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乡村振兴的实践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关键词】高职学生;社会实践;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和“魂”，它不但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而且为乡村振兴始终沿着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定位导航。没有乡村的文化振兴，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作为与地方经济发展最紧密联系的高职院校具有服务乡村振兴的优势，高职院校每年暑假都要组织数量庞大的学生开展“三下乡”志愿者服务社会实践活动，其中送文化下乡是“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因此高职院校要充分发动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积极探索繁荣乡村文化的各种途径，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意义
三、高职学生社会实践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途径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学生社会实践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前景广阔。为了进一步地发挥高职学生社会实践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还需要高校、地方政府与乡村的通力合作，进行无缝对接，资源共享，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参考文献】
［1］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N］．人民日报，2018－9－23(1)
［2］．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4
［3］宋小霞，王婷婷．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J］．山东社会科学，2019，4:176～181
一、高度重视，谋划帮扶实事
二、统筹推进，务求帮扶实效
一是围绕脱贫攻坚感人事迹创作小戏小品。我单位充分发挥艺术创作专业优势，组织编剧骨干前往帮扶点收集素材，与桶井乡扶贫队员以及桶井乡群众广泛开展交流，进行深入访谈。围绕桶井乡脱贫攻坚先进事迹、精彩故事潜心创作讴歌脱贫攻坚感人精神、激发脱贫攻坚正能量的小戏剧本。
二是开展文化扶贫实践课题研究。立足我单位近年来开展应用对策研究的良好基础，组织业务骨干与驻村帮扶队员共同开展重点委托课题《桶井扶贫的实践探索》。通过聚焦桶井乡进行调研、采访、座谈，深度总结提炼桶井乡扶贫的成功经验和模式，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推进该乡扶贫的对策建议，为全乡和更大范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参考借鉴，目前该课题研究报告已完成。
为实现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双向全覆盖”工作格局均衡调整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要求，我局驻丰州乡“三送”工作队32名干部共结对帮扶463户农户，驻村“三送”工作队6名干部结对帮扶103户农户。两个工作队深入到农户家中走访调查，倾听群众意见，并与农户合影。张贴了合影联系牌，发放了连心册。同时两个工作队多次组织老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等参加座谈会。宣传振兴赣南苏区及土坯房改造等政策。在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两个工作队及时组织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进行十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及系列重要讲话内容等学习。特别是通过走访农户方式，向每位农户宣传党的十和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多渠道筹措帮扶资金，及时兑现公开承诺
三、抓产业，促发展，送科技为农民服务
在村、村驻点“三送”工作一年里，我局“三送”工作队依托单位农业科技优势，在农业技术培训、产业扶持等方面下足力气。今年在村、村等地共举办农业技术培训三期。在走访中了解到村、、兰角组村民对种植油菜、红花草积极性高时，我局积极向市农粮局争取项目资金购买种子，免费为村民提供200亩油菜籽与红花草籽，及时发放农户手中，并上门帮助农户进行技术指导，集中连片种植。同时我局“三送”工作队还积极引导村兔业养殖基地建立农民合作社，通过帮扶发展养殖规模和发展养殖农户，以“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达标升级，今年丰州乡村清香兔业合作社荣获“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四、排民忧，解民难，“三送”工作深入民心
我局“三送”工作队全体队员深入基层走访，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足迹踏遍、两个村27个村民小组，632户农户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组织“三送”工作队员在“七一”期间进行走访，对两村5户老党员、3户困难户进行了慰问，发放慰问金1600元；为解决老屋组通组公路污水横流公路的实际问题，我局非驻点干部吴文超筹集资金600元购买排污管、水泥、沙石等，并与驻村“三送”工作队员进行帮建，解决了老屋组污水排污现实问题，受到村民的赞扬；为消除灾后危房安全隐患，工作队出资500元人工工资并帮助因火灾受灾户李昌顺拆除危墙，深受农户的好评。通过矛盾纠纷排查，协助、村调解纠纷，全年共排查调处矛盾纠纷22起。其中林业纠纷7起，土地纠纷2起，其他纠纷13起，调处满意度达98%。
五、扑下身子，坚守岗位，认真完成“三送”各项工作任务
关键词：社会分层；农村教育；发展；离农；为农
一、社会分层理论与农村教育
社会分层是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2]。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占有的资源是不同的。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思、韦伯和布尔迪厄等。马克思从经济这个角度，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将阶层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韦伯从权力、财富和声望三个方面对社会阶层进行分类；布尔迪厄则认为社会分层主要是由于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所致，他将资本分为四种类型：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经过广泛调查，将我国阶层分为十类，分别为：(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3]。
在社会学家看来，教育、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三者是相互关联的，教育对社会阶层的合理分布和社会结构变迁具有促进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促进社会流动进行的；社会分层受教育者接受何种教育影响，同时教育能够促进社会结构合理分层的实现。既然教育对社会分层具有促进作用，那么农村教育也不例外。社会分层理论认为，研究者所持的价值立场不同，对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也会不同，这就造成我国农村教育在目标定位上存在着“离农”和“为农”的悖论。国内学术界在表述这对矛盾时所使用的概念略有差别。一种表述是“离农”和“为农”。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为农”中包括了“离农”的含义，也就是说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为农民着想”教育的重要内涵就是帮助农民离开农村。另一种表述是“离农”和“务农”，对这种表述也有反对者，他们认为“离农”是从教育目的的角度提出的一对概念，而“务农”表现的多是工作选择，在逻辑内含上不对称[4]。在本文中，使用的是“离农”和“为农”这种表述。
二、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农村教育发展悖论
（一）“离农”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的背离
所谓“离农”教育，就是以城市为中心，为城市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业和进入城市主流文化而不是回归乡土文化的人才[5]。这种教育满足了农民对自己的子女通过学习考上大学,通过教育改变社会身份，获得社会升迁，成为城里人，过上城里人的都市生活的愿望。而农村孩子读书最大的动力就是“跳出农门”，摆脱父辈们世代务农的命运。
