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似乎能感觉出，这首诗是写基督教的。是的，这的确是赞颂基督教（天主教）的诗词——在中国，写蕴含宗教色彩的诗歌并不少见，佛道两教为中华文学宝库不仅增加了肥料、土壤，甚或是灵魂！近年来，随着世界交流密切，写赞颂基督教的诗歌也多起来！
但是，您可曾想到，这首诗，是皇帝写的？当然，在中国，皇帝写诗并不罕见，皇帝写蕴含宗教色彩的诗或是写诗赞颂宗教也不罕见——皇帝给道教、佛教写诗更是屡见不鲜！
况且，您更可曾想到，这首歌颂基督教的诗，竟然是大清帝国的康熙皇帝，专门写给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的？！因此，这首诗，又名《康熙十架颂》。
那么，博友们肯定会产生疑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要讲清此事，还得从基督教的传入中国说起。
图1康熙皇帝
在元朝，基督教在中国的再次兴起，值得一提的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就是景教徒。由于这样的渊源，元世祖对基督教才会持宽容的态度，——隆重接见了罗马教廷派来的传教士队伍，马可波罗就在其中。
到了明朝，随着奉行基督教的欧洲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基督教也趁机扩张它的影响，并以葡萄牙占据的澳门为中心，不断向中国渗透。到了明朝晚期，著名的基督-天主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士大夫中间进行传教，并成功吸引了许多士大夫入教，最出名的就是徐光启。
1644年，明朝灭亡。新建立的清朝对基督教采取什么政策呢？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顺治帝下诏宣布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政策！这表明，新生的皇朝，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外来的宗教。作为回报，天主教廷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也下敕谕，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
利玛窦（1552.10.6.-1610.5.11.），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说起康熙朝基督教的传播，不得不说利玛窦，他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又是学者。
首先，利玛窦发现，中国人有着深厚的祖先崇拜与遵奉孔子的传统，前者构成了家家户户的祭祖传统，后者则构成了国家的祭孔尊儒的政治统治。而基督教崇尚“天父”，与这些是矛盾的。但是，祭祖祭孔在中国不仅是根深蒂固的，且更主要的是构成了中国人的家国体系，是文化，更是政治；是根基，更是灵魂！所以，不应该加以打压。于是向罗马教廷提出，不干涉中国的祭祖祭孔传统，前文也提到罗马教廷颁布教谕同意，而中国清廷也投桃报李，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而利玛窦的建议，史称“利玛窦规矩”。
同时，利玛窦力图“基督教中国化”——他引用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上帝”一词，说西方的“天父”就是中国的上帝——由此中国就把“天父”翻译成“上帝”——这不仅人为地构造了基督教与中国的“血肉联系”，更主要的是与中国的封建皇权相连——中国的皇帝都宣称是“天子”，天帝的儿子，而基督教尊崇的是“上帝”——不啻向中国的统治者宣称自己是可以成为中国皇权的拥护者，而且也间接为中国皇帝体重看了合法性（中国的“天帝”西方人也认可）！
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
但是，我们知道的，康熙刚继位的时候，是四大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辅政，这其中最后鳌拜把持朝政，而鳌拜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敌视的。中华王朝对基督教一开始是依赖其高超的科技，最主要的是天文历法科技，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王朝，天文历法决定着中国的农业生产，也就决定着中国的命脉。基督教引入了西方的先进天文历法知识，推算出的历书更加精准，所以备受中国皇帝的青睐。
但是，鳌拜却宠信一个根本不懂历法的杨光先。这个杨光先是一个极端顽固排外的人。他主张：“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主张对基督徒“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在他的主张下，鳌拜决定对基督教采取敌视政策，将著名的传教士、历法专家汤若望判处凌迟(后孝庄太皇太后下诏赦免其死罪，改为流放)，南怀仁被流放，史称“康熙历狱”。
鳌拜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鳌拜倒台，康熙大权独揽。或许由于都受过鳌拜的欺压，所以康熙在感情上对西方传教士是亲近的，所以康熙决定决定为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外国传教士平反。
康熙先是下诏找回南怀仁（汤若望已死），然后下诏杨光先与汤若望比试推算立法，结果杨光先根本不懂历法！最后，康熙下诏，重用南怀仁，处死杨光先（后来也下诏赦免）。
由此，作为皇帝的康熙，发现了基督-天主教传教士在科技方面的优势，于是更加亲近传教
士。
所以，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造就了康熙与基督-天主教的感情基础：其一是少年时期共同的经历造就的一种“患难与共”的感觉；其二就是由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的高超的科技水平！
