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乐府文化/2022
本期采访嘉宾：
马俊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者，博物学者。七十年代北方的乡下孩子，八十年代中等师范学校的文艺青年，九十年代的高中英语老师，二十一世纪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人在江南，做大学老师。北方平原阔野的草木虫鱼，让我对天地万物与人类文化保有永恒的憧憬与热爱。人生轨迹是从乡村到城市，从北方到江南，对于文学与博物的热爱带来的是精神地理的变动不居：从英语到中文、从文学到草木虫鱼，从现代到古典……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但却笃信这是读书人的本分。
这本妙趣横生的新书问世，许多读者一定跟我有同样的好奇：作为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您为何会钟情于昆虫？
大文豪雨果称赞法布尔是“昆虫世界的荷马”，您能简要介绍一下这位昆虫学家与他的《昆虫记》吗？
马俊江：荷马是伟大的，《荷马史诗》是伟大的；同样，法布尔是伟大的，《昆虫记》也是伟大的。法布尔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不仅是个昆虫学专家；《昆虫记》的伟大首先在于它不仅是一部昆虫学专著——专家和专著不会伟大，因为它们只属于某一个领域，伟大的著作不会被领域限制。大家想想，《论语》《庄子》《荷马史诗》……人类文明史上这些伟大的经典，能被单纯地划分到某个专业领域吗？
《昆虫记》让-亨利·法布尔
关于你们的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本来还有个第三，现在我挪到这里来：我的小书书名叫《我的<昆虫记>》，而不是《我的昆虫记》，也就是说，我写的其实不是昆虫，而是《昆虫记》，是法布尔和他的经典，我只不过是通过译述的方式致敬法布尔，致敬《昆虫记》。通过译述和重编，我想呈现的其实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法布尔，以及《昆虫记》里的一个丰富的大世界，而不仅是一对虫子。一句话，不要把《昆虫记》当做记昆虫。
我一直在说法布尔和《昆虫记》的伟大，在哪里伟大？答案也许有很多种，我的答案是诗人法布尔对天地万物细腻的观察和体验，思想家法布尔对生命的独立思考。我希望他会唤起读者对生命的新鲜感受，对生命的重新思考，而不是只满足于虫子传奇。
让-亨利·法布尔
我是学者，可你能想象吗？我的治学追求就来自法布尔在荒石园的一句话：你们研究死亡，而我探究生命。法布尔的“你们”是指法国科学界，而我用来针对一种恶劣的学术倾向，探究生命，应该是所有领域的学者的最高追求。
法布尔观察昆虫之地，是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荒石园，您是在哪里观察这些昆虫的？您与法布尔的昆虫世界，有哪些不同？
马俊江：法布尔在《荒石园》那一章里向一般科学家们宣战，说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把昆虫大卸八块，而他是在蔚蓝的天空下，鸣蝉的歌声中观察活蹦乱跳的昆虫。我们老说《昆虫记》是科学或者科普著作，但在这里，法布尔其实明确说出了他和科学家的差异：科学的基础是实验，是解剖，而法布尔是博物学家，是观察，是爱。其实，我和法布尔也不一样：我当然喜欢生长在大自然里的草木虫鱼，但我同样热爱文化史里的草木虫鱼——也就是生活在文字里的草木虫鱼。我爱观察草上树上的虫子，但我同样热爱爬梳文献，搜集历史上人和草木虫鱼的故事，也就是草木虫鱼的人文史——不同于自然史的历史。
在法布尔《昆虫记》基础之上，您做了哪些补充与发散？您对书中的哪一部分最为满意？
马俊江：乐府的老总涂涂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也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他出版一苇的《中国故事》时，封面上写的是“一苇述”。最初，我这本小书也想叫“重述”或者“译述”，而不是“编译”。西方文化史上有“重述（Retold）”传统，比如霍桑重述古希腊神话，也已是名著。《昆虫记》的传播史上，有一个英译本流传很广，叫FABRE'SBOOKOFINSECTS，就是Mrs.RodolphStawell重述的，而且这个本子很早就被译到中国来。不管是“重述”还是“译述”，其实都加进了不少自己的东西，而非原版复刻。我希望中国的出版界有一天能接受涂涂提倡的这个“述”，这很重要，名著，都需要“述”，“述”会让名著有生命力地流传。
法布尔是个思想家，《昆虫记》里有很多议论，我很看重这些，这是思想的闪光——有思想的著作才有可能成为经典。你问我做了哪些补充和发散，我很看重的补充和发散是对话，和法布尔那些思想的对话。有时，法布尔沒议论，我也忍不住出来说话，发些议论。我做的其它补充和发散，你可以看看我写的序，里面都写了。
如果非要找个最，那我说《小引》和《螳螂幼虫，樱桃树和生命的炼金术》。《昆虫记》没有《小引》，是我把法布尔写的这个片段故事，加上自己的发挥放到前面来的，用这个小引告诉读者四个字：薪火相传。希望读者不仅看到自然，还看到文化。《螳螂幼虫，樱桃树和生命的炼金术》这个题目是我取的，我不仅很得意这个题目，而且想告诉读者，《昆虫记》不仅记昆虫，还有美丽的树，还有炼金术——法布尔关于生命的沉思。
人类社会，对昆虫总有某些“刻板印象”，比如蜜蜂是勤劳的象征、蚊子是祸患的标志、蚂蚁是秩序的化身。诸如此类的印象，有哪些是片面的？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马俊江：我不认为这是“刻板印象”。因为草木虫鱼有自然史，也有文化史。进入人类视野的草木虫鱼，最终都会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这是文化史的事。玫瑰象征爱情，是很美好的事，不能说是“刻板印象”。自然是美好的，文化，同样是美好的，就像百草园很美，但三味书屋一样美，只不过是不同的美。
作为一位昆虫专家，您肯定力争做客观中立的观察者，但可能终究会有好恶，您最偏爱哪一种昆虫？
除了《我的昆虫记》，还注意到您出版了另一本新书《文心雕草：中国植物人文小史》。草木昆虫，似乎触类旁通，能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马俊江：如果说《我的<昆虫记>》是致敬诗人和思想家的法布尔，那么，《文心雕草》就是我向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致敬。草木虫鱼，都不仅生长在大地上，也生长在文化史里，《文心雕草》写的就是生长在中国文化史里的植物。司马迁曾在《史记》里给蓍草写过列传，我的《文心雕草》努力给更多的中国植物写传——写出它们在中国历史里的变迁和文化形象，文化性格。
文心雕草
给中国植物写传，说的话题很大。但很大的话题都可以从很小的问题开始：《诗经》里“采采卷耳”的“卷耳”到底是什么？现在很多书里说是苍耳，但我说不对；屈原向神献上的“桂酒椒浆”，今天很多人说是桂花酒，我说不对，椒浆的椒，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字很容易想起辣椒，但那不是屈原的椒；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枫，到底是什么树？今天的枫已不是古人的枫；武大郎被说成“三寸丁谷树皮”，谷树皮是什么树？……关于植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很多书——古人的，今人的——有不少错误。上穷碧落下黄泉，我找了很多材料，希望能把很多事说清楚。
沧海桑田，人间历史变迁，草木也在历史里变迁。月亮里的桂树变成了桂花树；秋葵由最好的秋花变成了人间菜蔬；梅，从厨房里的调味品，变成高雅的四君子之一……这样的历史变迁很多。
什么是文化性格？樟树是嘉木，杜若是香草，萱草忘忧，合欢是爱情……每一棵草的文化符号背后，都有古老的故事，故事里有人的理想国，和我们祖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