“离农”教育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与我国社会发展和特殊的国情有着紧密的关系。1954年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国家经济中含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代表的农业社会，一个是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的城市社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了先发展城市、后发展农村的发展战略，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发展不一致，形成了两个不能整体、均衡发展的二元社会[5]。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和赶超英美的迫切愿望，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政策，为了获得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强制性制度，使农村服从于城市的优先发展，人为地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化，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远远落后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对于农村教育发展的这种“离农性”取向，早在20世纪初期，陶行知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人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6]。而到了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农村教育中的“离农性”倾向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成为困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步入新世纪，今人对农村教育的指责与1920年中国乡村教育运动者的批评，何其相似，历史的车轮已经碾过80多年的岁月，何以中国农村教育几乎依然如故，这不能不令人深思。”[7]
（二）“为农”教育与学生个体发展的缺位
所谓“为农”教育，就是强调农村教育发展更应该使农村教育“农村化”、“自然化”，为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培养“为了农村,面向农村，改造农村”的人才[8]。这种取向符合国家发展“为农村的农村教育”的政策诉求，因此成为政府制定农村教育政策的依据。
“为农”教育的提出也是有渊源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晏阳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出于提高全民族素质以振兴国家的良好愿望，对我国的农村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晏阳初认识到，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中国是以农立国。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根据农村的“愚”、“穷”、“弱”、“私”四大基本问题，他提出了“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和“化农民”与“农民化”的教育理论来进行乡村教育实验。梁漱溟在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社会的基础上，实施农村教育，重新整理和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以进行乡村建设。陶行知先生主张从乡村实际生活中创办活的中心学校，以乡土物事为教材，以乡村建设为本位，培养出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人才[9]。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村教育必须立足于农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发展立足于为农村服务的农村教育，并试图消除当前农村教育严重背离农村实际，农村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单纯教育消费等弊端。但是，如果农村教育只是追求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而不去考虑农村学生期望通过教育而得到社会升迁的机会，获得进入城市和在城市立足的文化资本的话，那么这种“为农”取向的农村教育虽然会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但会造成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教育功能的一种缺位，这将更不利于社会阶层的公平流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教育是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具有维护不平等社会关系的功能。如果农村教育只面向农村劣势文化圈，那么只能导致农村孩子的低地位的社会再生产，农民永远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10]。
三、在“离农”与“为农”之间：农村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在“离农”与“为农”之间，在社会需求与个体发展之间，农村教育似乎陷入了发展的两难境地，农村教育究竟何去何从？其实，根据农村社会阶层不同的教育需求，可以将农村教育的功能分为三类：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即要求农村教育要立足于城乡共同发展，在教育目标、学校类型、学校层次和教学科目设置上实现多样化，其中学校类型的多样化主要体现在高中发展的多样化上，既有普通高中又有职业高中；学校层次上既要在现有条件下发展基础教育，还有必要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在科目设置上既要开设符合社会发展的知识课程，还要传授必要的就业和发展的技能。这样不但会满足各个农村社会阶层的不同教育需求，而且会促进农村教育的自我发展。
因此，在《纲要》实施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当中摆脱出来，着眼于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农村教育不但要满足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要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样，我们在制定各种政策，思考各种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的时候就要从城乡这个大的系统出发，协调城乡各种利益群体关系，特别是要多考虑和照顾农村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促进城乡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城乡教育差距才会不断缩小，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才会慢慢改变，农村教育发展中“离农”与“为农”的悖论才会彻底消除。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EB/OL].（2006
-09-27）[2012-1-20]省略/ReadNews.aspNewsID=4511.
[2][美]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64.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9.
[4]邬志辉.关于农村教育三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理论月刊.2009，(6):5.
[5]张济洲.“离农”“为农”――农村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3):36.
[6]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A]//陶行知全集(1).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659.
[7]葛新斌.农村教育:现代化的弃儿及其前景[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12):39.
[8]史成明.对新农村背景下农村教育的审视和对策[J].学术交流.2009,(12):244.
[9]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49-455,472-475.
[10]余秀兰.中国城乡教育差异[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46.
素质教育就是要促进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自由的、主动的发展，就是要促进人的各方面才能和兴趣、特长的和谐统一的发展，同时包括人的道德水平和审美情操的发展，因此素质教育应该是全面的教育。
一、农村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
较应试教育，素质教育是更科学的合理的先进的教育。但是农村中小学在实施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时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
（一）教育理念匮乏、落后
沿袭传统教学，教师处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学生无条件地接受教师的一切灌输，教学中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教师是课堂的中心，学生围绕教师转，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是不平等的地位。教师片面地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减负，减少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内容。在素质教育实践过程中，部分中小学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教师像卸了包袱一样，不再像以前那样认真钻研教材，研究教法；学生像泄了气一样，学习放松了。其次把发展学生的特长理解为素质教育的全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演化成了形式主义，放手发展学生但却不给予指导和培养，课外活动和兴趣小组成了学生摆脱枯燥无味的课堂学习的“自由玩耍”的天地。另外挂着素质教育的旗帜来搞应试教育，仍然把升学率当成评估质量的硬指标，节假日补课有增无减，把班级分为快慢班，实验班，这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这些问题都是对素质教育的不理解，吃不透精神而引起的弊病。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以达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教育。在农村中小学中很多教师不愿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素质教育中去，原因是要应付每学期的竞赛考试，升学率。这与个人荣誉，职称的评定有直接的关系。这不仅仅是教师们的过错，也是教育体制不够完善所造成的素质教育下的日趋强化的应试教育的局面。