上图：南怀仁（1623年10月9日—1688年1月28日，享年66岁），字敦伯，又字勋卿，比利时籍清代天文学家、科学家，拉丁人
就在康熙作为皇帝准备好了信奉基督教的时候，也就在西方传教士做好了为“由皇帝下诏将基督-天主教定为国教，紧接着就是全国民众全部受洗”而高兴的时候，转折出现了！
但是，转折出现了，情势最终急转直下——在康熙皇帝弥留之际宣布“禁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还要从基督教对天父的崇拜说起！
上文指出，基督教本已与中国达成谅解，崇拜天父但不阻碍祭祖祭孔，这就是前面说到的“利玛窦规矩”。然而，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等人来华后，在北京建立了法国耶稣会。而该会成员大多反对所谓的“利玛窦规矩”。
而恰巧在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教谕，竟然宣布禁绝中国祭祖祭孔，紧接着，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教皇竟然亲自派遣代表铎罗来华发布南京教令，禁止中国教徒敬拜祖先。
接二连三的行为，引发了康熙大帝的极为不快，于是，康熙帝也站出来亲自澄清真相，并派遣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没想到得到的不是谅解，而是进一步的行动。同年，罗马教廷将福建传教区由支持中国传统礼仪的耶稣会交给反对中国传统礼仪的多明我会（又译“多米尼克派”）。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再次颁布教谕，重申1704年禁令。
多明我修会创始人多明我
康熙皇帝决定与基督教做最后的挽留，同时也是最后的通牒——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被晚年九王夺嫡困扰不堪的皇帝竟然放下手中的事务，亲自调节教廷与中国的矛盾：先是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之争事，派嘉乐主教来华，再次禁令，然后，康熙帝在二十九天之内，召见嘉乐六次，不断重申“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希望教庭做出起码的让步，这也足见康熙对基督教还是有感情的。
但是，事与愿违，康熙帝的苦口婆心换来的，是嘉乐一次又一次的强硬！最终，极为愤慨的康熙大帝，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同时康熙下令禁教！——基督教与康熙一生的宿愿，就这样画下了句号，正可谓暮色苍茫！
这之后，天主教廷虽然又宣布可以让步，但是并没有得到清庭的再一次谅解。公元1723年，康熙去世，雍正登基，正式颁布诏书，禁止天主教！
天主教，是对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亦称基督宗教。
鉴于基督教与康熙皇帝、与中国的恩恩怨怨，我们深入思考后生出一个疑问：假使教廷不禁止中国的礼仪，那么基督-天主教能在康熙帝的偏爱下，在全中国范围内传播下去么？
我们认为，不能！这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基督教本性与中国文化是有巨大的不融性的。
黑格尔认为，基督教是“理性的宗教”本性，这里便点出了基督教的一个优点，在长期的传播的过程中，尽可能的保持了最本源的特色，那就是“对天父无保留的、无尽的崇拜”，这就构成了基督教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完整性！
同时，由于基督教“万世一系”式的讲原则，而原则的内涵又是“独一真神”，就意味着基督教巨大的排他性，突出表现就是对其他宗教神祇的排斥！这点我们可以对比基督教与佛教和道教。佛教是乐天的出世宗教，对任何宗教都不奉敌意；而道教虽然几次调动灭佛，但是最终对佛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式：你去白云观可以发现，道教对于佛教神祇观音菩萨、燃灯佛祖都化而受之，成为自己的神祇——观音菩萨叫慈航真人，而燃灯佛祖叫接引真人（很大程度上源自《封神演义》，也就由此很多网友探讨如来与元始天尊法力孰上孰下）！道释结合，荣辱与共，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构成中华文化最无上的灵魂！
反观基督教，自始至终“独一真神”反对所谓的“偶像崇拜”，难以与任何宗教共处！这就决定了基督教一定难以融入比基督教更早、更先进、更博大的中华文明之中！
清代的基督教圣经文献
第二，基督教政治性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有着天然的、根本无法弥合的排斥性与斗争性。
基督教是讲政治的！在罗马，有天主教教廷；在罗马教廷之下，有着成百上千的教区、教会，完成着对西欧的统治！之后甚至引发王教之争——教会与王权激烈争斗！那么，假使基督教传入中国，一定背负着政治目的，最终一定会引发与清皇室的皇权之争。一个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封建皇权，一个是世界上最严密的宗教神权，两虎必定相争！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基督教帝国主义性质，与中国国家利益有着巨大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日子里，基督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完成世界统治的工具。在大航海时代的扩张，虽具有宗教性，但是最核心的就是攫取利益！后来的帝国主义侵华就是如此，所以打着传教幌子的基督教，最终一定会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而遭到当时政府的驱逐！帝国主义侵华史，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