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4年4月，邓小平在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在关于驻军问题一条做的旁批。
1982年至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是在邓小平亲自指导下进行的。邓小平亲自抓谈判的各个问题，二十二轮谈判几乎每次谈判之前都要请示他；每次谈判后的简报他都要亲自过目。每当谈判陷入僵局，或是遇到涉及国家主权的重大原则问题时，他都作出重要指示。他还多次接见英国外交大臣，亲自做他们的工作。
中英之间的各轮谈判始终围绕着“国家主权”这个核心问题进行。在香港进驻军队的问题是中英外交谈判后期遇到的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之一，邓小平在这个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尽显“钢铁公司”的强硬本色，坚持中央必须在港驻军的原则，甚至为此“拍了桌子”。
对于中央在港驻军一事，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一贯的。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谈时就指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然而，当1984年中英谈判进入到第十四轮，关于中央在港驻军的问题，双方有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根据香港特区的国防事务由中央负责的规定，中央有权在香港驻军。但英方强烈反对，提出了各种各样荒唐的理由。为此，外交部专门就驻军一事给小平同志打了一个报告《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邓小平审阅报告时，在关于驻军问题一条旁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4月18日，邓小平还亲自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专门谈到驻军的问题。杰弗里·豪毫不掩饰自己反对驻军的立场，声称：“中国有责任保卫香港，但不见得非驻军不可”，“只是遇到外部危险时，才由中央政府派兵去香港”。邓小平当即表示不赞同，他说：“一九九七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邓小平的话再次表达了对驻军问题的坚决态度。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正式进驻香港，执行防务。
为什么邓小平对驻军问题如此“较真”呢？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十分敏锐的，并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香港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他理性而实事求是的指出：驻军不仅仅因为这是国家主权的体现，也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保卫国家领土的需要。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对港澳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解释说：“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此后，邓小平还曾多次公开谈到对香港驻军的深层考虑。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他指出：“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1986年4月24日，邓小平会见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查济民时说：“驻军是体现国家主权，是个安定因素。不要以为香港不会发生动乱。等到发生了动乱再派军队，问题就严重了。有点象征性的军队，就可以防止爆发动乱。”
1993年6月11日，邓小平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编辑组报送的《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整理稿时指出：“当时谈判谈得很细，谈到驻军的问题。我说，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表现的形式主要是驻军。”
邓小平最讲原则，这一特点与他求实的特点一样，闻名于党内。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是“钢铁公司”，“绵里藏针、柔中寓刚”。他对中国在港驻军问题坚定不移的立场和合情合理的解释，促使步步为营的英方退却了，并成功地让大部分香港人相信中央政府，最终实现了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历史使命。
（原载《邓小平手迹故事》，孙东升、蒋永清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