（二）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教育供给的决定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城乡之间教育供求失衡的重要原因。它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不足。而且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是以城市教育的发展为基点，教育投资向城市一边倒。而广大的农村遭到有意或无意的忽视，这样使本来有限的教学资源分配得不合理，导致教学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1.教育经费及教学设施
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短缺。税费改革前，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各种教育集资几乎能占到整个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45﹪①。但改革后逐步取消了这两项资金，这使本来就不宽裕的农村中小学面临很大的经费困难。为此，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通知》，以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但由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长期积弱积贫，有限的经费不能立竽见影。在资金分配上，县财政是以中心校为单位进行支出预算。下发后归中心校管理。历史遗留债务，危房的改造等使有限的资金能用于隶属学校的也已不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获得的教育经费能投入到学校设施和教学设备上的也不多。大多用于日常教学工作中去。绝大部分中小学校没有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实验室等。甚至有些学校连个像样的操场都没有，体育课形同虚设。农村中小学校设有微机室电教室的也是凤毛麟角。
2.师资力量薄弱
3.课程资源单一
目前农村与城市一样执行国家统一的课程方案，使用单一的课程标准，出现“校校同课程，生生同课本”的局面。农村学校教学内容单一化，其实施的目标也是唯一的，即参加中考或高考，仅仅追求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加之农村受条件的限制，很少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开发校本课程，很少使用乡土教材，致使农村课程设置单一，严重脱离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课程与教学跟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
（三）教育教学管理水平不高，教学效果不明显
一些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了显示政绩，搞形象工程，过分重视“示范性学校”，“重点学校”的建设和管理，而把农村学校当成“弃儿”，疏于管理。加之一些学校领导教学观念陈旧，教学管理水平不高，工作责任心不强，相当部分校长和教导主任就如何进行教学管理心中无底，无章可循。有些学校或沿袭已制订的制度，学校教学工作缺乏激励机制，目标管理不明确，跟现代教学管理理念很不适应。有些学校领导不思进取，学校干脆不设什么管理制度，农村学校教学管理非常松散。学校没有引进竞争机制，工作既无动力又无压力，教师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对自己的职业产生倦怠情绪。平时教学只重数量而不重质量，作业批改的越多，越能得高分。教案写的越详越能证明工作积极性高，检查者却不看看教师的教案是怎么写成的。多年来写一次教案却能从容应付许多年，今年抄去年的，明年抄今年的。现在网上教案多如牛毛，教师为了“钻研教材”也都在网上“认真备课”了。
（四）课程改革流于形式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广大的农村家庭“留守学生”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独特而重要问题。由于“留守”在家的孩子缺少父母的爱，在对他们的管教上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隔代监护容易产生溺爱、寄养监护会出现偏爱、无人监护就会失爱，而这些孩子又缺少自律意识，部分孩子的学习成绩比较差，人格形成出现了缺馅，心理问题复杂。“留守学生”在心理上的问题比较明显。更多的“留守学生”暴露出性格上的缺陷：如自制力差、自我中心、金钱主义、自私、自卑、孤僻、任性、暴躁、逆反等。有心理问题的“留守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就会表现出以下一些症状：更容易违纪，成为教育的难管对象，更为严重者还会走向犯罪道路。普遍有厌学倾向，学习成绩差。缺乏沟通，人际关系和青春期问题突现。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家庭成员之间亲情的缺乏，导致孩子产生心理问题。二是学校教师的急功近利、重视知识传授，放松学生品德及良好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的认识误区，以及对“留守学生”教育问题的忽视。三是社会教育的监管力度不够，社会环境中不良风气对于“留守学生”的影响，也会导致他们产生心理问题。
二、解决农村素质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转变观念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领导班子干部要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转变哪些观念呢？就是做好三个转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由只重智育向“五育”并重全面发展转轨，由单一的升学型办学向综合型办学转轨。③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应该在以下几方面来转变观念：1.更新学生观: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了解和研究学生。确立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性地位，理解信任尊重爱护学生。认识到学生的独创性，鼓励学生发挥特长，发展个性。2.更新教师观:在新课程改革下，教师是学生的诊断师，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是学生生活与心理的辅导者，是评价者和激励者，是学生的管理者，是教育共同体的协调员，同时教师又是一个研究者，是一个不断进取的人。3.更新教学观：教学方式由以讲为主转向合作探究为主.，教学内容由封闭转向开放，教学组织形式由单一时空转向灵活时空，教学手段由黑板粉笔转向多样化综合，教学评价由重结果评价转向多元评价。
（二）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三）加强农村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教书育人水平
农村教师在师德方面要不断的学习和总结，不断的约束自我，提升自我。教育主管部门可将师德建设作为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的重要指标，加强对教师师德的考评，坚持师德考核与业务考核并重，建立教师自评，教师互评，家长评教师，学生评教师相结合的考评机制。重点考核教师教书育人的实绩和职业道德状况，教学态度和育人效果等。把师德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职务聘任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
（四）创设民主和谐的教育环境
民主和谐的环境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托拉斯认为，创造教学的核心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易起反应”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应是民主和谐的，激励创新的环境：“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创新思维，探索精神，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④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非常重视“神圣的好奇心”和“内在的自由”。所谓“内在的自由”就是“不受权力和社会偏见的限制，也不受未经审查的常规和习惯的羁绊，能进行独立思考。”⑤民主和谐的环境是为学生提供这样自由的空间。这样的环境不仅要靠教师在教学中创设，也需要变革教育体制与管理。倡导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健康个性的有一定选择余地的教育模式。倡导人本主义，解放学生的创造力。传统的教育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民主和谐的氛围，让学生找不到自由的空间。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正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
（五）大力推进课程改革，为学生的终身发展着想
