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回族族源与形成
回族的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来我国经商的阿拉伯（大食）和波斯人。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国正式派遣大使于唐朝建立邦交。据《旧唐书·西戎转·大食》与《册府元龟》载，“永徽二年八月（公元651年），大食国始遣使朝贡”,“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确自唐永徽二年始”。这是史学界较为公认的我国与阿拉伯—波斯开始发生经济文化交流的年代，也是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这种官方的正式交往和民间早已存在的自发传入孕育了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等民族的诞生。
“回回”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津一》中。最初是泛指回鹘以及中亚其他突厥族。见于官方文书中正式使用“回回”名词的是元宪宗蒙哥的圣旨。元世祖时，则专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人，到元代中后期“回回”一词范围扩大，成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色人种的总称。
回回一词作为民族群体的称呼，最早见于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其卷五《乐津一》中有：“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这是沈括在陕北编制的供战士演唱的凯歌词，当时主要抵御的是西夏国，这里也是公元756年郭子仪会回纥兵于陕北的地方，恰与今日穆斯林较多聚居之地相吻合。因此，可将它视为“回回”一词最早的实例。之后“回回”一词盛行于塞外及燕京一带。宋人郑所南《心史》《宋史·兵志》《辽史·皇帝本纪》中都出现了“回回”一词。南宋彭大雅、徐霆曾先后随使蒙古，将所闻所见整理成《黑鞑事略》一书，“回回”一词在该书中多次出现，不过含义甚泛，既包括葱岭内外的众多民族，也包括葱岭以西的地区、民族、国家。该书成书于13世纪30年代，此时中亚地区与我国新疆西南部早已伊斯兰化了。因此，该书中多处出现的“回回人”“回回国”“回回诸种”等提法，肯定囊括了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和伊斯兰地区和国家。
到了元代，“回回”一词的含义逐渐集中和明确，它成了伊斯兰教信仰者的统称，在多数情况下，它与穆斯林是同义的。特别是成吉思汗西征后，将畏兀儿（维吾尔）以西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地区、人民（穆斯林）通通泛称“撒儿塔兀勒”，或“撒儿塔兀伦”“撒儿塔黑”。后随着元帝国版图的扩大，他们发现“回回”信仰不同，有的信佛教，有的信仰伊斯兰教，于是为了不再混淆，专以回纥、回鹘、伟兀、畏兀儿、畏吾儿等词称维吾尔（Uigur），以回回专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西亚、大食、波斯、突厥诸族人。在元代的官文中，统称这些人为“回回”。
到了明代，“回回”与“教门”开始连接在一起，把回回人信仰的伊斯兰教称作“回回教门”“回回教“和”“回教”。而对伊斯兰教徒，无论国内的或者国外的，则统称“回回人”。这种称呼最早见于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回回人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一书中。
自清初至中华民国，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被泛称为“回”“回回”“回族”亦即“回教民族”。为了便于区别，而将回回民族称为“汉回”“熟回”，将维吾尔族称作“缠回”“生回”，将撒拉族称作“撒拉回”，将东乡族称作“东乡回”，等等，这些称谓多不准确，不科学，且存民族歧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历史传统和人民的意愿，界定了各民族的族称。“回回”这个名称，成为回回民族（即回族）的通俗称呼。
王岱舆最早于明末论述了“回回”一词的深刻文化内涵。王岱與自号“真回老人”，他在《真教真诠》中专门设有“回回”一章，可见他对“回回一词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回回“之族称已经非常稳定地指称“穆斯林”。
《回回原来》是著名的回族民间传说，有人认为是刘智之父刘三杰所作，现存有光绪甲午年（公元1894年）抄本和1981年在云南保山市板桥镇发现的抄本。该传说假托康熙皇帝向回回总兵马进良赐书，讲述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缘由和过程。
1.《辞源》对“回”字的解释主要有：
（1）环绕，旋转。
（2）掉转。
（3）章回小说一章叫作一回。
（4）伊斯兰教旧称回教。
（5）姓。如回良玉。
2.《辞海》对回回条目的主要解释：
（1）民族名、故国名或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2）在宋人《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指的是回纥；在《辛酉杂识》和《辽史》中，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和国家。
（3）在《元史》和《元典章》中，主要是指伊斯兰教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如回回法、回回寺、回回人等。在明清两代的文献中，主要指回回民族，如回回人（简称回人或回民。有时指伊斯兰教，如回教、回回教门）。
（4）清代又对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少数民族多加称为“回”，如新疆维吾尔等族为“缠回”，称甘肃东乡族为“东乡回”，并把新疆称为“回疆”“回部”等。
3.《汉语大字典》中“回”字之释义：
《正字通·口部》:“回，回回，西域大食国人也。”
从《辞源》“回”字本意为环绕、旋转。与麦加天方有关。从中国文字看，“回”字形同古代铜钱。比喻回族的商业民族源头及其擅长经商的民族性格特征。有的学者认为“回”字形象地揭示了回族性格特征中的刚和柔。“刚”是因为既包含了伊斯兰文化中的强韧、冒险、勇敢、坦然面对生死等特征，又包含了儒家文化中的信、义、诚等道德，因而表现在具体行为中才会果敢、无畏。“柔”是因为回族先民经历了开放的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的历史背景，经历了再生的艰难过程。从而形成了回族人外圆内方、外柔内刚的显著性格特征。有的学者认为“回”字由两个口字组成，形同围城，它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回回民族形成时的主要分布格局和所处的文化环境。回族文化处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有的学者认为“回”字代表了回族对内、对外的两种凝聚力。历史上的回回民族以具有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而备受注目。这种对外、对内的凝聚力形成了回族民族精神中的两个层次：外部象征国家，体现了回族民族精神中的国家性，在今天表现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基础上的共同进步；内部象征民族，体现了民族精神中的民族性，在今天表现为积极开拓进取，振兴民族经济文化，为社会繁荣多做贡献。
