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年曾经有十万的青年从繁华的大上海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又从新疆千方百计地回到上海，但是回来之后却又带着说不清楚的情感，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新疆。上海、新疆，都是他们曾经出发的地方，他们从十几岁开始一同踏上去往新疆的路就注定了他们会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悲喜、共同的命运，他们的人生脚步、情感起伏让他们成为了永远的上海青年，同时也成为了永远的新疆之子。
凤凰卫视5月30日《我们一起走过》，以下为文字实录：
云南知青给邓小平写公开信历数对生活绝望
解说：据说，知青返城的那年冬天，一场黑风暴刮了七天七叶，在那个记忆中异常寒冷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男女知青从各个偏远的团场走出来，他们顶着风沙，沿着他们亲手修筑的公路或干渠，汇集到阿克苏地委的大楼前。1980年11月23日，他们开始绝食请愿。
解说：回家的想法被迅速的催生和放大，此时，上下奔走的欧阳琏不知不觉中成了新疆上海青年返城的一个代表人物。
欧阳琏：我是唯一一个从开始到结束。导火线就是云南丁惠民。
解说：全国知青“胜利大逃亡”的出发点是云南，1978年9月，云南插队知青丁惠民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历数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和对生活的绝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家乡。这促使中央开始下决心解决知青问题。
李良高（一九六三年进疆，一九八零年回沪）：这个说是国家花了200多个亿，当时的200多个亿，换来了100多万知识青年的，换来了四个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和当时的那个地方政府不满意，地方老百姓也不满意呀。
解说：事情还得从30年前开始说起，1979年南疆阿克苏农一师五团的顾幸运，听到广播里宣布知青回城政策，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开始有了转机。
顾幸运（一九六四年进疆，一九八二年回沪）：因为各个连队嘛，我们以前各个连队都有广播的嘛，就像农村一样的，以广播为主嘛，对吧？各个连队就大喇叭广播啊，大家都回家了，工地回来了，扛着坎土曼、锄头啊、镰刀啊什么都回来了，它那个大喇叭就会广播的呀，你就都能听得到了呀。它广播呢，第一次广播呢是特困可以回来，一听了以后消息，我们就感到我们也有希望了，它只要开口子嘛。
周敦福（一九六三年进疆，一九八七年回沪）：那个时候我们上班就在这个连队旁边那个挖渠，后来那个邮递人员送信来了，哎呀，他说某人你们有两封信，他们信拆开了就看，哎呦，他说上海有个好消息呀，有顶替的好回去了。
顾幸运：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心思干活，都高兴的，反正是整天跳啊蹦啊，反正就是也很喜欢呀，感到可以回去了呀。
解说：各地解决知青回城首先是沿用建国以来，从五十年代就实施的顶替政策，而远在新疆的十万上海青年，能够享受顶替政策的毕竟是少数，那些幸运儿成了大多数人眼红的对象，当年农二师三十四团的李良高拿到顶替回城的调令之后是悄悄离开团场的。
李良高：他这个为什么呢，倒不是嫉妒，问题是说一走对大家是一个刺激，大家都不走，那也就这么很坚定的就在农场，几十年都下来了嘛是不是？陆续陆续走，有的能走，有的不能走，那些不能走的心里就很不平衡，肯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导致最后大家孤注一掷，起来，闹。
解说：机会终于来临，一天傍晚，南疆阿克苏农一师十四团的欧阳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丁惠民率先带领云南知青返城成功的消息。
