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长春，1944年2月生，辽宁大连人，1965年9月入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内容简介】
【出版人推介】
【珍贵照片】
【目录】
（上）
出版前言
把党的事业接力棒接下来、传下去（1983年4月12日）
改革成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创造的（1986年12月10日）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983年2月2日）
进一步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1983年4月14日）
增强城镇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紧迫性和自觉性（1983年10月24日）
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四个关系（1985年3月15日）
过去五年改革的实践经验（1985年4月6日）
努力实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1985年5月17日）
对当前的物价问题怎么看（1985年10月19日）
深化对改革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1986年5月14日）
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1986年5月14日）
一切观念和做法都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6年10月27日）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始终不渝坚持改革开放（1988年5月23日）
“海城经验”的重要意义（1988年10月6日）
“三辽”地区开发建设的几点启示（1989年9月24日）
坚定扭转工业生产被动局面的信心和决心（1990年6月13日）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改革创新精神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1983年5月11日）
要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1984年2月2日）
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应当改革（1984年10月2日）
改革的步子要再大一点（1984年12月31日）
统计工作在改革发展中大有可为（1985年1月10日）
顺利推进价格体系改革（1985年4月3日）
抓好劳动制度改革（1986年7月13日）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当前几个突出问题（1986年12月16日）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行业管理部门转变职能（1987年7月10日）
加强对改革问题的研究（1987年8月20日）
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市场物价（1989年8月30日）
实行从紧的财政信贷政策（1989年12月3日）
深化农村改革，壮大农村经济实力
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1986年1月22日）
发展农村经济要广开门路（1986年6月19日）
工作队要发挥好多方面的作用（1986年11月7日、10日）
城乡经济联合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子（1987年2月27日）
全面发展农村商品经济（1987年3月3日）
完善机制，加速推进农业集约经营（1987年7月14日）
探索农田基本建设新模式（1987年10月9日）
深化农业投入机制改革（1988年10月13日）
与种粮大户谈粮食问题（1988年11月29日）
狠抓农业综合开发（1990年2月19日）
大力发展林业，创造良性生态环境（1990年2月19日）
增强绿化意识，加速林业建设（1990年3月12日）
加快城市综合改革，推动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全国翻两番，沈阳怎么办（1983年5月21日）
关于把铁西工业区作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重点改造开发区的建议（1984年3月22日）
加快城市综合改革步伐（1984年6月18日）
实行计划单列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是振兴沈阳的重要举措（1984年6月）
把城市改革不断引向深入（1984年7月6日）
力争让沈阳的空气质量一年好于一年（1985年11月25日）
城市建设要突出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1987年8月25日）
推动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调（1987年10月21日）
加速沈大高速公路建设（1988年12月23日）
电力建设既要抓紧，又要改革（1989年1月25日）
交通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1989年7月18日）
以改革和艰苦创业精神组建好锦西市（1989年7月30日）
增强环境保护的紧迫感（1990年6月23日）
（下）
搞好微观主体改革，不断增强企业活力
以改革精神整顿和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1983年3月22日）
选准配好企业领导班子（1984年10月19日）
搞活大中型企业要树立五个观念（1985年6月1日）
实行租赁制，努力探索搞活企业的途径（1985年8月18日）
实施企业“破产法”十分必要（1986年1月4日）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86年7月13日）
企业要通过内部外部改革来促进发展（1986年7月26日）
军工企业要加速实现战略转变（1986年10月15日）
拍卖制是小型国营商业服务业改革的好形式（1986年11月5日）
搞活企业资金要走出新路（1986年11月12日）
所有制形式和结构改革要大胆突破（1986年11月12日）
搞好增强企业活力的配套改革（1986年12月15日）
当好企业破产改革的“试验田”（1986年12月25日）
下大气力搞活大中型企业（1987年6月16日）
企业改革、技术改造、加强管理是搞活小企业的必由之路（1987年9月22日）
推动厂办集体经济在深化改革中健康发展（1987年9月26日）