课程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和关键。
（六）完善教育机制
1.加强教育督导评估制度建设：建立切实可行的评价制度，健全科教领导小组及工作会议制度，实行年报监测，进行行风评议，加强新闻监督，建立家长学校。建立督导评估报告，定期公告制度，及时公布督导结果，接受群众监督，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对教育工作的监督。
2.积极稳妥地推进升学考试制度的改革，为实施素质教育排除阻碍。改革以分数多少作为升学依据的考试制度，形成符合素质教育理念的考试评价体系，从而真正把教育从分数中解放出来，实现学生、教师、学校的全面发展。
3.加强领导扎实工作，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1）务必做到责任落实，组织落实，资金落实。（2）精心组织，严格管理，加强监督。（3）大力宣传，营造人了群众广泛参与和加强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
4.加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运用正确的政策导向，思想教育和物质激励手段，打破平均主义，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转换学校内部运行机制，提高办学水平和效益。
（八）以人为本，注重学生的身心发展
（九）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教育资源具有相对优势：农村的自然环境对启迪学生智慧和心灵的特殊优势，农村生活环境对培养学生合作意识的潜在优势和农村学生有较多机会观察和参与农业生产实践的现实优势。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对乡村资源的发掘与使用。乡村学生与城市孩子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而这些经历和感受恰恰是他们接受新知的认识基础和情感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教师要有与乡村孩子适合的乡村经验，需要有与乡村孩子亲近的心智模式，还需要有与乡村孩子圆融的乡村情感。因此教师要因地制宜地处理好农村教育的课程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他们。为课程改革和基础教育的发展做出努力。
开发和建设一批具有乡村特色的校本课程是激发乡村孩子自主学习的关键。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农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养成了农村孩子诚实善良、善于动手、吃苦耐劳、好奇心强等优良品质。乡村学校可以通过艺术课﹑园艺课﹑养殖课﹑制作课和劳作课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乡村日常生活世界的背后，蕴含着无限的生存智慧和人文情怀，也埋藏着许多技术神奇和科学奥秘，只有真正走进乡村孩子的生活世界，才能切实地激发他们学习和发展的积极性，才能真正提升农村学校的教学水平。
三、结论
陶行知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这说明我国农村教育缺少三农性。当前，三农问题成为我国突出的问题，党和国家花很大的力气去解决也成效不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教育没有提供积极的智力支撑也是重要的原因。三农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要有解决的人才，而人才必须靠教育。教育内容是农村教育的根本，是改革和发展农村教育的关键。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农村教育培养。农村教育的内容要为三农服务，就必须改革过去农村教育内容中脱离农村实际，脱离农业需求，脱离农民需要的内容，使农村教育为农村的发展和振兴做贡献。
另外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关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新型农民需要通过农村教育的发展来培养。从目前农村教育的现状来看，其改革和发展又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只有在全社会的重视下，通过持续的投入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
注释
1.王国超：税费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9
2.李春超、赵慧君: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2
3.韩新君:建区域性素质教育运行机制要依靠政府行为、学校行为和科研行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
4.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一、陶行知的电教活动与电教思想
南京金陵大学是我国电影教学的前驱。1903年该校就在教室里使用电影进行教学，并在周末组织同学放映电影用以娱乐，开“校园电影”之先河。当陶行知于1911年进入金陵大学学习时，均成为“校园电影”活动的积极分子，并由此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后来他远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留学，亲身感受了科学进步的巨大力量。留学归来后，他就提出“未来的世界是一个电化的世界；未来的中国也必定要造成一个电化的中国，这是没有疑义的”。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军特邀陶行知到他的部队为战士上千字课。为此，陶行知专门组织编写了《军人千字课》一书，并把有关内容摄制成了幻灯片。这次运用幻灯教士兵识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冯玉祥将军和广大战士的称赞。当时，将幻灯作为辅助教具，尚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为了提高教学效果，陶行知采用了边使用、边改进、边提高的办法。1924年他在《平民教育概论》中对平民教育的组织形式以及教材教具提出了改进意见。对于组织形式，他主张采用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三种形式，以适应民众的不同需要。对于平民学校这一组织形式，他指出：“这个采用班次制度。大班一二百人以上用幻灯教学；小班三四十人以上用挂图、挂课教。”对于教材教具，他指出：“辅助教具之最重要的有二：一是幻灯，现由青年会在那里力求改良，总要它格外价廉合用；二是挂图，比幻灯便宜些，宜于小班用。
1933年冬季，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新安学校校长汪达之为了使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斗争中锻炼成长，拟组建一个新安旅行团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日形势。在该年稍早一些的9月，陶行知在致汪达之的信中就提到：“活动影戏机是乡村教育最重要的工具，我害单思病已有七年之久，到如今还没有到手。……总之，我若得到这东西，它一定会到淮安游历”。后来陶对新安旅行团的工作非常支持，他捐出了母亲刚去世后的人寿保险500元，购置了电影放映机、汽油发电机和《一二八淞沪战地写真》、《民族病史》等电影片一起送给了新安旅行团。
在三十年代抗日救亡的危急关头，陶行知将民众教育转向战时教育，用各种手段进行战时的宣传教学工作，同时尽可能地使用电化教育手段，以求取得最大效果。“在行动上取得解决国难真知识，立刻把它传给大众，使它在解决国难上发生力量。推动报纸、杂志、戏剧、电影、说书人、无线电播音积极作针对民族解放之宣传。”“几种有效的宣传方式……其次是唱歌、说书、双簧、金钱板、茶馆里摆龙门阵。倘能得到电影、留声唱片，也要充分运用”。
陶行知重视无线电播音教育的作用，并成功将其与平民教育相结合，成为了推广普及教育的利器。1933年3月陶行知在汉口市立第三小学指导小先生工作，租汉口广播电台设立“小先生普及教育讲座”，“每三个星期的第六学日下午五时至五时三十分有本校小先生普及教育先锋团的导师和小先生来担任演讲或报告一次”。同年四月，陶行知租上海中西药大药房无线电台播放教育节目，从4月10日开始，每天中午12时30分播放，每次半小时，内容包括千字课、唱歌、自然科学和世界大事等，起到了很好地教育普及作用。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陶行知非常重视电教经费的保障，并考虑成立专门机构。在陶行知制订的《四万万中国人民提倡民主教育的初步计划》和《宝山县观澜义务教育急成方案》的预算中，他对电教经费保障极为重视。《四万万中国人民提倡民主教育的初步计划》在“学校设备采购”项目中，广播、电影等教育设备的投资占单项总额的四分之一。在《宝山县观澜义务教育急成方案》的经费预算中，陶行知将无线电收音机及留声机等设备的预算列为“必不可少之经费”。1935年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一文中建议“设中央无线电收音机制造局，以巨资研究制造无线电收音机，免费分发全国各县乡村市镇教育场所使用，并在适当地点，分区建立大播音台，从事广播现代知识”。
陶行知先生是“教育救国”的实践者，他认为“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能彻骨地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他希图通过教育来“改造人心”进而“改造社会”，并最终完成民族的振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运用媒体手段推进平民教育，还是在抗战时期利用电教手段开展救亡宣传，都是“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改造”的一部分，他的电教思想和社会改造思想是完全融合的。
二、陶行知与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产生