从回族作为跨境民族这个角度看，可分为境内与境外两大类。再从渊源关系上看，境内族群是回族的结构主体，为源；境外则是其派生的结果，为流。国外族源的来华主要以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突厥各古代民族穆斯林人口为主。国内族源的融入主要是吸收、融合汉、蒙古、藏、维吾尔、白等我国原有民族人口后而逐渐形成的。其融入方式主要有信仰融入和婚姻融入两种。
从社会表现来看，国外族源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七种情况。
（一）沿丝绸之路“乐中国土风”，留华不回
1．张骞凿空与古代丝绸之路
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文化与经贸现象，丝绸之路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它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史言“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曰“张骞凿空”，意即打通西域孔道。司马迁称“西域之迹，见自张骞”；班固亦言“西域以孝武时始通”。
据《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记载，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标志着中国至西域“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东汉时，班超再通西域，使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使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也使中国走向了世界。
《汉书·西域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详尽介绍西域的地理著作。此后，正史之中，如《后汉书》《魏书》《北史》《隋书》直到《明史》，都以西域之名立传。既不以西域之名立传者，西域之名也习用为常。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骞所完成的事业，开辟了著名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揭开了东西交通的序幕。他以“功不在禹下”“凿空西域”的不朽功绩闻名于世，除《史记》《汉书》的记载外，清人记载伊犁西南有汉张骞碑，爱国英雄林则徐更吟咏“张骞愽望笑凿空”。张骞超人的智慧和才能，令世人赞叹和敬佩！
2．丝绸之路成为诞生和发展东西方文明的重要的历史摇篮和通道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丝绸之路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伊朗、印度、埃及、巴比伦等国家之间的纽带；在丝绸之路通过的地区，出现过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奥斯曼帝国等跨亚、非、欧的世界大帝国；在丝绸之路的要冲上，诞生了至今仍影响亿万人思想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古代世界许多重大政治、军事活动发生在这条通道上，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发明和思想流派首先通过这条通道传播到世界各地；就中外经贸、科技文化交流的局部状况看，也是如此。中国的丝绸、漆器、瓷器、造纸法、印刷术、火药和冶铁、水利灌溉技术等由此经伊朗传向西亚及欧洲；而西方的植物新品种、毛皮、珍禽异兽及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宗教文化等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这条贯通亚、欧、非的远距离贸易路线，已远远超越了经济贸易范围，形成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等在内的多领域、全方位的交流。丝绸之路已成为诞生和发展东西方文明的重要的历史摇篮和历史通道。
3．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波斯商人
唐代由于波斯和中国的海上贸易极为发达，波斯人在中国南方沿海素有“舶主”之称。诗人元稹在《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一诗的自注中云：“南方呼波斯为舶主”。这不仅说明来到中国交州、广州的外国商船大多属波斯人所有，也表明中国往来于印度洋的商船也有任用波斯人船长的。在许多书籍中，波斯人往往被描绘成带有传奇色彩的异域人物。《太平广记》中的《李勉》《径寸珠》《李灌》等篇中均有波斯商人在中国奇遇的传说故事。《集异记》《酉阳杂俎》《宣室志》和《广异记》等书中，还记载了波斯等西域胡人识宝的传说。在《太平广记》卷六引《纪闻》和卷三五行《集异记》等文中，还分别载有专门从事买药的胡商（即波斯商人）的故事。其中有人就是炼丹家，为炼丹的西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元九世纪，祖籍波斯，担任过古波斯伊拉克邮政总管的学者伊本·库达特拨写了《道里郡国志》一书，还详细描述了从巴士拉沿波斯海岸绕南亚大陆，过南海到达中国的水路交通，而且列举了中国丝绸、陶瓷、麝香、貂皮等贵重出口物资的细目。这是中国与波斯友好往来的最早记载之一。同期另一位生活在波斯的学者雅库比在他的名著《阿巴斯人史》中，对中国与之毗邻国家间的关系，对中国的丰富物产、广州贸易的盛况等均有出色的描写。九世纪中叶，一位曾多次到过中国的商人苏莱曼用阿拉伯文写了一部文献游记《公元九世纪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游记》，不仅详细记载了航海的路线和航海情况，而且以生动具体的文笔描绘了他对中国民俗风情的真实了解。据文献记载，波斯人阿布·杜拉夫·米萨尔曾从石花刺出发，经印度、马来半岛到中国游历。这部《游记》对了解中伊文化交流的历史极有文献价值。
4．中国的硝，公元八世纪传到古波斯和阿拉伯国家
除丝绸之外，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其中火药是最早发明的。中国的硝，公元八世纪传到古波斯和阿拉伯国家，被称为“中国雪”或“中国盐”。中国用之于军事，始于十二世纪的南宋时期。十三世纪初，火药开始西传。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和波斯传给阿拉伯人，由阿拉伯人将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欧洲各国使用火炮，已到了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到了十四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火药又由海商李元传入朝鲜。