企业家是民族的希望（1987年12月10日）
实行“一厂两制”是大中型企业走向国际的新路子（1988年3月29日）
大中型企业要学习模范乡镇企业的成功经验（1988年9月15日）
探索和试行新的企业经营机制（1988年10月18日）
深化企业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1989年8月20日）
以改革推动开放，把辽东半岛对外开放不断引向深入
热忱欢迎中外企业来沈阳投资兴业（1984年3月27日）
欢迎外商来辽宁投资（1986年10月17日）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要处理好四个关系（1987年3月16日）
积极发展辽东半岛外向型经济（1987年5月12日）
广播电视要成为辽宁走向世界的媒介（1987年12月16日）
认清形势，学习先进，加快辽东半岛对外开放步伐（1988年3月6日）
抓紧兴建营口鲅鱼圈出口加工区（1988年3月12日）
以改革推动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1988年3月13日）
正确认识治理整顿和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1989年2月17日）
不断深化辽宁改革开放事业（1989年3月30日）
坚定不移推进辽东半岛对外开放（1990年4月12日）
加快推动科技进步，使科技和改革成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两个轮子”
加强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运用，推动工交生产上质量、上品种、上水平（1982年12月14日）
技术改造是工交企业的当务之急（1983年2月6日）
推荐一个靠引进技术展翅起飞的小型企业（1985年1月6日）
依靠科技，振兴沈阳（1985年7月10日）
推动技术进步，加强企业管理（1986年2月17日）
一个依靠科技进步走上振兴之路的好典型（1989年12月21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兴辽”步伐（1990年1月16日）
坚持“两手抓”，夺取改革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
以“三文明”创建活动努力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1985年6月29日）
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1985年10月16日）
抓好计划生育，落实基本国策（1988年7月1日）
祝贺辽沈战役纪念馆落成（1988年10月31日）
行政领导干部也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9月15日）
与失足青年谈理想和法纪（1990年4月14日）
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充分调动广大人民投身改革的积极性
建设好南运河带状公园，造福沈阳人民和子孙后代（1984年7月1日）
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1985年10月16日）
对所谓“老大穷、老二富、不三不四暴发户”要做具体分析（1985年10月19日）
商业服务群众要多想点新招法（1986年12月31日）
广开门路，安排就业（1989年12月3日）
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1990年5月8日）
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和廉政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建设一个廉洁、实干、高效的人民政府（1983年9月23日）
坚决纠正新的不正之风（1985年3月15日）
新形势下要增强党性（1985年5月17日）
不能让摊派者占便宜（1985年8月15日）
树立一批党风正的好典型，处理一批谋私利的坏典型（1985年10月19日）
农村整党工作要抓住重点（1985年12月8日）
端正党风要在治本上狠下功夫（1985年12月18日）
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1986年2月17日）
建设一支坚强的政法队伍（1987年8月27日、1988年12月2日）
转变政府职能，克服官僚主义（1987年8月29日）
尊重老干部，关心老干部（1987年9月25日）
树立依法行政意识，自觉接受人大监督（1989年1月26日）
加强政府机关自身改革建设（1989年3月7日）
发挥政协在改革发展中的参政议政作用（1989年12月6日）
生产要上来，干部要下去（1989年12月8日）
领导干部要做出样子、拿出样子（1989年12月27日）
切实抓好廉政建设（1990年4月29日）
结语篇：心系辽沈殷殷期望
序《可爱的辽宁》（1988年）
辽宁一定能建设得更加美好（1990年6月30日）
赴中原——答异云并告别辽宁诸同志（1990年7月2日）
附录
李长春其人其家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三次不成功的采访
破产启示录
企业改革的探索和深化——访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省长李长春
辽东半岛：开放“列车”将加快速度──访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省长李长春
在实践中开拓前进——李长春同志谈深化农村改革的几个问题
改革要成龙配套——访沈阳市市长李长春
抓落实干实事——李长春察看桃仙机场等工地纪事
省长和咱交朋友——辽宁省辽阳县农民姚绍家口述
20世纪80年代辽沈地区改革开放大事选编
后记
【精彩书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堪称全面破题、确立方向、探索路径的重要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拉开了全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初步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同时，鉴于农村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决定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1987年，党的十三大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作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推动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中央的这些重大方针政策及其实施，为推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1982年到1990年，李长春同志先后担任沈阳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辽宁省代省长、省长。