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派出工作组的背景、工作组的组成和主要任务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最担心的是上海的局势。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根据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其党羽又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针对这种情况，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江苏省和人民解放军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总数约250人。
1976年10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我谈话，要我带人以准备编制1977年计划的名义先行去上海，了解情况，观察动向。10月20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达上海后，我被派为文教组的主要负责人，领导文化、教育、出版、电影、戏剧、卫生、体育以及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等工作。
中央工作组在新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整顿了领导班子，顺利进行了“揭、批、查”斗争，“既搞清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上海发展历史的新篇章。1977年“五一”节前夕，中央工作组的成员除留几个人在上海任职外，绝大部分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单位。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到上海，是一件值得记述的重大历史事件。
1976年10月6日，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隔离审查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叶剑英同志的住地召开紧急会议，通报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会议一致推选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决定在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成立审查“四人帮”的专案组；决定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分别与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向，交换意见。由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最强的地方，又搞了第二武装，一直图谋不轨，会议特别分析研究了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一直担心上海出问题。早在9月21日，叶剑英去华国锋家里分析形势、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就指出，乱子可能出一点，但出不了大乱子。乱子可能出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
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继续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人物联系。最后他们通过关系，接通了京西宾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他告诉徐景贤，说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贤一听到这句话，赶紧派人去找马天水的爱人，问马天水有没有胃病？马天水的爱人说马天水没有胃病。徐景贤马上就意识到真的出事情了。徐景贤、王秀珍在意识到北京出了事情后，就着手策划武装叛乱。8日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先后召集了4个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
第一个会议是下午2点开的，由徐景贤、王秀珍和另外3个常委，即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管政法的王少庸和管外事的冯国柱，还找了与他们勾结在一起、与他们关系很深的上海警备区的两个人开会。徐景贤说，现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北京很可能发生政变，他们被抓起来了，马天水可能被软禁。徐景贤要大家考虑考虑，分析一下现在中央会不会急着要对上海动手，来一个一网打尽。大家经过议论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要对抗。王秀珍问上海警备区的人，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动作的话，部队能拉出多少人马？与会的上海警备区的人说，部队的人是有限的，真正要动，还得要动民兵，没有民兵，是不行的。
第二个会是下午3点多开的，徐景贤、王秀珍等找了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还找了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开会决定以检查战备部署的名义，着手叛乱的准备工作。会上，王少庸问施尚英，民兵能集中多少人，武器弹药有多少？施尚英回答说，民兵集中待命的有2500人，子弹400万发，上海两个兵工厂还有库存子弹800万发。会议专门研究了对民兵的指挥问题。施尚英表示，我们听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的。
第三个会是下午4点开的，徐景贤找来新闻单位《解放日报》、《文汇报》、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对他们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人被抓起来了。他要这些舆论单位，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向这些单位提出：如果新华社登载有关处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要先报告市委，报纸不能登，电台不准广播。
10月8日晚上，就在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策划和部署武装叛乱的时候，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从马天水所说的这些话看，他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真实地反映了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10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拥护“两个决定”的高潮。
就在这一天，从济南被紧急叫回上海的市委常委黄涛（他是张春桥非常器重的人，反对国务院的急先锋），同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人研究武装叛乱的问题。他们提出，要抓紧向工会、妇联、共青团、重点工厂等组织和单位吹风。他们认为，现在打出像王知常提出的那些口号还不行，要打出一些能够蒙蔽群众的、中性的口号，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等，通过这些口号来鼓动宣传群众。