指南针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的。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已经提到了它的应用，最早记述其应用于航海，则是宋人朱彧写的《萍洲可谈》。指南针通过往来中国经商的古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传到了欧洲。欧洲人最早谈到指南针，是1190年一个法国人所写的一首诗里。但欧洲人懂得它的原理并制造它，要比沈括迟大约四百余年。指南针应用于导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飞跃。如果没有指南针传入欧洲，那么发现美洲的未必会是欧洲人哥伦布。
中国在公元前已发明了造纸术。七世纪时传入朝鲜，然后又东传日本。它传入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国家，起初是通过陆路。及至海路畅通，中国纸张便开始大量外传。将中国纸墨传往佛逝（今苏门答腊巨港一带）国的，是唐代僧人义净。此后，造纸技术又经古波斯和阿拉伯国家传到了西班牙以及欧洲和非洲。公元1690年才传到美洲。造纸术的西传对于欧洲文明的进步，其影响是难以估计的。欧洲第一部用活字版印刷的《圣经》，是印在羊皮纸上的。这部《圣经》整整用去了三百多只羊的羊皮。试想，如果没有纸张，要多少羊皮，才能印出成千上万的书籍呢？
美国学者卜伯德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些发明创造的传入，西方的文明将会变得何等贫乏。”
海上丝绸之路虽以运输丝绸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互相交流而放出异彩，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正是因为通过丝绸之路，不少阿拉伯、波斯商人来中国办货场、开商店，不少人逐渐地适应了中国的水土，习惯了中国的风俗，爱上了中国的山河与文化。同时也赢得了中国人的喜爱与欢迎。于是，他们便在中国“娶妻生子，置产定居”，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至唐武则天天授年间（公元690年），仅广州、泉州、扬州留居的阿拉伯人就数以万计，到唐末，留居扬州的人数已达数万人，留居广州的达数十万人。其中，因“乐中国土风”而留居不回的外国客商也已为数不少。
（二）使臣学者来华公干，完成任务后不欲再回
此类人，是随着外交关系的发展，因公受派而来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唐代，大食国自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到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的148年间，共遣使来华39次。波斯国自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到大历六年（公元771年）的132年间，共遣使来华34次。其他临近小国不计其数。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各国每次来使都是马帮、驼队，使臣、卫士浩浩荡荡，常达数十至数百人之多。为了接待各国使臣，唐朝设鸿胪寺（酒店），专门负责蕃使的朝贡及迎送事宜，并设礼宾院，负责使臣们的飨宴、食宿等事宜；同时在蕃客们往返经过的港口、城市，还建有商馆、驿站，专事蕃商、蕃客的接待服务工作。
至明代，由于实行了更加开放的政策，因此，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与中国关系更加密切。他们一方面向朝廷进献各种宝物，一方面带来许多货物在中国买卖。因此使团人数越来越多，最多的一次是朝贡使团，来人竟达2524人，其中买卖人870人。他们中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随处归附，落籍中国。
（三）阿拉伯帝国东扩时，逃难来华
此类人与受政治军事影响自愿东来的属相同性质。前者是因不降大食而整体来归的各国军政人员，后者则是无组织而自己逃来的各国零散难民。他们来自多个国家和多个民族，其中有工匠、艺人、学士、耕农、牧民等等。这些人多有一技之长，大都留在了长安，成为以国为姓“九姓胡”。
（四）援华平叛，来而未回
在中国历史上，请西域穆斯林国家来华协助平叛，主要有两次。一是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史之乱时，唐请大食后前来协助平叛。平息后，队伍一部分经广州从海上回国，一部分滞留中国，安置在长安东府大荔沙苑定居，与当地妇女结婚成家，历经几十代繁衍，成为长安“府东十大县”的“回回”人。二是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辽、夏（西夏）联合起兵叛宋时，穆罕默德二十六世孙纳只闷的你·所非尔，亲率大军前来支援。历十年，四方稍定。
（五）来华传教，留职未返
据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泉州《重立清净寺碑》碑文载，来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是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由大食直接派来的，名叫撒哈八·撒阿德·斡葛思，自大食航海至中国。在广州建了中国第一座礼拜寺，赐名“怀圣寺”，又称光塔寺、狮子寺。该寺于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毁于战火，十年（公元1350年）重建。《重建怀圣寺记》中也说，“至者乃弟子撒哈八，以师命东来，教兴，岁计殆八百，制塔三，此其一尔”。撒哈八在传教过程中，又在信徒中选了一位名叫哈祗哈散的人，住在寺中，助其兴教，后二人皆留居中国。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他亲派其门徒“四贤”入唐传教，一贤在广州，二贤在扬州，三贤、四贤在泉州。在他们的推动下，随着信徒的增多，来华传教的人也不断增多。如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兴建泉州南城清净寺的伊朗人纳只卜·穆鲁丁；公元1309年来华重建泉州涂门街清净寺的耶路撒冷人孙普哈丁；南宋时波斯传教士曼苏儿、阿拉伯传教士撒敢达；元初来华传教的乌兹别克毛拉不儿哈纳丁（传道于大都——北京）；元杭州“回回”埃及人哈老丁；元代泉州清净寺主教不鲁罕丁（直至明代其子孙后裔一直主持泉州清净寺）等人，皆属传教未返而落籍中国的，他们自然属于中国穆斯林的先民和贤者。
（六）蒙古西征时，随军东来
自阿拉伯帝国东扩后，中亚和西亚的诸多国家，大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因此，该地区自此以后的来者，也多成为伊斯兰教的信徒——穆斯林。
在铁木真强蒙兴元的19个开国功臣中，穆斯林就占了3个。成吉思汗的蒙古军，西征胜利返回东土时，将这些起义将士和名流、学者以及能工巧匠们，绝大部分都带回了中国。他们就是蒙古西征时，随军东来的“回回人”，是中国回族先民的主要组成部分。