欧阳琏：所以呢在排长家里，听中央台的新闻的时候呢，六个人，上海青年大家谈了完了，完了牢骚发发呢，当时呢就提出来了，我们也集会嘛，集会呀，可以呀，海报，就写个海报，定于初五礼拜天上午在团部商店门口举行上海知识青年集会，自行车的、毛驴车的、牛车的、走路的，农场的上海青年能到的都能到了，走空了，讲什么呢？讲我们苦，讲我们新疆呢，讲云南知青、黑龙江知青好回去，我们为什么不好回去？
上海知青赴京上访团出发身份认定出现分歧
解说：新疆兵团的建制曾在1975年被取消，改归农垦系统，欧阳琏他们决定效仿云南知青丁惠民，直接派代表去北京，1979年2月24日，新疆农场上海知青赴京上访团出发，但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在北京交涉的52天里，关于他们的身份认定一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李良高：说是新疆不属于这个，是屯垦戍边，说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情，和云南、黑龙江不一样。
欧阳琏：它一个是支边的，支援边疆，支边的，一个是知识，对不对？为了这个问题呢一直在争论，一直争论52天，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样的呢？是支边知识青年，承认我们知识青年，但又跟毛泽东发布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个差别，叫支边知识青年。
解说：面对上海青年的返城诉求，中央派出工作组前往戈壁深处的基层团场进行调查。
欧阳琏：来了一个刘济民，是农垦部的副部长，感觉到中央讲话算话了，工作组来了，桥坏了，本来就木头桥，桥坏了，上海青年就跳到渠道里面，就分两边，就把这个吉普车抬过这个渠道。热情得很，它园子边上，园子里面、林带里面前前后后都是人。
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途中翻车3名知青遇难
解说：1980年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在穿越天山的途中翻了车，三名知青遇难。
余加安（一九六三年进疆，一九八零年回沪）：我们还在那里闹呢，突然之间来个消息，快撤，干什么？回去开户口，我都不相信啊。
解说：同一天迫于压力，阿克苏地委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232号文件，上海青年人数最集中的农一师、农二师率先开始发户口，这意味着所有希望回城的上海青年都将拿到他们期盼已久的通行证。
余加安：乖乖，那开户口那才热闹呢，就一个保卫科里头，人哪，摞起来，哎呀，都抢着要先开，我说句老实话，他解手都没办法解手。
欧阳琏：就我团的三千多个人，两支笔写，写完了，停人不停笔，这支笔不要停，人可以休息，写两个钟点手酸了你下来，另外的人写。
余加安：你说大家都想把这个户口早一点抢到手，实际上呢，担心变卦。
解说：在多数人争先恐后跑去开户口的同时，也有少数人的心里正七上八下，左右为难，农二师三十五团的王祖炯和余加安都是通过多年努力，从农工晋升干部编制的。
王祖炯（一九六三年进疆，二零零七年定居上海）：那么我当初呢没有去，因为我当初是们团的宣教科的宣传干事。
余加安：干部要紧还是老娘要紧啊，还是儿子丫头的将来的前途要紧啊，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不想它了，想那么多干啥？只要回上海，那时候什么都不要了。
王祖炯：用我们知青中有些人的话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他是患得患失啊。
上海知青盼返程：哪怕回大街上扫垃圾都可以
解说：一车一车的知青走了，留下来的不少是医生、教师、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么多年来，同吃同住同命运的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他们将有着不同的未来。
