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新闻教育版图中，天津是一块坚韧进取、底蕴深厚的热土。1959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新闻学专业的高校之一，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前身）新闻学专业的建立，拉开了这座华北重镇新闻教育事业的序幕。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学人的兢兢业业、不懈奋斗换来了时至今日的大局既定、独具一格。个中甘苦起伏、冷暖得失，无不令每一位亲历者心存怀想、念念难忘。而在这筚路蓝缕的艰辛创业史中，不得不提的便是眼前这位身居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之职十一载的儒雅学者。“天津的新闻教育和天津师大的新闻教育是同时起步的，学院的发展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没有集体力量的支持，我们什么也实现不了。”刘卫东发自肺腑，语重心长。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刘卫东的学术人生与这座城市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初识师道尊严而又善良懵懂的童年时代，到逆境中随遇而安而又好学进取的青年时代，再到学术之路苦心沉潜终获局面洞开的中年时代，直至几近耳顺之年的持心若水、洞明练达，每每回忆起过往经历与今日之境的渊源时，刘卫东总是不禁感喟命运的巧合与造化的成全。自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步入新闻学大门至今，当年那个对新闻学、新闻理论毫无感知的年轻人已然桃李天下、成就斐然。跟随着中国新闻传播学术事业从百业待兴时的空白迷茫到百花齐放时的繁荣自觉，刘卫东在学术人生中上下求索的每一个脚印，同样印证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每一段里程。
作为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建院以来的首任院长，刘卫东对于这份投入毕生心血励精图治的事业始终谨慎且自持，他时而反思自省、时而欣喜自豪，他对先行者充满敬畏，又对后继者满含期待，他毫无居功之意，言谈中尽是艰涩岁月中彼此扶携的趣事欢喜。乐学深思，亲和谦逊，刘卫东在他的学术人生里，留下的是一路“敬天爱人”的赤子之情。
小学的教育对我影响很深远
“我是1954年12月26日出生，6岁上的小学，1960年入学的时候正赶上国家节粮度荒，全国的粮食都不够吃，印象中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生活。我的祖辈是经商的，父亲当过工商联的副主席，但是他喜欢书法艺术，上小学时，我们班教室前面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就是我父亲写的。我母亲是一位工人，她对音乐艺术很有悟性。我受父母影响，从小就对文化艺术感兴趣。中学毕业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除了爱坐公交车（那时公交车学生月票两元钱）出去看天津城市景观以外，就在家里写字、画画、唱歌，乐此不疲。”刘卫东回忆说，“我们家住在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我在鞍山道小学上学，就在张园（溥仪在津寓所）正对面。我家的邻居有很多都是教育界和宣传文化界的名流，像天津市文化局的领导，天津日报的总编、记者，还有新中国老一代作曲家、老画家都在这一带住，他们的孩子有许多都是我的小学同学。”
“小的时候，我母亲希望我长大后要上大学当工程师、当科学家，那时候我和她都不太懂什么是工程师、科学家，我就对她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当上的。可惜我父母亲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就相继去世了。1978年恢复高考，我上大学后，专门去墓地看过我的母亲，对她说，我终于实现你的愿望，考上大学了。”说到这里，刘卫东难掩思念。
“我在鞍山道小学时有几件事影响了我一辈子，直到现在我还会给研究生们提起这段历史。一是我小学的第一堂课。这堂课的老师是我们的校长，老太太姓邢，身材瘦小，精神矍铄。同学们听说是校长来讲课，手放背后，眼睛睁得大大的。校长走上讲台之后说，‘同学们好，今天给你们上第一堂课’。然后她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工工整整的八个大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刘卫东兴致盎然地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家门口墙上的大标语印的也是这八个字，所以我印象很深。但我们更惊愕的是校长的黑板字，太漂亮了！‘哇！’我们一帮孩子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校长怕我们理解不了，就用‘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加以解释。她写下那句话是想告诉我们，你首先为别人着想，获得的回报是一样的。可是当时的我还不能理解得这么深，倒是岁数越大，越发体会到了它的深刻内涵。这是给我小学时留下印象最深的一课。”
