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6日的深夜，在沈阳城内的马路湾，有几只狼狗正在撕咬一具尸体。
因为两条马路连接处形成了一个120度的大转弯，马路湾由此得名，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这里规划修筑了关东军据点，从此这里开始有大量抗日志士罹难。然而那个死者，却是商人刘凯平，同昌行的经理，也是国货老品牌六必治的创始人。
沈阳马路湾旧景
当年2月逮捕，刑讯逼供4个月后惨死还要喂狗，刘凯平身上有什么，让日本人如此惦记又痛恨？
第一家国产牙粉厂
1890年，刘凯平出生于辽宁义县一个还算富裕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念过四年私塾。辍学以后，他便给家里帮忙干农活，1910年，已经20岁的刘凯平在一家杂货店当了两年学徒。
虽然自己解决了温饱问题，但那个动乱的年代落后的祖国，却让刘凯平非常痛苦，尤其是一件往事，一直让他如鲠在喉难以忘却。
刘凯平
自从1906年关东军入驻东北后，日本就开始不断向东北移民，第一任满铁总裁藤新平还向内阁进言：10年内，日本进入满洲移民应该至少达到50万，争取100万以上。
这么多的日本人涌入，自然与当地百姓争夺生存空间。而我国工业已经落后多年，这些日本人到来以后，很快便抢占了工业领域，商店中，所有的工业商品都是日本货。日本本来就在东北大肆掠夺各种矿产资源，通过工业品的垄断售卖，又榨光百姓的血汗钱。
刘凯平刚到沈阳时，曾到一家工厂里当学徒学手艺，刚到没几天，就听到厂里的一个日本师傅，在大庭广众下高声叫喊：“中国人真是连猪都不如，连一袋牙粉都造不出来，还要买外国的-----”
刘凯平听了愤怒不已，上前与这个日本人理论，结果被赶出了厂子。自从发生这件事后，他便给自己改名刘鲠如，寓意如鲠在喉，必取之而后快！
虽然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刷牙的意识和需求，但市场上，这么简单的商品，却清一色全都是日本牌子，什么“苦林”、“司毛卡”、“狮子”等等，且被卖出天价。普通老百姓们，根本就消费不起。
日本狮子牌牙粉
经过多次实验，刘凯平已经确定，生产出便宜又好用的牙粉是可以做到的，日本人根本就是在赚取暴利！于是他决定自己生产牙粉，为祖国争气，为人民谋实惠。
1914年，刘凯平找来了自己的3个兄弟，又租了两间条件简陋的土房子，找舅舅借了200元作为启动资金，他的牙粉生产作坊就这样开张了，生产出的牙粉，取名“地球牌”。
因为各个环节都比较节省，刘凯平又奉行“薄利多销”的策略，因此“地球牌”牙粉一经问世，就因为好用，且比日本品牌便宜得多的价格，而受到了百姓青睐，销路特别好。
同昌行牙粉
仅仅一年多，刘凯平便赚到了第一桶金，搬迁扩大生产，生产工人增加到7人。5年以后，也就是1921年的春天，又第二次搬迁，这一次迁到了沈阳城内的东升染房胡同，租了6大间房子，第一次用“同昌行”作为厂名。
这一次，不但扩大了厂房，还增加了新产品的生产线。这个新产品叫做“老火车牌”牙粉，是同昌行推出的爆款升级系列，里面加入了薄荷脑、玫瑰等天然植物，味道清凉芳香又降火护龈，是同昌行的台柱子，也是后来国货“蓝天六必治”的原始配方。
搬迁新厂后，他的生意更加蒸蒸日上，不但占领了沈阳的大部分市场，而且还开始向外批发，逐渐占领整个辽宁市场乃至东北市场。而且当时，反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日本生产的产品又贵得离谱，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同昌行的生意便更加红火。
反日货运动
1931年，刘凯平的厂子，即将迎来第三次大搬迁了。
在刘凯平的牙粉出来之前，日本每年仅仅在辽宁一省牙粉的销售额，就有10万打，赚取了巨额的利润。随着同昌行的生意越来越好，自然日本人的牙粉，生意就越来越差。
日本人赚了钱，关东军的弹药库会越来越充足，而刘凯平赚了钱，则是为国为民用于抗日。
1930年，沈阳一个工科中学失火，他捐出2000元，1931年辽西水灾，他捐出140万袋牙粉。我党在东北的地下活动经费，东北义勇军的组建武器等，他都在秘密支援，平日与地下工作者也是来往密切，为了抗日，他积极奔走不遗余力。
同昌行这第三次搬迁，阵仗很大。刘凯平在沈阳中街贾记胡同，买了3亩地，盖起了整齐的两排厂房，职工有大几十个，营业额几十万------