作为这一时期沈阳市和辽宁省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和重要组织者，李长春同志在当时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郭峰同志、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同志等的大力支持下，和辽沈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掀起了辽沈大地改革开放的热潮。《辽沈大地改革潮——20世纪80年代振兴辽宁的探索与实践》一书，收录了李长春同志在辽沈工作期间的一些重要文稿，生动地展现出当时辽沈大地改革开放的鲜明特色。
二是紧紧抓住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这一有利契机，努力打破传统体制机制束缚。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以城市为重点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思路，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辽宁省城市化水平在全国比较高，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出现了“三老两差”的状况，即技术老化、产品老化、装备老化，经济效益差、竞争能力差，加快改革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沈阳作为国务院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肩负着在城市改革方面进行探索、为全国改革提供新鲜经验的重任。从1983年开始，沈阳市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涉及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价格体系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发性科研院所企业化改革试点等。李长春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对这些方面的改革进行了艰辛探索，既在思想认识上取得了新突破，又在实践中开创了新局面，为全国深化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本书中的许多篇目都记录了这一时期辽沈城市改革的坚实印迹。
三是紧紧抓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一中心环节，不断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辽宁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大中型骨干企业较多，对国家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辽宁国有企业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铁饭碗”、“大锅饭”的弊端日益凸显。面对这种状况，李长春同志和辽宁、沈阳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始终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多次深入各地各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与企业干部职工群策群力，共同探索增强企业活力的改革途径，先后推出了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制、企业破产、拍卖转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不仅为搞活辽宁国有企业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而且有些改革措施是开创性的，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借鉴。特别是在李长春同志担任沈阳市主要领导期间，沈阳率先在全国开始进行企业破产改革的试点。1985年2月，沈阳市政府颁布了《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1986年8月，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正式宣告破产，成为我国第一家公有制企业实施破产的企业。198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六是始终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强保障。20世纪80年代，辽沈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去探讨、去解决。同时，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党内滋生新的不正之风。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尤为重要。作为当时沈阳市和辽宁省的主要领导，李长春同志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反复强调，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要着力培养一支善于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敢于攻坚克难、大胆而稳妥地进行改革，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干部人才队伍。在辽沈改革实践中，一批批体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优秀干部不断涌现，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他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坚决抵制各种新的不正之风，切实加强廉政建设，在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方面经受考验、作出榜样。关于这些内容，本书中《建设一个廉洁、实干、高效的人民政府》、《端正党风要在治本上狠下功夫》、《转变政府职能，克服官僚主义》等篇目，都有鲜明的阐述。
