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9年之前，我国的工业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国防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这种不平衡的工业布局不利于应对战争危险。为加强战略准备和调整工业布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做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即调整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由东部向西部纵深发展。辽宁作为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一个沿海省份，地理位置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其在国家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在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
辽宁是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一个沿海省份，地理位置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其中铁、菱镁矿、金刚石、玉石、滑石、硼、红柱石的埋藏量均居全国首位，煤炭、石油、锰、铜等资源储藏量也非常大。早在秦汉时期，辽宁的抚顺、鞍山地区就已出现采煤和冶铁业，近代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伪满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变迁中取得了长足发展，优越的地理、历史资源条件为辽宁工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机械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前，辽宁工业生产的恢复是从军事工业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辽宁的国防工业，仅沈阳市就有四一〇厂、七二四厂、三二一厂、一一二厂等军工企业多达33个。⑥中央把辽宁作为建设重工业基地的重要省份，这既顺应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又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资源的因素。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辽宁省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分布在沈阳、旅大、鞍山、抚顺四个城市。其中，沈阳市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2.98%，旅大市占19.96%，鞍山市占14.11%，抚顺市占8.29%，⑦以沈阳、旅大、鞍山、抚顺为中心的辽宁省区域工业布局已具雏形。辽宁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步上升，1949年为8.51%，1952年为12.7%，平均每年递增56.1%。到1952年年末，辽宁省共有工业职工95万人，占全国工业职工总数533万人的17.82%。⑧1952年，辽宁省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净值都居全国第一，为全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主要工业产品如原煤、原油、钢、成品钢材、硫酸、水泥等产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电力占15.4%、原煤占16.1%、生铁占59.6%、钢占70.1%、硫酸占70%、硝酸占78.1%、水泥占39.4%，⑨辽宁在全国逐步确立了工业大省的地位。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辽宁工业经历了恢复时期、过渡时期、“大跃进”时期、调整时期的发展历程。在资源优势、历史工业基础和国家投资的大力支持下，辽宁工业走上巅峰发展阶段。但在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辽宁工业发展中的重工业比例过大、企业活力不足、设备老化、高消耗、高污染、城市人口多、负担重等问题也逐渐凸显。针对辽宁工业布局出现的问题，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曾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向中央提出了将东北一些工业调整到内地的想法，他认为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可以解决东北地区重工业比重过大的问题。
1960年9月东北局成立，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代表中央向东北局交代了“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的工作任务。“一五”计划完成以后，辽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却面临着农业发展落后，重工业比例过大的问题，特别是1960年，辽宁的农业面临严重困境，“辽宁省1960年的粮食产量仅360万吨，比1958年700万吨减少将近一半，甚至比1949年的405万吨还减少45万吨”14。针对辽宁农业出现的问题，以宋任穷为首的东北局贯彻执行中央开展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1961年1月，中央确定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在东北局的统一部署下，辽宁通过采取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加强财政管理、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支援农业等措施，到1962年年底，辽宁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1965年，辽宁省正式编制了《辽宁省地方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要注意平战结合，即战时能坚持生产，且能独立作战;平时要打好生产仗，多出产品、多积累，以便支援国家建设。