拒绝合作勇就义
市场的蛋糕只有那么大，有人多吃一口，就有人要少吃一口。同昌行的不断发展，终于引来了日本人的嫉恨，招来了灾祸。
起初，刘凯平的“地球牌”牙粉问世，日本人根本不屑一顾，而且他们势力庞大又有“特殊公司”政策保护，根本不相信刘凯平能影响到他们。但随着同昌行占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刘凯平又在不断扩大厂房，这下日本人再也坐不住了。
他们憋了一肚子的坏水，开始想办法搞事情，各种卑鄙招数轮番上阵。
本来为了压制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日本就制定出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还有各种名目的“逼捐”，三天两头有事情让你出钱。这一招，在同昌行刚壮大时就已经深受其害，但因为销量好，所以能扛过去。
日军占领下的沈阳街道
眼看这一招不行，日本人找上门，对刘凯平说：“我们日本公司，有特殊政策保护，更受关东军庇佑，你不若与我们合作，我们给你一大笔钱，你把牙粉的配方和专利给我们------”
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怎么可能拱手让给日本人？若日本人收购了同昌行，势必又要大涨价，老百姓就再也用不起牙粉了。因此，刘凯平毫不犹豫的，便拒绝了日本人的合作要求。
“敬酒不吃吃罚酒”，日本人撂下一句话甩袖离去，没过几天，辽宁各城市的警察厅便以“老火车”牌牙粉有害人体健康为由，强行对产品禁售。
但日本绞杀我国国货的惯用伎俩，这一次失灵了。自从日本人上门要求合作收购，刘凯平便知他们断不会善罢甘休，因此他们刚离去，便拿产品在沈阳警察厅进行了化验，保留了各种证明文件。他们自己开的证明，没办法只得承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局势更加混乱，各路民间抗日力量风起云涌，刘凯平向来爱国热心公益，日本人便决定以此来为他扣上帽子，逼他妥协。为了抓到刘凯平参与抗日的证据，日本人在他的住处附近，安排了不少密探监视。
在警察局工作的我国一个巡官，察觉到了日本人的阴谋，曾上门对刘凯平说：“日本人正在研究怎么对付你，我劝你还是先离开，到关内去避一避风头，你这样太危险了！”
此时，正是义勇军发展的关键阶段，黄显声等人，正在组织领导抗日力量进行反攻，鼓励老百姓还有山上的土匪，都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抗日力量增加，自然需要枪支弹药各种物资，此时正是他这种民族企业家出力出钱的时候，他怎么能逃走？因此，无论对方怎么劝，刘凯平都不愿意离开沈阳。
他不但不离开，还加入了东北国民义勇军，担任高级顾问。为了组织义勇军战斗，他更是频繁与义勇军领导及我党成员刘海秋等人联系，秘密开会研究方案等。
1932年2月，刘凯平在自己东升染房胡同西头的僻静院子里，与刘海秋吴醒州秘密策划，被日本人的密探发现上报。这一次，刘海秋和刘凯平被捕，还有一部分没来得及销毁的书信被搜出。
牙粉的配方、关于义勇军行动的计划参与人员等，刘凯平的身上，背负着太多秘密。自从入狱，关东军宪兵队队长大古青堂、司法课长大久保等人，便对他进行了轮番的审讯。从2月到6月，4个月里，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全都用在他身上，他以血肉之躯，生生扛下了所有折磨。
1932年6月6日，日本人决定做个了结。大久保端了一杯毒酒过来，一脸阴狠的笑着说：“怎么样？想清楚了吗？你也可以不用出卖国家，只要把老火车牙粉的配方和专利权等交出来，就能无罪释放，否则，这杯毒酒就能送你走！”
大久保以为，他们已经退了一大步，刘凯平肯定会答应，没想到刘凯平二话没说，端起碗就一饮而尽，之后将酒碗“啪”的一下，扣在了大久保的头上。
大久保气得吱哇大叫，以至于刘凯平死后，都要将他拖去喂狗。
刘凯平在被抓前，已抱了必死之心，因此将同昌行的生意都交给了弟弟，只是连年战乱，最后逐渐衰败。好在建国后，老火车这个品牌，化身“蓝天六必治”再次焕发新机，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品牌。1987年，刘凯平也被国家追认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