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缴存人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也取消了提取限额，可以按照实付提取。
上海提高公积金提取限额官网截图
不只是上海，这个11月，海南、安徽等地都在不同层面上提高了公积金的提取限额。此前，北京、深圳也有类似动作。
这说明一点，越来越多的地区都在达成共识，公积金作为一种“专用账户”，应当被更多地释放出来，发挥应有的活力。
《全国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34697.69亿元，相当于3.5万亿资金既不能用于消费，又不能用来投资，只是搁在银行的账户上。
这些年来，公积金的缴存比例越来越高，但提取比例并不高，导致余额池子反而增大了，如果按个人住房贷款比数除以实缴职工人数来算年贷款率，2023年的公积金年贷款率只有1.64%。
也就是说，很多实际缴纳公积金的人不仅没有成为住房贷款人，他们交的钱反而成为了别人购房的所谓“福利”。当房地产市场红火，大家一拥而上时，这层“伤害”或许并没有那么明显，但当潮水退去，曾经看不见的伤害，正在被更多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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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制度和现实经济发展状况之间不完全接轨的情况，此前就有讨论。
2020年，经济学家、时任高瓴资本产业和创新研究院院长梁红曾表示，目前中国公积金的结余金额已经超过了养老金结余，令人吃惊。公积金制度到了可以退出的时候。
但是在当时，这类建议并不太受大众认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和副院长张峥联名撰文称，“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一个糟糕的政策建议。他们指出，公积金是作为住房工资强制发到职工账户里，是免税工资，是职工福利的重要体现形式，住房公积金在满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金融需求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在当下，这个问题又重新浮现，是因为现实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在不断降低的商贷利率面前，公积金贷款利率竞争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要知道，最近一次公积金利率调整，还是在今年5月，其中5年以上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调整为2.85%，但在最近LPR罕见大降的背景下，商贷利率的步子迈得更大，有的地方首套房商贷利率最低已经可以达到2.6%，出现了与公积金利率“倒挂”的现象。
这直接关系到还“要不要用这笔钱”。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舆论场上出现不少呼声，要求改革僵化的公积金利率机制，跟上形势发展，如果继续“不为所动”，不仅会动摇公积金制度的存在合理性，势必也会被市场所抛弃。
这背后有一个非常“政治正确”的理由，即公积金制度本身具备住房兜底保障性质，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提供相对成本更低的融资渠道，自然不可或缺。
不能说这完全没有道理，毕竟，利率随经济形势调节本就是“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再说滞后的公积金利率也会让市场利率的调节变得非常被动，此前广州多家银行被要求房贷商贷利率不得低于公积金贷款利率，已经暴露出这种矛盾。
但应对的方式，是不是只有跟调利率这一个纬度，其实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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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关于公积金的争论一直没停过，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普惠的性质似乎越来越弱了。
从性质上来看，住房公积金虽然是个人的，但如果买不起房或不想买房，这钱很难用得上，有人就说，“购房福利”不过是“强制储蓄”的另一种说法。
这当然不是说要取消公积金制度，而是提出了一个更新的命题，即对公积金制度的重新审视，还是要和当下的现实背景结合起来，不能再“刻舟求剑”。
从经济的大背景看，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属性变弱，提振消费的压力较以往变得更大了，公积金制度改革的着眼点，显然不能再只围着“房子”转，而是要把视野放得更宽、更长远一些，特别是更要多看看住房消费之外的需求。
进入到四季度，国家正在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个中既涉及财政、货币政策，也涉及就业、产业、区域投资、消费等其他各领域。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非住房消费类提取额为6782.42亿元，仅占总提取额的四分之一，住房消费类提取额仍是大头。这也说明，更多元的消费需求仍然有较大的释放空间，也给未来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存量条件。
而如果给住房公积金松绑，所产生的消费增益也很明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团队曾根据2011-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做过研究，放宽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条件能够显著提升家庭的消费水平，增幅平均为8.4个百分点，家庭消费提升主要通过改善家庭存款结构、影响家庭消费结构得以实现。
可以说，把公积金视为一个政策支点，撬动的将是整个经济的面。
回到个体层面，让缴纳人有更多自主支配这笔钱的“自由裁量权”，使其真正回归可支配收入的性质，也更符合市场配置资源的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