20世纪80年代涌现在辽沈大地的改革热潮和探索实践，辉煌而艰巨，令人振奋，催人奋进，留下了许多改革成果、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几十年来，辽沈大地改革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和实施中央关于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辽沈大地呈现出勃勃生机。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全面攻坚的新阶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辽宁广大干部群众正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加快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步伐，辽宁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差不多男女老幼都能脱口唱一句：“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
想得到吗？这首歌词的作者竟是现任辽宁省省长李长春。
其实，沈阳并不是他的故乡。
“祖籍大连，生在吉林，读书在哈尔滨，工作在沈阳，名字叫长春——我是地地道道的关东人。”李长春这样讲。虽然在东北的几个大城市都留下他的足迹，但他最偏爱沈阳。1966年，22岁的李长春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两年后，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扛着行李卷，来到举目无亲的沈阳，一干就是20多年。
和他一起来到沈阳的同班同学中，有个贤淑端庄的女生，后来成了他生活中的伴侣。她叫张淑荣，现在是沈阳市一家设计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还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李长春并非名门望族之后，他是吉林市自来水公司一位普通职员的儿子。张淑荣也不是传言中的中央某领导的爱女，她父亲是吉林伊通县一位纯朴、憨厚的庄稼人。她自幼刻苦好学，大学期间表现突出，入党比李长春还早。
长春当了省长，给她生活带来的除了住房比以前宽绰些，剩下的就是数不尽的“苦差事”。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身数“职”：省长的炊事员、采购员、接待员。
他们有两个孩子，都在大学读书。儿子随父母学工科，女儿则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国际金融专业。孩子们的生活、教育，一直由张淑荣“个人承包”。
记者来到他们家，一进门便遇上两手湿漉漉的张淑荣。“入冬了，正忙着腌咸菜——雪里蕻和尖辣椒。”她解释说。
的确，身为一名中年知识分子和基层单位的领导，张淑荣在“超负荷”工作。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她也经常为繁重的家务所累，还要为家里的开支伤脑筋：作为长女，有时给年迈的父亲寄生活费；李长春父亲病故，母亲和妹妹更需救济；供养两个大学生，每月至少要一百五六十元……
多年操劳使张淑荣患有较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症。但她很少抱怨，因为她为无暇顾及家庭的李长春解除了后顾之忧，为李长春的事业插上了翅膀。
作为地道的关东人，李长春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他给人的印象是朴实、直率，又不乏机警和幽默。李长春从开始在沈阳一家开关厂当技术员，就“寡言少语，埋头苦干”。这是工人师傅对他的评价。以后，他当过市电器公司副经理、经理、市机电工业局副局长、市委副秘书长、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在沈阳市主政之初，他就说过：“我在任期内，一定要为沈阳人民干几件实事，如果干不好，我还回去当我的电器工程师。”
短短3年间，沈阳这个历史工业重镇，以一种改革的姿态面对世人。租赁制的试行，破产法的尝试，第一家证券市场的开办，劳动合同制的首次出台……一个个大胆的举动，从沈阳这块“改革试验田”萌生，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沈阳市市长武迪生早就这样说过：“长春同志为沈阳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不肯谈及自己的李长春总是说：“我只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在一些具体工作上组织实施罢了。”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谦虚。
改革就是探索，探索也难免存在争议。不管怎么说，沈阳在改革中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推行以承包经营为主的企业改革，给沈阳数以万计的工业企业注入了活力；“内引外联”，全方位对外开放，使沈阳向着开放城市迈出了新步伐；以南运河整治开发为代表的城市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对记者的追逐，他既有礼貌，又很得体。对提出采访要求的记者，他往往采取一次性“批发”：在适当时候，会同有关部门的领导一起，把各路记者召来，统一介绍各方面情况，回答提问，并借机征询大家对工作的意见。
几句话，封了门。其态度之诚恳，绝不会让你感到这是谦词。
屏蔽此推广内容这就是李长春，谦虚、谨慎、诚恳，一贯如此。他是一个普通的人，是时代的潮流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他很清醒。
——《李长春其人其家》（原载《半月谈》杂志内部版1990年第1期）
李长春写给辽宁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信件的手迹。
改革成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创造的*（1986年12月10日）
树仁〔1〕、孙奇〔2〕、泽民〔3〕同志并尚文〔4〕、显惠〔5〕同志：
即日获悉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社按惯例要在年末前评出十大新闻人物〔6〕，其候选人有我一个，主要是沈阳近两年的改革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所致。虽然此举是对辽宁、沈阳改革的肯定，对我个人的鼓励，但实感不妥。
