我其实也很惊讶，我以为他们会找一个上海编剧。但金宇澄老师的小说并不是以沪语来写的，他刻意避免了用全部的上海话来写这个小说。我基本上都能看懂小说，这样障碍并不是特别大。
Q：你说过在做《繁花》编剧时，金宇澄给了你很大的鼓励。你们俩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A：我在创作过程中，金宇澄老师没有太过问。我每一稿写出来，都会给金宇澄看，他会给我一些意见。金老师还是对创作者很宽容的，他基本上不会说一定要怎么改。《繁花》最后改了十稿，演出还有一些改动。
Q:你说你不会对《繁花》有太多评价，一切交给观众定夺。《繁花》在上海和北京公演以后，你会去网络上搜索大家的评价吗？觉得怎么样？
Q：你说过：一部长篇小说要改编为舞台剧，必然需要有所取舍。《繁花》之“繁”，更是如此。压缩剧本时有没有什么遗憾？
A：遗憾主要还是在阿宝这个人物身上。这个人物是《繁花》里很重要的角色，大家也都很喜欢阿宝，但这个人物很难在舞台上立起来。《繁花》在从小说改成舞台剧的时候，很难加进很多内心戏的独白。因为金宇澄老师在写小说的时候，也避免写心理活动。我也觉得，让一个人物在舞台上内心独白讲得很多的时候，就可以让人物的形象立起来。但这和金宇澄老师所营造的感觉是背道而驰的。
Q：你评价《繁花》说：“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一个标签化的全体”。但对你来说“90后编剧”这个标签却在你身上贴了很久？
A：我觉得“90后”这个标签倒是没什么。所谓的“90后”、“80后”还有现在的“00后”，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特点和指向。只不过要做一种强调，就是这个人真年轻啊！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所有的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商品在市面上流通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些噱头的。
处于道德边界的都市女性
Q：作为一个女性编剧，“女性视角”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我很难去评价这一点，也有很多男性的文艺工作者也非常细腻。我自己的感触还不是特别深刻。有一点倒是很有意思，国内有很多男性作者其实不太会写感情戏，也不太会写女性，这个在某些作家的身上特别明显。比如说《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他很明显不会写女性和感情戏。
再比如马伯庸，他不会写女性已经成了一个“梗”了。我很喜欢马伯庸，也很喜欢他写的《长安十二时辰》，但他在写《古董局中局》的时候，很想把故事中的女性角色黄烟烟塑造成一个很酷、冷艳的美人。但是没有人喜欢黄烟烟，以至于在第二部的时候故意压缩了这个人物的戏份。因为马伯庸很难找到这个女性在做某事时候的内心依据。
Q：那你在创作女性角色的时候，跟上述作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A：女性作者更会从内心出发塑造女性角色，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女性嘛。当然，金宇澄老师就是另外一种表现了。金宇澄老师还是很会写女人的，虽然他也是以一种男性视角去写女性，但是他可以把女性写得非常细腻。
当时，我愿意改编小说《繁花》，也是因为我在小说中看到一些描写女性的场面，让我很有触动。比如在小说里，有一段阿宝和沪生他们一起赴一个饭局。饭局上有很多的女性，比如吴小姐。在吃完饭以后，大家还要去赶其他的场子，阿宝就和吴小姐坐在一辆出租车里，吴小姐带阿宝去蹦迪。阿宝一直站在舞池边上，一直没有进去跳舞。阿宝看见吴小姐穿着非常闪亮，在舞池里面像鱿鱼一样跳跃。吴小姐回来就搂着阿宝说：“爸爸，爸爸，我只想叫一叫。”然后吴小姐留下一行眼泪。
这个场面让我很有感触，因为有很多男性写女性都会写成两个极端。一个是把女性写得特别美好，类似白莲花。另一种就是很简朴化的学生美。但是金宇澄笔下的女性，你很难界定她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她总是处于道德边界的状态。很像在城市生活女人的状态，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小时候向往成为编辑