这一天，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部署叛乱的具体步骤，准备动用各种枪支、车辆，着手集中物资和食品。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开始在他办公楼的密室里存放武装叛乱用的汽车车牌、食用的压缩饼干等。市民兵指挥部到中国纺织机械厂研究架设指挥电台。“四人帮”余党在上海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党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特别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虽然这一天，上海还是有一些动作，如这天深夜，组织了消防、交警的紧急集合演习等，但上海的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也就是10月10日这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要我们尽快去上海，了解上海的情况。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在本书第一章中我已经讲过，就是1975年8月，邓小平要谷牧在上海金山召开现场会议的事情。那次会后，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研究决定，要我率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检查和帮助抓工程质量问题。我是带着李先念亲笔写的一封信去的。开始的时候，尽管他们的认识和我们认识不完全一致，工作上有些矛盾，但工作还能推进，也是有成效的。到了11月下旬，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大，王秀珍就公开地在会上讲，说我们到金山检查工程质量是挑毛病，是否定新生事物。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后来经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同意，我们撤回了北京。
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纺织工业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唐文兰、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振龙接待了我们。纺织工业局和轻工业局是“四人帮”帮派势力最集中的两个局，唐文兰和马振龙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我们从他们的接待当中，感觉到他们好像有点心事似的。他们给我们说话，听我们说工作计划，不是很专心，有......10月11日，上海民兵指挥部派人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察看地形，报告说全厂有7个门，可容纳1万人。
党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你们没有前途。你们要站在多数人方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央研究成立工作组后，中央领导同志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的主要内容。在原话里面还有一些安抚他们的话，目的是先把他们稳住，避免狗急跳墙。
10月12日晚上，王少庸、朱永嘉开会，筹划停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控制电台，封锁中央的消息，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口号。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中央政治局找他们谈话后回到上海。他们一回到上海，先找留在上海的3个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开碰头会，了解上海的情况，传达北京打招呼会议的精神，通知下午3点钟开常委会。因为碰头会意见分歧，常委会到下午4点钟才开。会上，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作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指示，表态应付了一下。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黄涛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他这么一鼓动，会上就闹开了，有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变。
10月15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头版报道了上海工人阶级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这是上海报纸首次公开不点名地揭批“四人帮”。
10月19日，中央工作组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除了倪志福和彭冲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工作组成员：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毛联珏、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车文仪、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张寿华。会议研究了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会后，大家分头做必要的组织准备。
同一天下午，上海16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和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赶来的工人、红卫兵共计3万多人，在上海文化广场开会。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发言，控诉“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这是上海最早召开的一次声讨“四人帮”的群众大会。
10月20日，苏振华在北京正式主持召开中央工作组会议。苏振华说：“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捕，但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的余党手里。他们正蠢蠢欲动，要出大事。出了大事就会影响全国。所以党中央决定立即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
10月21日上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找了从南京赶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商谈工作，交换意见。苏振华提出，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海上的情况由海军负责。上海警备区那两个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南京。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协助中央工作组，重点保证不出乱子。后来我听苏振华讲过，说当时还有一个意见，提议驻扎在无锡的野战军向上海方向拉练，对上海造成一种威慑。叶剑英表示，不需要这样做，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10月21日晚上，在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找来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他们：10月24日北京要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苏振华和倪志福届时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大会，彭冲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大会。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开好这个大会，这对你们也是最好的考验。谈完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就回北京，彭冲回南京了。