在我国电化教育的早期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陶行知先生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甚至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初期，正是我国的一些教育革新者陶行知、晏阳初等，利用幻灯普及民众教育，才点燃了我国电化教育的火种。早在1923年，陶行知就规划用电化教育的手段辅助推行他毕生为之努力的平民教育运动。在他丰富的教育活动中，对于电化教育事业从教育理论到社会实践，从培养师资人才到制作设备和软件都作了积极地探索。金陵大学创办电教事业，为教育部培养电教人才，正是受到当时社会上陶行知等一批教育界人士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影响，以学校力量参与社会民众教育。金大理学院一直开展巡回放映工作，向社会提供服务，快速普及知识，扩大教育范围。民国电教的主要奠基人孙明经先生也讲道：“金大搞电教，其理论根据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我国的电化教育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期诞生的，它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救亡”的特殊使命。一大批仁人志士在经历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洗礼后，纷纷考虑能否运用科技来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以电化教育为例，媒体不仅被赋予了改善教学效果、扩大教育规模的功用，而且被视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利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孕育和产生，与陶行知先生“通过教育进行社会改造”的信仰，具有思想上高度的契合性与一致性。
三、总结与启示
一、目标要求
以关于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认真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全面开展学习先进模范、“三进”走访、谋事落实、作风整治、便民服务“五大行动”，实现XX国土作风建设、效能建设、综合素质、党性观念、制度建设“五个加强”。要以“三严”祛“”，以“三实”聚正气，切实把“三严三实”要求贯穿于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以“三严三实”为镜，查摆在思想作风方面的差距和问题；以“三严三实”为尺度，检验干部作风建设得失；以“三严三实”为准绳，衡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水平。着力解决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使队伍素质明显提高、履职能力明显增强、机关作风明显改进、部门形象明显提升，形成“任务快速落实、工作高效推进、作风明显改善、士气高昂奋进”的浓厚氛围，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总体安排
“五大行动”贯穿于我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国土资源工作始终。各国土资源所、局机关各股室、局属各单位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三严三实”的重要讲话精神，把践行“三严三实”，开展“五大行动”，实现XX国土“五个加强”作为当前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一）开展学习先进模范，“我为国土事业添光彩”大行动
坚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一条主线，紧紧围绕“我为国土事业添光彩”这一主题，组织三项活动开展学习先进模范，“我为国土事业添光彩”大行动。
（1）开展争做焦裕禄式好干部活动
组织开展向焦裕禄、龚全珍、寻明胜、肖凯等先进模范人物学习活动，掀起新的学习热潮。重点组织党员干部观看《焦裕禄》、《生死牛玉儒》、《杨善洲》、《第一书记》、《吴仁宝》、《永远是春天》、《郭明义》、《雷锋》等八部影片，以先辈先进和身边的先进典型为镜，学习先进、查找不足，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群众观点，传承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
（2）开展“三学三比”活动
组织开展岗位“三学三比”活动。即，学英模，比贡献；学先进，比业绩；学榜样，比形象。通过对照先进看，对照先进比，对照先进查，以先进模范的事迹鼓舞人激励人，以先进模范的榜样力量激发党员干部爱岗敬业和无私奉献的工作热情，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开展争做“五个模范”活动
一是争做坚定信念的模范。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党性修养；二是继续开展“民情夜访月”活动，争做亲民为民的模范。党员干部进基层、进村进户，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健全完善为民服务制，切实做到民需我办、民困我帮、民求我应；三是争做勤政廉洁的模范。严格遵守《廉政准则》和中央八项规定、局党组有关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规定，从严要求自己，主动接受监督，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四是办好“十件实事”，争做求真务实的模范。进一步改革决策机制，深化重大决策征求群众意见方式，完善公示、听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从群众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用务实作风求得群众信任；五是争做敢于担当的模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破难题，敢于负责，敢于碰硬，不回避矛盾，不畏惧困难，不怕得罪人。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创新创特，创先争优，创新时期一等国土工作，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检验的实绩。
（二）开展干部进乡村、政策送万家“三进四同”大行动
（1）结合“三送”，继续开展“集中调研周”活动
按照“走访群众、集中民智、宣讲政策、化解矛盾、为民办事”的要求，组织领导干部“进企业、进村组、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教育实践”为主要内容、与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三送”相结合的“三进四同”大行动。真正深入一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基层锤炼干部作风。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按照局党组制定的《集中调研安排表》到一线察实情，深入企业、村组和农户调研走访。
（2）零距离面对群众，深入开展“XX调查”
根据《XX调查工作方案》，在下访听诉时，要创造条件让管理和服务对象零距离表达诉求，真心倾听、着力收集民情、民意，帮助基层化解用地矛盾，解决突出问题。具体做到“三个结合”：一是与征求意见环节相结合，通过调研走访、发函征询、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查找梳理本单位“”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问题的表现和症结；二是与国土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相结合，通过政策送万家活动，编印规范的国土政策和法律法规读本、办事流程等小手册发放企业、个人以及广大农户，大力宣传国土政策，普及国土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基层对国土工作的认知度，教育和引导服务对象依法用地；三是与国土执法监察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相结合，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包案制度，化解一批积案。
走访调研切忌走过场，杜绝形式主义。进村入户要轻车简从、节约简朴，严禁层层陪同，不搞边界迎送，不挂欢迎标语，严禁增加基层和群众负担。注重走访实效，坚持实事求是，通过走访真实了解基层、群众的情况，收集到真正来自基层对党员干部“”方面和国土工作方面的意见建议。
（三）开展“服务发展保护资源维护权益”，谋事落实大行动
（四）以创建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效率型、廉洁型“五型国土”为抓手，开展作风整治大行动
（五）以“服务争一流，满意在国土”为目标，开展便民服务大行动
三、做好三项工作
（二）组织领导工作。为加强“五大行动”的组织领导和总体协调，局党组决定成立以谢清泉同志为组长，赖芸同志为常务副组长，其余党组成员为副组长的“五大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负责组织和协调，把开展好“五大行动”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特色自选动作来抓实抓好。机关各股室、局属各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项行动要一环扣一环，紧密实施，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机制，确保“五大行动”既开展得轰轰烈烈又能够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三）督促指导工作
局教育实践活动办、机关各股室、局属各单位共同负责“五大行动”的总体协调推进，及时向局党组报告有关行动进展情况。要注意发现和协调解决活动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总结推广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
北京作家王蒙说:“重庆是贝多芬的交响,一‘听’就会上瘾。”
越来越多的白领开始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转投重庆,因为这里,听――幸福正在敲门!