Q：据说你现在的生活就是去图书馆看看书、看看剧、打打游戏，博士的生活你似乎适应得蛮好的。请问你博士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A：我的研究方向是广东粤剧。
Q：在广东粤剧方面有没有什么灵感？未来有什么作品可以呈现给我们？
A：我很难说在我的创作方面，我的研究能给我什么灵感。当然具体地去了解广东粤剧过去的表演状态和艺人的生存状态，也是非常有趣，不排除我将来可能会去创作这样的题材。
Q：我听说你好像现在不愿意做任何职业规划了，生活状态还是挺松弛的。
A：不是我不愿意做，是因为我知道依我自己的性子，我就是做了（职业规划）也达不到。
Q：你说了你这辈子都是不会离开文学的，但是可能不会从事戏剧这条路。除了编剧，还有其他你向往的职业吗？
我现在已经不惶恐了，当年还是很惶恐的
Q：网上说：温方伊说希望《蒋公的面子》过时，这是真实的吗？
A：当时是讲过这句话的。因为这个《蒋公的面子》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争议。说它表演和剧本都很传统，并没有给中国的剧场带来什么新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这么火？现在我回去看，《蒋公的面子》里技术性的瑕疵还是很多的。它之所以那么火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戏剧环境太差了。当时这种知识分子题材很少有。我们印象中写知识分子的题材，都是詹天佑这类所谓的“劳模巨人”，都是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基本上是一种歌颂知识分子贡献和其壮志未酬这两种戏。以《蒋公的面子》这样的角度来写知识分子的戏，我反正是没有见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编剧很年轻吧。
Q：《蒋公的面子》已经快六年了，现在想起它的爆红，你会惶恐吗？
A：我现在已经不惶恐了，当年还是很惶恐的。当时一下子接了很多名片，我还没有做好走向社会的准备。
Q：那你后来继续读戏剧方面的研究生和博士，和《蒋公的面子》的爆红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A：有关系。因为以我的英语成绩，我是不可能保研的呀！我当时同级的同学都在同时准备出国、找工作、考公务员，那个心态是非常焦虑的。我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因为知道我可以走（编剧）这条路。（文/孙之冰）
【延伸阅读】姜文：我不能让别人说，“孙子当年给我拍的什么烂片！”
参考消息网7月16日报道姜文，长着宽阔的肩膀，板寸头，一双往外鼓的眼睛，下巴硬朗，他并没有其他男演员的清秀帅气长相，倒是颇有些流氓气，他的声音低沉，洪亮，富有穿透力。以至于被马未都调侃道：“中央戏剧学院还收这样的啊？”
然而，据中央戏剧学院教师张仁里回忆，姜文考试时朗诵了契诃夫的《变色龙》，在他看来，那段表演“平淡且自然，透着一种淡淡的讥讽和嘲弄人的幽默感。”
而这似乎也奠定了姜文未来作品的风格。
招牌名声“脾气很臭”
姜文才华横溢到“收不住”，虽然不是恃才傲物却有“脾气很臭”的招牌。
拍谢飞的《本命年》，指挥导演使用镜头，谢飞说：“你可真够挑的，老这么提意见，将来自己导戏得了。”
拍张艺谋处女作《红高粱》，两人在片场从头吵到尾，多年后，张艺谋才悻悻地说：“他的心很高，也有这个能力，他希望超过任何人。”
拍陆川处女作《寻枪》，江湖盛传姜文意见太多，导致虽然挂名演员其实真正的副导演是他。
在做客《十三邀》的时候，他倒是承认了一点：每到关键时候会从内心爆发某种主动性。内心的想法类似于“宁有种乎？可取而代之”，大白话即是“这不行，我弄一个吧”。
他也能时不时透露出对往昔的不屑。“传统没那么了不起，不过某人过去的做法或者姿势而已。”它甚至给出了依据：古代成语“学富五车”，按照以往的竹筒子标准，字数甚至还不如一本小说《青春之歌》。
也正是这样反传统的精神，导致他骨子里的单纯，导致他不会按提问套路跟你打哈哈——
在2018年上海电影节上，评委会见面当场甩脸给记者表达不高兴：“为什么不给国外评审同声传译器？”在颁奖典礼上他又跟现场主持人“出难题”：“我不按稿子念，你给现场翻译成英语吧。”
“分析自己，是拔自己的头发”
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是出了名的难对付。
似乎，姜文压根不把采访当成严肃认真的事情，而是自带戏谑般的黑色幽默。
你说他叛逆？荒诞？幽默？控制欲强？他统统否认。
“我不是你的剧本，我不是你的角色”——任何东西不应该是被操纵的。
你说理解他，他会说：“我都不理解我自己，你怎么理解我？”
