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去世三十年了，人们还在深情地怀念他，还在谈论他的作品，这本身就是对一个作家最高的奖励。
路遥的伟大和崇高，是因为路遥的作品能给人们带来希望，激励人坚毅向前。今天，我们再“读”路遥，愿生在这个平凡世界的人们深深热爱生活，勇敢面对生活，这是对路遥最诚挚的纪念！
路遥与平凹
——读《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废都里的贾平凹》有感
文/王新民
提及很久前的往事，无意苛求古人，不是说老胥预言的失准，而是讲路遥和平凹的大象破相和难以预测。不过读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废都里的贾平凹》，对二人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首先知人论世。路遥生长于陕北，有匈奴人的血统和游牧民族的基因，充满英雄气概，敢作敢为；而平凹生长于陕南，有楚湘文化的熏陶，为人低调，伏低伏小。比如近40年前，在陕北召开长篇小说促进会，会后组织游览镇北台，当地驻军的士兵要没收相机中的胶卷，路遥大怒，与辩理交涉；而平凹见势不妙，就知难而退。再说二人对待疾病，从不示弱的路遥发现肝癌后一直保密，也不积极治疗，以致耽误，铸成无法弥补挽回的遗憾；而以弱示人的平凹多病，但不讳医忌疾，一直是著名病人，却积极设法治疗，至今康健。
其次说创作规律。路遥曾写过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说的是他常常创作到凌晨，休息到中午才起床；而平凹基本按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规律运行，上午下午写作，晚上写字绘画或会客。路遥绝对按照既定计划写作，《平凡的世界》计划春节前夕要写完，哪怕很不舒适也要撑着写完；而平凹随遇而安，写作《废都》时受路遥去世的刺激，先到户县朋友单位写作，鉴于住处窗户为寒风所破，又迁到大荔县朋友家写作，终于完成安妥灵魂之书。在路遥纪念馆，笔者看到平凹致路遥的一封信，大意是为某杂志或出版社，路遥约平凹写书稿，但平凹因故爽约，路遥动怒，平凹写信解释一番后，感谢路遥的认真负责，认为“确实也是对我爱的一种，我看在你的面子上，拼死拼活为小李写吧。”
再次说创作态度。路遥和平凹都非常敬业，以创作为生命，但路遥走向极端。那次，刚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到京夫的房间，京夫看到的不是兴高采烈的路遥，而是满面痛苦的路遥，并且听到惊世骇俗的话：我想自杀！京夫呆看路遥半天无语，而路遥再无二话，抽完烟就默默地走了，路遥就是这样的人，不断在寻求突破，追求新的目标，一旦受阻，就会痛不欲生。而平凹呢，也有受到误解或创作受阻时，他抱着默雷止谤、圣贤庸行、大人小心的态度，继续顽强创作，以更好的作品回答人们质疑，在创作中得到解放和自由。
我曾经拥有一幅照片，是路遥、平凹和金铮的合照。正值夏季，路遥穿着黑色体恤，平凹穿着红色体恤，金铮穿着白色体恤。黑色太沉重，路遥活的太沉重，加之超负荷甚至透支生命的创作，使他过早陨落。金铮是原《喜剧世界》杂志主编，人如其名，是一个刚板硬正的硬汉，刚则易折，英年早逝；平凹则如其名，正视人生之路的坎坎坷坷，活像当代的苏东坡，随遇而安，随物赋形，行于当行之时，止于当止之际，在不适应中求适应，在适应中寻求新的突破，在创作中实现生命价值和做人的尊严。
路遥虽逝，但其“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将与世长存；平凹仍健，正如孙犁先生所言：“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濛濛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种不已的农民”，继续为读者奉献着精神的“麦粒”。一个在天堂，一个在人间，或在冥冥之中，或在作品之中，都在激励着我们在生活中消除“浮躁”寻找“带灯”获得高兴，在“平凡世界”里笑看惊心动魄的一幕，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路遥侧记
文/邢小利
路遥是那种内向、深沉、严肃的作家。他具有一个真正的作家具备的气质和素质。他不像有些文人那样，有很多的逸闻趣事甚至是荒唐事。大音稀声，大美无言，他常常是默默的，有一种雨中白桦林般的忧郁。名声、地位都已显著，但不喜欢广于交游。正午的阳光下，他爱在空落落的院子里独坐。夜里常常一个人在树下转悠，或久久地仰望深邃的夜空。获茅盾文学奖后，他请作协的青年人到“太阳神”酒家喝酒。那一天下着雨，百叶窗外雨中的街景有一种凄迷的美。柔曼沉郁的音乐声中，一群青年朋友喝得淋漓酣畅，笑语喧哗，路遥则坐在一旁，微笑着默默无语。大家向他敬酒表示祝贺时，他对弟兄们只说了一句话：“以后要靠自己。”
有一天，是中央电视台播放《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的时候，谈起摄制这部电视剧的种种曲折及其他，路遥感慨万端，说他将来要写一部书，名字就取沙俄时期的诗人涅克拉索夫等人主办的一份杂志的名字——《祖国纪事》，把他的一些所见所闻写下来。我听后想了想，特别赞赏这个名字，认为意味深沉。但遗憾的是，这个《祖国纪事》未见面世。可能他没有来得及写，就远离祖国而去了。
路遥是个体育爱好者。但在世界杯足球赛和亚运会之间，他似乎更热衷于前者。像大多数男子汉一样，他无疑是个球迷。足球赛，特别是世界杯赛是当今世界最有魅力的体育比赛。它不仅水平高，使人大开眼界，而且，球场上的风云变幻，对机会的把握以及力量与技术的角斗，更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世界杯赛期间，路遥差不多每场球都看，看完后仍然激动不已，和作协大院里的球迷议论、评判一番，俨然专业评球员。当然，他的这个专业球评更多地带着作家看球的特点，球与社会，球与人生，球与生命，往往有着特别多的联系。