幸福引力:重庆是“中国的明日乐园”
张章开始看房了,尽管刚刚入渝两个月。
“这个楼盘的位置相当于北京二环,可饱览长江风光,一平方米才9000多元,在北京起码四万元。”张章很兴奋。
张章弃京入渝的决定,开始并没获得家人赞同。
“80后”张章,一毕业就从衢州来到北京。“北京让我神往。”张章说,“理由很简单,我学的是艺术管理,而北京是文化之都。”
梦想向上,生活却有自己的轨迹。
在衢州从不计较吃饭埋单的张章,花半月工资租房后便开始嘀咕:“以后需谨小慎微了。”
从西四环到东四环,倒了公交倒地铁,上班之路拥堵漫长,“每晚12点前入睡都是奢望”。
高高在上的房价,更让张章只能仰望,“没有房就没有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尊严感”。
张章渐渐对北京失去信心。“到我家乡重庆看看吧!”这时,他耳边响起女友的柔语。
“哇,这里的树真多!”一入重庆,张章就被镇住了。
接下来的感受更让张章喜出望外。
“在北京,吃顿便餐要50元,在这里,20元就能吃个开心。”
“在北京,奋斗15年买套房也是奢望,在这里,只需六年半。”
张章决定入渝,但家人极力反对:“做你这行的,离开北京,还有啥前途”
但张章的理由很充分:“重庆有了档次和规模仅次于国家大剧院的大剧院,虽然演出市场跟北京比还是‘小学生’,但拥有无限可能。”
“在‘北上广’拿一流薪水,过二流生活;在重庆拿二流薪水,过一流生活。”――这两年,很多白领和张章一样,开始逃离北京、上海、广州,转战重庆:“这里才是我们寻觅的一生之城。”
印证这种趋势的,是中宏保险公司的调查:城市幸福指数,重庆居全国第四。
“重庆是中国的明日乐园,中国的芝加哥,代表着世界的未来。”在全球外交和财经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足足配了20张图片,向全世界“推销”重庆。
2008年10月,《外交政策》就曾推出过一个包括60个城市在内的全球城市排名,当时杂志就指出,北京是全世界最大的超级城市,而重庆则是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在今年出炉的排行榜上,《外交政策》这样推介重庆:“你闻所未闻的最大的城市。”
“重庆太与众不同了,完全是一座藏在深闺人未识的魅力城市!”《外交政策》记者克里斯蒂娜解释隆重推介重庆的原因时说,“重庆的发展是世界的榜样和标杆,代表着世界的未来。”
重庆的幸福引力,已经超越国门,正如克里斯蒂娜所言:“看到重庆的照片,很多外国人都会有一种震撼感。”
幸福指数:开启为人民谋幸福的帷幕
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个国家叫不丹。
这个小国,一直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1970年,它提出一个超前概念――国民幸福总值。
以国民幸福总值取代国民生产总值的实践,让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不丹,崛起成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去不丹旅游的人皆会同声称赞:“仿佛回到了心灵的故乡。”
GDP高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冲突等,正让许多高GDP国家的人民深感痛苦。经济学家林毅夫说,现在全世界都意识到不丹实践的重要性:GDP不一定代表幸福,人类不仅要追求经济指标,更要追求幸福指数。
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如何
在今年福布斯的“全球最幸福国家”排名中,中国居第125位。
“如何让人民生活更幸福,已成为不断富起来的中国亟需转型的破题之举。”经济学家胡鞍钢说。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总理吹响了中国转型的号角。
探路城乡统筹的重庆,这种转型来得特别早。
“不求经济增长最快,但求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百姓过得最幸福。”2007年底,到重庆主政伊始,就开始展现深沉的幸福情怀。
“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等。”说,一座城市的居民,在人均GDP和GDP总量较低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较高的幸福指数。
为人民谋幸福的重庆实践拉开帷幕。
幸福工程:五次市委全会奏响“幸福交响曲”
2008年7月,市委三届三次全会召开,“五个重庆”横空出世。
“森林”让老百姓多吸氧,“畅通”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增强老百姓安全感,“健康”让孩子长得壮、老人活得长,“宜居”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五个重庆’的提出,意味着重庆奏响了一部‘幸福交响曲’。”城市竞争力研究专家倪鹏飞说,它对市民幸福指数进行整体规划,将简单的、零散的幸福工程升级到系统的、完美的最高层面。
这正是“五个重庆”一提出,就掀起市民参与热潮的原因所在。
身体“健康”了,生活“平安”了、出门“畅通”了、居住“宜居”了、环境“森林”了,老百姓怎不高高竖起大拇指
市委三届三次全会奏响“幸福交响曲”后,重庆的幸福工程渐入佳境。
“一个小偷摸进万州农民廖中国的家,不仅片物未取,还留下200元。”市科委主任周旭流泪说,“可见有些农民穷到啥程度了。”
“幸”的上面是“土”、下面是“钱”,“福”的左边是“衣”、右边是“一口田”,对农民来说,所谓“幸福”,就是以地生钱、丰衣足食。
2008年11月,促进“以地生钱”的市委三届四次全会召开。
“从统筹城乡看,难点在农村;从振兴‘两翼’看,关键在农村;从库区安稳看,只有加快农村发展,才能让移民稳得住,逐步能致富。”说。
这次会议确立了两大突破点:林权改革和土地流转。
“沉睡的土地苏醒了,我们既可以成为养殖大户,又可以在养殖场打工,还可以得到土地流转金。”万州河马村村民程地明感叹,“翻身的日子来了。”
成千上万个“程地明”因此启开了幸福之门。
市委三届五次全会,则将幸福工程的着眼点放在提振重庆人的精气神上。
作家柳无忌在《梦里闻书香》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曼妙梦境。这个梦,正深深刺痛着精神荒芜的重庆人:四成市民不打牌就没事干,九成市民不进图书馆……
幸福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提升幸福指数,除了物质,还需关怀精神。
2009年6月,市委三届五次全会召开,“唱读讲传”应声而起。
“唱红歌,在亲身体验中塑魂正气;读经典,在仔细品味中增智益德;讲故事,在入境生情中析事明理;传箴言,在传写阅读中潜移默化。”重庆歌剧院院长刘光宇说,“唱读讲传”从不同侧面提升人的精气神,是一项关怀重庆人心灵的幸福工程。
在一片“唱读讲传”的铿锵声中,重庆人的精气神迎风而变。
2009年12月,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市委三届六次全会应势召开。这次全会,把幸福工程的重点放在实施工程的主体――党员干部身上。
“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在会议前后全面展开。
“过去领导接访,就是表个态。”开县农民米泽荣说,“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们遇到问题,马上落实,没一件是虚的。”
“送技术、送资金、送项目,干部比亲戚还亲。”潼南农民侯胜元说,“他们离开时,我们都流泪了。”
一张张笑脸、一面面锦旗、一封封感谢信,20万机关干部用脚步,走出一条解怨解难的幸福之路。
2010年6月15日,将被历史铭记。
一个直辖市的市委,竟召开专题会研究老百姓吃粽子的事。
“我们真幸福!”市民感叹。
叹声未停,市民就收到了市委三届七次全会送上的“幸福大礼”:投入3400多亿元,办好公租房、户籍改革等十件民生大事。
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在会上动情地说:“我们要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投入真情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努力把重庆建设成全市人民的幸福家园。”
“在经过前四次全会的打底夯基后,重庆的幸福工程有了质的提升,但要实现整体性飞跃,还有一些硬骨头需要点对点攻克。”社会学家周运清说。
为确保这次全会决策能抓住要害,市委常委会确立了十多项调研课题,从选题确立到写入文本,每个专题都形成了数十万字的调研报告。市委还多次召开各界专家、普通群众参加的座谈会,问计于民,直到瓜熟蒂落。
“十件大事,件件击中老百姓心窝的痛点、难点。”周运清说,“十件大事完成之时,就是幸福工程竣工之日。”
8月13日,看到首栋公租房封顶的消息,张志非常激动。这一消息对他而言,太重要了。
2007年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咨询公司,月薪2500元。“房价太高了,辛苦攒一年,只够买几平方米。”张志说,“女友催我买房结婚,可我到哪儿筹钱去”
住房没着落,婚期一拖再拖,张志心口很堵:“没有感情的爱情是不幸的,而没有房子的爱情更不幸。”
公租房封顶的消息,让张志很开心――结婚梦想正一步步向他靠近。
“我们两个人,40平方米就够了。”张志说,“月租300元,我完全可以承受。”
许多市民跟张志一样,各自在十件民生大事中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这样的幸福,或许才刚刚拉开帷幕。9月13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城乡困难群众节日送温暖长效机制的意见》在中秋节到来前夕出台,明确将传统佳节送温暖活动固化于制,市级每年筹集两亿元资金用于送温暖活动。