这大概不是挑衅，姜文说过：“不喜欢分析自己，那相当于拔自己的头发。”所以，何必呢？
但是我们能从他的几个喜好窥见一斑。
他心目中最恐怖的电影是马丁·斯科塞斯拍的《禁闭岛》，主角苦苦寻找，却发现自己要抓的人其实就是自己。
少要持重老要张狂
姜文父亲14岁就当兵，是参加过西北剿匪和朝鲜战争的老兵，小时候老爸常常不在家，甚至也挺凶，把姜文连打带骂一通。但姜文从小捣蛋的性子却没有变，“我妈也揍我，甚至更厉害”，但姜文自己一直认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论。
令他烦恼的是，他跟母亲的关系怎么都处不好。“买了房子她也没有很高兴，老爱住在内务部街不愿意搬走。甚至考上中戏，把录取通知单给她看，她看了一会扔在一边说，那一盆衣服没有洗呢，你别跟我聊这个，去把衣服洗一下。”姜文动情地回忆道：“我不知道怎么样能让她看见我做的事情而高兴。”
这似乎也影响了姜文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她们往往独立能干，譬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宁静，《太阳照常升起》的陈冲，《让子弹飞》的刘嘉玲，2018年《邪不压正》的许晴，都是大姐姐似的角色。在姜文看来，女人是用来仰望，而不是用来了解的。姜文笑称：“女人对我来说一直就像神一样的存在，你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你还老得想弄懂，老得侍候着。”
姜文长得特别着急。江湖传言曾经代弟弟姜武参加家长会，在胡同穿梭扮演老公公而完全不露馅。
姜文是逆生长的，年少时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仿佛一个中年人在缓缓叙述往昔，而年近五十，拍摄的北洋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则是满银幕喷薄荷尔蒙，而《邪不压正》镜头数量之多，剪切速度之快，更超以往。
姜文自己的解释是“少要持重老要张狂”。
而为什么拍民国系列？
他说，“民国的事我不能说自己很有发言权，但是我找到了话语权”。
拧巴的讲究派
做人做事，姜文向来有自己讲究的一套。
别人常规，他却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坐着，在《圆桌派》被掀老底，磕坏了窦文涛家的梨花木地板——即使坐着也爱跟人较劲。
作为讲究的一派，导演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加上公映不久的《邪不压正》，才刚刚好第6部。
他坦言不找不自信的活儿干，只拍能撞开自己情绪的作品。因此，姜文的作品，更是他本人的镜像，将梦中的东西真切地还原出来。
所以，看完《邪不压正》，评价两极分化严重但不变的是，很多人评价“这很姜文”。他认为电影是其实是“主观的真实”——譬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王朔、达利、凡·高，如果没有主观是无法创作的。
他也说自己并不是不想讨好观众，故意让观众看不懂，而是虽然希望观众看得高兴，但发现“只有我高兴，观众才高兴”。
因此，他从不质疑自己，创作的过程会有费劲地拿捏细节，但是作品一结束，就会秉持“坚信无比”的信念。
姜文脑子里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存着，因此导戏时往往显得“吹毛求疵”、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让李天然能在屋檐上飞檐走壁，愣是在昆明建起了四万平方米的胡同瓦檐；
为了呈现他心中民国人物个头矮小的形象，他找学生扮演日本兵，这样刺刀刀头就要刚好在日本兵脑壳下方，甚至连日本兵的小腿绷带长度也高度还原；主演廖凡身形高大，那就做大了风衣扣子，视觉上衬得他矮小。
不受眼前事困扰
姜文相当乐观和正能量，想着多年后人们意识到：“孙子当年给我拍的什么烂片！”这总是不好的，做事毕竟是为懂的人而做的。
电影不能为了接地气，只告诉人们“怎么挣钱？怎么泡妞？”以往为了看电影扒墙壁的那份真诚得留住！
他很知足，第一份工资47块钱，就觉得自己的钱挺多。“比尔·盖茨是八竿子打不到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花不了没用的钱”，这不是客气——
他天生很省钱，生活上不甚讲究，牌子不关心，甚至举了个例子——喝茶不用使唤别人，能自己泡，也可以就喝喝白开水。
往常老导演爱焦虑的东西也跟自己没关系——他常常不受眼前事困扰。