其一，沈阳的改革是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届领导班子循序渐进、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郭峰〔7〕、李涛同志，对沈阳市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8〕，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很多有重要意义的决策，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果。我仅仅是向老同志学习，并根据老同志的决策、班子的集体智慧，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组织实施罢了。我于今年6月份调离沈阳后，泽民同志又和班子的其他成员一道，继续有所发展。特别是1984年7月份国务院批准沈阳为国家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9〕城市后，国家体改委给予精心指导，使改革又获较快进展。所以，如果说沈阳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话，从组织领导的角度看，是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是国家体改委的关怀，是几届班子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郭峰同志等老一辈奠定的重要基础的结果。我仅仅是做了一点点工作，如果要宣传，应该宣传老同志。
其二，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是探索中的事业，全国的改革也都在摸索着前进，沈阳的改革，仅仅是在部分领域甚至是少数企业的探索和试验，还需要实践检验，有一些在大面积推行中，可能问题很大，甚至是不合适的。有一些探索，理论上尚有争论，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因此在宣传上要留有余地，这关系到全国的改革，关系到辽宁和沈阳的形象，至于我个人的形象是次要的。
其三，位居一定领导职务的党和国家的干部，执行党的决议，贯彻国家的各项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况且很多探索都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创造的，领导者只不过是总结、推广了群众创造的经验，因此应该宣传在实际工作中勇于开拓的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我个人不赞同参加新闻人物评选，也请省委同意我的意见，并以组织名义和新华社正式联系，反映意见。〔10〕
此致
李长春1986年12月10日
*这是李长春同志写给辽宁省委全树仁、孙奇、李泽民和尚文、沈显惠同志的一封信。
注释
〔1〕树仁，即全树仁，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2〕孙奇，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
〔3〕泽民，即李泽民，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兼沈阳市委书记。
〔4〕尚文，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5〕显惠，即沈显惠，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6〕十大新闻人物，指新华社《半月谈》杂志为表彰年度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而组织的一项评选活动。自1983年起，开始评选十大新闻人物。1986年，李长春、邓稼先、刘晨晖、王锡爵、武吉龙、梁凤颖、沈新泉、陈翠婷、胡习华、马朝旭等被评为年度国内十大新闻人物。1988年后不再开展此项评选活动。
〔7〕郭峰，中共辽宁省委原第一书记。
〔8〕拨乱反正，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等方面的正本清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全面开展这项重大工作，有步骤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党和国家事业逐步摆脱混乱，走上正轨。通过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通过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成功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决议》的通过，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重大历史是非问题上统一思想提供了正确依据，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9〕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1981年起，国家先后在沙市、常州两个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随后，国务院先后分别批准重庆、武汉、沈阳、大连、南京、青岛、宁波等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同时对部分试点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主要任务是：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中心环节，以搞活企业推进改革；拓展和发挥城市经济功能，增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探索工农结合、城乡一体化道路，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等。总之，就是承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的职能。1984年12月，国务院批准辽宁省政府转报的《关于沈阳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报告》，沈阳实行计划单列，开始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探索。
〔10〕辽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接到李长春的信后，专门进行了研究，认为《半月谈》杂志评选十大新闻人物已成惯例，辽宁省委不便对评选结果进行干预。