小说作家王观胜新疆之行，回来后带了不少新疆的音乐磁带。雪后的一个夜晚，王观胜敲我家门借录音机，说路遥要听新疆歌曲。在王观胜温暖的小屋里，路遥、王观胜和我，围着火炉，一边喝着苦茶，一边欣赏歌曲。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歌，《新疆好》、《高原之歌》、《冰山雪莲》、《塔里木河》、《草原之夜》等，距离现在很遥远，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点，但听起来既熟悉又亲切。路遥靠着椅背，仰着头，沉浸在歌曲的旋律中，不时随着歌曲低声唱起来。这里或许有怀旧的意思，但更多的，是这些旋律符合他的心理、气质。他说他特别喜爱新疆和蒙古歌曲，那里边有一种深沉的感情。
这个来自陕北黄土地的北方汉子，对雪山、大漠、草原这些能给人以严峻、辽阔的审美感受的自然景观，有一种来自天性的爱好。他从严峻、忧郁、深沉而辽阔的旋律中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回声。子夜已过，《塔里木河》的歌声分外深沉动人：“塔里木河呀故乡的河，多少回你在我梦中流过，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我都向你倾诉我心中的歌……”
沿着路遥的足迹
文/高鸿
第一次听说路遥，应该是1984年。那时《人生》电影在全国如火如荼，我高考落榜，惶惶如热锅蚂蚁，到处乱撞。县文化馆推荐我去乡文化站工作，奈何人还未报到，便被人顶替了。失魂落魄之时，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姑娘很贤惠，不嫌我家穷，我们便匆匆地订婚了。
那天我正躺在炕上发呆，未过门的媳妇骑着自行车来了。她带来了一些苹果并副食，邀请我跟她一起去镇上看电影。我说工作的事泡汤了，你还愿意嫁给我吗？媳妇愣了愣，咯咯咯地笑了。她说我是看上你这个人，又不是那份工作。农村也挺好的，有一茬人呢。
电影《人生》之后，我开始喜欢上了路遥，到处找他的作品看。我觉得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就是我们村的，甚至有些故事就是写我自己：饥饿、贫穷，自强不息。后来，我与媳妇之间，确实相继发生了许多曲曲折折的故事，如果写成小说，一定很动人，但我当时的职业是工人，没有创作欲望和写作技巧。直到2000年之后，我离开了企业，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下，才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成为作家以后，经常会有人问：你和路遥熟悉吗？我尴尬地摇摇头。岂止不熟悉，我是连他本人也没见过的呀。路遥辉煌的那些年，我正在工厂忙活，学的是陶瓷工艺，与文学几乎绝缘。如今，陕西的著名作家我都熟悉，甚至成为朋友，而路遥，则成为我心中无法弥补的缺憾。
路遥与《延安文学》
文/高其国
1973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就陆续结识了延安文艺界的人士。1976年延大毕业以后，分配到《陕西文艺》担任编辑。路遥把《延安文学》杂志社看作自己的半个家，他来杂志社的次数，要比回清涧老家和延川老家合起来还要多。他的几个弟弟，也把杂志社作为寻找路遥、联系路遥的一个点。
路遥的三弟弟王天乐在延安打工期间，路遥把他带到杂志社与大家认识，从此，天乐有空就会到《延安文学》来。因为天乐是路遥的弟弟，他每到杂志社来，单位的人都对他很热情、友好。天乐的个性比路遥活泼，有见面熟的优点，加上人勤快、口又甜，把比他大点的叫哥，比他大多的叫叔，叫的自然、亲切，单位的人很快就和他熟悉了。天乐遇到饭时，单位的几个年轻人就会凑到一起做饭吃。那时不太讲求吃喝，很少下馆子。开始做饭时，天乐是积极的帮手，但做着做着，他就成了主角，说你们拉话去，我来做。吃过饭，也不要我们收拾碗筷，很麻利地就拾掇了，而且井井有条，生活能力很强。所以只要天乐在场，大家就想在一起做着吃饭。但路遥不同。路遥从不插手别人做饭的事。这可能与小时候生活环境和忌俗有关。
在陕北，男人是不管家务的，特别是对期望很高的男孩，不让他们做女人们做的事，恐怕影响他们以后做大事情。在大伯家，有最疼路遥的俩个女人，一个是养母，一个是奶奶。她们两个人做家务，供一个下苦的，一个上学的。路遥应该属于那种穷人家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子”。
家务活也许不是路遥不想做，而是不让做。这导致路遥的自主生活能力差，在后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艰难时期，全靠天乐照顾。路遥曾有把天乐安排在《延安文学》的想法，天乐也有此想法，但后来安排在《延安日报》社，又调到《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
另外，我们还想请他担任《延安文学》公开发行后的编委，不知他愿意不愿意。一个省作协的副主席和著名作家，担任一个地方刊物的编委，有点不合适。只能担任名誉上的职务，比如顾问。但当时《延安文学》请的几个顾问，都是革命老前辈延泽民、李若冰、贺敬之、胡采、肖军。路遥年龄太小，放在一起不太合适。但担任个虚职编委，是不是合适呢？当时路遥与《延安文学》的关系很好，我们也把路遥当自己人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路遥完全同意，他不计较在名分，乐意成为《延安文学》的一份子。
1992年，路遥把自已亲手编定的《路遥文集》后记在文集未出版前，放在《延安文学》1992年第三期发表，前面还加了一段编者按。后记不长。这也是路遥在《延安文学》上发表的最后一篇稿子。
难忘路遥
文/马腾驰