姜文认为新资讯无论如何爆炸都不要紧，因为关键还在于你能接受多少，毕竟你的胃口只有那么大。
当《圆桌派》的窦文涛提问，你就不担心自己作为老导演不再受年轻人待见吗？
姜文脑子快特别爱举一反三，“年轻人爱用的iPhone不也是老人乔布斯设计的？并没有新不新的问题，只有好不好的问题。”甚至当电影常被唱衰之时，但姜文也一副淡定的样子：“人怎么能永远被现实满足呢？”
面对奈飞挑战传统电影，他说：“人如果那么有主观性，那大伙都是创作者，都没观众的事情了？”
姜文如此独一无二，才会如此被影迷、观众、电影业内人士肆无忌惮地宠爱和珍惜。甚至即使大家吐槽着四年前的《一步之遥》，还不是心急火燎地去看《邪不压正》了？（文/朱柒柒）
（2018-07-1618:00:00）
【延伸阅读】2018年布克国际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文学是一种深刻地与他人沟通的方式
参考消息网7月10日报道7月6日至8日，英国布克小说奖创办50周年庆典在伦敦举行，这个奖项最初用来奖励前一年最优秀的英国小说，以及在英国出版的小说。后来，布克国际奖的设立表明了优秀的小说没有国界。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2018年布克国际奖获得者。
1962年1月，托卡尔丘克出生于波兰的苏莱胡夫，父母都是老师，她的父亲是来自波兰某区（目前属于乌克兰）的难民。托卡尔丘克的家中堆满了书，这大概也是之后促使她成为作家的原因之一。
满怀“帮助别人的浪漫思想”，托卡尔丘克开始在华沙大学求学，她学习心理学，并对荣格的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荣格的思想成为托卡尔丘克写作的奠基石。大学毕业后，托卡尔丘克在医院工作，成为帮助人们戒掉各种“瘾癖”的专家。
但是5年后，托卡尔丘克觉得自己不再胜任医院的工作，因为病人的困扰也给她带来很多烦恼。辞掉医院的工作后，托卡尔丘克开始写作，1989年，她凭处女作诗集《镜子里的城市》登上文坛。托卡尔丘克在30多岁时获得人生中第一本护照，她开始自由自在地旅行，这些旅行经历和感受启发托卡尔丘克创作了小说《飞行》。也正是凭借这部小说，托卡尔丘克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
《飞行》像是一部现代旅行者的观察记，书中既包括17世纪荷兰解剖学家菲利普·费尔海恩如何发现跟腱的故事，又包括喜欢给女人拍照的现代解剖学家的故事，以及作曲家肖邦的心脏如何从他去世的巴黎被运送到他渴望长眠的华沙等。这些表面看起来有些无厘头的碎片故事集聚在一起，却又相互关联。
《金融时报》认为《飞行》是“激昂时代的哲学传说”，英国小说家亚当·马斯·琼斯在《伦敦书评》中指出这本书的叙述几乎“完美”，并且，“独立的结构并不影响作品的完整性”。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莉萨·阿皮尼亚内西评价说：伴随着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关联，托卡尔丘克带我们经历无数次出发和到达，无数次沉浸于故事、游离于故事，同时探索和现代、和人类接近的话题。”
不久前，托卡尔丘克在英国伦敦接受参考文化专访，讨论她的创作。
要写作，学心理学是不错的准备
参考文化：如今你已经陆续出版了十余部作品，包括八部长篇小说，你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我一直都很喜欢写作，但最初，我一直都只是一名读者，而不是作者。我看过很多书，各种各样的书，不仅仅是波兰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世界文学作品。我父母有很多不错的藏书，我几乎把他们书架上的书都看了一遍，我最喜欢看小说。30来岁时，我尝试写了第一篇小说，那是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处女作于上世纪90年代发表，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领域。
Q：你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并受训成为心理治疗师，为什么后来放弃了这个专业？
A：这是我的选择。对打算从事写作的人而言，学习心理学是不错的前提。心理学让你了解到世界的复杂性，告诉你从不同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最终，心理学教会你“同情”。我曾经担任心理治疗师，我的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同情”。当你成为一名作家，你为小说设计角色时，“同情”也非常可贵，它是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塑造人物形象时重要的工具。