10月23日，中央工作组正式开会，宣布名单。会议由林乎加主持。林乎加说，原来打算这次来的各部委的人直接下到对口的局，比如轻工业部的人到纺织局，机械工业部的人到机电局等，去当联络员。后来发现市委有一小撮人，通过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组办从中作梗，搞一些小动作。现在看来要绕过市委这些组办直接到下面各单位，恐怕还不行。经过研究后，决定中央工作组还是先到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打破他们的帮派体系，把党政大权夺过来。到了各个组办以后，根据工作的需要，再到下面的各个单位去具体了解情况。他说这次大家去的名义就叫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搞揭、批、查斗争，彻底砸烂“四人帮”。工作组工作人员名单已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审阅批准，由他们3位给市委写了一封介绍信。工作组的具体名单是：
市委办公室：徐良图（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后任副主任）、曹大（国家建委）、陈斐章（国家计委）
市委组织组：李锡铭（水电部副部长，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王西萍（后任交通部副部长）、李风（燃化部计划司司长）、刘汉
工交组：李景昭（国家建委核心小组成员，后任副主任）、干志坚（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周力
计划统计组：曹维廉（一机部科技局局长，后任副部长）、王德瑛（后任国家建委副主任、中纪委副书记）、谢红胜（后任纺织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
财贸组和郊区组：郭士荣（供销合作社副主任）
文教组：陈锦华（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鲁万章（轻工业部局长）、王金光（轻工业部局长）
写作组：车文仪（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
公安、民兵组：严佑民（公安部副部长）
外事、统战组：秦仲达（化工部计划组组长，后任化工部部长）
另有专案组14人，有顾林（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等
根据中央工作组的人员住房登记表，工作组人数最多的时候，总数是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司局长干部59人。加上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等媒体的同志，大概有250人左右。可见，当时中央工作组的阵容是很强大的，素质也是相当好的。后来，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国务院的部长、驻外大使、国家的骨干企业总经理等。
中央工作组刚到上海，许多同志是临时决定来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中央工作组曾宣布“只带耳朵、眼睛，不带嘴巴”。后来随着情况的了解和运动的开展，这条规定逐渐改变了，凡涉及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必须中央工作组讲话。中央工作组也敢于负责，当讲则讲，没有发生处理不当的问题。
10月25日开始，中央工作组相继进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受到了机关干部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南京路上也贴出了大字标语，欢迎中央工作组进驻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各个单位。当时，学校是走在前头的，因为我是管学校的，所以写我的大字报最突出，写的也是最多的。看到这种情形，有人对我开玩笑地说，这下你可扬名啦！我开玩笑地回答说，这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四人帮”被打倒了，是形势把我们推到了第一线。
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以后，很快感到人手不够，不得不紧急向中央各部委求援，要求尽快增派人员。各部委都积极配合，迅速增派。到11月初，还对重点单位，如王洪文工作过并一直控制的国棉17厂，王秀珍的国棉31厂，黄涛的江南造船厂等，相继派出工作组或联络员，加强对这些单位揭、批、查斗争的领导。
10月2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市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苏振华在开会的时候对我们讲，当时华国锋说过：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也不多啊，但是我们还是拿出两位到上海去，这是中央对上海的重视，也是中央对上海的最大支持。被“四人帮”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排挤出市委领导班子的王一平、韩哲一、梁国斌、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被请出来担任市委领导和配合工作。
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宣布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的任命及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场上一片欢呼，我感到这种情绪是发自内心的，是对中央决定的热烈拥护。接着苏振华讲了话，这是他到上海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要把上海这座城市同全国、同中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上海广大人民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分开。同时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端了出来。当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最容易突破，因为搞武装叛乱的是极少数人，这个问题一端出来，绝大多数干部就解脱了，真正搞叛乱的一小撮人就孤立了。苏振华的讲话很好地贯彻了中央的精神，体现了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性，他的讲话受到全场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这次大会明确了广大干部与“四人帮”、广大民兵与武装叛乱阴谋的界限，使很多人的包袱放了下来，这就造成了有利的形势，对拉开全市范围的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起了迅速打开局面的作用。
10月27日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引起的震动，我举两件事情做例子。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大会上，张承宗站出来面对面地揭发马天水的罪行。张承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张承宗把这个问题一端出来，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会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猛烈。
10月29日，彭冲找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座谈。彭冲讲，各部委的同志来得及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讲，没有料到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会发动得这么快。彭冲还讲，现在主要是揭发，突破口是妄图在上海搞反革命武装叛乱。市委常委开了好几天会，他们想统一口径，掩盖真相，逃避责任。最近他们写文件还讲“暴动”，不讲“叛乱”，我们已经批评他们了。前几天徐景贤还讲，感情上转不过来。这哪是感情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彭冲还讲，对市委的列席常委，我们已停止他们出席常委会。