余加安：那时候才热闹呢，我们家天天晚上，一些上海人到我们家里头来，说哎呀，回去怎么办，有时候自己想一下，回去或者做生意呀或者，有的甚至说回去哪怕我到大马路上扫垃圾也可以，最低等的活他也愿意干啊。
顾幸运：场部很热闹，以前场部的都是老乡，我们讲全是北方人啊，他们的巴扎，我们叫巴扎嘛，赶巴扎嘛。
周敦福：就把所有的东西卖掉，要往上海跑嘛，把家里的东西都卖掉。
顾幸运：一会儿大柜拉出去了，一会儿那个五斗橱拉出去了，一会儿床拉出去了，他们整天就拉出去卖东西去。
解说：王祖炯不仅因为自己的干部身份而犹豫不决，也因为他的爱人是团场老职工的女儿，不如夫妻双双是上海知青的有回城优势，但是面对回家，这个具有足够诱惑力的召唤，坚持观望的王祖炯最后也再难沉得住气了。
王祖炯：我的办公室在宣教科，我隔壁就是我们的保卫科，保卫科就是负责代公安局开户口的，那么大家都在来开户口，不就那个办公室的人声喧哗是吧？我坐这间冷冷清清的宣教科办公室，你说我那个心情是不是我就想，我太想走了。
主持人：姜楠
上海考虑如何安置知青欲发展“三个山”
解说：但是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似乎注定了要充满跌宕起伏。
解说：我们在新疆兵团的档案室里翻阅当年的文件，发现新疆单方面决定给上海青年发户口很快被中央制止，据说，新疆兵团特殊的战略意义也是中央决心稳定上海青年的一个特殊理由。
新疆兵团档案办公室工作人员：已婚的双上青呢，一方过去已经办理了退职，另一方符合《具体规定》的其他条件，要求双方调迁回沪的，当前呢，要积极做好他们的稳定工作，待今后与上海商谈后进行处理。那对于已婚的，就是有两个上青，一方已经办理了退职，对他们的那个都是，处理都是挺好的。
欧阳琏：中央有一个文件，有一个叫91号文件，这个91号文件的基本核心内容就是说有一万五千多个人符合条件的你们可以回上海，三万多个没条件的上海青年或者绝大多数的上海青年要稳定在新疆。
解说：据杨清良回忆，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当年先期回到上海的杨清良上下奔走，打听到上海有关方面就如何安置新疆上海青年已经有所考虑和准备了。
王祖炯：南疆全部戒严，所有的交通要道都不让通行，不让上海知青出去，大河沿火车站军队把守，不让上火车。是个在南疆这条公路线，就是卡着你上海知青不能走。
周敦福：等我回去，那里已经宣布户口作废了，喇叭，高音喇叭里边，连队里高音喇叭广播的。
官方签发户口宣布作废周敦福决定冒险出走
解说：农一师五团的周敦福和他的一些知青战友在户口宣布作废之后仍然决定冒险出走。
周敦福：宣布作废还有人往上海走呀，它那个玉尔滚山卡住，所有的人逃不出去，那我们团场还可以翻山的，我们团场离这个山就可以绕道走的，还有叫我们步行，他车子开过去，叫我们再步行翻过山，他在那里等着。
王祖炯：你开了户口粮食关系那都是国家正式的户粮关系呀、工资关系呀，对吧？谁也不可能有啊，只有国家机关才有，那你拿上这个不是就可以回家了吗？但是他现在不让你回家了，就是不让你走，就这个东西要退回去作废，所以没有走成的就变走不了了。
解说：官方签发的户口宣布作废后，那些忙着变卖家产准备返城的知青，在重挫之下又回到了空空如也的家，随后几年，不少人按照顶替等政策陆续回到上海，而不符合条件的上海知青大多继续留在新疆，直到退休。
毛国胜在农三师某团场中学担任初三的班主任，当年他所在学校的上海知青老师已经走掉大半。
毛国胜（一九六三年进疆，二零零四年定居上海）：有的来给老师来送东西，要走的老师送东西，尽可能自己家里一些这个很微薄的东西也要送一点，是吧？来哭，但是他们不能说老师你不要走，因为人家是要回家乡去呀，大人也给他讲过啊，小孩当然不能去说老师你不要走，那不可能。所以当时呢，我们夫妻两个人呢，在学校里面是属于少数。
解说：出生官僚资本家的毛国胜做事谨慎，面对多变的返城格局，他们夫妇主动选择留了下来。
毛国胜：家里的条件和我们自身的那些性格，又不允许我们去冒那个拿袋袋户口回去，不允许。所以我们当时决定留下来，有理智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无奈。
王祖炯：走空了，学校的教师也没有了，学校也停课，拖拉机也没人开了，确实，这次大返城对兵团农场，短时期内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冷不防的打击。老职工很简单的，我们的老职工很朴实啊，大家都想回家。