Q：也就是说，你所掌握的心理学知识有助于你的写作？
A：是的，但并非帮助我具体的写作，心理学教会我如何看待问题。作为心理学者，你会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共性要多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了解到这一点，很多问题就能够分析清楚了。
小说的重要部分是关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要写出有说服力的小说，作者必须以心理学为基础，和他人沟通。我相信文学是一种深刻地与他人沟通的方式。
我创造了“星宿”小说
Q：《飞行》是你的第七部小说，写这部小说的灵感是什么？
Q：旅行给了你写作的灵感？
A：是这样！特别是当我独自旅行，又不带任何旅游指南书的情况下，我就只能用眼睛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并且要全神贯注。
Q：是否可以说《飞行》中的讲述者是你本人？
A：不完全是。我在书中创造的这位讲述者性格沉稳冷静，她在某种程度上像我，但又不完全是我。有时，她像是我的朋友，或者其他人，但无论如何，这位讲述者和我的关系密切。
Q：书中包含大量旅程和片段化的叙述，你为何采用这样的结构？
A：我试图用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来叙述旅行经历。旅行并非是线性的经历：我们从一个飞机场到另一个机场，从一个公交车站到另一个公交车站，这样的经历像是在不同的陆地穿梭。这本书并非是旅行日记，也不是旅行导览书，而是我根据个人化的视角，用片段化的旅行经历写成的。我将这类小说命名为“星宿”小说。这类小说是为正在旅行的读者创作的，他们可以在机场、火车上读这本书。这本书很容易阅读，读者可以根据其喜好的顺序随意阅读书中的章节，可以从一个短故事跳跃到另一个短故事，从一个人物跳跃到另一个人物，当然最终，读者会感觉到这本书的完整性。
Q：各片段的联系间，令读者感到完整的元素是什么？
A：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它们共同的克制性。这些联系有时很明显，有时隐藏在文字之中，有时是同一位主人公，有时是同一个地点，比如同一家酒店等。
Q：《飞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关于保存尸体的科学，你怎么会对这个主题产生兴趣？
一方面，这是一本关于旅行的书，另一方面，这是一本关于不朽、关于人们躯体的脆弱性的书。
“我的潜意识告诉我怎么写”
Q：你认为《飞行》能够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被西方读者接受的原因是什么？
A：这是一本“通用读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可以看得懂。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书中写的是她的旅行，她的见闻和感受。并且，这本书的视角不是从某个国家出发，而是从一个普遍、通用的视角出发。
Q：你提到在你拥有了第一本护照后，你开始尽情地旅行，这也是政治环境对你个人带来的影响，《飞行》中是否涉及类似的政治隐喻？
Q：你的另外一本广受好评的著作是《关于雅各布的书》，那本书获得波兰最高文学奖耐克奖，这两本书之间存在共性吗？
A：这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飞行》是一本充满实验性、很容易阅读的书，但是《关于雅各的书》是一本关于历史的、经典的小说，讲述的是发生于18世纪的波兰王国边境，犹太人雅各布·弗兰克的故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吧？这两本书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
Q：在写作前，你如何做准备？
A：当我写作历史小说时，我会查阅很多资料，无论是在博物馆，还是图书馆。但在写虚构的内容时，我更多依靠的是我的想象。可能因为我读过很多书，我的潜意识会告诉我怎么写作。
Q：你是第一位获得布克国际奖的波兰作家，对波兰作家和波兰文学界而言，这个奖意味着什么？