刘卫东继续聊到，“还有一位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是我的班主任邹沛丽老师。邹老师家里是天津有名的大家族之一，据说占劝业场股份最大的就是他们家。那时，邹老师经常带着我们几个班干部去她家里玩。节粮度荒的时候，她还把家里的东西往学校拿。周末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去街头学雷锋做好事。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邹老师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刘卫东微微叹息，“我在小学时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事物，但都是在四年级以前。五六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我的家庭都受到了冲击，经历了一个个的灾难，这就不多提了。我们学校还有一位老师，我至今都记得，他叫张学铭，旧中国天津市市长，是张作霖的次子，张学良的胞弟。‘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就在学校里打扫厕所、烧煤球生炉子，有一次一个学生竟然把一块烧着的木材塞进了他的脖子里！那个年代，老师都是‘臭老九’，何况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师道尊严早就没有了，看到这场景，我浑身直哆嗦，心都和老师揪到一块去了。”
在对童年的回忆里，那些刘卫东最难忘的情景几乎都与老师有关，这对于日后考入师范院校、走上三尺讲台的他而言，或许并非全是偶然。然而，一面是令他心驰神往的师道尊严，一面却是令他不寒而栗的难堪境遇，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童年时代的斑驳烙印竟会给他未来的人生抉择带来不可往复的影响。“在我们那个年代，毛主席就是我们的偶像，雷锋就是我们的榜样。老师只要说一句话，我们都会跟着响应，你要干点不光彩的事，在班集体里都抬不起头来，大家都是那种心态。所以小学的教育对我是极为深刻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刘卫东真情流露，娓娓道来。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文化局
“我的初中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天津市五十五中学念的，那个年代我特别感激我的中学班主任，他叫陈源记。”刘卫东介绍道，“陈源记老师是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1963年到五十五中学任教，据说他是一位印尼华侨。我大学毕业后多次回母校看望过他，对他有一种由衷的感恩。我记得中学毕业后分配工作，那时候最好的工作是‘八大员’——公交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幼儿保育员、理发员、火车乘务员、商场售货员、食堂炊事员。最好的单位都是到国营企业或者大型工厂，当时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分配完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心情可想而知。陈源记老师安慰我别着急，在家等着，结果最后也是他给我的通知，让我去文化局报到。就这样，我和文化打上了交道。”说到这里，刘卫东感恩又庆幸。他不无惊喜地继续说道：“更有意思的是，中学的另一位冷吉朴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受排挤的年代，我们几个同学私下里和他关系最好。后来他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我和几个同学还特意到北京看望过他。等到我在天津师大任教以后才得知，冷老师和中国传媒大学老校长刘继南老师竟然是夫妻！后来刘老师经常参加我们和传媒大学一起举行的学术活动。”
1978年7月，还在文化局工作的刘卫东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次全国高考，用他的话说，“没想到阴差阳错就考上了”。“其实1976年的时候，我们文化局有一次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单位推荐我去复旦大学中文系。不巧那一年唐山大地震，天津也受到了波及，家里老人不希望我离家太远，最后放弃了。这个大学没上我也不后悔，觉得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当然，这一年也没闲着。大地震前的7月26日，我买了一台海鸥（4B）照相机，80元钱，地震以后学摄影，在临建棚里整夜整夜地洗印照片，所有的洗印设备都是我和同事自己制作的。这期间还结识了摄影界前辈李瑞雨、夏放等名家。没想到1977年邓小平就主张恢复高考了。”实际上，当年在文化局工作的刘卫东，并不舍得放弃喜爱的工作去读书，但是生母的遗愿、师长的鼓励、同伴的建议，外加环境的驱使和求知的本能，让他最终决定去试一试。
谈及上大学的情形，刘卫东颇为得意，“当时的规定是工作5年以上的，可以带工资上大学，我刚好满6年。那阵儿的工资一般就是36块钱，我带着每个月36块钱的工资上大学，上大三的时候，原单位又给我长了一级工资，42块，在同学中算是富人了。”他笑道。