余加安：他舍不得你们走，可是也不能不能让你们走，你们决心已经下了，把家里的腊肉，过年的腊肉一直没有吃，就把我们家人拉到那里，给你烧，招待你们吃，不能送别的呢，弄点那个棉花毯，回去到上海啊，你们这个可以钉被子啊干什么，送你们这些东西。
解说：南疆热闹的返城风潮，距离北疆北塔山牧场的李梦桃似乎有些遥远。1980年底，上海知青李梦桃有了一次探亲的机会，和他一起登上54次列车的还有那些拖家带口准备返乡的南疆知青。
李梦桃（一九六四年进疆）：当时他们带上家具，拿上扁担，挑上自己唯一感觉到珍贵的家产，带着，携而带女，就这样子从窗户里面把玻璃捣烂钻进来，火车严重超员，我已经感觉到上海知青返城风形成了。第一天先到库尔勒，第二天呢到的托克逊，第三天上午的时候到了乌鲁木齐。
解说：这是他们多少次往返的艰辛旅途，这是他们留下多少悲欢的旅途，而这一次的回家至今对于他们仿佛是发生在昨天一样的刻骨铭心。
余加安：大人、小孩、东西、车厢里头塞满，路上塞，我跟你说，整个的一天，拉屎、拉尿、吃饭，不知道是怎么过的，要上厕所，人头顶上爬过去，好不容易等啊等啊等了半天，那个厕所门口，我就坐在厕所门口就抱着孩子，就抱着孩子坐厕所门口坐着，也没有水。
余加安妻子：三天四夜。
余加安：也没有水，三天四夜，整整72个小时。
解说：一路上他们怀里仅揣着户口，渴望重新成为上海人，但是随后几年，按照对应的政策，那些户口将细分成说所谓的双顶、单顶或没有工作可顶替的袋袋户口，于是，人生的命运也将画出不同的曲线。
知青返程回到上海：空气太好了这才是人间
聶崇良（一九六三面进疆，一九七八年回沪）：第一个感觉就是下来以后，脸上扑面来的就是那个潮湿，湿润的空气，就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好像涂了一层油一样的，国有，真是那个空气真是太好了，真是人间啊，这才是人间。
解说：初到上海的兴奋很快被不知所措代替，对前途不知所措、对生存不知所措，拥挤的站台上余加安的岳父雇了辆黄鱼车来接女儿、女婿回家。
余加安：雇的那辆骑黄鱼车的那个人哪，他也是个知青，他为了谋生就骑黄鱼车，帮人家拉东西，在车上他问了我一句，他说朋友，怎么新疆回来啊？我说啊新疆回来。他你回来以后准备怎么办啊？这时我岳父说了一句，怎么办？咱家不如自己想办法吧，自谋生路吧。说自谋生路，怎么自谋生路？干什么？
解说：出身上海旧豪门世家的聶崇良1963年进疆，十多年后他终于走回昔日的花园洋房已经是相对无言。
聶崇良：我们家下面，本来整栋花园洋房全是我们的，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全部给人家住了。一敲（门）我父亲出来一看，啊？他都认不出我，真的，我那个人脸已经完全变了，我父亲说，哎呀是四儿？他说，我说是啊，我就是啊，哎呦，快上去，快上去。到我的家里，到了里面一看那个房间里，挤着那么多人住着。我们一家人都挤在上面嘛。
解说：三十年前，上海这样的石库门弄堂还很多，现在已经不多见了。1980年从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回城的周敦福一直住在这里。
周敦福：这里原来是石库门房子，这里是个天井啦。
记者：带我们进去吧。
周敦福：好，进来，来来来。那这个里边呢等于做成两间房子了，两间房子，这个外边一间嘛，就是等于像客厅一样的，里面这样睡。
记者：外边是客厅？
周敦福：等于是客厅了，里边这样，就这样，我家里边就是老式的，都是有的都是父母遗留下来的，有的都是，为啥？这个老房子搞不好，这个墙才两年，大修了两年，又一塌糊涂了。
记者：您从新疆回来八十年代以后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啊？
周敦福：八十年代回来已经住这个房子了。
记者：有的人还不如您住得好啊？
周敦福：比我差得多了，一间房子没有，就住得比我这一间还小，当时回来的时候，他们都羡慕我就是有房子住。
返程知青难找栖身之处一家7口挤住10平房屋
解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各个城市都是住房矛盾突出，多年运动百业凋敝，民居的规划建设长期滞后。
余加安：弄堂还是老弄堂，房子还是老房子。
安康（一九六三年进疆，一九八零年回沪）：可是我们人变化了，人都张大了，不但长大了，我还娶老婆还有小孩了。