A：我收到很多波兰朋友的祝福，对波兰作家和波兰文学界而言，这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目前，波兰的文化领域需要更多的支持。（文/崔莹发自伦敦）
（2018-07-1006:11:01）
【延伸阅读】马修·诺尔斯：闯荡中国影视圈的美国“小鲜肉”
参考消息网6月26日报道身高193厘米，硬朗健壮，马泰走在人群里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巨人”，亲见他的第一眼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6月18日）举行的电影《阿修罗》发布会上，他在舞台上完美还原着影片中叛军拉瓦的造型——霸气忠诚，不怒自威。
而在场下，马泰说着地道的汉语，处处散发着随和活泼的可爱气质——在思考参考文化提出的问题时，会自然地将腿搭在膝盖上，身体仰靠在椅背上，略作思索。在采访中，马泰中英文并用，中文表达非常流利，让人似乎感觉到：说汉语让马泰感到更舒适惬意。
这个外表英俊的美国“小鲜肉”是如何一步步在中国影视圈闯荡？他的中国之旅又有哪些奇妙的故事呢？这让参考文化有些好奇。
“文化差异是种乐趣，能让我不断学到东西”
马泰在采访中反复提到“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他说：“前几天，飞机从伦敦落地北京时，我心里有种回家的感觉。”而谈到将来的演艺事业时，他说：“我不会放弃中国，因为中国是未来。”
为什么一个美国小伙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心心念念于中国？其实，马泰与中国初次触电，源于2009年在贵州的英文支教工作，而学中文的理由也简单得很——“我必须学会中文，要不怎么吃饭点菜交朋友？”学中文习惯就此延续下来。马泰对贵州的印象是“好美好舒服，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形容自己在贵州的生活跟写作《江城》一书的彼得·赫斯勒（何伟）非常相似。2012年，马泰到成都旅行时，深深为这座城市着迷，于是留了下来，签约了一家经纪公司，同时在西南民族大学学习中文。
其实，马泰与中国的渊源不仅于此——他的祖辈也跟中国颇有历史渊源。
2011年，马泰的母亲无意中告诉他，他有一个爱上了中国的“祖姨婆”。在二战期间，劳拉·克拉克小姐在纷飞的战火中来到中国，与一群传教士一起在安徽芜湖建立医院，并热心服务于中国的医疗事业，终生未婚。2017年，马泰还探访了“祖姨婆”生前生活的地方——上海沪西第二集中营（现在的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这段探访经历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此外，马泰在参加祖母葬礼的时候，又意外得知自己祖父的兄弟利昂·威廉姆斯曾服务于大名鼎鼎的“飞虎队”，联合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无论如何，这些“巧合”都让马泰觉得自己与中国的缘分是“冥冥之中天注定”。
马泰透露，自己以及自己先辈跟中国的缘分，让他对一些角色情有独钟，例如，陆川导演已经购买了影视改编权的《江城》中的彼得·赫斯勒，又如，“飞虎队”题材影视作品中的美国飞行员。
然而，即使如此了解与热爱中国，马泰也无可避免地面临中美“文化差异”。他说：“越学习中国文化，你越明白你什么都不知道”，而讲起在剧组跟中国人发生的小分歧，他一开始有些不好意思说。
他说：“也许中国人不太喜欢在问题发生之前去解决它”。马泰曾向剧组反映他发现的一个问题，“我是在尝试解决问题，以避免问题更大”，但是工作人员觉得马泰在“惹麻烦”。在马泰看来，在西方，提出问题意味着努力让事情发展得更好，往往会受到鼓励。而在东方，人们受儒家礼仪影响，谦恭合礼，注重人际关系，而提出问题看起来是“被冒犯，丢面子”。
而当问题真的发生后，马泰又惊叹于中国人处理问题的快速变通能力，“往往能以最小代价去解决问题”。马泰感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好在他对文化差异有包容心，能够入乡随俗不断适应中国式的处事方式。马泰称自己很喜欢这种“学不完”的感觉，他说：“文化差异是一种乐趣，能让我不断学到东西。”
“要做一辈子演员”
马泰进入演艺界，颇有点误打误撞造化弄人的意味。在美国读大学时期，马泰的理想曾一度是进入美式橄榄球联盟当职业运动员——他当时已经是克莱姆森大学一名出色的橄榄球防守。