“你光交我这个省长朋友不行，还得和科技人员交朋友。”
我叫姚绍家，今年60岁，是辽宁省辽阳县黄泥洼镇头台子村农民。谁能想到，我这个种了40多年地、满脑袋高粱花的庄稼汉，竟和省长交了好几年朋友。
那还是1987年刚开春的时候，天上下着毛毛雨，院子里的泥水没过了脚脖子，李长春省长走进了我的家。他坐在东屋的炕沿上，和我唠起了庄稼嗑。我告诉省长，我和3个儿子总共承包了510亩地，乡亲们都说我的胆子比倭瓜都大。长春同志对我说：“老姚啊！种田不能靠胆子，还得靠科技。你得在这方面多动脑筋。”我向他反映了下边“三挂钩”不落实、群众意见大的问题，他说：“你告诉乡亲们放心，省政府一定想办法解决。”过了没几天，省里、市里和县里都采取了不少措施，大伙儿气顺了，心劲又足了。
打那以后，省长每隔半年左右就到我家来看看。前年冬天刚打完场，长春同志又来到我家。听了我介绍的生产情况，他笑着告诉我：“你光交我这个省长朋友不行，还得和科技人员交朋友。”后来，他还几次从沈阳给我寄来科技资料。按照长春同志的主意，我把农科站的同志请到家，老老实实地当学生。光这还不行，我又花4000多元钱打了一口井，扩大了水田面积；花2500多元买回播种机和打药机，试验药剂除草免中耕。这一下可好，我地里的庄稼比别人地里的高一头。到了秋天一上秤，55亩大豆收了167麻袋，亩产超过250公斤，玉米亩产超过600公斤，这在以前连想也不敢想。去年大旱，我家的粮食总产达到25万公斤，卖给国家23.5万公斤。要是从1984年算起，我家卖给国家的粮食超过了140万公斤。
3年工夫，省长到我家来了6趟，连我小孙女巧慧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他看过我家的地，看过我家的机器和猪圈，就是没吃过我一口饭。我三儿子早先当过鞋匠，他给省长做了双鞋，可省长说啥也不要。这下我有点火了：“咱俩是朋友，我不想给你送礼，是盼着你穿上这双鞋，多踩踩咱庄稼人的门坎儿。”长春同志笑了，临走时还是给我撂下20元钱。
听说李长春省长的“农民联系点”不光我一家，还有好几户。要是上头的干部都像他这样，跟咱庄稼汉交上贴心的朋友，那该有多好！
——《省长和咱交朋友》（《人民日报》1990年1月22日）
“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我不过是跑完了这个接力赛中的一棒。”
去年12月，北京香山的红叶尚未褪尽，沈阳已经下了第一场雪。在沈阳南站一下火车，一辆接站的面包车就拉着我们和行李直驶幽静的辽宁省政府大院。
采访李长春是记者此行的主要目的。这位43岁的代省长是《半月谈》评选的1986年度十位新闻人物之一。
记者还是迟到了。李长春坐在宽大的省长办公桌后，正在向几位记者介绍辽宁明年在改革和开放方面的打算。看来，这次安排得如此神速的会面，并不是要给我们采访他个人“开小灶”。
果然，当他得知记者的意图之后，本来进行得很顺利的谈话，变得艰难起来。
“你们搞‘突然袭击’喽，我可不是什么新闻人物。”原沈阳市委书记，去年7月才担任辽宁省代省长的李长春不想做新闻人物。“本刊选您是有根据的，作为当时的市委书记，您对沈阳改革是做出很大成绩的……”
“改革是几代人的事。郭峰同志、李涛同志（都曾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为沈阳改革打了个好底子。我不过是跑完了这个接力赛中的一棒。我没做什么。因此，很遗憾，我不能接受对我个人的采访。”
——《三次不成功的采访》（原载于《半月谈》杂志1987年第1期）
“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是要我们只当传达室，而是要做‘变压器’。”
1986年5月，记者为沈阳改革的突破性进展所吸引，又一次北上沈阳。
虽然间隔只有半年多，可记者又有新的感受，沈阳的改革的气氛更浓了。“三大试验田”长势良好，一系列搞活企业的措施使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市场体系开始形成，一些新的试验又在酝酿之中……采访中，人们除了头头是道地讲起他们的改革，还不时提到他们的市委、市政府，提到李长春。
无论如何也得再访李长春。
这一次，记者接受“教训”，正面攻不上，就采取迂回战术，瞅准一次在市委食堂吃午饭的机会，“抓”住了他。
他果然谈吐不凡，既有领导者的稳健、持重，又不乏机智和胆略。他说到了沈阳改革的一系列进展，说到了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说到了很多颇有成就的改革者。但给记者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领导改革的灼见：“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是要我们只当传达室，而是要做‘变压器’。不敢大胆探索和试验，就谈不上创造，对于改革试点城市来说，这不仅是失职，而且是与中央最大的不保持一致。”
“作为一级党委，要真正搞好改革，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强化各级领导的改革意识。市委要做的，无非是使方方面面都进入改革角色。”
“不能幻想一下子搞出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轻而易举地取得改革的成功”
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前人没有进行过的艰苦探索，既没有直接经验，又没有间接经验，不能幻想一下子搞出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轻而易举地取得改革的成功，只能边实践、边认识、边总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总结一步，在探索中前进。
——《深化对改革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1986年5月14日）
“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
行业部门转变职能后，不是无事可干，而是任务更重了，标准要求更高了。
有的同志认为，行业部门转变职能后前途渺茫，说“不管钱不管物，说话不算数”。这是一种错觉。不能说管钱管物这些具体事才叫有事干，不管钱管物就没事干。古人说过，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睿智者”是指有更高智慧的人，具有“睿智”的人，才适宜去做研究法律、法规、规章、规划等工作，而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只需要有“小智”的人干就可以了。这说明实行行业职能转变后，行业部门要干的事更不简单了、更艰巨了，要求标准也更高了。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行业管理部门转变职能》（1987年7月10日）
“要大胆地破除‘等靠要’的懦夫懒汉世界观”
从当前大量的实践看，思想认识问题不在群众，关键在于领导能不能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能不能有一个敢于负责、善于领导的气魄，能不能有一个迅速改变你领导的那个地区面貌的决心。要大胆地破除“等靠要”的懦夫懒汉世界观，破除畏难情绪，破除盲目骄满情绪。