余加安：家里人也希望你们回来，但是家里人也怕你们回来，爹妈嘛，总是希望儿子女儿到自己身边来，可是你们回来你们住在哪里呀？
顾幸运：打个比喻讲，我们家还能挤，还能留我一个床，但是有的人带了（妻小）回来，家里没有一个床你怎么办？
解说：对于大部分返城知青来说，他们面临的头一件事就是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栖身之处，哪怕仅仅是一张床铺。
安康：就是我老婆她们家，她们家的房子是最多最多不超过十个平方米，一个亭子间，兄弟姐妹五个，带父母亲七个人就这么一个十平方不到的房子。
周敦福：我们老式房子没有卫生间，就是上海有句话用马桶的对吧？现在马桶不用了，现在呢用这个痰盂了，就是这个。
解说：这就是？老式马桶，原来家里是用的？
周敦福：对，就是用这个，这个弄好现在好在什么地方呢？原来马桶是每天倒一次的，人家来叫着倒的，现在呢就是你弄好了就外边去倒掉，去洗干净就可以了。
安康：来个人真的是麻烦透了，一般来的就是女同志，就坐（马桶）嘛，男同志都跑到外边公用厕所里面去解手去，就到这种程度，而且这种现象不是一家两家，很普遍的，没有煤卫设备的，他们是，都是这样子的。
解说：环境有时候会决定人的心态，在这样压抑的生存空间下，家人之间都会变得难以相容。
安康：90%起码的，都住房跟家里边有矛盾的，没有办法的，这一点都不夸张。
解说：那种被家人排斥的阴影至今埋在安康夫妇的内心深处。
安康：感到回来以后呢，不光我们家，她们家也一样，也反感，反感到什么程度？反感到那么大了，她是老大在家里面，她妈妈有时候揍她，打她，我不在场。
火美云（安康妻子）：我妈妈那次打我的时候呢，我大女儿就在边上，我大女儿在，我大女儿就把我拉到边上去，就把我拉到边上她说，叫我不要哭，那时候我妈妈打我，我又不能还手，我让她打。结果后来我大女儿就把我弄到边上去了，叫我不要哭，她说妈妈不要哭。
安康：实际上就赶我们回去，赶我们走，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火美云：那回去我怎么样，我回去那面的东西都没有了，空了，没办法回去了，那就只好，只好忍着，只好忍着。
安康：你打她对不对？嫌我们四个是包袱，她吃你饭了，我都懂，你用我们的户口弄了房子给你儿子结婚，我们一点意见都没有。
火美云：我们一点怨言都没有。
安康：自己弟弟嘛，给他弄房子正常的嘛，我大女儿也从此以后不吃她们家饭，这我记忆很深，我从来没有跟我大女儿谈过，到现在，包括过年，到她家去拜年，拜好年了，她不走，她是女儿嘛，我走，我吃饭去，她妈妈说，吃饭你走啊，我说我有事，实际上我不要吃你的饭，我大女儿绝对地跟我，跟着我屁股后面走，我大女儿，我们心照不宣，她也就是说，这说明在她思想，心里面已经烙印很深很深。
火美云：对。
上海知青落户无门：无身份连吃饭都成问题
朱静华（一九六三年进疆，一九八零年回沪）：以前我刚回上海的时候，我最忌讳的一句话，我也不愿意讲的一句话，我是新疆回来的，因为当时在社会上，我们在上海，在社会上面，只要你走在吗上，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新疆回来的，就好像你是，就像劳改里面放出来的人一模一样的眼光。
余加安：人家感到你们新疆人，他总是有种贬视的这种，虽说那时候去（新疆）的时候挺光荣的，我戴着大红花去的，到以后好像，到车上买票，坐公交车上，几个人说话，最好不要说新疆的事，一说新疆的事，把自己底亮出来，叫人看不起，那时候有这种。
解说：由于当初上海知青为返城，在新疆阿克苏的绝食请愿被平息，其后果是大多数自行回到上海的知青常年落户无门，但是好不容易回来的人又不愿再被退回，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仍是凭票供应的时代，没有户口，不要说无法证明你是谁，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余加安：吃饭，一个要钱对吧？一个要粮票，购粮证件里头一个人就是买一个人的粮食，拿定量的。我那些同学对我还是不错的，听说我回来了，每个月一家拿个十斤二十斤出来，粮票出来，后来说有的说不对呀，给你粮票，你没有购粮证怎么办？这样吧，反正轮着，轮流的，给送点鲜米来。
解说：安康夫妇属于幸运者，他们双双在等待顶替父母的公职，并按政策可以落户，不了房子又成了家人拒绝他们落户的理由。