由于当时对国际战争的潜在危险形势估计得较为严重，导致这一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三线建设向“战备”倾斜。而辽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地区，地处沿海沿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实力雄厚，作为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的重点地区，连续多年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名列前茅，因此支援三线建设的责任义不容辞，实践证明，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时代先锋的作用。
1964年5月，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和东北局的具体部署，辽宁省成立了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各地区、各企业、各部门也委派了干部，专门负责三线建设工作。从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年初，辽宁将沈阳轮船厂、沈阳油漆厂、沈阳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大连化工厂、锦西化机厂的力车胎、特种油漆、二甲苯胺、浓硝酸、中压阀门等产品和生产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等西南、西北地区建厂和扩建车间。1964年至1970年，辽宁省陆续迁往大三线的职工多达99800人，随迁家属156600人。16
为配合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交通运输需要，交通部组建了北京、辽宁、山东、安徽、河南直属车队，1965年11月，辽宁省交通厅组建了300人的运输大队和百辆汽车抵达四川，28使攀枝花钢铁公司生产的产品能运往全国各地，为日后成为全国知名的钢铁集团奠定了基础。为了满足贵州炸药生产的原材料，同时解决贵阳钢铁厂和当地机械厂工业用焦的需要，鞍钢将一座36孔焦炉和焦化产品回收设备迁往贵州贵阳。此外，鞍钢于1965年将第二薄板厂和鞍钢冷轧厂部分镀锡机组的1160余人迁到贵州遵义，建设遵义薄板厂。29鞍钢还将钢丝绳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1238人迁往宁夏石嘴山，建成了石嘴山金属制品厂，30解决了西北地区的短缺产品。此外，本溪钢铁公司也在三线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69年6月1日，冶金部决定本钢钢厂向西宁钢厂搬迁，至7月15日止，共搬迁设备1164台(套)，支援职工1331人，31建设成了一个特殊钢厂，生产各种特殊钢材。
与此同时，辽宁还援建了一批军工企业，较为著名的是四一〇厂32。四一〇厂是航空工业部的大型骨干企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四一〇厂被列为“一五”计划时期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四一〇厂是一个集科研、生产于一体的航空发动机研制基地，是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喷气发动机制造厂。四一〇厂从修理、仿制到改进改型和自行设计，产品型号不断增多，为中国航空喷气发动机制造工业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四一〇厂先后对内地两个航空工业基地实行包建、包迁、包投产，从设备、技术和管理上给予全面支援。从1958年到1976年，四一〇厂先后支援内地大、小三线厂各类人员8880人，机床设备118台，工模具12598套(件)。33当时辽宁援建的军工企业还有五二三厂、三七五厂、七二四厂、一一九厂等。其中，五二三厂(大连专用设备厂)的炮弹体加工车间全部迁往湘西，建设中口径炮弹体厂，五二三厂的部分设备迁往甘肃，建设专用设备厂;三七五厂的二苯胺车间迁往四川泸州的二五五厂;七二四厂(东北机器制造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迁往四川，建设大口径炮弹筒的装配;一一九厂(沈阳新光动力机械公司)也在三线建设中，为内地输送了大批干部和技术人才。
这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持续几十年的三线建设不仅仅是国家层面上工业布局的大调整，在个人层面上也是牵动着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的大变动。中央做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后，辽宁省委立即行动，首先对搬迁的企业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搬迁，一手抓生产。辽宁要求搬迁企业把先进经验和技术带到新厂，以使内地新厂投资少、建设快。同时援建企业在设备搬走、人员调离后，要及时调整企业内部结构和人员，克服困难，不能耽误企业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把大量先进设备、技术人才迁到内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辽宁自身的发展。其次要做好援建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本着职工先自动报名，组织再进行批准的原则对企业职工进行动员，并取得良好成效。据笔者对鞍钢技术骨干柳忠臣的采访得知，“那时都是先自动报名，然后组织再派去，还有带队的干部领着去。当时要求派技术进步和经验丰富的人去建设三线，鞍钢那时有车工、铇工、铣工、钳工、铆工、电工、焊工，基本每个工种都派人去了。”36