蒙古军共西征三次，每次都带回很多“回回人”。从职业看，最多的是军人，包括将领和随军等各类人员，他们对于蒙古疆域的扩大和降服对抗者，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工匠，即各种手工艺者，他们中有许多是能工巧匠和制造高手，为蒙军军械的打造、维修，各种军需品的供应起了保证作用；其三是名士、学者和传教人，这部分虽然人数少，但对蒙军的远征成功，以及后来元朝江山的建立与巩固，都起了很大作用；其四是宫廷佣人等，他们被分配在蒙古统领者帐下，为征服者服务；此外还有农民，不过那时都实行的是“千户制”，每个人都是“有仗是兵，无仗为农”。
（七）由于其他原因零星来华未归
（一）信仰融入
信仰融入，即国内其他民族，因信仰了伊斯兰教而加入或被划入的，这是“回回人”融合其他民族的主要方式之一。其中又有几种以下情况。
1．劝化融入
即根据伊斯兰教义进行劝化。由信仰改变到民族改变。类似情况，在中国的许多民族中皆有，但主要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回鹘。
回鹘，隋时称韦纥，也称回纥。唐统一后，一直臣服唐朝，先后为唐统一西部立下汗马功劳。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建立了回纥汗国。安史之乱时，为唐平叛和收复两京再立新功。唐将其有功部队安置在西安大荔沙苑，同时又将大食来的穆斯林平叛部队也安置在大荔沙苑。加之原来已安置了不少西域来者，因此，逐渐形成了回纥与穆斯林的杂居格局。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自请将回纥汗国改为回鹘汗国（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为唐朝管辖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辽阔疆域。
就在这个阶段，回鹘中的不少人，在伊斯兰教的劝化和杂居穆斯林的影响下，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使回鹘汗国成为：在组织上，域内穆斯林均为回鹘成员，而在信仰上，回鹘则成了穆斯林成员。
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内部分裂为三支，一支迁至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一支迁至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又叫西州回鹘；一支迁至葱岭西之楚河一带，称葱岭西回鹘。由庞特勤率领的15部回鹘至葱岭西后，与当地已伊斯兰化了的葛罗禄（哈喇鲁）族一起，于公元848年在安西建立了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喀喇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世界上突厥语民族中的第一个伊斯兰王朝。”
随着时代的变迁，回鹘一部分成为维吾尔人，一部分成为中亚其他国家人，相当一部分则成为中国回族的国内族源。
2．感化融入
即由感情的融汇到信仰的融汇。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的故事。阿难答幼时，其父忙歌剌正做安西王，一次阿难答得病，多方医治，不见显效，无奈，安西王将其交给自己马夫的女人祖来哈抚养，祖来哈夫妇均为突厥族伊斯兰信徒。在祖来哈照料下，阿难答的病情一天天好转。自此，祖来哈夫妇终身跟随阿难答。阿难答则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阿难答继承了安西王王位，管辖着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大片土地。他最初驻守在六盘山（今宁夏固原），后迁至京兆（今西安）。作为雄踞一方的元氏亲王，其伊斯兰信仰始终没有改变，他走到哪里，即在哪里传播伊斯兰教。在他手下的15万士卒中，大半是伊斯兰信徒，其中有突厥人、蒙古人和西夏留下的汉人。他的部队主要屯居在临夏、天水至六盘山一带。像甘肃临夏的南关清真寺、城角寺、老王寺和天水的北关清真寺等，即是在他管辖时期兴建的。所谓“元时回回遍天下，陕、甘者尤多”，多就多在安西王的信仰与支持。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明朝兴起，追随阿难答的伊斯兰信徒们，大部分成为这些地方的“回回人”。
3．强化融入
即由信仰强化，到民族强化。此种方式，在中国主要是喀喇汗朝宣布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后，对那些原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强化为伊斯兰信徒，其中多数成为中国的回族人。
（二）婚姻融入
婚姻融入，是中国回族吸纳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口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汉族血统被融入回族族源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推算，汉族人口被融入回族族源的总人数，可占当时回族族源总人数的1/3以上。其中主要是女性，但男性也为数不少。那么，既然回族实行族内婚，为什么又有这么多汉族人口与回族结了婚，并成为回族族源的一支呢？这主要有以下一些历史的社会原因。
1．民族人口性别结构的平衡需要
大家知道，合理的性别结构是民族人口兴旺发达的重要条件，而来华穆斯林多为单身男性，他们是在中国发了财、做了官或者有了其他固定职业，并且在感情上爱上了中国后，才决定在华置产定居、娶妻生子的。而汉族的豁达与开放，恰好平衡了穆斯林人口的性别差异，更为中国回族的形成与繁衍奠定了基础。
2．长久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来华穆斯林为了能充分显现和施展自己的才华，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不仅学汉文、讲汉语，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而且继续与汉人结亲，使回汉人民不断地亲上加亲，从而使回族在中华大地上长久地生存和发展起来。
3．自由爱情的需要
自由的爱情是没有民族界限的，从回汉通婚的情况看，既有回男娶汉女者，也有回女嫁汉男者。且表现为知识程度愈高，爱情的自由度愈大。回男娶汉女者，其后裔多数成为回族，回女嫁汉男者，则出现了多种情况：一是按照回族习俗而行者，如明时安徽省寿县陶店村一对汉族兄弟，兄娶汉女，其后裔仍为汉民，弟娶回女，本人皈依伊斯兰教，其后裔皆皈依回族。此事成为全国有名的一脉、一姓、两个民族的回汉二陶村。似此情况甚多，就连孔子后裔中的一支，也被如此融入到“回回人”中。二是仍然为汉族者，如元戏曲作家王实甫，其父娶回女阿鲁浑氏，生实甫，但实甫及子王结，均坚持自己为汉人。三是一妻一族者，如明成化年间，安徽省利辛县郭楼村，有一汉族青年，在逃难中与淮河南岸贾家冲的一回族女子自由结婚，战乱后偕妻还家，又与父母所订的汉族女子结了婚，回族妻子生二子，定回族，汉族妻子生一子，定汉族，代代繁衍，在该地形成了一祖、一姓、两个民族的回汉郭楼村。