安康：我弟弟看我户口回来，他把户口本拿走，不给我报户口，因为一报户口，就是这个房子我占定了。
火美云：我们家呢就是考虑到，因为我下面是两个弟弟，房子就这么大，22个平米，你说怎么办？他要考虑到他的儿子，他根本就考虑不到我们四个人。
安康：她父亲说你们报户口可以的，你给我立张字据，就保证不要他们家里房子。
火美云：后来我们很爽快地他就写了，写了一个保证书给他，他就给我们报户口了，就这样报上了。
上海知青大街小巷摆地摊正式开始谋生生活
解说：当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就连后顾之忧也没有了，他们各个开始赤手空拳打天下，余加安首先想起的是当初火车站上接他回家的那个拉黄鱼车的知青。
余加安：但是话说回来，我还真干了这个事情，晚上呢怎么办呢？到码头上去接客，从十铺一直拉到中山北路，那么远的路啊，就赚了他五块钱，哎呀，天又冷，骑着黄鱼车把人家送到那里，浑身一身臭汗，可是他们走了，汗水在里头冷啊，晚上半夜三更的，那些联防队呀，那些警察出来，你弄这个，你这个黄鱼车哪里来的？好了，把车子给收走了。
解说：那个时候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老知青们摆地摊的身影，这些经过大西北十几年磨炼的人，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谋生生活。
余加安：张口说的第一句话啊，那是大着胆子来的，哎，苹果啊苹果，苹果啊苹果，苹果啊，那时候卖水果，到后来呢，胆子放开了，卖螺丝、卖布、做油墩子、做萝卜丝饼。
顾幸运：回到上海呢我就摆地摊，就摆地摊，就卖内衣内裤，早晨五点钟，在那个中山路小菜场放地摊，反正那个时候我们也有自己一个群体吧，大家都认识都知道，我摆摊，旁边几个人，你是哪里来的，他是哪里来的，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
记者：都哪里来的？
顾幸运：好多啦，有江西来的，也有那个云南来的，也有那个什么地方过来的回来的，也有新疆回来的，一般就是，一般新疆稍微比例多一点，如果有六七个人放摊嘛，最起码有两三个人是新疆回来的。
解说：在那个时代，与其说是个体经营政策给了许多人生路，还不如说是许多人的苦寻出路催生了这样的政策。
顾幸运：马路边，反正九点钟城管队要来了，要来人家会叫的，注意啦，有人来啦，我们就赶快把东西收起来，逃回家去了。
周敦福：像我们摆康乐球他来冲的，警察来冲的，冲，把你们盘子抢掉啊，不叫你们摆呀，他说这个是赌博的工具啊，那么我就冲上去了，我说你们为啥要冲这个？人家是谋生的。后来他就说你干什么？他以为我是上海来的，我说不瞒你讲，我也是新疆回来的。
解说：曾在云南下乡的王小波说过天下知青是一家，这个特征即使在回城之后依然延续着，尝试各种活计的余加安又在电影院门前卖起了橘子。
上海制定针对新疆返沪知青的单顶政策
1982年，上海制定了针对新疆返沪知青的单顶政策，这是一种松动，只要知青夫妇有一方符合顶替条件的，就可以举家迁往江苏盐城海丰农场，海丰农场归上海管辖，过去作为一处劳改农场，文革期间成为上海青年就近插队的地方，在那些知青弟弟妹妹离开海丰回城之后，这里又变成了新疆大哥大姐们的落脚点。
施华忠当年享受单顶政策到海丰农场落户，如今他被上海光明集团返聘，再次回到了海丰，他领着我们去看他们曾经的家。
施华忠（一九六三年进疆，一九八二年回沪）：因为现在都回城了以后呢房子都空着了，没人住了，很可惜呀。一个大队，十几栋楼都空了，我呢，当时两室一厅，是这个呢是主卧室，是我和老婆主卧室，这里呢，是我的一个儿子、一个丫头住的这个房间，外面呢，烧烧饭，吃吃饭，这个格局应该非常好了。
记者：当时在上海没有这个格局吗？
施华忠：上海没有没有，上海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解说：单顶政策出台后大约有5000多个知青家庭暂时摆脱了无户口、无工作、无住房的处境，从上海举家落户海丰。
顾幸运：到那里房子都是现成的呀，那个时候看到呢个房子可高兴了。
余加安：我突然之间看看这个房子，我笑了，笑了，她问我，你笑什么？我说哎呀，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还有这么一个家了，比原来在新疆时候的房子要好，再有那个，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个安定的窝了。