二、揭批、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
根据10月8日徐景贤主持会议的决定，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施尚英、张敬标，连夜制定了两个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代号为“捍－1”、“捍－2”（捍：指捍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捍－1”方案是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飞机场、桥梁、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捍－2”方案是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的外围到市中心设立3道控制圈的民兵部署。两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10个方面：
（1）全市动员武装民兵万人，炮和火箭筒85门，机枪78挺，步枪和冲锋枪万支，子弹296万发。
（2）民兵要昼夜值班，值班人数要相对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
（3）基本指挥所设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指挥所人员于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
（4）民兵指挥部和移动民兵师也设立指挥所。
（5）开设指挥网，设立两个通信网，这两个通信网于10月9日晚上6时起联络。后来这两个通信网共收发了75份电报，10月15日停止联络。
（6）为便于机动兵力和通讯联络，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和一部分自行车。
（7）上海和浙江、江苏交界的地方，即浏河、安亭、葛隆等地，设6个控制点，1个控制圈；在到市区的两道控制圈内，设外围17个控制点，内围16个控制点，并规定了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
（8）吴淞口派出2艘到3艘渔轮，加强巡逻，机动渔轮机动待命，控制黄浦江等各个渡口，控制水道和隔江送水的管道，必要时实施封闭。
（9）重点支援地点，防空降的措施，弹药储备及武器修理方案。
（10）制定口令、标语。
后来“四人帮”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彻底失败，“捍－1”、“捍－2”方案除了设立指挥电台及集中部分民兵等实施外，大部分胎死腹中。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得人心，大快人心，政治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他们被隔离，是党心、人心所向。他们的余党垂死挣扎，妄图制造武装叛乱，是逆潮流而动，必然是失道寡助，注定要失败。
第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迅速控制住了上海的局面，把党中央的政策直接传达到了广大干部，把“四人帮”的罪行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传达给广大群众，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陷入被群起###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任何图谋都只能土崩瓦解。
第四，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对处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政策和策略得当。“四人帮”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真相迅速被查清，参与叛乱的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上海的社会局势迅速走向稳定。
在中央工作组集中突破反革命叛乱的同时，全市各委办、各区县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全市被列入清查范围的对象有5400人，其中拘捕、隔离、停职的有1683人，包括处理和惩办的打砸抢分子458人。查清了重大事件300多起，其中全市性的与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经过一年多的深入揭、批、查斗争，到1977年底，这些事件都得到了认真的处理。在揭、批、查斗争中查出的重大事件，被写进中央关于“四人帮”3批罪证材料的就有98件，向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后来严佑民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彭真同志的意见时说：彭真讲，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1/3。彭真讲，没有上海的材料，审判“四人帮”就无法进行。
1981年7月13日，“两案”审判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分析说，各省、市、自治区的揭、批、查斗争大体上有3种情况，一种是揭、批、查搞得比较好，比较健康，政策掌握得比较好，处理的人不是太多，定性也不算太高，至今申诉的人也不多，在运动中按政策办事，以理服人，没有违反政策的现象，如上海。我感到这个结论是客观的，公正的。当时讲全国情况只讲了上海，没再讲到别的地方。我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认真遵循了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坚持团结大多数，坚持区别少数有严重罪行、作恶多端的骨干和大多数受蒙蔽群众的关系，不搞扩大化。在我分管的文教系统和体委系统中，有一个篮球运动员，他打了200多个人，自己累得打不动了，就让老同志相互打，民愤极大，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判得很重，但鉴于他当时只有16岁，年纪小，受了“四人帮”的蒙蔽和教唆，最后只判了3年刑。
三、整顿领导班子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事例之一，是有关袁雪芬的事情。我刚到上海市文教组办公室的第二天，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就托人给我带信，用一个大信封封着，上面写着“转陈锦华同志收”。我打开一看，里面又是一个信封，上面写着“请陈锦华同志转彭冲同志”。于是我就把材料交给了彭冲，彭冲拆开信封，里面又是一个信封，写着“苏振华同志亲收”。那天正好我们在一起开会，苏振华笑着说：“里三层外三层，里面藏的什么机密呀？！”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袁雪芬的要求信，说“文化大革命”前周总理写给她的20多封信，十分珍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她请中央工作组帮助收回。就这么一回事，她却那么谨慎，可见文化艺术界的这些名人，心有余悸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我把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机关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他听到这些情况后，很激动地站起来给我敬酒，表示感谢。我说：“不敢当，主要是周总理的交代和指示。”他说：“后面这许多救治措施我都感受到了，但是究竟这些救治措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有，我一点不知道。你今天讲了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周总理。没有周总理的保护，让你们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就没有今天了。”荣毅仁说得很动感情。