由上可知，婚姻融入，特别是回汉通婚，不仅扩大了回族的族体，同时也密切了回汉之间的民族关系，回汉人民是一家，早已成为历史的事实。
回族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回族的先民，因不同机缘，先后来自不同的国家，分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形成时，又是散居于全国各地。职业分布又广，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采矿、运输等，有的还跻身于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军、政各界，属于多种不同职业身份，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在信仰中融合，又在融合中信仰，相互关系愈来愈亲近，愈来愈一致。正是这种信仰的一致性，成为回族形成统一民族的基础。
回族的风俗习惯，多是从伊斯兰教义和教规中引申出来的。因此，它与民族族体的形成与巩固有着密切关系。如在食俗方面，《古兰经》第五章第三节规定：“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抵死的、野兽吃剩的动物。”这一规定，对于当时多数尚处于游牧生活下的穆斯林人口而言，起了重要的自我保护作用。它既有利于族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族体的巩固与壮大。《古兰经》第二章第219节对信徒又训导说：“他们问你饮酒和赌博，你说：这两件事都包含着大罪。”接着又在第五章90节中警告说：“信教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都是一种秽行，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这些劝导，无疑对信教人能随时保持清醒、远离恶习以及民族自强和个人自立都是有益的。
在婚俗方面，回族实行教内婚，规定：“伊斯兰教徒不得与异教徒通婚，若要联姻，对方必须入教。”这在当时来说，明显带有民族自卫意义，是防止被外族同化的手段与方法，但它可以从外族中得到自己民族所需要的性别补充。再如服饰习俗，规定男人戴小白帽、女人戴盖头等，这既便于族人的相互识别、沟通、亲近和必要时的相互联系、支持与帮助，又能提示外族人对自己的尊重，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其他还有许多属于回族特殊的风俗习惯。正是这些特殊的风俗习惯，对回族族体的巩固和壮大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关于民族的形成问题，世界上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其中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1818—1881）的名著《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部著作是这些研究成果中最杰出的代表。根据这两部名著的理论、观点及后来大量的研究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形成，都经由氏族、胞族、部落联盟、部族、民族这样一些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
从经济发展过程而言，大都经历采集经济、渔猎经济、游牧经济及以后的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发展阶段。民族内部的社会分工，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游牧部落从原始人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商业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生存空间的转移和扩大，是从山地、草原等经济文化稀疏区域向平原、城邑等经济文化较为密集的区域转移和扩大。我国的藏族、羌族、彝族、白族、壮族等大体上都是如此。
然而，回族的形成不是这样。它跨越了通常民族发展的好几个阶段。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域外域内的多种民族成分在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的主导、凝聚和影响下，直接在比较高级的民族发展阶段融合发展而成。形成时的族源就已经是文化素质较高、比较先进的民族。从经济发展过程来说，回族形成的基础与汉族都不相同。汉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我国农业、牧畜业、手工业尚不发达，商业还没有出现。回族形成于明代初、中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牲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陆路和海上贸易早已展开。
回族先民来自最注重和擅长经商的地区，回族形成时中国的商业早已兴盛，当时中国的社会分工已相当发达，回族内部的社会分工也比较发达，早已分化出一部分人来专门从事商业活动。一般民族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渐次发生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大分工，先有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后有商业的发展，回族却是先有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后有回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生存空间的转移和扩大也与其他民族不同，是从经济文化比较密集的平原地区、通都大邑沿着水陆交通网络向农村、高原和山区扩展，跨越了通常民族发展的好几个阶段。其经济发展、社会分工及生存空间各方面来说，都经历了一个非常规的历史过程，显示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发展模式。这不仅在我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回族“多元一体”的族群特征主要体现在：把族源复杂归于一，把观念多元定于一，把居住分散合于一。
其结果，我们注意到：有的明显带有跨族群特征，如历史上所谓的“汉回”（指今回族主体）、蒙回（托茂人）、藏回（青海、西藏、云南迪庆等地藏族穆斯林）、彝回（小凉山地区的穆斯林）、回傣（帕西傣、西双版纳）、白回（大理回族）等；有的则明显带有地域色彩，如西北回族、东南回族和介于两地区之间的回族；也有的可冠以省份名称，如新疆回族、甘宁回族、陕西回族、云南回族、山东回族、东南回族、河南回族、内蒙古回族、湖北回族、广西回族、贵州回族、海南回族等。如果再加以通盘分析，我们认为，除了具有跨民族特征的那些族群外，我国西北回族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从社会历史上还是从发展现实上看，都是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有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族群之处。