——《探索农田基本建设新模式》（1987年10月9日）
作为共产党人，应有远大的理想，不能把追求金钱作为目的，在思想上必须同“金钱万能”的错误观念划清界限，增强党性，不能做金钱的奴隶，见利忘义。这就要求每个党员，既要生活在商品、货币之中，践行按劳分配和勤劳致富的政策，又不能够以商品、货币作为自己的理想。否则，就会成为商品和货币的俘虏，丧失党性，玷污国格，丢掉人格。
——《新形势下要增强党性》（1985年5月17日）
党风问题的实质是党性问题。正因为党性这个根本问题解决得不好，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的不正之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党性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风问题又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没解决好，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上就难免搞不正之风。
——《树立一批党风正的好典型，处理一批谋私利的坏典型》（1985年10月19日）
要使广大党员充分认识到，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从而真正明确改革的目的、意义和各项方针政策，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开放、搞活，什么是不正之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增强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端正党风要在治本上狠下功夫》（1985年12月18日）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过好“五关”，即过好“金钱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为金钱所诱困惑；过好“权力关”，时刻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决不能用来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过好“子女亲友关”，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徇私情；过好“改革关”，正确对待改革，特别是在涉及个人切身利益时，能够拥护改革，坚持改革；过好“对外开放关”，对外交往中坚持共产党人的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品格。
——《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1986年2月17日）
各级领导同志要做表率。在统一思想认识、振奋革命精神上做出样子，在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过紧日子上做出样子，在顾全大局、加强组织纪律性上做出样子，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基层服务和解决困难上做出样子。要坚持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深入到群众中去，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拿出指导面上工作的办法。
——《领导干部要做出样子、拿出样子》（1989年12月27日）
廉政建设是党和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干部、党员都要过好“两关”，即执政关和改革开放关或者叫发展商品经济关。必须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把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切实抓好。
——《切实抓好廉政建设》（1990年4月29日）
“对冒黑烟的烟囱要像过街老鼠那样人人喊打，全民共讨之。”
“不能到处都是‘火柴盒’，也不能一搞高层就都是‘高低柜’。”
关于建筑物造型和色调问题。辽宁老城市多，普遍色调暗淡，人家来一看就感到枯燥乏味，与南方比我们的建筑造型也显得呆板。最近几年虽然花了许多钱，但效果不理想。在大面积改造时，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把过去许多很有风格的建筑物都扒掉了，都变成“火柴盒”式，就不像样子。我们千万别犯这个历史性错误。建筑物的单体造型和街道立面要结合。不同城市、不同街道要有不同风格。建议重点城市组织专家开展城市建筑风格讨论会，总结城市的历史、文化沿革，树立不同的风格，不能到处都是“火柴盒”，也不能一搞高层就都是“高低柜”。建筑设计思想要解放，取费制度要改革。要解决标准化、系列化和多样化、新颖化相结合的问题。标准化、系列化要有，主要搞零部件的标准化，利用标准设计，像搭积木似的组合成各式各样的建筑物。设计取费要改革，今后对套用标准图的要大大降低取费标准。设计取费要和复杂系数结合起来，对于不需设计，按现成图纸复制的图纸只能论斤卖。
“色调要淡雅些，把‘夜朦胧，鸟朦胧’的状态改变一下。”
“许多远不如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文物的保护，我们作为文明古国就更应该重视了。”
关于历史文物、文化遗迹保护问题。搞城市建设要注意把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保护下来。许多远不如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文物的保护，我们作为文明古国就更应该重视了。过去“文革”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现在一定要作为城市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建议各市通过普查确定一批市级文物，由市里立法保护起来，有条件的要为开放服务。城市建设要为文物配套服务，比如文物古迹周围的道路、环境等要相适应，使其具备开放的条件。城建部门本身也要圈定一批有价值的历史文化古迹，名人住宅、代表一定风格的典型建筑物，如好的四合院等，都可以保留一批，形成民族风格。要保留和恢复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场所，如“九一八”遗址、日俄战争遗址等。
——《城市建设要突出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1987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