朱静华：乐意，乐意接受啊，算了，去吧，还是去吧，就挺不下去了，说实话，真的是挺不下去了对吧？再说当时又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
解说：在单顶去海丰的人暂时心满意足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部分连单顶政策都享受不到的知青，需要面对重新回到新疆的选择。
周敦福：就是每次我们去就高音喇叭，就装在楼上的高音喇叭，哇哇叫，就是有条件的嘛，符合条件的嘛到海丰，不符合条件嘛再要回去，上海你们是不能待下来，没有工作给你们了，都是讲这些东西。最后就是，就是带有点，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带有点被遣送回去，又返回去。
解说：周敦福再次登上西去的列车，到1987年，他又举家和不少上海知青一起再次从新疆倒流回城。能够享受双顶政策的安康是被人羡慕的，但是一但进到母亲原先的单位，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安康：我妈妈在第一人民医院是营养师，她是营养师。
记者：有学问的。
安康：那么我进去了以后呢，就说，她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没什么特长，刚开始把我分到食堂里面，食堂里面做了以后就又把我调到挂号间挂号，后来又把我调到收发室管信件、报纸、报刊，后来又调到电梯机房管电梯维修，就这四个工作。
知青未参加高考：我很自卑怎么可能想登天
解说：返城时选择留在农二师三十四的王祖炯被公认是团里的秀才，但是高考却与他无缘。
王祖炯：高考，我压根儿都听说了，我压根儿都不会去想它，因为我很自卑，我只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只上了13天的人，我怎么可能想登天呢？高考参加，我想我们这个新疆的上海知青，因为比后来文革运动中的知青离开老家、离开家乡、离开知识、离开都市要早了五年，这五年对我们来说是磨灭你知识、磨灭你斗志、磨灭你锐角的这个五年。
解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百业待兴，这位闲置在海丰农场的知青劳动力带来新的转机，为了多挣一份工钱，也为了作为回城的跳板，这些来自上海的人又纷纷往上海劳务输出了，就像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先落到江苏，然后再到远郊、近郊，一步一步接近那座魂牵梦绕的城市。
顾幸运：扫地呀、清洁工啊等等，而且厂里面也缺少劳力，当时厂里面，各个厂，好多厂都缺少劳力。其实就是最下、最低级的活儿，最苦的活儿没人干，对吧？那么就劳务输出了呀，那当时的劳务输出呢，一般都是医院里勤杂工几乎都是海丰农场的。
解说：就在大家纷纷埋头忙于打理小日子的时候，他们当年返城的发起者欧阳琏也在服刑四年之后，只身回到了这座城市。
欧阳琏：我1984年放出来了，我曾经担任过采购，商店的采购，我呢，也当过服装厂的勤杂人员，接下来呢离开了厂以后呢，离开了工厂以后呢，工厂不要我了以后呢，我又离开了，一个是帮人家去看大门，大楼里面去做保安哪。
记者：那时候您多大年纪了？
欧阳琏：50多了。
解说：借劳务输出的机会，顾幸运的丈夫在上海火车站成了一名搬运工，而顾幸运则很幸运地重新登上54次列车成为一名乘务员。
顾幸运：我们是新疆回沪的，这两三节车厢肯定是特别干净，每次，因为车子都要评选的嘛，我们都是五角星，从来不可能没有五角星的，所以列车长就是对我们的工作评价都是很高的都是。他有的时候讲起他们职工就是你们就是在上海不惜福，他说你们看新疆回来几个人怎么干活的，你们怎么干活的，我们那个厕所啊，什么都冲得干干净净的，真的，哪怕再挤再忙，我们是挤过去也要做打扫卫生。看到是回去的上海知青我们是特别照顾他们，他们知道我们是从新疆回去，他们感到好像很羡慕，哎呦，你们又坐这个火车了？哎呦，你们真运气怎么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