就这样，24岁的刘卫东成了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78级的大学生，面对命运的安排，无论是迟疑还是决绝，无论是欣喜还是失落，他最终都选择了积极的理解，欣然的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刘卫东的人生轨迹也从此裹进了这股洪流，昼夜不舍地奔向未知的前程。但对于他的学术人生而言，一切不过刚刚开始，只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如此深刻地觉察到。
刚留校时，我不懂新闻理论
“天津师大新闻专业是1959年创办的，‘文化大革命’间停办了10年，直到1980年才重新恢复招生。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中文系新闻教研室一共只有4位老师，一位是教研室主任赵传蕙老师，一位是马艺老师，还有一位是从资料室调过来的宋世佶老师以及从新华社调来的洪敏生老师。我和同班同学刘鹤文一起留校，同一年过来任教的还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孙瑞祥。”刘卫东坦言，“我那时候对新闻学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基本上就是零基础。留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赵老师派到人民大学去进修，我是和马艺老师一起去的，我的任务是跟甘惜分先生学新闻理论，马老师的任务是跟方汉奇先生学新闻史。那时候有很多人主张我去学习采访写作，认为搞理论将来会很枯燥，我说这都是领导安排的。没想到，我后来非常喜欢理论，也很适合这条路子。”
从此以后，刘卫东对理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虽然是我在一段时期内的一点肤浅认识，但是我从此爱上了理论研究。我觉得理论能让人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我越发感觉到了理论研究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一再感叹。
我的学术人生有几个拐点
从80年代初期的初露锋芒到时至今日的硕果累累，刘卫东的学术人生已经走过了30余个春秋，当被问及如何划分自己的学术里程碑时，他略带迟疑地说道：“我很难划出清晰的节点，但是就个人来说，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可以算作是我的学术拐点。”
学院的发展是几代人集体奋斗的结果
刘卫东回忆说：“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作协副主席、写过长篇小说《庚子风云》的著名作家鲍昌，是中文系的系主任，也是我的老师，他当时就说过，‘中文系的系主任首先是一个学术的荣誉，而不是行政的职务。如果你不能在文学上、学术上得到大家的公认，只是看中它行政上的官位，就别上这边来’。鲍昌先生说的这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思考他说的‘学术荣誉’四个字，告诫自己要当好院长，必须得在学术上锲而不舍，只争朝夕，把学术追求视为自己的生存状态。所以，这些年我从没有离开过我的主线，一直在这个地方守望，甘于寂寞，但我乐此不疲，因为读书、教书、搞研究就是我喜欢的事。读书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我觉得，挺美！”他笑着说。
不难看出，刘卫东的谦逊平和源自于他内心深处的敬畏情怀——对于教育事业的尊重和对于学术研究的热爱。“一些亲朋挚友问我一天到晚的忙活，不觉得累呀？我说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个苦事，而是一件乐事，是一份动力。每当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导我的时候，我就有种特别的兴奋和快感。”说到这里，这位温和的长者神采飞扬，“历史阴差阳错地把我放在了院长这个位置上，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对得起历史和后人。尽管我们学校不是密苏里和哥伦比亚，不是人大、复旦或北广，但作为天津市重点大学，我们有责任为学生们营造一个大师汇聚的研究氛围和思想碰撞的学术空间。所以我们经常召开国内外重要的学术会议，经常邀请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和大师，让我们的师生与他们面对面。我今年整整60岁，有时候回想起自己的过去，会发现有许多有趣的巧合，比如一直在新闻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工作，会让我想起与小时候成长环境的契合，有些从小仰慕的大师或名流，现在竟然成为我的老师或同行，这就像命运的某种暗示，偶尔想想总会有特别深的感触。”
伊斯兰教义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能敬畏者，必能戒慎恐惧；能不欺者，必能遇事忠诚；能知定分者，必能尽人事以待天命。”作为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刘卫东的精神深处始终守候着一片和平与安宁：为而不恃，功成不居。正如他办公室悬挂的那幅欧阳中石先生的题词：“持心若水”——随物赋形，宠辱不惊，或许这便是他内心深处最向往的智者之境。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学生马莉、曲如洁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