由此可见，回族“多元一体”的族群结构特征主要体现在：把族源复杂归于一，把观念多元定于一，把居住分散合于一。回族也是一个种族基因和文化基因最独特的民族，是多种族结合、多文化融合的产物。回族的种族和文化DNA（遗传基因）最复杂。她是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内外多种民族和种族，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以神州大地为活动平台和载体，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和文化起点比较高、历史相对悠久的独特民族。
赛典赤·瞻思丁（1211—1279），元初著名政治家、水利名人。全名为赛典赤·瞻思丁乌马儿。赛典赤意为“荣耀的圣裔”，瞻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儿意为“长寿”。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之后裔。自《元史》列传以来，一直受到朝野高度褒扬。他历经元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和世祖五朝，官职历遍中央宰丞、首都燕京、西北、江南和西南各省军政首脑，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京畿边陲，功勋卓著。其中又以治滇六年，历时最久，政绩辉煌，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团结与社会发展等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卓越贡献。东南亚的越南、缅甸及滇中的各族父老，视之如父母，缅怀至今。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云南行省，主政地理环境复杂、交通闭塞、军政关系紧张、民族矛盾尖锐的云南，为维护祖国西南边疆的稳定、国家政令的畅通建立了卓越功勋。至今全省近一半的县、市，或有其直接所设，或据其所立路、府、州改置，云南省名、省会昆明也历元、明、清、民国至今一直沿用。
赛典赤·瞻思丁归真不到100年，一个名叫马三宝的孩子在美丽的云南边陲诞生了，这个孩子后来被明朝皇帝赐姓为郑。这就是明代我国杰出的航海家和外交家郑和。许多年后，人们对照《郑和家谱》和《赛典赤·瞻思丁家谱》，考证出郑和所属家族是赛典赤·瞻思丁长子后代的一个支系，郑和就是赛典赤·瞻思丁的六世孙。
据考证，历史上郑和祖父和父亲都曾漂洋过海前往麦加朝觐。幼时就对外洋情况有所了解。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父病故，投靠燕王朱棣，做宦官。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从燕王起兵有功，燕王称帝后擢为内官监太监，执掌宫室陵墓的建造，采办宫廷婚丧礼仪所需珍宝、香料及珍奇异物等事宜。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正月初一，被赐姓“郑”。
公元1405——1433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远航，活跃在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直至非洲东岸，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他的航行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印度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20世纪末他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东方唯一的世界航海家。郑和离开人世已600多年，然而，对于当今那些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文明的交往与文明的对话仍怀有真诚信念的人来说，他无疑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永恒的魅力。因为郑和“睦邻友好，科学航海”的思想已深深凝固在海上丝绸之路极盛时期和人类世界航海史活的雕塑上，成为我国对外和平交往的名片。
明代的另一位政治家海瑞，清正廉洁，有胆有识，犯颜直谏，撰写《治安疏》，成为千古美谈。
在中国“正史”里，名字载入“清官”之列的人物并不鲜见。但像海瑞那样，“为民请命”而舍得掉脑袋，为官一清见底的人物屈指可数。公元1565年阴历十一月，上任刚满一年的海瑞安排好自己的后事，给嘉靖皇帝递上了自己撰写的《治安疏》。奏疏指斥皇帝20余年不理朝政，以致“天下之人不直殿下久矣”，意思是说所有的人早已就对你心怀不满，比起过去那些好皇帝，你实在差得太远了。读罢奏疏，嘉靖皇帝勃然大怒，但他没有杀死海瑞，承认海瑞的话没有错，把海瑞比作商朝的大忠臣比干，恼恨海瑞把自己当成了纣王一样的暴君昏君。嘉靖皇帝驾崩后，隆庆、万历两朝皇帝破格重用海瑞，官阶二品。公元1587年11月13日，海瑞在南京归真，身后只有银子8两，破旧物品数件。
《藏书》主要是历史人物评传，通过历史人物评传，来寄托他对历史的看法。《焚书》主要是一些时论杂文，批判儒学和当时的假道学。李贽预料到他的书友可能有两个结果，或者秘而不宣，或者付之一炬，因此用藏、焚二字取名。
李贽是我国少有的平民思想家。“藏书不藏、焚书不焚”，李贽身后留下了400余字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马骏（1895—1928）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字遹泉，号准台。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回族革命文学最早的开拓者。1903年入私塾读书，1906年入清真小学读书。1912—1915年先后考入吉林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在天津，他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和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等一道投身于爱国运动，开始了革命生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骏被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兼执行部长，领导天津各界的罢课、罢市、示威游行等斗争。后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觉悟社”、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等刊物，宣传爱国思想。作为代表之一，屡赴北京与徐世昌政府斗争，在天安门前身先士卒，面对暴警的枪口，坦然自若，逐被称为“马天安”。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天津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的派遣回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他在家乡宁安建立起东北第一个党的小组，播下了东北第一颗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他为了开展革命工作，奔走于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四平、牡丹江等地，风尘仆仆，不遗余力。他曾在被人称为“小南开”的私立毓文中学担任不拿薪水的教员和训育主任，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学习李大钊、鲁迅著作，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在读书会中，马骏给大家讲解十月革命，讲解马列主义，介绍五四运动，不断扩大党的影响。