为方便小三线军工厂的生产，工厂之间既要有一定距离，又不能距离太远，以达到相互之间的配合，如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建立的九二〇九厂就是为同一个公社建立的九六五厂和相距15公里左右的铧尖子公社建立的九三一厂生产配套的工具制造厂，且和九六五厂相距只有3公里左右。为尽快建成小三线军工厂，辽宁从省属企业中选拔了一批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提高了工作效率，加速了施工进度，缩短了建设周期。如桓仁县木盂子公社的九六五厂建设速度非常快，20000平方米的厂房和宿舍，10800延长米的各种管道，140米的防洪工程，只用了85天就全部建成。44
为加强工农结合、巩固工农联盟，从政府到小三线军工厂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学校、医院、粮站、商店、发电厂等配套生活单位，并适当疏散了大城市中的一些企业到辽宁东部、西部山区，对调整辽宁工业布局，改变当地山区落后的面貌，发展农村经济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小三线建设地区成为战时能解决军需，平时能坚持发展的巩固大后方。如1965年，桓仁县木盂子公社的九六五厂即新风厂刚建立时，没有子弟学校，新风厂当年就改造了当地的农村学校，建立了工农联盟学校——桓仁新风学校，新风厂职工子弟和当地农民的子女都可以到桓仁新风学校上学，加强了工农联合。
在辽宁小三线军工厂的建设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顶层设计，完全忽视当地群众的利益，显然容易激起工农矛盾，更不利于小三线军工厂的顺利生产，为此，政府把其纳入考虑范围之中。辽宁西部山区的朝阳地区有3个小三线军工厂，分别是五三六厂、九二七六厂和五五二四厂，辽宁在建设小三线军工企业的同时，也着力加强了周边城市、地区的农田水利等方面的生产建设。1965年8月9日，辽宁省计划委员会向东北局计委申请增拨300万经费，用于1965年秋的朝阳、锦州、阜新地区的防洪护田、水土保护、小型水利灌溉、小型水电站的建设。“关于我省‘小三线’今秋急需进行治山治水的工程建设，我们根据需要与可能，请在东北局机动投资中增拨我省三百万元。现将计划拨去，请审批。”45具体内容详见表1。
1965年9月25日，东北局做了批复，同意增拨180万元用于小三线小型山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东北局计委增援我省‘小三线’小型山区建设农田水利费一百八十万元，经研究做了分配。”46其中给朝阳拨付80万元，用于建平县白山灌区配套工程和朝阳县木头城子的护岸工程;锦州拨付27万元，主要用于义县、锦西、兴城、绥中;阜新拨付23万元，其余的50万元作为省自留。47辽宁省要求在实际使用中必须用于省小三线范围的秋冬社队小型治山治水工程，重点用于小型防洪、护岸护田、灌区、涝区和小水库的配套工程，治沟治坡修谷坊以及水锤泵、水轮泵和水车;同时要求用于治理坡耕地的工具材料和机械种草的机耕费的补助。这些措施对于加强工农联盟，特别是对小三线军工厂在当地的顺利建设、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缓和由于建立小三线军工厂而需占用当地土地而可能引起的工农矛盾，1965年，罗瑞卿在向中央报告小三线建设问题中指出，“建设地方军工厂必须贯彻不占高产田，少占可耕地，不迁居民，便利居民的原则。”48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辽宁小三线军工厂基本都建在山区，如果把军工厂完全建在山上，则会增加大量成本，耗费大量人力。所以，占用当地可耕地资源成为辽宁小三线军工厂唯一的选择，而这日后也成为引发当地工农矛盾的突出问题。
当时，为解决新风厂和新兴厂职工的蔬菜问题，仙人洞大队和木盂子大队都要拿出一部分土地种菜以供应这两个厂的蔬菜，这部分种菜的土地被称为菜田，土地被征用的农民吃国家的返销粮。以1979年仙人洞第五生产队为例，没征用38亩旱田之前，去掉菜田80亩，(254-80)÷281=0.62;征用土地之后，(254-80-38)÷281=0.49，人均可耕地面积由0.62亩变为0.49亩。对此当地村民认为可耕地面积的减少和新风厂的占地有关，“我们的很多土地都被他们占了，我们村现在每人也就半亩地。”54然而，与其看法不同的是，新风厂的职工认为他们的到来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我们厂是占用了当地一些土地，但水土流失也是造成可耕地面积减少的重要原因。我们厂职工、家属加一起5000多人呢，买当地的煤，生产队的蔬菜，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1987年后，我们厂搬到辽阳县首山了，当地的经济也衰落了。”55关于新风厂是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当地村民也认同这种说法，“外地的姑娘都愿意嫁到仙人洞来，因为新风厂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有的社员可以到新风厂帮着建厂啊，搬石头啊，这都多挣工分的。”56
此外，由于小三线军工厂保密的工作性质与当地民俗习惯引发的矛盾亦不占少数，以桓仁县新风厂为例，由于所处地区山上树木繁盛，当地群众多年已习惯随季节到山上砍柴、采蘑菇、采山野菜等，有时需要路过新风厂。新风厂属于小三线军工厂，工作性质保密，家属区、学校、医院、粮站、商店等部门都建在厂区以外，且厂区有人把守，不允许厂外的人进入厂区，即便是厂内职工也必须有通行证才能进入。据笔者采访得知，“当时新风厂和当地农民偶有小矛盾，1967年之前，新风厂设一号岗、二号岗，因为生产车间在厂内，是保密的，都是部队的人站岗把守的，厂区是不允许职工以外的人进入的，新风厂职工没有通行证也是不让进厂区的。我们当时这些职工的子女想进去看，都得我父亲拿着通行证领我们进去，我母亲属于集体性质的工作，不属于新风厂的正式职工，她进厂区也得拿临时通行证。所以，如果农民想要经过新风厂去上山砍柴、采蘑菇，采山野菜肯定不行的啊。”60