早在1948年3月，毛泽东就讲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一个好的政策，而且执行得好，一定会争取人心，凝聚力量，把事情办好。相反地，一个错误的政策，或是好的政策执行得不好，发生偏差，往往也会失去人心，得不到支持，工作就不能做好，甚至走向失败。我上面讲的这些例子，决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大的能耐，能够取得较好的作用和影响，而是党的政策好，执行的人工作也好做，不然再有本事，逆着去做，也不会取得成效。一个好的政策，在一个人身上所起的作用，决不会停留在一个人身上，而且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扩大影响，吸引和凝聚更多的人，产生更大更多的效应。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讲，特别是年轻的干部，不大讲究政策，不懂得政策的重要性。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历经多年的政策教育，连个人工作鉴定都要写明政策观念怎么样。我讲这些事例，就是想说明政策为什么是“党的生命”，为什么“不可粗心大意”。毛主席把政策比喻为“党的生命”，还有比这个形容更重要、更深刻的论述吗
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除了生产外，中央工作组还指定有关负责人帮助抓基本建设，抓重点工程。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上海的重点工程，也是全国有影响的国家重点工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工程质量存在不少问题，乙烯装置不能正常投产，配套的最大工程，也是国内自己开发技术、进行配套的腈纶厂，一直开工不正常，产品质量不好，积压在仓库里。工作组派了李正光（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带了一个小组去蹲点，深入车间，抓管理，抓劳动纪律，抓工艺技术改造，工作非常深入扎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正常生产，进而推动了全厂的生产管理工作。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也成了“四三方案”的引进项目中工作做得最好的大庆式企业。
上海经济活动走向正常的轨道，上海所需要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全国的四面八方调到上海，外地需要的上海产品也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调出去。“四人帮”余党曾经一度在上海制造了抢购毛巾和火柴的风波，煽动群众抢购，妄图把群众的视线搞乱，把市场搞乱，破坏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中央工作组迅速从江苏、浙江调来了物资，敞开供应，迅速把抢购风压了下去，上海的市场很快地恢复正常。1977年初我们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春节，市场上供应的东西比“文化大革命”以来任何一年都好。李先念身边的一个护士是上海人，回上海过春节，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李先念就问她上海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她说比哪一年都好。李先念又问老百姓有没有什么意见，她说很满意，要讲意见的话就是对吃不到大黄鱼有意见。上海人过年特别喜欢吃大黄鱼，家家户户都要吃大黄鱼。那时由于多年过量捕捞，大黄鱼大量减产，供应不足。
经过各方努力，到1977年底，上海经济状况全面回升，国民生产总值比1976年增长了，创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高历史纪录。主要经济指标见下表：
1977年“五一”节前，中央工作组在上海新市委的领导下，调整了领导班子，把“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从上到下地夺了回来，顺利地进行了揭、批、查的斗争，比较好地做到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总要求，上海的局势步入了正常的轨道。4月14日晚，中央工作组开会。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在会上决定，凡是市委办、组、局一级领导班子已经配备好，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已正常开展起来的单位，工作组可以逐步撤出。“五一”节前夕，中央工作组的绝大部分成员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机关。不久以后，林乎加调到天津市，严佑民调到安徽省，毛联珏回到北京。最后，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留下来的，只有赵行志（外交部派去负责外事工作的，后来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和我，还有中央组织部的赵振清（后任中组部副部长），其他人都回去了。
2004年3月18日，我邀请当年参加中央工作组的谢红胜、鲁万章、王金光、徐政、郑定铨、周鹏年、凌晋良等同志座谈。谢红胜是老红军，鲁万章、王金光、徐政都是老同志。大家一致谈到，当年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执行政策认真、稳妥。中央16号文件和苏振华一再强调要注意团结大多数，要严格区分极少数参加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和大多数受蒙蔽、讲了错话、做了错事的界限。中央工作组的同志都认真贯彻执行，坚决不搞扩大化。运动过后，没有留下后遗症。王金光讲了一个例子。1976年底，海军司令部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苏振华的一派，派了几个人来上海，要到上海音乐学院抓几个曾经揪斗过苏振华的人去北京批斗。工作组研究后，并没有因这样做有可能讨好苏振华而同意他们揪人。相反，工作组的同志反复做他们的工作，宣传政策，讲清道理，坚决拒绝他们揪人。后来苏振华知道了这件事，同意工作组的做法，认为拒绝海军司令部的一派群众揪人是对的。
第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参加座谈的同志回顾说，上海的工人阶级真好，群众真好，尽管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有的被打、被抓，甚至造成伤残，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受过迫害的人并没有寻机报复，搞冤冤相报，而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把粉碎“四人帮”看做是“第二次获得解放”，一心用到生产上、工作上。徐政讲道，她有一天带了工作组去上海化纤厂，一进门就被上千人围住了，不能行动。她就站在人群中大声讲：“你们要工作组来，我们来了就被围住，这叫我们怎么工作呀！”就是这么几句话，围住的人立即散去。原来极少数企图滋事的人，一看形势不利，只好悄悄溜走。多少年后，徐政依然记得当时的现场情景。她深有感慨地说，这是多好的群众啊！
第三，坚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搞好各项工作。中央工作组在实际工作中不包办，不代替，更不允许搞“文化大革命”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那一套。党委有问题，该帮则帮，该改则改，该撤换则撤换。涉及组织处理的问题，一律按组织原则办。因为坚持了这一条，保证了各单位的正常秩序，各项工作都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在座谈中深情地回顾了这段难忘的岁月。党中央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落实到工作组的每个成员身上，鲁万章说，“就是上靠政策，下靠群众，把好人解放出来，把坏人清查出来。”上海的全局是由每个单位的实际工作构成的，我们把分管单位的工作做好了，就保证了上海全市顺利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