路遥老师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抬头看着书房“驰风轩”里墙面上和路遥老师的大幅合影，我从内心里老是感觉到：他仿佛没有走，仍静静地抽着烟，摇动着手中的笔，专注地抒写着“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人生，仍继续着“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岁月……
我崇敬路遥老师。路遥老师是一代文学巨匠，是我心目中挺立的大山，是我文学之路上跋涉前行的楷模与榜样。
这是上帝赐赠给我的缘份，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之幸事，我在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工作的第二年，路遥老师挂职铜川矿务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离焦坪煤矿不远，同是矿务局下属单位的陈家山煤矿职工医院写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为一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我多次想去拜访路遥老师，但敬畏和自卑之感最终未能成行。后来才得知，路遥老师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以生命做赌注，在陈家山煤矿写作改变了千百万青年命运的不朽经典，也就是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平凡的世界》巨著。
“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是路遥的人生信条。后来，我进入了《铜川矿工报》工作，李祥云社长和路遥老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路遥老师多次来报社，我见到了我敬仰的著名作家，激动异常。他每次来报社，我去社长办公室给他沏了茶，都要恭敬地向问好。他都谦和地点点头，微笑着应答，并问我最近写啥呢，末了，还忘不了鼓励我：好好写，多写多思考，就会出好的作品。
每次送走路遥老师，李祥云社长都要说起路遥老师的情况，说起他在陈家山煤矿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的一些细节：路遥老师忍受着寂寞，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之中。他时而坐着写，有时站着写，累得实在受不了，就把几本书叠在一起，歪着头枕着写。手麻握不住笔，用热水浸泡浸泡再写。也说不清是哪一天，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突然感觉心口灼痛，两眼发黑，吐出了鲜血，血滴在稿纸上，人晕倒于桌前。那时，他似乎看到死神从遥远的地方向他逼来，他祈祷老天，能给他生命的力量，哪怕他宏愿完成之后倒下去，也无憾了。
经过艰苦的创作，《平凡的世界》杀青付梓，一时洛阳纸贵。1988年，《平凡的世界》以榜首位置荣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为路遥老师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路遥老师对铜川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他的弟弟王天乐先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工作，后调《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当驻站记者。路遥也把他的生活体验地选择在了铜川，挂职在铜川矿务局党委做宣传部副部长。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创作手记《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首发权交给了《铜川矿工报》，在报社时，我看到了那部书手稿，连载的每期报纸，至今我都完好地保存着。
1991年11月13日，铜川市文联召开文学创作研讨会，路遥老师应邀前来。他满心欢喜地走进了他非常熟悉，别有一番深厚情感的铜川煤矿。那天上午的大会上，我负责大会摄影，给主席台上的路遥老师单独照相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右鼻孔里塞着棉球，他是带病出席这次会议的。大会讲话时，路遥老师情绪特别好。他说，他对《平凡的世界》的诞生地，对这部小说里煤矿生活的背景地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特殊感情，他相信铜川能出熊熊燃烧、温暖人间的煤炭，同样也能出大手笔的作家，他看好铜川文学创作的未来。也许那天的心情特别好，他讲得很有激情，很有感染力，博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午间休息时，我去路遥老师的住地宾馆看望他，他弟弟王天乐恰好也在房间。天乐跟我是要好的朋友，他给路遥老师介绍了我，路遥老师说：“不用介绍啦，早都认识哩，腾驰是《矿工报》的，我在祥云社长那里见过好多回！”路遥老师的话让天乐笑了起来，也让我一下子话多了起来。天乐问起我所在铜川市铝厂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的事时，路遥老师站在一旁，双手插在上衣左右兜里，右小腿曲起来顶在席梦思床边，平和地笑着，静静听我俩说话，如同一位敦厚的兄长，看着两个兄弟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