1966年2月，国务院国防工办召开三线建设会议，会议进一步要求国防工业在三线地区新建的基地要贯彻“靠山、分散、隐蔽”方针，即各个项目的建设规模不能太大，不能过分集中，规模过大的项目，要适当划小，一分为几，职工总数一般不要超过2000人，厂区建筑一般不要超过三四万平方米。62由于企业分散，规模小，很难形成规模经济，难以发挥工业集聚效应。“靠山、分散、隐蔽”方针主要是针对国防工业提出来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成了所有三线企业选址的标准，即厂区布置要尽可能按照自然地形沿山分散布置，重要项目或重要项目的关键工程要尽可能利用天然洞，条件较好的山区亦可考虑开掘人工洞，致使一些工程项目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1983年，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开始，1984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委”)等部门《关于解决三线艰苦地区国防科技离退休人员安置和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的报告》和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关于稳定和加强国防科技工业三线艰苦地区科技队伍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使当时援建三线建设的工人生活上有了保障，据笔者采访得知，“我大哥柳忠仕是鞍钢工人，1964年国家提倡援助三线建设，他1966年就被派到贵州水城钢铁厂，他去的是渡口，在那里干了近十年，那里条件艰苦，饮食不适应，家属也不能带去。由于太想家了，他1974年返回家乡，但鞍钢并没有给重新安排工作，他就回老家务农。直到80年代后，国家对当时援建三线建设的人有了调整政策，每月给补助15元。”66此后，国家为稳定和加强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科技队伍实施了9条具体政策，对三线艰苦地区的国防工业、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的待遇问题规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从而进一步稳定了三线地区的科技队伍。
与大三线建设相比，辽宁小三线建设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辽宁的工业城市主要是沈阳、大连、鞍山、抚顺，受三线建设时期“靠山、分散、隐蔽”指导方针的影响，一些工业企业由大城市搬到小城市，使中小城市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20世纪70年代中期，营口、铁岭、阜新、朝阳、辽阳、盘锦等中小城市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为配合小三线军工厂的建设，辽宁在小三线军工厂周边地区建设了小煤矿、水电站、修配厂，修建了公路、桥梁等。小三线建设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辽宁区域工业布局，为发展辽宁山区工业，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总体而言，经过调整，辽宁小三线军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取得了一定成绩。从1982年开始，辽宁在确保完成军品任务的同时，坚持以支柱产品为龙头，发展民用产品，确定把铝型材制品、民用爆破器材、烟花、工模具、汽车配件、变速箱作为地方军工的支柱产品，同时民用产品生产也稳步上升，到1984年扭转了连续四年严重亏损的局面，生产的主要民用产品有26种。791983年12月，国防科工委批准辽宁省撤销朝阳县长在公社九二七六厂的军工建制，合并到朝阳重型机械厂。1984年9月，朝阳红旗路的五三六厂和桓仁县铧尖子公社的九三一厂生产的“翠玉牌”“胜鸣牌”21响礼花炮弹荣获省优质产品奖。桓仁县木盂子公社的九六五厂生产的“双鱼牌”系列不锈钢西餐具，年产量达50万打，远销欧美、亚太地区和港澳地区，受到国内外用户的好评，1983年外经部授予荣誉证书;“英法文”4吋家用活动带钻全钢台虎钳，年产达3万台，远销英法等国和亚洲地区，几年来创汇200多万美元。80岫岩县兴隆公社的九二〇五厂生产的安全引线获省重大科技奖。建昌县石佛公社的五五二四厂生产民用雷管，其8号火和电雷管被评为省优质产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辽宁小三线军工企业虽努力适应着由计划向市场，由军用向民品的转型，但由于长期以来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复杂因素，使其生产的产品逐渐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能力日益下降，职工工资待遇受到严重影响。小三线军工企业是调整、转产还是关停已不仅是辽宁的问题，亦是全国其他省份普遍存在的问题。1984年8月，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地方军工工作会议，研究了地方军工厂的进一步调整问题。会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研究三线企业调整问题的会议纪要》，指出：“对小三线军工企业的调整，一是不再保留小三线军工生产体系，绝大多数企业都要转产;二是由地方想办法自行转产;三是转不了、半不下去的企业要关停，关停后，好的设备和技术人员调出，余下的设备和技术人员逐步处理。”81此后，辽宁省对小三线军工企业又进行了调整，到1985年末，辽宁地方军工企业职工总数为6041人，主要生产设备534台。82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辽宁小三线军工企业由于设备陈旧，人员技术老化，产品更新缓慢等诸多因素，它们断断续续的艰难挣扎到21世纪初，或合并、或转制、或破产、或关停，最终落下了帷幕。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3&ZD09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沿海地区为一线地区，沿海与三线之间的地区为二线地区。沿海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余18个省、自治区均称为内地。中央军委关于全国三线地区划分的范围是：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山西省的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线以西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青海、陕西等省;山西、甘肃、宁夏等省、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豫西、鄂西、湘西、冀西、桂西北、粤北地区。其中，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