1925年9月，马骏作为第一批留学生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和有关民族理论政策，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展开了斗争。他说：“我自从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我就完全明白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我认识了我们回族和汉族的将来命运都取决于革命放面，我认识了只有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民族问题，使各民族达到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马骏关心着回族人民解放，但他知道回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紧紧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系在一起。1927年在蒋汪合流、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惨遭杀害、革命形势极端恶化之际，他受党指示，领命回国，就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出色的领导北京地下党的工作，不幸于同年12月3日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百折不挠，始终维护党的利益，1928年2月15日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朝阳北门外，时年仅33岁。生前撰写了许多革命诗文，现存有《一个小蜘蛛》《他们为什么不去》《送李愚如赴法》等。
新中国成立后，刘清扬历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1977年7月19日在北京逝世。
回族人民在国家危难之际，总是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马辰屡建奇功，深得林则徐的称赞。郑国鸿与其他官兵一道，数次击退英军，最后他与敌人血战六昼夜，壮烈牺牲。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朝鲜平壤战场上，清高级军官左宝贵，在主帅投降、众将退逃、制高点沦陷的紧急关头，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虽身上数处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壮烈牺牲。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长驱直入，直逼中国的心脏——北京时，回族将领马福禄率领甘军开赴廊坊，百余名回族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给侵略者以重创；马福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镇定自若，指挥官兵誓死捍卫京城，最后和族弟马福贵、马福全及侄子马耀图等血洒正阳门，一起为国捐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图谋蚕食西藏，试图用各种卑鄙手段侵占我国领土。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代表唆使西藏代表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强调西藏疆域包括青海南部等大片西藏之外的区域，丧权辱国的《西姆拉条约》随即出笼。而窃据了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心切，为急于获得英国等列强的外交承认，置国家主权于不顾，已然草签了条约。而当时任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与北洋政府妥协退让的卖国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指出：“西藏本中国属土，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事关国事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马麒“艳电”，遏制了西藏上层亲英集团分裂祖国的行为，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立了一大功。
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回族抗日爱国将士。如著名抗日爱国将军白崇禧于1936年6月就与李宗仁、陈济棠以两广兵力组成“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中央对日宣战；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部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武汉保卫战，击伤敌陆军5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击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的我方人员与物资也得以西运；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统一领导长江以南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九战区，指挥桂南战役，收复昆仑关。白崇禧在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1万多人，缴获战利品不计其数。“台儿庄大捷”被认为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第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壮志和士气，振奋了全民抗战的信心。同时，白崇禧还利用自己在回族中的影响，出面组织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动员全国回族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高级将领叶剑英等保持联系，提倡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保护了一批抗日爱国的文化人和其他进步人士。