但没曾想到，大四时，他的膝盖严重受伤，一年内就做了三次手术，梦想破灭之后，万念俱灰的他想出走一番“找一个可以帮助人的地方”。2009年，他在美国橄榄球队友的帮助下前往贵州从事公益服务。
于是才有了之后结缘：姣好的外形条件和中英文语言优势让他不断有经纪公司签约——模特，歌手，主持人，形而优则演，到如今做了演员。也许，正是之前受伤的“不幸”才创造了马泰现在最大的“幸运”——艺术，他告诉参考文化：“我13岁以后一直打球，脑子里关于艺术的东西已经全都忘掉了，我特别感谢中国让我有机会找到我的激情，回到做让自己最开心的事情上。”
对于前述这一大堆身份标签，马泰最中意的还是演员。马泰认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一辈子演戏”。
于是，他不断通过专业学习和实战演戏来磨炼戏剧功底。2013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成为第一位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表演的非亚洲人；2014至2015年，他在美国洛杉矶花两年学习迈斯纳表演技法；而从2017年起，马泰在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完成一年半的硕士课程，即将毕业。
难能可贵的是，学习不同的表演体系并没有让马泰“真气乱窜”，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世界多个电影市场打开局面。马泰说：“发现自己演戏比之前进步了一些，这让我很开心很骄傲。”在他心目中，“最好的演员是让你完全忘了演戏两个字”，因此，他一直努力着让自己无限接近这一标准。
“我不嫉妒流量明星”
有观点认为，相比欧美影视圈的成熟与专业，中国影视圈有自己的特点——更为浮躁、复杂、急功近利。但马泰在中国影视圈打拼，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看法——不尖锐激进，甚至有点佛系般的亲和。
马泰喜欢的中国电影人是姜文和王力宏，“姜文的《让子弹飞》挺生动，我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王力宏的《恋爱通告》，十分可爱”，他明白一部电影的成功取决于各方面的因素，也避免不了各种矛盾——譬如好的故事拍不成一部好看的电影，而一个乏善可陈的故事却能出其不意地精彩。
而他欣赏的中国演员有周迅，马泰告诉我们一个小故事——他一开始并不认识《红高粱》女主演周迅，只觉得“那个女演员演得很好很自然，而且她一直看着我，我猜想她一定喜欢上我了。”马泰笑着说，自己一直没好意思告诉自己的朋友高圣远（周迅丈夫，美籍华裔演员）。
无疑，演员总是希望接到高质量的剧本，然而马泰也明白电影制片人会有“这个演员是否足够有流量“的市场考虑；他也知道，商业片可能成本大覆盖面广，艺术上不那么成功，而艺术片体量小，即使成功也很难为人所知。马泰知道这种“两难”，并学会愉快地与之相处。他的办法是，一边演商业片“挣钱吃饭”，一边演艺术片，追求理想。
马泰的好朋友卢靖姗因出演《战狼》女主角而“一炮而红”，他有些羞涩地回应说，曾设想过自己红了后的情形，觉得自己“很难承受”，所以，“目前现状也不错，只是如果更红就能接到更好的剧本。”这似乎永远是一个“甜蜜的矛盾”。
而对于现在娱乐圈的一些流量明星，他们似乎能赚取远远超于平均值的收入。“我不会嫉妒他们，因为我不觉得只有一个人可以成功，很多人都可以成功”，在马泰看来，嫉妒听起来有点消极毁灭的意味，而其实新事物的达成并不一定要毁灭旧事物，完全可以是新的创造。而且，马泰有单纯热爱的心理——如果想要达成一件事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做，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他坦诚，自己一路走来，不是被幸运地“看脸看身材”，而是一直在努力，即使是看身材，背后也付出了许多——他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健身。更关键的是，他享受演戏的过程。为演《阿修罗》，他训练了3个月，长了25斤肌肉；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饰演卡尔森，就学习到很多关于历史人物的知识；在《他来了，请闭眼》中，他扮演巴尔内斯医生，学会了怎么演好一个医生。
作为一个演员，你可以不断拓宽自己人生的维度，对此，马泰深感幸运。对他而言，演戏是热爱，热爱即是享受，这不免让人有些羡慕。（文／朱柒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