②代表作品如巴里·诺顿(BarryNaughton)：《三线建设：中国内陆的国防工业》，载《中国季刊》总第115期(1988年);[日]丸川知雄：《中国的三线建设》，载《亚洲经济》第34卷第2号，1993年。
④代表论文如下：徐有威：《困境与回归：调整时期的上海小三线——以新光金属厂为中心》，载《开发研究》2014年第6期;徐有威：《危机与应对：上海小三线青年职工的婚姻生活——以八五钢厂为中心的考察》，载《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徐有威：《为了祖国的青山绿水：小三线企业的环境危机与应对》，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张秀莉：《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载《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段伟：《上海小三线建设在县域分布特点的历史地理考察——以安徽省宁国县为例》，载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惠舰：《显为人知的北京小三线》，载《前线》2014年第2期;谢荫明、张惠舰：《北京市小三线建设初探》，载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辑;杨汉卿：《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的小三线建设》，载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辑;王佳翠：《贵州三线建设研究述论》，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⑤代表论文如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
⑥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沈阳市志·军事工业》第6卷，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227页。
⑦鲍振东等：《辽宁工业经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页。
⑧同上，第366页。
⑨同上，第381页。
⑩同上，第393页。
11同上，第423页。
12同上，第446页。
13同上，第446页。
14王永华：《主政东北时期的宋任穷》，载《世纪桥》2009年第6期，第41页。
15王恩宝：《20世纪50—60年代辽宁老工业基地创业历程、经验与启示》，载《党政干部学刊》2014年第9期，第40页。
16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431页。
17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北京：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1992年版，第3页。
18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第431页。
19王永华：《主政东北时期的宋任穷》，载《世纪桥》2009年第6期，第43页。
21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工业综述·机械工业》第3卷，沈阳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22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35页。
23同上。
24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第432页。
25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志·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26同上，第37页。
27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35页。
28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第437页。
29同上，第431页。
30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35页。
31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第432页。
32四一〇厂是由一一一厂孕育出来的，始建于1954年，1956年建成投产。1954年刚建厂时始称国营四一〇厂，1957年启用第二厂名黎明机械厂，1979年更名为国营黎明机械公司，1986年更名为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
33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沈阳市志·军事工业》第6卷，第213页。
34王恩宝：《辽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的贡献》，载《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35页。
35同上，第35页。
36柳忠臣：《鞍钢援建三线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打印稿)，2017年，第3页。
37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3页。
38同上，第4页。
39同上，第17页。
40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41辽宁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大事记》，第426页。
42同上，第426页。
43同上，第426页。
44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43页。
45《辽宁省计划委员会请增拨“小三线”治山治水投资的报告》、《省计委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林业计划以及“小三线”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资金安排情况的报告通知》，辽宁省档案馆藏：第ZE2全宗第1号，第667卷，第43页。