专门为困难群众过节送温暖建立长效机制,重庆此举,开全国先河。但对重庆老百姓来说,这只是市委、市政府关爱民生的一贯之举。
【关键词】基尼系数；税收政策；调整
一、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判断
（一）个人之间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程度，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指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较为合理；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0.4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计算，我国居民基尼系数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为0.33，2000年上升为0.417，2007年则为0.48，超出了国际警戒线，从我国收入分配的整体态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表现为不断扩大的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以农村居民为1）为3.3：1。另据国家统计局对10万城乡住户的调查，以20%的高收入户与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较，2006年城乡加权平均收入差距为5.6倍，若按全社会计算，以城镇中20%的高收入户与农村中20%低收入户比较，则收入差距大约为15倍。
（三）行业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行业工资差距正以较快的速度扩大。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组，1995年收入最高是航空运输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2686元，收入最低的是农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3277元，收入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比值为3.87；2006年收入最高的是证券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6705元，收入最低的行业是林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220元，收入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为10.55。垄断行业占有的是国家资源，享有的是国家所授予的特许经营权，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特许经营所得本该通过税收上缴给国家，但由于目前的市场和分配双重机制的不健全而造成行业差距扩大。据有关部门测算，在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中，有20%是由垄断行业带来的。随着绝对收入的提高，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四）国内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部地区，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但近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依然很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最高(上海23622.73元）和最低(新疆10313.44元)的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是2.29倍。同一时期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上海9138.6元）和最低(贵州1984.6元)的省份之间差距已扩大到4.6倍。
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危害民生。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正视目前的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机制不完善所致，也有政府调节不力的原因，消除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防止个人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需要政府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税收是其中的重要调节手段。
二、税收政策调控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是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在初次分配领域，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起主要作用，在这一领域，税收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对高收入者的收入和财产的调节，对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保障，即对已经产生的结果不公平进行尽可能的调节，在这一领域，调节手段主要是税收及社会保障制度。但目前来说，税收政策对调控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一）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缺陷
（二）现行税制结构不合理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税收政策调整
调控居民收入分配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如何进一步调整税收政策，使其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为强化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应确立个人所得税为主体，其它税种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控体系。
（一）完善个人所得税
2008年3月两会期间，国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我国应从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增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一是研究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进一步规范税率级距和税负水平，适当降低低收入段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二是加强对高收入者税收征管；三是加快个人信息系统和个人征信系统，实现信息共享。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点是使其累进性真正发挥出来。综合所得税制比分类所得税制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更大，在条件成熟时要实现由分类向综合所得税制的转化。为消除目前主要是工薪阶层纳税的状况，可逐步扩大费用扣除范围，提高扣除标准或免征额。在提高免征额后，还可以适度调整税率级距，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减少税率档次，对低收入者免税、对高收入者重税；针对征管上存在的问题，应加快信息化步伐，逐步扩大自行纳税申报人员的范围和地区范围，对高收入者实行双向控管。在实践中，可借鉴美国的税收政策，美国有完整的税收配套政策，对低收入的群体规定了许多充分的税收减免政策，从抚养孩子费用、房租，到购买房屋贷款利息等，都可以作为抵税的项目。另外，还可以学习新加坡政府的经验，实施财政盈余通过税收减免最终返还给纳税人，减免银行利息税等政策。
（二）深化消费税改革
完善消费税政策，应根据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在2006年4月消费税改革的基础上，对现行税目进行有增有减的调整，增加对高收入者奢侈消费行为的征税，适当增设新税目，对某些超越大众生活水平的高消费项目或服务，如高档别墅、高档电子设备、私人飞机、高价娱乐、名贵宠物等商品列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征收特别消费税；对生活必需品适用低税率或免税，通过税收政策降低大众化的消费品价格，从而降低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三）完善财产税体系