萨师俊，回族，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个海军世家。幼年时就常以“强国莫急于海防，忠勇莫大于卫国”自勉，后来成为一代名舰——中山舰第十三任舰长。
当抗战处在相持阶段的时候，地处西北边陲远离战场的青海回族儿女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不但捐款、捐物，而且以马彪师长为代表的河湟健儿，挥戈东下，跃马中原，驰骋沙场，令日本兵闻风丧胆。
当日本人在西北打出要成立“大回回国”，把目光投向护守西北地区东大门、时任国民党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宁夏省主席的马鸿逵，并采取诱骗和高压手段胁迫其就范时，马鸿逵软硬不吃；日军遂调兵西进，企图一举侵占绥西，时任绥西防守总司令的回族将领马鸿宾率部顽强抵抗，牺牲惨重，伤亡1000余人。
1949年，目睹连年战乱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不幸与灾难，在新疆和平解放的关键时期，时任新疆回教宗教长的马良骏大阿訇挺身而出，为稳定新疆大局做出了杰出贡献。1950年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通知书，任命马良骏为西北军事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战争爆发后，马良骏动员新疆穆斯林捐献了“伊斯兰”号飞机，支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
1957年，马良骏大阿訇归真，人们称他是“德高望重，万民景仰”的“回教领袖”。马良骏的一生追求和平，坚持温和中正，反对极端主义。他凭经传教，不立派，坚持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这些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的珍贵，更具现实意义。
在当代，回族当中也有一些学术大家，白寿彝和马坚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以史学界泰斗闻名于世，他不但是回族的骄傲，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作为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问世之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写信表示祝贺，全国学术界给予高度评价。
在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方面，白寿彝先生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教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他坚信：历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自信心的基石。
《中国回教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小史》
1949年，原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白寿彝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1年出版《回回民族的新生》，书中论述了回族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既回回民族是中国境内形成的民族，而不是外来民族。此后他主编了多卷本《回族人物志》《中国回族史》。
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
马坚《古兰经》中文译本，1986年，经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世界伊斯兰教联盟同意，由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印制，向世界发行
从以上介绍中不难看出，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
1．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王志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王志远：《伊斯兰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
4．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7．杨怀忠、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邱树森：《中华文化通志·回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傅统先：《中国回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3．马明良：《伊斯兰文化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4．马坚译：《古兰经》，麦地那国王古兰经印刷厂，回历1407年112:1-4节。
15．林松：《古兰经》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6．喇敏智：《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17．王正伟：《中华回族爱国英才》，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8．杨怀中：《中国回商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回族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丝绸之路向称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和国际贸易交往的通道。自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Ser-denstrassen的术语后，德国汉学家艾伯利特·赫尔曼于1910年正式采用为书名。之后SilkRoad这个美丽、形象而又永恒的名字便不胫而走，渐为世人所公认。在东方，丝绸之路作为一门学科形成，则始于20世纪中叶。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丝绸之路”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