46《关于下达增援“小三线”农田水利费的通知》、《省计委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林业计划以及“小三线”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资金安排情况的报告通知》，辽宁省档案馆藏：第ZE2全宗第1号目录，第667卷，第46页。
47《关于下达增援“小三线”农田水利费的通知》、《省计委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林业计划以及“小三线”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设资金安排情况的报告通知》，辽宁省档案馆藏：第ZE2全宗第1号目录，第667卷，第47页。
48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16页。
49吕玉才：《当时的工农矛盾》，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打印稿)，第12页。
50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编写组：《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1965.1—1985.6)》，国营新风机械厂(内部资料)，第4页。
51《关于桓仁县新风机械厂改造厂址征用土地的审核意见》《木盂子人民公社关于农业生产计划、禁止小开荒、仙人洞瓦斯爆炸、违林处理的通知报告批复》，桓仁县档案馆藏：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全宗(1960—1999)，全宗号：84，目录号：1，第119页。
52《关于国营新风机械厂调整厂区征用土地的报告》《木盂子人民公社关于农业生产计划、禁止小开荒、仙人洞瓦斯爆炸、违林处理的通知报告批复》，桓仁县档案馆藏：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全宗(1960—1999)，全宗号：84，目录号：1，第118页。
53《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木盂子人民公社关于农业生产计划、禁止小开荒、仙人洞瓦斯爆炸、违林处理的通知报告批复》，桓仁县档案馆藏：桓仁县木盂子公社全宗(1960-1999)，全宗号：84，目录号：1，第123页。
54王先生：《我曾经帮新风厂建厂》，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20页。
55冯伟：《关于国营新风机械厂的那些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10页。
56王先生：《我曾经帮新风厂建厂》，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20页。
57《新农村与新兴厂协议书》，载《关于洼子沟与县参茸场调整、水库养龟、新农村与新兴厂、铧尖子建桥征用土地的协议报告》，桓仁县档案馆藏：《桓仁县铧尖子公社全宗》(1965—1979)，全宗号：83，目录号：1，第5页。
58《关于新兴机械厂建家属住宅占地的审核意见》《市农业(水)局、县革委会关于新兴厂建家属住宅占地的审核意见、批复及新兴厂造地还田的请示报告》，桓仁县档案馆藏：《桓仁县铧尖子公社全宗》(1965—1979)，全宗号：83，目录号：1，第1页。
59焦先生：《新兴机械厂占了我们村的土地》，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25页。
60冯伟：《关于国营新风机械厂的那些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13页。
61陈东林：《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62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13页。
63柳忠臣：《鞍钢援建三线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4页。
64黄金波：《我在青海西宁的那些年》，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6页。
65黄金波：《我在青海西宁的那些年》，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6页。
66柳忠臣：《鞍钢援建三线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5页。
67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编写组：《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1965.1—1985.6)》，第5页。
68冯伟：《关于国营新风机械厂的那些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10页。
69杨春岭：《关于国营新风机械厂的那些往事》，载《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稿)，第27页。
70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编写组：《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1965.1—1985.6)》，第5页。
71同上，第26页
72同上，第28页。
73《关于我省“小三线”军工厂调整意见的函》《省政府关于军工生产问题的通知函》，辽宁省档案馆藏：第ZE1全宗第7号，第181卷，第116—117页。
74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编写组：《国营新风机械厂大事志(1965.1—1985.6)》，第31页。
75同上，第20页。
76同上，第21、24、26页。
77同上，第35页。
78同上，第41页。
79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109页。
80同上。
81庞高鹤等：《地方军事工业》，第101页。
82同上，第159页。
黄巍：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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