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是世界各国普遍课征的税种，遗产税可以平均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各国在征收遗产税的同时，都开征赠与税作为遗产税的补充。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分配差距都达到了较大的空间，高收入群体的财产已积聚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完善遗产税和赠与税征收体制，对收入和财产的转让环节进行必要的调节。同时开征物业税，物业税是财产税体系的一个重要税种，其开征将弥补我国财产保有环节的税收缺失，通过设置较宽的减免税范围，使包括农村在内的大多数居住用房不必承担物业税，以达到对拥有房产较多的高收入群体的财产和收入进行有效调节。
（四）开征社会保障税，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惠及城市和乡村的低保、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收入分配结果不公平的有效举措。开征社保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制，可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提供强有力的手段。
（五）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对非正常高收入群体的监管
目前，我国市场不规范，监管不力，垄断收入和非正常收入比较突出，要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个人收入信息报告制、个人财产评估制，限制非法收入，逐步实现个人财产透明化，使纳税人的每一笔收入都在税务机关的监控之下。同时，要加强税收征管力度，重点打击高收入者偷税、漏税、逃税的行为，确保税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综观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优化税制结构，要体现对低收入者免税，对中等收入者轻税，对高收入者重税的原则，充分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社会安定，使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1]刘尚希.面向民生的税收制度改革[J].税务研究，2008，（5）.
[2]安体福，任强.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J].税务研究，2007，(10).
[3]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2.
[4]陈穗红.中国税收政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5]国家统计局.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希望这次的就业论坛，能使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得到全社会广泛认识，使党和政府关于再就业工作的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落到实处，收到效果，使失业人员、失地农民学有榜样、努力有方向，使全社会关心、支持、促进就业的氛围更浓，感情更深，人心更稳定，社会更稳定。
就业工作需要各部门共同努力
近些年来，全市不断加强对就业工作的重视，把促进就业放在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房山区就业问题突出，由于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技能水平普遍偏低，做好就业工作难度很大。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促进就业工作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25个乡镇与城区结成就业对子
为解决房山就业难题，强化社会责任，房山区委、区政府与北京市劳动保障局联合举办以“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为主题的“北京·房山——就业论坛”活动。举办此次论坛，目的就是要进一步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谏言献策，共同推动房山区就业工作又好又快地发展。
在论坛上，房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永指出，房山区抓住新农村建设契机，重视培育和发展新产业，增加就业载体，拓展就业空间，在扩大就业规模、解决就业难题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都市型现代化农业、奥运经济、农产品加工、民俗旅游、山区生态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观念逐渐改变，就业能力也逐渐增强，农村就业服务体系已经逐渐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就业的管理及服务逐步进入规范有序、稳健推进时期。房山区将以此次论坛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把已经搭建的城乡“手拉手”就业平台向外延伸，力争全区25个乡镇都与城区结成城乡就业“手拉手”友好对子，推动全区劳动就业工作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房山区各乡镇促进就业好做法集纳
大石窝镇制定发展规划
大石窝镇在传统资源型产业面临压力和挑战的重要转型期，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替代产业，是为农民搭建平台，扩大就业的根本出路。在市、区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该镇聘请了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专家，重新完善镇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了全镇科技发展规划。并筹划群落式新农村建设，自北至南形成“三区两带”式建设格局。这些项目的实施和建设为该镇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全镇石材产业、文化创意、现代农业、民俗旅游四业发展齐头并进，为农民扩大就业打造了更为广阔、机会均等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张坊镇搭建培训基地
张坊镇为促进农民转移就业，一方面以培训基地为课堂，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实行“部门管理、专人负责、分块培训”的管理制度。
一方面，强化课堂培训。镇政府投资150万元建设了党员教育、农民素质培训等多位一体的综合培训基地，配齐了电教化设备等，开通了远程教育网。
另一方面，该镇强化龙头大户的带动示范作用。组织了致富经报告团，用群众周边先富起来的大户经验，带动群众致富愿望和能力的提高，达到“树一竿、促一片、带全镇”的目的。
琉璃河镇企业带动就业
近年来，琉璃河镇按照“一城三区”的产业布局，采取改造一批、提升一批、引进一批的产业发展措施，在全镇原有的157家企业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又引进了中旺食品、三江宏利、天鸿顺等几家规模企业，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组织链接、广大农户跟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新增就业机会6000个，带动5100户农民从事种养业，户均增收3400元，有8200名劳动力在企业上班，能够获得每月800元以上的工资收入，实现了“壮大经济、促进就业、富民增收”的目标。
长沟镇依托劳务派遣
周口店镇创新招商方式
周口店镇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把解决当地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筹码。该镇通过建设农民就业产业基地，入驻企业7家，安置劳动力286人；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预计可安置劳动力300余人。周口店镇充分利用国家对关闭煤矿和非煤矿山的扶持政策，鼓励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向运输、服务等个体户转移劳力，现已发展个体工商户887户，转移900余人。并充分发挥镇域山场广阔的资源优势，结合国家生态林补偿政策，封山育林，安置山场管护工作人员672人。另外，针对残疾人的就业安置问题，周口店镇遵照有关福利政策，鼓励支持残疾人建立各类福利型企业。全镇现有福利企业12家，实现180余名残疾人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