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反英大起义的爆发，将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接捆绑到亲纳粹国家的战车上。为了确保同盟国在中东地区掌握战略主动权，1941年6月8日英国与自由法国实施了联合出兵叙黎的“输出商”作战计划。
在这一军事行动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后，英法两国最终以允许叙利亚和黎巴嫩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民族独立的方式，渐进地实现了对叙黎两地的再度控制。
英法联合出兵叙黎
伊拉克在中东地区是一个十分渴望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它的西部地区与叙利亚、黎巴嫩毗邻，而其通过求援于纳粹德国以赢得国家独立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到叙黎两地的抉择。
与此同时，法国于1940年6月败降后，叙利亚和黎巴嫩便置于维希法国与纳粹国家的双重控制之下，这也就意味着德国极有可能将叙黎两地与伊拉克连成一片，从而确保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优势。
换言之，1941年爆发的伊拉克反英起义以及维希法国的亲德立场最终导致了英法联合出兵叙黎这一军事行动的发生。
就英国方面而言，1941年的伊拉克大起义已经将叙黎两地卷入战争当中。尽管德国军队以援助伊拉克起义的方式增强对英作战能力，但是法西斯国家通过叙利亚、黎巴嫩这条通道向伊拉克运送武器的行为严重触及了英国战略利益的底线。
英国曾不断强调，根据德国和法国1940年6月签订的停战协议，德国冒然使用叙黎通道的行为明显是置英国利益于不顾，一定程度上而言，英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德国将在中东侧翼对其构成严重威胁。
尤其是德国军队赢得希腊和克里特岛战役的胜利后，又公然在东地中海地区进行挑衅，委任统治地民众的亲德倾向也与日俱增。这使得同盟国军队在中东战场上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更确切地说，维希法国委任统治政策由模糊到明确反英态度的转变，使叙黎两地的战略地位日显重要。英国成功镇压了伊拉克起义后，便着手消除轴心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对其造成的威胁。
就法国而言，1940年6月败降后，叙黎两地落入了法西斯轴心国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双重控制之下。尽管贝当元帅尽量避免法国卷入战争漩涡，但是纳粹德国极力拉找维希法国并将其纳入到法西斯阵营以共同对抗英国势力。
特别是德国代表鲁道夫·拉恩不仅与法国的高级专员达成准许在叙利亚为德国飞机提供着陆点以及补给燃料的协议，而且还要求按照《德法停战协定》将贮存在叙利亚的军火武器提供给伊拉克起义使用。
但是，戴高乐对维希法国的亲德态度十分鄙夷，早在1941年4月自由法国就制订了进攻东地中海地区的作战计划，只是英国政府并没有接受这项计划。
如果保卫叙黎两地仅仅是英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插曲，那么在二战初期，对于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而言，继续保持法国在叙黎的委任统治则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因为，戴高乐将军迫切希望将维希法国驻守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武装力量“据为己有”，即大马士革、阿勒颇的空军力量，贝鲁特的海军分遣队以及装备精良的特种部队等能够极大地弥补自由法国军事力量的不足。
同时，戴高乐可以通过叙黎无线电台向法国本土及法属非洲发表反对维希政府的言论。而在东地中海地区享有特权的、为叙黎两地提供独立预算的法国公司及银行则会给予自由法国充足的资金支持与经济援助。
而且，随着中东侧翼地区形势的急剧恶化，以及维希法国与纳粹德国的公开勾结，英国政府不得不与自由法国共同出兵叙黎。
为此，丘吉尔批准了时任中东英军司令部总司令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制定的“输出商”作战计划，该计划是以结束纳粹德国在中东战区的煽动作用为目标。
为了保证这项计划的顺利实施，同盟国派出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力量分别是第七澳大利亚师、第五印度步兵旅、自由法国的军队以及英国第六军、澳大利亚第十七军、伊拉克军队等。
而维希法国在叙黎的军事力量除了被遗送回国的军人外，还包括35000名军事人员、18个步兵营、120枚大炮、90辆坦克、90架飞机以及在黎巴嫩海域停泊的2艘驱逐舰和3艘潜水艇。
经过双方的激烈交战，1941年7月14日，“输出商”计划最终以签订停战协议《圣让德阿克条约》的方式宣告结束。至此，英国与自由法国联合出兵叙利亚、黎巴嫩的行动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叙黎两地被同盟国占领。
总之，英法联合出兵叙黎的意义十分深远。对英国而言，这场军事行动既保障了它在非洲地区的战略部署，又保证了它在波斯湾、印度洋通道的畅通，并使同盟国在中东地区重新获得战争主导权。
正如丘吉尔所说:“战争的结果将在实际上而不是在表面上，构成英国和英帝国军队在中东无可怀疑的重大胜利。"对法国而言，维希法国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而自由法国的实力则在英国的帮助下不断增强，并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对叙利亚、黎巴嫩而言，其固有的亲德倾向日渐弱化。叙黎两地加入同盟国一方的政治倾向日益明显，而纳粹势力则逐步退出东地中海地区。
英法再度控制叙利亚和黎巴嫩
1941年7月14日《圣让德阿克条约》停战协议签订后，自由法国的旗帜飘扬在叙黎上空，戴高乐的帝国使命感更加强烈，卡特鲁将军的民族自信再次高涨，而英国却在事实上承担着保卫中东侧翼地区安全的重任。
9月27日，卡特鲁将军再次宣布结束法国的委任统治，并允许叙黎两地获得民族独立，但拒不将军事力量的指挥权、通讯设施、公共设施以及经济命脉的主导权交给当地政府，这遭到当地民众赤裸裸的漠视与鄙夷。
特别是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早已认识到，自由法国是不会轻易放弃委任统治的，除非叙利亚和黎巴嫩与其达成了符合法国利益的条约。的确，戴高乐并不希望中东侧翼过早地与法国脱高关系，因为这与其坚持重望法兰西帝国威望的信念背道而驰。
而英国政府则考虑到，应尽快以选举的方式来满足叙黎两地的独立需求，否则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情绪会直接威胁到同盟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仍与维希法国有着频繁地接触，而且也不认可自由法国所宣称的享有叙黎特权的言论。
面对各方压力，自由法国的处境可谓进退维谷。早在1942年4月，斯皮尔斯首次提出叙黎两地应进行民主选举的问题，卡特鲁将军则认为英国会借此机会进一步提高它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优势地位。
然而，由于“沙漠之狐”隆美尔率领的德意军队深入到埃及境内，中东地区又一次面临着落入纳粹德国掌控之内的危险。为此，即便是斯皮尔斯也不得不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选举工作应暂时告一段落。
8月，戴高乐前往东地中海地区进行第二次正式访问，他不仅多次会见叙黎当地的政治家们以便营造出自由法国已完全控制中东侧翼的政治氛围，而且还尽量减少与英国官员的任何接触。
当然，东地中海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断然不会无视英国与自由法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相反，他们会借此契机尽快以选举的方式来实现叙黎两地的国家独立。
掌握着民族联盟主导权的舒克里·库阿特里不仅不能接受以1936年法叙条约为参照的协定，而且也不愿承诺法国仍在叙利亚长期享有特权。毕竟，戴高乐仅仅是自由法国的政治领袖而非法国政府的正统领导者，英国则更像是叙利亚的真正占领国。
这也就意味着，为了使民族联盟在选举过程中获得胜利，库阿特里必须赢得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其主要问题是使英国政府相信他并非是轴心国安插在叙利亚的傀儡。
沙特阿拉伯的国王伊本·沙特从中积极斡旋，说他曾经与德国接触只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且他的影响力足以成为当地的政治领袖。伊拉克的首相努里·赛义德允许他与前往麦加朝圣的巴格达放逐人员进行深入接触，从而使其与英国官员取得进一步的联系。
正是因为库阿特里本人不仅备受叙利亚政客的推崇，他还与利雅得、巴格达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与此同时，沙特和伊拉克政府承诺库阿特里将站在同盟国一方。以上种种促使英国最终决定培植他为英国政府在此地区的代理人。
此外，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也希望利用同盟国内部的不和来实现国家独立。而且，英国公使还发表了支持叙黎两地进行自由选举的公告。
1943年2月，卡特鲁将军开始考虑如何划分叙黎选区以及分配叙黎选民才能避免自由法国处于极端被动的境地。但由于食物短缺、通货膨胀等经济危机频繁发生。8月17日，叙利亚议会以122票对两票选举民族联盟党团领袖舒克里·库阿特里为总统。
9月21日，黎巴嫩议会选举扈利为总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里亚德·索勒赫为总理。实际上，虽然英国和自由法国在对待叙利亚、黎巴嫩独立的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议，但二者只有找到彼此之间的契合点才能再度控制叙黎。
而此次民主选举，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跳板。简言之，以允许叙黎独立为幌子而进行的选举事宜，其实只是英法两国得以再度控制叙黎两地的手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